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霍吉淑 | 晚清百态中的乡土文化

晚清百态中的乡土文化

文 ˉ [英]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ˉ 译 ˉ 陈 怡

【关 键 词】物质  物  文化身份  效仿  文化塑造

晚清在社会经济阶层、不同地域及城乡人口等方面发生了分化。社会底层的人被载入史书的概率远低于朝廷权贵、军事和文化精英。譬如女性就很少被记录下来。然而19世纪的物质文化却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还要多。本文正是要还原这一时期日常生活质感及经历的“物质文化”（things）。尽管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社会经济和军事灾难，但生机勃勃的消费文化在整个世纪都展现出别样的创造力和韧性，为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提供了称心如意的商品。

19世纪开启了一系列社会变革，究其原因是大量的国内外冲突及反复的环境灾难。在战争、洪水和饥荒中活下来的人大量迁移。大多数人迁到了边疆和高原地区，去开发之前人烟稀少的土地。根据历史学家罗威廉（William T.Rowe）的研究，仅在1890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约2500万人从山东省和河北省迁往现今东北地区。其他人则移居到新的城镇，建立新的社交网络以寻求谋生之道。官员和普通百姓逐渐重视商业，政治和经济控制权进一步下放到地方以追求地方利益。

尽管这个时期社会比较动荡，百姓流离失所，但清朝社会的某些领域却经历了物质和消费文化的复兴。深度商业化的清朝开始大量生产手工艺品。从1860年开始，清朝逐渐采用西方的工业化模式，聘请外国工程师、管理人员，引进外国机器。官员负责规划，商贾和地方豪绅则负责企业的财务明细和日常运营，他们在此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历史学家苏瑞丽（Rachel Silberstein）认为，在清朝，部分上层士绅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商业化扩大了能够负担得起奢侈品的人群。上层士绅阶层不仅包含那些已成功跻身高位的官员，还涵盖怀揣政治抱负的精英人士。而中产阶级因收入和地位有别，产生了多元分化：上层人士涵盖教师、公务人员、商人、店主和工匠；下层人士则包含店员和走私者。但通过家族对土地或企业的投资，他们因此增加了收入。苏瑞丽发现，经济进步和教育的发展提高了社会流动性，个人既可以向上流动也可以向下流动。随着19世纪的发展，精英群体（过去的权贵）经常抱怨地位较低的人喜欢炫耀使用具有独家材质和花纹的限量奢侈品，以及那些体现社会经济大流动的服饰变化。

对城镇中生活富裕舒适的居民而言，他们能够享受奢侈品、药物，以及精心设计的休闲活动。戏曲、木偶戏等传统艺术形式因此得到复兴。戏剧表演中的形象通过印刷品得以广泛流传，引领着时尚服饰和室内装饰的新潮流。摄影和石版印刷这样的全新艺术利用报纸和具有插图的杂志创造了独特的大众媒体，向读者展示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流行小说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穿着华丽时装的场景。到19世纪末，受过教育的城镇居民对清朝以外的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

许多社会底层群体往往容易被史书边缘化或忽视，因此我们试图通过他们留下的物品再现他们的生活。然而，收藏家更倾向于关注富人的物质文化，而穷人所留下的物品十分有限，因此重新想象文盲和贫民的世界会变得很困难。本文通过贫困人群与富有人群日常活动的物质痕迹，揭示了书面资料无法展现的百姓生活细节。首先，需要了解总人口4.5亿中占据了约4亿人的农村人口；其次，通过他们的形象、住所、家具、服装和休闲活动，观察清朝城镇男女老少的现实生活，从而展现一个文化丰富、地区和社会经济多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旧有的生活方式、源自本土和外来的创新与新奇之物相互共存。

一、贫困的农村人群

对于那些多次经历自乾隆年间（1736—1795）至辛亥革命（1911）的战争冲突和环境灾难的幸存者来说，能在战火余波中存活下来已是万幸了。19世纪末，清朝人口平均寿命约为四十岁。战争、自然灾害和疾病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保守估计仅太平天国运动就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气候变化（降温和降水的骤变），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19世纪就遭受了4次严重干旱，每次干旱持续2年以上，而18世纪只经历了一次旱灾。1877—1878年的北方大饥荒（也称丁戊奇荒）是在连续3年的干旱之后发生的，至少有950万人丧生，甚至还可能多达1300万人。由于人口增长和土壤耗竭，1753—1812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近50%。疾病肆虐，广泛蔓延。云南爆发鼠疫，而后迅速扩散到两广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致使清朝晚期面临土地短缺和农村贫困的双重挑战。

大多数农村人为了生计苦苦挣扎，他们身穿粗棉衣，头戴稻草，身披棕榈或椰子纤维制成的披风、竹帽和草拖鞋（图1）。由于土质和当地条件的限制，棉花只能种植在无法种植粮食的地区。棉织品的生产在中国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始于宋朝（960—1279），清朝时期变得更加普及。博物馆藏品中一般只有最精美的纺织品，而没有日常穿着的衣物，因此现在很难看到棉质服装的实际样貌，尤其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所穿的衣物。我们只能通过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照片来想象日常棉质服装的样式。人们可以自己种植棉花，也可以购买，然后纺织成布料（大部分由妇女纺织），或购买成品布料，或直接购买成衣。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机器制造的棉布因其整齐的编织样式而易辨认，可从上海和天津等国内供应商处或通过进口获得，不久便取代了手工制作的布料。19世纪一位厨师的棉质套装，展示了普通劳动人民的服装风貌，这是那时为数不多仅存于世的棉服展品（图2）。

