黄盼 | 邺城遗址出土武平五年赵美造像与北齐邺下西方净土信仰

邺城遗址出土武平五年赵美造像与北齐邺下西方净土信仰

文 ˉ 黄 盼

【关 键 词】赵美造像  北齐  西方净土信仰  观无量寿经  西方三圣

2012年，河北省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集中出土了一批佛教造像，极大地丰富了对东魏北齐时期邺下民间佛教信仰的认识。其中赵美于武平五年（574）所造之像造型特殊，本文对其造像题材进行考证，并对北齐时期邺下西方净土信仰进行探讨。

一、赵美造像的题材

赵美造像出土于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1]，现已修复完成，展示于河北省临漳县邺城考古博物馆（图1）。该像通高59.6cm，最宽处40.3cm。白石质地，双层镂空透雕，局部残留彩绘贴金。外层为一尖拱龛，支撑拱额的立柱上残留彩绘莲瓣，内层由两棵菩提树构成双树背屏。造像主体为一佛二菩萨，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局部残存彩绘莲瓣。主尊位于尖拱龛内，面部圆润，肉髻低平，眼半睁，面部残留贴金，头光与背屏相连。身着袒右式袈裟，衣褶未雕刻，均通过彩绘表现，从背面残留彩绘可以看出为田相袈裟。右手上举持莲蕾，左手下垂作与愿印。胁侍菩萨形态类似，面部圆润，头戴冠，上身可见帔帛的痕迹，下身着衣用彩绘表现，细节不明。手势同主尊，仅右手持物变成长茎莲花化生。尖拱龛上方伸出七枝花茎，上接七朵覆莲，莲花之上各一尊结跏趺坐化佛。中央佛姿态手势同主尊，其他六佛均施禅定印，局部残留贴金。花茎与拱额之间刻两只相对的鸟。造像下方底座正面长方形区间内刻九身莲花化生，花茎之间刻五只游动的水鸟。此外，左胁侍菩萨前方残留部分雕刻，头部不存，与其相对右侧同样位置完全缺失，很可能为供养人的半身圆雕。造像背面打磨光滑，未雕刻树叶等细节。底座背面雕刻发愿文，右起“武平五年（574）五月六日，赵美为亡息昙道造像一区。昙伽地”。从发愿文可知该像是北齐后主武平五年（574）赵美为亡子昙道所造。从姓名来看，昙道为出家的僧人，其后的昙伽地可能是造像活动的指导者。

图1ˉ 赵美造像（邺城考古队提供）

发愿文并未提及造像尊格，需要从图像上对题材进行考证。造像上出现的各种装饰要素，如宝池、莲花化生等均带有净土色彩。一佛二菩萨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造型极为特殊，在净土相关的经典中，对这一形象的描述仅见于《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于刘宋元嘉初（424）由畺良耶舍译出，讲述了韦提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释迦牟尼佛为其说往生净土之法及十六种观想的方法。其中第八观像观载：

想彼佛者，先当想像。闭目开目，见一宝像，如阎浮檀金色，坐彼花上。像既坐已，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七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缦，弥覆树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见如此事，极令明了，如观掌中。见此事已，复当更作，一大莲花，在佛左边。如前莲花，等无有异。复作一大莲花，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像，坐左花座。亦放金光，如前无异。想一大势至菩萨像，坐右花座。此想成时，佛菩萨像，皆放妙光。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一树下，亦有三莲华。诸莲华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此想成时，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凫雁鸳鸯，皆说妙法[2]。

三尊坐于莲花之上，阿弥陀佛居中，观世音菩萨在左，大势至菩萨在右。周围可见极乐国的宝地、宝池、宝树。观成后，水流、光明、宝树、禽鸟皆说妙法。则赵美造像的主体坐姿三尊像应为阿弥陀佛及分坐左右的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造像出现的其他装饰要素多是当时的流行图案，可对应极乐世界中的宝池、宝树等，普遍见于西方净土经典中对极乐世界的描述，同时亦可在《观无量寿经》中找到依据。双树背屏是北齐常见的表现形式，可对应第四观树观。像座雕刻了水鸟及莲花化生，可对应第五观八功德水观，表示宝池，三尊所坐莲花从宝池延伸而出。主尊上方的化佛可对应第九观佛身观“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3]。往生净土需要从莲花之中化生，造像上莲花化生出现于台座宝池之中以及胁侍菩萨手中，第十二观中要观想自己“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作莲花合想，作莲花开想。莲华开时，有五百色光来照身想。眼目开想，见佛菩萨满虚空中，水鸟树林及与诸佛，所出音声，皆演妙法”[4]，观想的画面亦对水鸟和树木进行强调。并且第十四至第十六观中的九品往生，亦有化生于宝池中的描述。所以赵美造像整体并非单纯地刻画出佛像，而是对一个场景的表现。造像题材是西方净土世界中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即所谓西方三圣。其特殊的造像样式与《观无量寿经》中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描述密切相关。