图1 ˉ 棕榈纤维外套、竹帽和竹篮。外套尺寸：145cm×95cm；帽子尺寸：高 21cm，直径69cm；篮子尺寸：50.5cm×31cm×35cm。1890—1905 年，大英博物馆藏

图 2 ˉ 厨师的外套和裤子，中国，棉质。外套尺寸：90cm ×143cm；裤子尺 寸：98cm×51cm。1890—1905 年，大英博物馆藏

清朝时期，中国人的识字水平比较高，尤其是在长江以南富裕地区。即使是在农村，那些想接受教育的人也能够受到基础教育。到19世纪末，约有30%～45%的男性和2%～10%的女性具备读写能力。精英阶层则通过科举考试来测试文学水平，科举考试要求对古典文学有全面的了解，并且要求能够运用传统的文体和表达方式进行写作。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功能性的识字，店主和商贩们仅需通过了解有限但专业化的书面词汇便能经商赚钱。此外，有些人只能认识几百个汉字，更多的人则完全不识字。虽然许多人所受教育有限，但每天都会面对各种文本和汉字。因工作必需，他们能够“读懂”商店招牌或以汉字或图案书写的数字（图3）。一份土地销售合同可以证明农民中的文盲现象，合同上只有手印和指纹（图4）。这是一份台湾土著部落的人向来自广东或福建的汉族移民出售土地的合同。

图 3 ˉ 饼点招牌。该标志由木雕刻成，刻有三个红底黑字，上面两个是店名，读作“万和”（祝大家平安）。下面的大字是“糕点”的意思。中国南部，彩绘木质。30cm×40cm，1860—1912 年，伦敦霍尼曼博物馆藏

图 4 ˉ 手印合同的细节。中国台湾，纸上水墨，41.3cm ×48cm，1894 年， 牛津皮特河博物馆藏

19世纪，中国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与西欧大部分地区相比较为落后，整体更接近南欧的水平。整个19世纪，平均工资基本未增未减。18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属全球最大，比英国大了6倍；但到1870年，中国失去了这一地位，经济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一。大多数的金融交易经常使用铜钱进行支付。铜钱会穿在一起用来支付较大的金额。而更大金额的债务及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则用银锭支付。保持铜银比稳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在20世纪30—40年代经济萧条期间。

各种冲突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许多人因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损失而面临饥荒和死亡，同时农民又被迫纳粮来维持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内人口迁移也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时，有些人开始去海外寻求新机会。边境地区承载了成千上万的新移民，他们因说不同的汉语方言而容易被当地民众认出来，这导致社会局势更加紧张。太平天国运动的部分原因就是本地人与外地客家移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

外部矛盾加剧了财政及物质困难。在19世纪早期，清朝的银矿似乎正日益枯竭，这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因为银圆是纳税的货币。当银圆变得稀缺时，与用于日常小额交易的铜钱相比，银圆的价值就上升了，这给纳税人带来了困难，同时也导致各类工厂倒闭，由此便引发了骚乱。与此同时，银荒导致政府资金短缺，无法支持军队及公共建设工程以控制或缓解骚乱。1840年，一位官员说到，有史以来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傲慢或不愿服从朝廷统治者的人。当代观察员认为是因为人们不断从英国、美国和印度供应商那里购买鸦片导致了银荒。1805—1839年间，鸦片进口量增加了10倍以上，从每年3159箱增加到40200箱。与此同时，中国此前向好的国际收支逐渐转为赤字：1828—1896年间，中国外流了大约3800万美元。观察员认为，中国的财富减少了50%。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1840—1842），越来越高额的赔款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国内工业化和基建的维护。

多年以来，一方面，衰弱的清政府未能投资基建项目来保障人们免受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导致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地方精英和富商承担了国家责任，确保食物和其他物资能够送到那些遭受饥荒或洪灾的人手里（图5）。其中一些地方官员，如林则徐（1785—1850），因其高级政治活动而为人所知。在城镇，由非士绅身份的富裕男性管理、地方私人组织的“善堂”等慈善组织为当地人提供了重建经济和家园的支持。城镇中的“会馆”在国家救济未能提供帮助时也扮演着重要的慈善角色。这些行为与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执政时期的英国类似，慈善家通常因为道义或者宗教信仰帮助人们。在清朝，士绅和商贾皆认为自己有责任援助贫困人群。

图 5 ˉ 朱昂之（1764—1840 年后），《吴门荒政》。地方精英承担起国家的角色，为贫困的学者建立机构，并建造孤儿院、修缮城墙和发放赈灾物资。朱昂之是祖籍江苏常州的艺术家，他为这本画册绘制了一组很特别的南宋之青绿理想化山水画。这些画描绘了水灾和饥荒救济措施、农民生活、难民以及官员与农民会面的场景。苏州，纸本墨彩。28.3cm×39.2cm，1834—1839 年，柏林国家博物馆藏

战争对生活影响的记录可以在一系列书籍中找到，这些书籍的出版旨在筹集资金，帮助那些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的人。《江南铁泪图》（图6）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一本书，其中的插图展示了人们被迫卖掉家庭成员及为了存活而食人的行为。其中一些木刻印刷的小册子被翻译成英文，在通商口岸的外国社区传播，这进一步加强了外国人对清朝农村贫困人群的关注。在上海，中国各地的灾难在《申报》等报纸上得到报道，城镇居民通过阅读这些报道，提高了19世纪末民族整合的团结独立意识。

图 6 ˉ 余志（1809—1874），《江南铁泪图》。这幅插画所出自的小册子是为了给遭受太平天国内战破坏的穷人筹集资金而制作的。描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惨状：尸体堆积如山，以至于船只无法顺流而下；人们害怕被士兵抓获，如果自己的孩子在躲藏时哭喊，他们就会将其杀死。木版印刷的插图中附有对可怕苦难的描述。这一页的文字是：饿殍载道，人们争相将其分食，这些灾难迫使许多人拆毁房屋，出售其原材料，卖掉家人，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采取吃人的方式。28.3cm×39.2cm，1834—1839 年，柏林国家博物馆藏

二、城市生活

19世纪，清朝的城镇可谓多人口、多民族和多宗教的融合之地。19世纪30年代，北京、苏州、武汉、南京、广州和杭州等城镇的人口都在50万到100万之间；福州、重庆、成都和西安的人口在30万到50万之间。19世纪的北京居民既有来自中国其他省份的，也有来自国外的。北京城里除了使用不同语言的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同时还有讲各种地方方言的汉族人。在街头，人们甚至还可以听到欧洲、东南亚和其他东亚地区的语言，包括俄语、日语和韩语。城中还有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建筑，如寺庙和清真寺。

1825年，北京城有两万三千多名满族旗人，他们是满族军事精英，负责保护城镇，维持秩序。他们轮班工作，守卫城门。他们在巷道之间巡逻，每十户进行户籍登记。夜间，他们守卫街头的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允许人们进出。与士兵相比，警察很容易区分，因为他们戴着高帽子、穿着长袍，通常还会携带鞭子或在手上套有攻击性的指节铜套——手指虎(knuckledusters)。1842年后，通商口岸的定居点迅速扩大，现代化快速发展。1852年，在上海租界建立了第一条下水道，当时该地已经发展到拥有200多家商家企业，包括银行、建筑、出版、轮船代理、钟表等其他领域和店铺，甚至还有鸦片贸易公司。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始于上海等地，1848—1901年间，银行、煤气灯、电力、电话、自来水和汽车逐渐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上海成为高雅艺术文化迁移的中心，同时也催生了日常生活美学。文人、商人和官员之间旧有的社会阶层正在瓦解，受过教育的人们找到了新的职业道路，成为记者、出版商、商业艺术家或作家。赞助他们的是那些在外企工作而致富的商人。他们中许多都是自力更生的，他们来自卑微的家庭，由于缺乏教育背景，无法完全融入士族的审美品位，逐渐形成了自己更夸张、更炫耀的品位，但同时这种主题也更受欢迎。尽管只有一小部分人居住在城市，但这些住在集市城镇和乡村的人却与城市经济密切相连。手工作坊中心向区际和国际市场销售商品，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不知名手工艺人制作的商品。

三、城市人群

许多人在城市中以流动工人的身份谋生。中国艺术家创作了水彩画，以向新的外国客户销售。这些画作美化了形象，展示了男女职业及其工作场所的理想化。流动摊贩拿着最基本的东西走在街头。在其中一幅水彩画中，一位手持大伞的女牙医或拔牙师拿着一块带有排列牙齿的招牌作为宣传广告，为客户提供拔牙服务（图7）。这些流动牙医能够修复牙齿或镶牙，拔牙通常是在街头进行，而非诊所。19世纪的清朝，口腔疾病非常普遍，口腔卫生仅限于漱口和牙签的使用。上流社会的妇女会将装有牙签的化妆包挂在腰间。

图 7 ˉ 普呱画室《流动牙医》。这位女拔牙工手持写有“牙科”的牌子，牌子上挂着一串串她拔下的牙齿，就像战利品一样。她肩上扛着一把大伞，上面写着“凤阳取牙虫”。36cm×46cm，1800—1820 年，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清朝社会延续了历代“女性应该保守”的观念。男人在家庭以外只能看到农民、商人和风尘女子这些女性。然而，随着19世纪越来越多的男性离乡背井去国外工作，无论家里还是家外，女性都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新的责任。来自国外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无名女性工作中的照片，尤其是从事传统纺织手工的女性（图8）。即使是上层社会的妇女，她们在家族谱系中的位置也几乎被忽视，除了作为祖先画像的一部分，她们个人的生活轨迹鲜少被记载下来。受过教育的妇女只能通过刺绣、绘画或诗词来记录她们的生活、友谊和成就。

图 8 ˉ 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1832— 1892），《机杼上的妇女》，21cm×27.3cm,1865 年，洛文希尔收藏

历史上大多数有名字的女性为我们所熟知，都是通过她们的丈夫或儿子的成就，或者她们自己的英勇行为（如秋瑾，1875—1907），或者出版作品和艺术作品中的描绘（如曹墨琴，1762—1822），或者成为出名的风尘女子（如赛金花，1870或1864—1936）。这样的女性只占普通女性的一小部分，她们大多数既不是英雄，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是交际花。大约在1876年制作的一幅祖先画像中（该画挂于家族祠堂），纪念了一位名叫陆夫人(李氏)的富裕城镇女性，展示了她与丈夫的肖像（图9、图10）。画像上的铭文揭示了她与丈夫的妾室和父母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家相夫教子。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她绣了一幅佛像。她因做慈善而在当地享有盛誉。即使她自己并不富足宽裕，但也乐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她慷慨大方，如同过去的官员冯谖（为展示他的慷慨，曾经将农民贷款的收据烧毁）一样善良。许多妇女通过口传家族历史和祭祖仪式被人们铭记。