二、西方三圣的造像样式

阿弥陀佛梵名Amitābha-Buddha，又常见无量寿、无量光等译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及其左右胁侍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被称为西方三圣。南北朝时期保存下大量造像，以结跏趺坐佛或立佛为中心两侧侍立菩萨的造像样式最为普遍。从题记来看，以释迦牟尼佛为主，也见无量寿或阿弥陀之名。其中由一坐佛二侍立菩萨组成的西方三圣最为常见，早在西秦建弘元年（420）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中即已出现[5]（图2-1），主尊着袒右式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根据榜题左侧大势至菩萨、右侧观世音菩萨，均跣足立于低矮的莲台上。南朝地区亦曾流行造无量寿佛，成都地区南齐永明元年（483）至梁普通年间（520—527）造像数量较少，题材流行无量寿佛和弥勒像，而梁普通年间至梁益州为西魏所占前（553），主要造像题材为释迦牟尼佛，其次为观世音菩萨和阿育王等[6]。南京栖霞山千佛岩规模最大的洞窟为三圣殿，窟中为一禅定坐佛及二侍立菩萨，一般认为是5世纪末僧绍子仲璋与法度禅师所造“无量寿佛并二菩萨”[7]。6世纪初北朝地区也存在这种样式的阿弥陀佛，如龙门石窟古阳洞神龟二年（519）杜永安造无量寿佛（图2-2），该龛内容丰富，除主体造像外，还使用了二佛并坐、文殊维摩对问等图像，发愿“常与善遇，弥勒三唱，恒登先首”[8]。又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该窟为方形禅窟，正壁开三龛，左右两侧壁各四个禅室，左壁上部绘制七铺说法图，其中东起第一铺及第四铺均题名无量寿佛并二菩萨，均绘于大统五年（539），发愿文近似，祈愿“离舍三途八难现在老苦，往生妙乐齐登正觉”（图2-3）。前壁窟门两侧绘制大型说法图，为一结跏趺坐佛四侍立菩萨四侍立弟子的组合，榜题无量寿佛、无尽意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弟子的题名为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中的阿难、摩诃迦叶、舍利弗、目犍连[9]。北齐时期仍在使用这种造像样式，如曲阳出土天统四年（568）刘遵伯造“弥陀玉像、观音大势二菩萨”(图2-4)，发愿“并生安乐俱登佛果”[10]，主尊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上，两侧菩萨已佚，但从莲台及其上残留的脚部，可以看出是一坐佛二立菩萨的三尊组合。该样式的西方三圣出现最早并且最为常见，一直延续到隋唐，如南响堂山石窟第6窟外壁右侧开皇四年（584）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造阿弥陀像（图2-5）、北吴庄出土上元二年（675）张弘亮造阿弥陀龛像（图2-6）等。

图2-1ˉ 炳灵寺石窟第169 窟无量寿像（采自《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图21）

图2-2ˉ 龙门石窟古阳洞杜永安造无量寿佛（笔者拍摄）

图2-3ˉ 莫高窟第285 窟左壁第四铺滑□安造无量寿佛（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图124）

图2-4ˉ刘遵伯造阿弥陀像（采自《中国仏教彫刻史論》，图版430b）

图2-5ˉ 南响堂山石窟第6 窟外壁董钦造阿弥陀像（《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における北齊時代の石窟寺院》，图版27A）