图 9 ˉ《陆夫人李氏像》，116cm×55cm， 1800—1876 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 10 ˉ《陆禧甫像》,109cm × 55cm ,1800—1876 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在19世纪中叶之前，大部分祖先的肖像都是死后绘制的。子孙从具有各式各样脸部特征的相册中挑选出相似的祖先容貌，并配上适当的服饰，以创造出真实的画像（图11）。这些肖像在家族庙宇或祖堂中备受后代子孙的尊崇。与西方的油画不同，它们并不一直挂着，只在特定的时间挂起来。然而，随着19世纪中叶摄影的出现，以及城市中对逼真形象的追求，画家和雕塑家能够更准确地记录家庭成员的祖先肖像，其中一些甚至是在人健在时绘制的。这种新的西式油画在港口城市受到极大的欢迎。摄影师会让被拍摄者摆出摄影工作室惯用的姿势（图12），这样的油画作品还会被外国或本地的客户购买。

图 11 ˉ《女子五官肖像素描》，20cm× 13cm，1850—1920 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 12 ˉ《持扇女子》，85cm×64cm,1850 —1900 年，大英博物馆藏

在一夫多妻制婚姻中，妻妾共侍一夫的情况很常见。她们可能是婚姻合同的一部分，合同中会有她们的父亲和未婚夫的手印盖章。如果她们与其他女性共享丈夫，她们的命运就掌握在正房手里，因为正房在家庭中的地位更高。离婚通常由丈夫决定。如果妻子未能育有一子、染上疾病、犯罪或在家庭中表现不良，丈夫可以把妻子休了。一般来说，如果妻子没有家人可以依靠，丈夫可以违背妻子的意愿，将她嫁给别的人。所以妇女对自己的生活和财产几乎没有掌控权。

关于祖先肖像，男性的形象比女性更为丰富。留存下来的肖像主要是平面的绘画和墨笔素描。在西方，人物肖像和神祇的最高艺术表现形式是雕塑，但在中国并非如此。中国常见的人像雕塑是当地的宗教神祇（造像）。在19世纪前，制作三维的人像雕塑（包括祖先肖像）相对较少。但从18世纪开始，长江以南的富裕之地的艺术家开始尝试使用易于雕刻的软石和木材（如黄花梨木）制作人物肖像雕塑，这些雕塑能够准确地表现骨骼结构，甚至是独特的发型（剃发）。其中一件雕塑雕刻了一位男子，他将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脑后，前面的头发剃得很短（图13）。在明朝政权被推翻后，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强迫男性公民必须留这种发型。到了19世纪，这种发型已经被正常接受。在20世纪初，剪掉辫子被视为一种革命行为，保留辫子则被视为对清朝的拥护。

图13 ˉ《肖像》，由盐官（今浙江省）陈延荣于 1805 年制，16.5cm×13.2cm，伍尔弗汉普顿美术馆藏

本文中所展示的例子将揭示汉族和满族的服饰与外貌风格之间的差异。清代男性权贵的服装与前一个朝代明朝有所不同，明朝时期流行宽松、宽袖的长袍，而清朝男性的袍子则紧贴胸部，呈现A字形并有裂口，修长的袖子末端有“马蹄袖”（箭袖，满语称“哇哈”）以保护手背——所有这些特点都源自满族的生活方式，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方便骑马。袍子通常能遮盖下身的裤子，并且有时配以短款骑马夹克（马甲）。夏天戴尖顶竹帽，冬天戴有毛边的圆帽。汉族男性在官方场合之外并没有被迫使穿满族服饰，但到了19世纪，实际上许多人的着装已经“满化”。相比之下，满族和汉族妇女的服装在19世纪晚期仍然保持较大的区别：满族妇女穿着旗袍，将头发盘成“蝙蝠翼”的形状，使用金属架、假发和华丽的发饰。而时髦的汉族妇女则身穿两件套——长款上衣或外套搭配一条裤子，头发梳成发髻。大部分汉族妇女需要缠足，而满族和汉族中的客家妇女则让脚自然生长。然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服饰，在19世纪之前，汉族和满族的服装风格都在其中发生了大融合。

美国摄影师米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830—1899）多数时候在香港工作，1859—1863年间来到了澳门和广东。他拍摄了一些经济富裕的男性和一些女性照片，照片如同真人一般大小（图14）。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也拍摄了类似的作品。巫鸿（Wu Hung）等学者已经证明这些照片是在摄影棚中拍摄的，并非委托的肖像作品。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商人白手起家，他们在当地拥有强大的人脉和可观的收入。他们并非通过传统方式取得成功，即通过地方、省的科举考试，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担任政府职务。相反，他们通过利润丰厚的盐业或销售其他商品以及服务业谋生。他们把大部分钱财用于装修花园和住宅，购置最新的国内外家具。他们的妻子生儿育女并从事慈善工作。这些商人中，有些人尝试委托制作新的商业肖像画，例如这幅极其精细的刺绣作品，模仿了肖像照片的黑白色调，描绘了一名身份不明的商人（图15）。可见，刺绣受到摄影在视觉上精确性的影响，而绘画亦是如此。18世纪末，刺绣从家庭手工活动转变为商业化活动。实际上，从18世纪末，一些地区的男性开始从事过去由女性在家庭中主导的刺绣行业。19世纪早期，苏州和杭州的宫廷纺织厂就转变为向朝廷提供刺绣织品的地方（如江南织造局）。

图 14 ˉ 米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830—1899），《扶扇女子》， 23.4cm×17.8cm，成片于 1865 年，纽约艾伦克罗茨画廊藏

图 15 ˉ《刺绣肖像》，苏州刺绣， 60cm×45cm，1860—1900 年，特雷沙·科尔曼收藏

黎芳（Lai Fong，1839—1890）可能是19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图16）。关于他在广东的早年生活我们了解甚少，但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迁居到了香港，并在那里创建了一家摄影店。他拍摄了美丽的风景照，开创了全景视角，还拍摄中国各地的景点及精致的人像和重要事件的照片。他的风景照在构图上吸收了中国绘画的传统，而他所拍摄的肖像照片包括李鸿章（1823—1901）等政治家，以及京剧明星等。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在香港同一条街上建立摄影工作室，他称赞黎芳是一个“品位精致的人，他的作品即使在伦敦也能够使他谋生”。

图 16 ˉ 阿芳工作室《黎芳肖像》。19世纪晚期的摄影行业竞争异常激烈，常见的情况是在其他工作室倒闭的同时，阿芳工作室会从那里购买旧货。因此，归结于阿芳品牌的图片数量庞大。13.2cm×10cm，1865—1880 年，苏格兰国家肖像画廊藏

四、城市住宅

通过天津、苏州等地的流行版画、线描和素描，广州的玻璃画（reverse glass paintings）和水彩画，以及上海的摄影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19世纪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住宅装修风格。相比于对中国早期历史的了解，这些作品提供了更多关于19世纪的信息。这一时期，生活类的杂志逐渐兴起，尽管在明朝晚期就已经有了一些风格手册，但直到19世纪才开始大量发行。到了19世纪末，这些杂志在港口城市销量大增。这些出版物促使一部分名媛贵妇和她们的花边新闻广为传播。她们穿着时尚，身处装潢时髦的房间和花园中，为更多的观众树立了时尚潮流的新概念。在通商口岸居住的人们渴望接触新奇事物和外国风情，这种渴望从18世纪末开始，并在19世纪逐渐扩散到精英阶层以外的人群。

19世纪中叶的灾难对一些人造成了影响，但那些保留部分财产的人仍然享受着传统和新兴的娱乐活动。他们的家具和服装反映了他们与清朝其他地区及外国的联系增多。根据家居内饰和家具陈设来看，绘画作品和版画比较理想化，这些作品最初是洋人委托广州专门绘制外销水彩画的工作室制作的。后来，通过东岸其他港口如宁波订购的画册，我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图17）。在19世纪40年代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外国人的活动主要受限于广州地区的政策。因此，19世纪上半叶，相比于北方而言，南方的家具及其他生活物品在这些画中表现的更多。建筑风格和室内家具反映了当地的气候和独特的材料。例如，南方的住宅较为宽敞，以便在炎热潮湿的夏季保持空气流通。中国幅员辽阔，土地面积几乎与欧洲一样大，气候差异导致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广州等南部沿海城市，以及重庆等西部内陆城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图 17 ˉ 宁波居民图册页，40cm×65cm，1840—1898年，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人们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在一幅为庆祝一位年长女性家庭成员生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族家庭（穿着旗袍）与汉族仆人（穿着长裙和上衣）之间的互动（图18）。汉族妇女因受到缠足和社会习俗的限制，大多被困于庭院住宅中。

图 18 ˉ 室内装潢时尚的全家福，185.5cm×384cm，1853 年，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藏

五、家居装饰

许多家具都是便携式的，甚至某些行业会将一些木制家具放在街上使用，比如理发师（图19）。在清朝时期，许多理发师极力保留官方规定的发型，这个发型适用于所有男性。室内的空间有时会用折叠屏风进行划分。19世纪，一些新设计的折叠屏风诞生了，其中一些是以精英艺术为基础改编而成的。旧式的木工家具与用于卧室、客厅、餐厅、洗手间和家庭祠堂的小型木制纺织家具并存。这套家具（图20）是工匠为一座墓穴而制作的明器，旨在还原逝者家中豪华的形象。因此，尽管规模较小，但它还是包含了晚清家庭中核心的家具元素，这些元素在一些流行的小说中有所描述。数千年来，墓穴都被布置得像活人的住所一样，充满主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物。但到了19世纪，墓室中的陶瓷明器已经相当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廉价的纸钱和纸制物品，它们被用作祭品并被烧毁。

图 19 ˉ 周培春，《流动理发师》，水彩。在清代，他们是西方摄影师和其他对收藏物品感兴趣的外国人的热门主题。与早期收藏家专注于奢侈品和奇异珍宝不同，这些人既渴望记录日常生活，也渴望将其传达给国内的观众。26cm×34.5cm，1890 年，伦敦维康图书馆藏

图 20 ˉ 木匠工具和一组微型陪葬家具，大英博物馆藏

从1842年开始，随着通商口岸的出现，家居装饰反映出清朝与国际交流的频繁。人们开始使用像羊毛这样的材料来装饰室内和覆盖家具。随着中外不断交流，一种新的大众时尚兴起，其中融合了中国传统和国外进口商品的风格。一些传统的中国物品经过外国改造后，人们将其摆放在家中，以展示现代性和国际化。在18世纪以前，西式钟表几乎只有朝廷使用，它们要么作为外交礼物赠送，要么由广州的工匠仿制。我们可以在一些印刷精美的书籍和杂志中看到室内家居的描绘，如1887年首次出版的《镜影箫声初集》。书中的插图展示了一座精致的台钟（图21），它是女子梳妆台上的一款中西结合的台钟，结合了瑞士钟的表盘和中国红木外壳框架的特点（图22)。尽管与西方国家存在政治军事矛盾，但西化或半西化的风格仍然吸引着消费者，如图23所示的大型“欧洲风”（Euroiserie）的锡制容器。人们还嘲笑一些外国群体，如图24所示的手工陶制尿壶，它是在广东石湾窑中制作的，被工匠巧妙地制成了一个外国男性的形象。