图2-6ˉ 张弘亮造阿弥陀龛像（《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图版213）

此外，也见以立姿表现的西方三圣。较早出现于南朝，如成都市西安路出土梁天监三年（504）比丘释法海为亡母亡姊所造无量寿佛（图3-1）。该像为背屏式造像，主尊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下垂，立于覆莲之上。二菩萨姿态左右对称，侍立于仰莲之上。像背刻铭“愿亡者乘此福去离危苦，上升天堂，与诸贤圣而为眷属”[11]。北朝地区尊格明确的立姿三圣最早见于邺城地区，为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天保元年（550）长孙氏造阿弥陀像（图3-2）。三尊均站立于覆莲之上，背屏中表现宝塔、供养天人、龙及莲花化生，像背雕刻出三个禅修小龛，刻铭“仰愿亡夫乘此善根，往生安乐世界”[12]。阿弥陀立佛还见于小南海石窟的中窟、西窟及东窟。根据中窟窟门上方的《方法师镂石板经记》可知，洞窟始营建于天保元年（550），天保六年（555）僧稠禅师重莹修成，窟外刻经则距乾明元年（560）不远[13]。该窟正壁为一坐佛二弟子，两侧壁均为一立佛二立菩萨，靠近正壁的菩萨同时亦可作为正壁主尊的胁侍。右壁三尊像上方壁面雕刻有出自《观无量寿经》的九品往生等图像（图3-3），一般由此判断该壁面主尊为阿弥陀佛[14]。以上两种样式均是对已有造像传统的继承，仅通过造型难以分辨佛像具体的尊格。

图3-1ˉ 法海造无量寿佛（《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图七右）

图3-2ˉ 长孙氏造阿弥陀像（《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附录一，图16）

图3-3ˉ 小南海石窟中窟右壁（笔者拍摄）

三尊结跏趺坐像的组合较为少见，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中还有两件不带铭文的小型像，与赵美造像相比图像更为简略，但坐姿三尊的造型基本一致。邺城之外集中出现于南响堂山石窟。根据第2窟窟门外隋代沙门道净《滏山石窟之碑》，南响堂山石窟由灵化寺比丘慧义始营造于天统元年（565），大丞相高阿那肱出资，完工不晚于北周灭北齐（577）[15]。其中第1、2窟在前壁门口上方中央雕刻出以坐姿三尊为中心的净土图（图4）。图像略有不同，但均以坐于莲台上的西方三圣为主体，闻法菩萨或立或坐围绕四周。第1窟浮雕主尊上方飞天托举华盖，华盖之上为带有头光坐于覆莲上的化佛，目前可辨认出六尊，但从对称性来看，原本应为七尊。画面两侧对置楼阁，下部为宝池，生动地表现出水鸟、莲花化生及游泳状人物。池水正中为一香炉，两侧各一合掌礼拜的化生。将赵美造像与之相对比，虽然画面更为简略，但坐姿三圣、宝池、莲花化生、水鸟、化佛的数量及位置，均可对应。第4、6窟均为方形佛坛窟，三壁主尊为结跏趺坐佛，在正壁主尊两侧设置二结跏趺坐菩萨，三尊均坐于仰覆莲座上。第4窟左菩萨右肩处雕刻铭文“世主清信女爰公主”、右菩萨左肩处刻“观世音像侍佛信女李华晖”，前壁有“阿弥陀像主冯子昌供养”等铭文，造像铭中有用“世主”“世至”代替“势至”的现象[16]，可知正壁组合为西方三圣。

图4ˉ 南响堂山石窟第1窟前壁西方净土变浮雕（笔者拍摄）

以坐佛、立佛为中心两侧侍立菩萨的造像样式均不能直观地区分造像尊格，而北齐时期的坐姿三尊像在图像上具有稳定性，带有题记或可以判断题材的均为西方三圣，表明北齐晚期存在这种出自《观无量寿经》的造像图样。这种造像样式可通过图像直观表现阿弥陀佛，是一种造像意识的创新。

三、北齐邺下西方净土信仰

西方净土信仰很早就传入中国，相关经典在东汉末已开始传译，3—5世纪被称为净土三部经的《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先后译出，529年菩提流支于洛阳译出《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往生论），净土宗的三经一论已经完备。被尊为净土宗初祖的昙鸾在洛阳由菩提流支授以《观无量寿经》，隋唐时期道绰、善道承接昙鸾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净土宗，影响广大。北齐时期西方三圣的造型多样，并出现具有可辨识性的图像，反映出北齐时期邺下西方净土思想的流行。