图 21 ˉ《镜影箫声初集》，书中的仕女享受着极其奢华的生活，这些著名的仕女服饰和室内装潢设计引领了时尚。19.5cm×15cm,1887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图 22 ˉ 托架时钟，表壳由花梨木制成，机芯由瑞士制造，表盘旁边黄色的是珐琅。高 43cm，宽 24.4cm，1815—1825 年，大英博物馆藏

图 23 ˉ 欧洲锡器，高43cm , 直径17cm，1800—1850 年，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 24 ˉ 尿壶。石湾的陶工为中国市场烧制了大量此类釉陶器皿，将外国商人表现为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将他们制成小便池来嘲弄他们。高 14.9cm，宽 18.4cm， 1800—1900 年，程艾兰（Anne Cheng）私人收藏

从19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吸食鸦片，许多人开始成瘾，沉溺其中，承受痛苦。吸食鸦片成为“中国人民的灾难”，其削弱了军队的力量，消耗了人民的精力。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情况并不像上述所描述的那样一目了然。在19世纪之前，中国种植罂粟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规模相对较小，以前鸦片被用于药品。吸食这种毒品的习惯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被合法化，对于富人来说，它成为家庭娱乐的日常消遣。在1860—1887年期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通过福州和厦门的通商口岸进入中国，并被征收了高额的税款。当时包括福建、四川和云南在内的许多省份都进行了鸦片种植。张大野（生卒年不详）是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后续事件的目击者，他在《浙江沿海纪略》中写道：“现在台州人把他们最肥沃的土地都种上了罂粟。有人说只要能带来可观的利润，种满罂粟有什么害处呢？他们不知道罂粟是有毒的，而且，当它的汁液长期浸入土壤后，就再也无法在那里种植其他农作物了。”当地种植的鸦片比从印度进口的鸦片便宜，因此更多的穷人选择吸食本地产的鸦片。

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富裕家庭中，吸食鸦片被误视为一种社交活动，常常用上精致而昂贵的设备。这张低矮、深色的硬木罗汉床便是典型的例子（图25）。它的外观受到宫廷家具风格的影响，结合了中西方的特点：中国南方家具常见的大理石和螺钿嵌饰，以及源自欧洲的弯曲桌腿造型。长榻上可以供两人躺卧，中间放置一张小型低桌，用来放烟斗、灯具、鸦片碗、清洁工具、饮料和小吃。这种罗汉床与用于睡眠的卧床完全不同，后者通常有床幔和其他织物装饰（图26）。

图 25 ˉ 镶嵌大理石的木雕床，通常被称为罗汉床。高114cm，宽 198cm, 深 128cm，1800—1900 年，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 26 ˉ 满月床，这张床不是用钉子而是用榫卯结构接起来的，形状似一轮满月。168cm×257cm×260cm，1876 年，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藏

此外，中国的港口城市制作了精美的家具和室内装饰水彩插图册，帮助我们了解19世纪中国室内物品之间的关系。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常常使用毛笔撰写书法，这是最高贵的视觉艺术形式之一，通常这类书法比较昂贵。然而，没有文化背景或中产的市民则使用经济实惠的釉面瓷砖代替，这些瓷砖可以长年挂在墙上或嵌入木制屏风中。

六、服装

19世纪上半叶，服装款式变化相对较小，但人们仍然关注时尚和身份地位。然而1912年之前的五十年间，男女装的风格、发型和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的社会群体会使用不同的纺织品来制作服装，最贫穷的人穿麻布或棉布，而富人则穿绣花丝绸和缎子，另一些人使用进口的羊毛、蕾丝。帽子、扇子和其他配饰上用皮草和羽毛作装饰。皮草和兽皮既可以作为外衣，也可以作为冬天保暖的奢华内衬。例如夹克使用天鹅绒或空花绒制作，以增加保暖性。夏季背心和内衬，则用竹珠穿在一起制作（图27）。

图 27 ˉ 竹纤维夹克，这件外套由一系列 4 毫米长的细竹管串珠组成网状结构而成。用于串珠的竹子非常精细，一件这样的衣服需要手工缝制一千多颗珠子。高60.5cm，宽 160.6cm，1860—1869 年，大英博物馆藏

缝纫工具包括剪刀、顶针和针，其设计因地区而异（图28）。人们由于喜爱明亮的色调，早在引入进口化学染料之前，就已经从天然染料中提取进行制作了（图29、图30）。新进口的染料增加了人们对颜色的选择，并且它们不像天然染料那样容易褪色。这一变化对纺织品的影响与18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瓷器引入珐琅彩类似。新的织物（英国羊毛、印度棉花、美国饰边）和不同种类的衣物装饰带来了新奇的效果，例如刺绣、镀金线、贴花或绘制花卉。

图 28 ˉ 缝纫工具

图 29 ˉ 天然染色丝绸。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染色技术就已经能使用金属色和植物色染出鲜艳明亮的色彩。每绺长14 厘米

图 30 ˉ 原色印刷的苯胺染料，色彩鲜艳。7cm×14cm×5cm，1875—1900 年，克里斯·霍尔收藏

耗时的刺绣展示了女性的缝纫技巧，也体现了她们贞洁的本性、善于利用时间及对家人的爱。最初，妇女在家中进行刺绣，但随着19世纪下半叶刺绣需求的增长，这一小作坊行业转变为大规模的行业。在高度商业化的环境中，刺绣师傅除了不断积累国内图案资源外，还借鉴国外图案。例如，一件拼贴古今钱币刺绣的无袖外套（图31）和一件蓝底搭配明黄色的背景，上面绣着色彩斑斓的外国钟表图案的儿童围兜（图32）。

图 31 ˉ 古今钱币刺绣无袖外套，设计新颖，采用硬币重叠拼贴的方式，颜色采用了从欧洲进口的苯胺染料。内衬是印有条纹和蝴蝶图案的棉布。高 57cm , 宽51.5cm，1874—1908 年，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图 32 ˉ 绣有国外钟表的小儿围兜，26cm ×23.5cm，1830—1880 年，克里斯·霍尔收藏

在清朝时期，满族贵族和交际花们引领着时尚，他们最早穿戴进口羊毛制的饰品和披风。早在18世纪，这些进口羊毛织物就被当作外交商品或贸易商品，从北京或广州进入中国。随着19世纪40年代之后一系列新的通商口岸开放，奢侈品的使用在中国变得更加普遍。外国的羊毛布匹替代了低收入群体的棉布和高收入群体的皮草，然而由于过度捕猎，皮草在19世纪末变得不太常见。彩色羊毛布匹被用于室内装饰、家具装饰、外衣和配饰。例如，一个由英国红色羊毛制成的儿童帽子（图33）。另一件头巾使用的是传统的丝绸缎料，但也可以看到装饰和图案的创新（图34）。英国工厂主急于将他们的纺织品卖给他们想象中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他们想着中国人的衬衫每加长一英寸（约2.54厘米），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工厂就能让一代人都有工作。美国、印度和后来的日本商人也在19世纪末推销他们的棉花产品。

图 33 ˉ 红色羊毛法兰绒兜帽，44cm×22.5cm，包括丝带长55cm，1840—1900 年，苏 格兰国家博物馆藏

图 34 ˉ 绣有花鸟图案的紫色头巾，它在传统的吉祥图案下融入外国图案设计。石榴代表“多子”的愿望，松树和仙鹤代表长寿的愿望，蝴蝶和孔雀代表幸福和财富，一对鸳鸯代表婚姻和睦。79cm×40.6cm，1800—1900年，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19世纪的清朝，女性的配饰和头饰因地区而异。在寒冷的北京，女性会戴上毛皮装饰的刺绣耳罩（图35），而长江以南地区的女性则戴着黑色头巾，上面还缀有红色玻璃珠。头发可以用假发制成各种花样，以展示当地的时尚。从相册中的肖像发现可以通过发型来区分上海、广州或重庆的女性。但每个城市的时尚都需要通过不同阶层、地区或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通过新式媒体的影响，以吸收各种风格。例如，北京镶有明蓝色翡翠羽毛的宫廷头饰最初是为戏剧舞台设计的，后来被权贵阶层作为结婚或其他特殊场合的头饰（图36），并根据不同预算进行设计。相比之下，“云领”（cloud collars）具有悠久的历史，曾在戏剧服装中使用，通过精美的纺织、刺绣、贴珠和飘带，让服装焕然一新，仿佛一件亮眼的珠宝（图37），同时也可以保护下层昂贵服装，以免头油的沾染和其他磨损。手绢有欧式方形和传统的中式长方形。在家里，大多数女性会学习绣制小物件，例如鞋子、钱包和装扇子的扇套，将宽窄袖带与色彩斑斓的组合添加到服装上，展示出女性的绣制技巧（图38、图39）。有些则使用传统吉祥图案的“百子图”与传统诗句相结合（图40）。

图 35 ˉ 耳罩。这些绣花耳罩有柔软的狐狸毛边，内衬为蓝色棉布，是专门为在北方寒冬中的女士设计的。每个耳罩的背面都有一个半圆形的口袋，可以套在耳朵上面，并用绳子系在一起。耳罩的设计为女性提供了展示其创新刺绣的机会。7.5cm×7.5cm，1880—1900 年，大英博物馆藏

图 36 ˉ 点翠妇女头饰。25cm×22cm×19cm，1780—1850年，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藏

图 37 ˉ 六个“云领”。这些云领展示了晚清女性时装的非凡创造力。没有两件是相同的。它们有着不同的形状、层叠和裁剪方式、颜色、缝合技术。这些云领的功能有点像围巾、项链或者其他首饰，即使是朴素的长袍也能焕然一新。高 65cm，1800—1900年，特雷沙·科尔曼收藏

图 38 ˉ 刺绣扇套，33cm×7cm，1800—1900年，特雷沙·科尔曼收藏

图 39 ˉ 刺绣钱包，12cm×12cm，特雷沙·科尔曼收藏

图 40 ˉ 刺绣袖带。这些袖子以互补或者镜像的方式成对出现，用对比色贴在满族和汉族女装的边缘。汉族妇女的外套袖子很宽，带子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加长的袖口较细的带子，可以缝在袖子两侧较宽的带子上，也可以用在衣服的其他地方。这些带子大大延长了衣服的使用寿命。这些与众不同的作品描绘了诗歌的场景，有的以百子图为主题表达了多子多福的愿望，有的则以民间故事中的场景和吉祥徽章为主题，有些图案是按照固定模式创作的，有一些则来自传统剧目或展现了新想象的场景。左：91cm×9.6cm；中：71cm×9.5cm；右：59cm×9cm。1800—1900 年，特雷沙·科尔曼收藏

汉族女性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缠足（图41）。大约从八岁开始，女孩的脚就会被束缚，脚趾被紧紧地包裹起来。最终导致骨骼断裂，脚部变成微小的残肢。女性在行走时需要搀扶或蹒跚而行，因此，小脚成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满族妇女和女工则不缠足。到了19世纪末，缠足受到外国传教士和一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的反对。反缠足运动成为清朝末年和20世纪重要的政治推力。