塚本善隆在对龙门石窟造像铭进行研究时，发现北魏时期使用的“无量寿”佛名到唐代变为“阿弥陀”[17]。仓本尚德通过对北朝至隋代造像铭的系统分析，进一步提出这一现象发生在北齐时期的河北地区，并推测基于《观无量寿经》形成了新的西方阿弥陀净土信仰，很可能与僧稠、智舜等禅师的活动有关[18]。僧稠以禅法著称，其禅法承自跋陀，依涅槃经四念处法，后于道明禅师受十六特胜法，被誉为“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北齐文宣帝于天保二年（551）诏“今敕定州令师赴邺教化群生”，于是僧稠年过七十至邺，并授文宣帝禅法[19]。小南海石窟中窟有僧稠的供养像，经考证该窟的图像、经文是基于僧稠禅法雕刻，西方净土是其禅观的一部分[20]。小南海石窟现存三窟，中窟除僧稠供养像外也有世俗供养人的浮雕，西窟外壁雕刻40名男性世俗供养人，东窟有僧人先导的世俗供养人的浮雕，表明洞窟是在僧人的指导下众人集资营造。三窟内造像近似，显示出该系统僧人指导下造像的稳定性。僧稠的禅法虽然显示出对《观无量寿经》的重视，但无法直接与坐姿三尊的样式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邺城遗址出土的长孙氏造阿弥陀像使用了北方较少见的立像三尊，并在像背雕刻出禅定小龛，可能与僧稠的思想有一定关联。

南响堂山石窟是西方净土图像集中出现的石窟，七座洞窟中四座使用了坐姿三圣。第1、2窟为较大型的中心柱窟，与僧稠的小南海石窟一样，西方净土是造像组合的一部分，而第4、6窟均以坐姿三圣为洞窟造像组合的中心，第4窟有世俗供养人的题名，是僧侣指导下世俗信者所造的佛殿窟，反映出民间对阿弥陀佛的信奉。西方三圣新造像样式的出现可能与参与南响堂山石窟营造的僧人系统有一定关系。南响堂山石窟的开凿有较多参与者，始创者慧义不见记载，但第2窟中心柱右壁刻“昭玄沙门统定禅师敬造六十佛”，周壁佛龛间柱上雕刻有出自《法华经·化城喻品》中的十六佛名，其中阿弥陀佛名下有供养人比丘法贵、惠景之名。定禅师亦见于水浴寺石窟西窟，榜题“昭玄大统定禅师供养佛”，与僧璨共居门口东西两侧供养人中的首位。则定禅师在参与南响堂山石窟开凿时为昭玄沙门统，后又转任大统，为最高僧官，地位显赫。据考证定禅师为神定，与僧璨为同学兼密友，同为禅宗二祖慧可的弟子[21]。慧可受禅法于达摩，其禅法与跋陀不同，主要依据《楞伽经》四卷本[22]。此外经考证，法贵可能为融智弟子靖嵩之同门，出自邺下大觉寺慧光—法上一系[23]，慧光师从跋陀及勒那摩提，为“地论宗之元匠，亦四分律宗之大师，且亦禅学之名僧”[24]，是东魏时期的国统，地位显赫。据《续高僧传》，慧光“奄化于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光常愿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气将欲绝，大见天宫来下，遂乃投诚安养。溘从斯卒”[25]，“安养”即西方净土世界，《观无量寿经》中唯上品上生可见伴随三圣出现的七宝宫殿。慧光弟子道凭亦“愿生安养”[26]，并且出自慧光一系的如净影寺慧远、道凭的弟子灵裕均曾为《观无量寿经》著疏，均显示出对西方净土的重视。

《无量寿经》中将发愿往生之人分为上辈、中辈、下辈，分别有不同的往生之法，上辈出家修行，作为一般信众的中辈则鼓励持戒、起立塔像、斋僧供佛等[27]。北魏盛行释迦—弥勒信仰，无量寿佛数量极少，北魏造像的祈愿文中较多朦胧表现亡者生天，即使祈愿托生西方净土，主尊也并不一定是阿弥陀或无量寿佛，如上文所举古阳洞杜永安造无量寿佛发愿“常与善遇，弥勒三唱，恒登先首”，古阳洞中永平三年（510）比丘尼法庆造弥勒“愿使来世讬生西方妙乐国土，下生人间公王长者远离烦恼”[28]。同一时期南朝亦存在同样的情况，上文提及的天监三年（504）法海造无量寿佛祈愿“上升天堂”，又如四川彭州龙兴寺出土中大通五年（533）尹文宣造两尊释迦立像题名“释迦双身像”，祈愿“值生西方面睹弥勒”[29]。6世纪前半叶的造像仍表现出对从释迦牟尼佛到弥勒佛所在的这一娑婆世界的期待，对于他界的阿弥陀佛国的概念模糊，造阿弥陀佛像与往生西方净土并没有完全的直接对应。而6世纪后半叶的阿弥陀佛不论造像样式为何，已经常见对他方佛国的向往。如上文提到的天保元年（550）长孙氏造阿弥陀像“仰愿亡夫乘此善根，往生安乐世界”，又或是北吴庄出土武平五年（574）张愿造“无亮受像”为阿弥陀坐像为中心的七尊像组合，“愿亡者讬生西方”[30]，均为通过造阿弥陀像祈愿往生西方净土的实践。可以看出北齐时期邺下西方净土信仰得到较大发展，在僧侣的指导下快速在民间传播，改变了民众的世界观，为净土宗的成立打下基础。

结语

北齐下启隋唐宗派分立，这一时期信仰多元化，西方净土信仰亦得到较大发展，这种状态直接体现在造像之中。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武平五年（574）赵美造像以结跏趺坐于仰莲之上的一佛二菩萨为中心，配以宝池、宝树、化佛、莲花化生、禽鸟等要素，以雕刻的方式阐释了西方极乐世界，通过图像直观表现了净土世界中的阿弥陀佛。本文通过对西方三圣造像样式的梳理，明确北齐时期邺下存在这种出自《观无量寿经》的造像图样。隋唐时期以结跏趺坐三尊为中心的图像增加更多细节，也多用于表现西方净土，如敦煌莫高窟第393窟正壁的隋代壁画[31]，作为画面主体的西方三圣坐于从宝池中升起的大莲花上，身后双宝树，池中描绘莲花、水鸟及化生。又如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西方净土变[32]等。北齐时期邺下高僧表现出对西方净土的重视，在僧侣的指导下展开造像活动，使西方净土信仰在图像上及思想上均得到较大发展。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都城，亦是中原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对邺城遗址出土佛教造像的研究是解开当时邺下乃至整个时代佛教信仰、社会实态不可或缺的一环。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第7期。

[2]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2，T12:343。

[3]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T12:343。

[4]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T12:344。

[5]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1989，图21。

[6]李裕群：《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0年第2期。

[7]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8]塚本善隆、水野清一、春日礼智：《龍門石刻録》，载《龍門石窟の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1，录文636。

[9]敦煌文物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2，图124、126、139。

[10]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吉川弘文館，1995，图版430b。

[1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

[12]何利群：《邺下净土信仰及相关遗存》，《中原文物》2018年第4期。

[13]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第4期。

[14]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颜娟英：《北齐禅窟的图像考——从小南海石窟到响堂山石窟》，载《東方学報》第70册，1998。

[15]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文物》1992年第5期。

[16]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河北磁縣·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における北齊時代の石窟寺院》，東方文化学京都研究所，1937。

[17]塚本善隆：《龍門石窟に現れたる北魏仏教》，载《龍門石窟の研究》。

[18]倉本尚徳：《北朝仏教造像銘研究》，法藏館，2016。

[19]道宣：《续高僧传》，载《大正新修大藏经》，T50:553-554。

[20]颜娟英：《北齐禅窟的图像考——从小南海石窟到响堂山石窟》，载《东方学报》第70册。

[21]李崇峰：《僧璨、定禅师与水浴寺石窟》，载《石窟寺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11。

[22]道宣：《续高僧传》，载《大正新修大藏经》，T50:552。

[23]颜娟英：《北齐禅窟的图像考——从小南海石窟到响堂山石窟》，载《东方学报》第70册。

[2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5]道宣：《续高僧传》，载《大正新修大藏经》，T50:608。

[26]道宣：《续高僧传》，载《大正新修大藏经》，T50:484。

[27]“佛语阿难。其中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缯然（燃）灯。散华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见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T12:272。

[28]塚本善隆、水野清一、春日礼智：《龍門石刻録》，载《龍門石窟の研究》，录文611。

[29]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中华书局，2013，图版62-1。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科学出版社，2019，图118。

[31]敦煌文物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二卷）》，文物出版社，1984，图160解说。

[32]敦煌文物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7，图24～图26。

（黄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日本京都府立大学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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