图 41 ˉ 一组妇女鞋靴。这里展示的刺绣鞋靴是为缠足的汉族妇女制作的。在19 世纪的中国，裹脚这种封建习俗在大多数人家中非常普遍，年轻的女孩被母亲和家中其他的女性用布条绑住双脚，脚趾被折断并塞在脚底下。这样双脚就会被塑造成理想中仅有10cm 长的小莲蓬样式。虽然这会让女性致残，但人们相信这会使她们更有魅力，能嫁得更好。图中的靴子最高 20cm、宽5cm、长14cm，最小的鞋子长仅10cm，1800—1900年，大英博物馆藏

到了19世纪末，女性服装开始变得更贴身，展现出明显的身体轮廓。受到西方紧身衣和束腰的影响，这种风格的服装逐渐流行起来。据说，何启（1859—1914）是香港第一个穿西装的中国男子，他是一位在英国接受过培训的医生和律师。他在19世纪80年代初带着一位英国新娘回到香港。1898年后，一些流亡的政治家如梁启超（1873—1929）开始展示他们穿西装的照片，潜移默化地使人们逐渐习惯外国的服饰风格。然而晚清服饰没有明显向西方服饰转变的趋势，而是出现了混合风和组合风。与此相反，满族贵族的服饰开始在更大的城市社会流行，例如旗袍，绲边上刺有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图42）。这些字母被视作具有异国情调的图案，没有具体的含义。这种趋势可以看作“中国风”（Chinoiserie）、“欧化”的表现。相比之下，汉族女性传统的三件套服饰（上衣、裙子和裤袜）通常带有许多刺绣镶边（图43～图45）。

图 42 ˉ 带有西里尔字母的旗袍 ,100cm×150cm，1909—1920年，克里斯·霍尔收藏

图 43 ˉ 绣有校友戏曲图案的女式外套，110cm×127cm，特雷沙·科尔曼收藏

图 44 ˉ 女式紧身裤，它是穿在长袍或裙子外面的，上部的一圈用腰带固定，下部的丝带将紧身裤固定住。74.8cm ×44.4cm，1880—1900年，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藏

图 45 ˉ 马面裙，97.7cm×101.5cm，1870—1890年，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在汉族女性的长袍上，常见的圆形刺绣图案通常描绘的是戏剧或小说的情节，可以是整个故事或其中单独的一个片段。戏剧通常以节选的形式演出，也有持续几天的完整剧目。例如这件色彩斑斓的长袍，上面的刺绣可能取材于《西厢记》中的场景（图46）。包括女性服饰在内的晚清时期服饰中普遍出现文学元素，这表明，尽管人们普遍是文盲，但文学在清朝社会中仍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类似的文学形象也出现在城市歌曲、流行版画和城市建筑的木雕房梁之中。晚清时期，这些戏剧的表演形式多样，为女性服装图案装饰提供了参考。其中包括京剧，这个剧种在19世纪兴起，集合了音乐、歌唱、朗诵、哑剧、舞蹈和杂技。还有山西梆子戏（或称晋剧），其中包括民歌，例如种稻歌。南方戏剧（指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吸收北杂剧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传奇戏曲”）也很流行，通过弹唱来讲述故事和歌唱民歌。此外，广东的粤剧多以爱情故事和南方方言的演唱而闻名。

图 46 ˉ 绣有《西厢记》场景的艳粉色丝绸长袍，106.5cm×157cm，1800—1900 年，特雷沙·科尔曼收藏

男女都喜欢花纹饰或空花绒料子。绒面料由基础织物和多余的经线构成，多余的经线被编织在金属丝上。当金属丝被拔出时，会留下微小的线圈。如果整个面料表面都被这些线圈覆盖（无论是否剪短），则称为实心绒面料。如果有一些空出来可见的区域，就被称为空花绒（图47）。男装的创新可能不太明显，因为大多数男性服装的调色更为低调（图48、图49），所以收藏家保存的女性服装更多。男性冬季长袍要么用棉花填充，要么内衬毛皮或羊皮（图50）。

图 47 ˉ 骑马夹克，81.9cm×177.2cm，1875—1912年，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图 48 ˉ 带有仙鹤和芭蕉图案的男式夹克，62.2cm×167cm，1875—1908年，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图 49 ˉ 梅花袍，118cm×168.5cm， 1875—1908 年，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图 50 ˉ 衬有羊皮的男士冬季长袍。这件丝绸长袍巧妙地设计了毛皮衬里，羊皮有三种不同的用法。在袍子最靠近手臂和躯干的部分，羊皮是卷曲的，这样可以阻隔冷空气，让人更暖和。在腿部裙边使用了羊的长毛皮毛。在袖口的羊皮非常柔软，染成了深棕色。中国北方的冬季气温经常低于冰点，但这样的长袍可以让人感到舒适和温暖。141.5cm×189cm，1800—1900 年，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藏

在19世纪，对于有钱人来说，童装创新才是他们的关注点。童装采用进口羊毛制成，或者绣上宫廷、精英阶层和世界各地的图案和形状，同时这些服装也融入传统的本土元素（图51、图52）。女性在童装上经常使用吉祥图案，比如老虎（图53），因为它的谐音与“保护”一词相同，寓意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伤害。此外，他们还通过外貌穿搭来提升孩子人生中成功的机会（图54）。

图 51 ˉ 鸱吻儿童帽，30cm×20cm×20cm，1800—1900年，大英博物馆藏

图 52 ˉ 红色羊毛儿童背心，上面绣有骑马的人带领着游行队伍。45cm×62cm，1800—1900年，克里斯·霍尔收藏

图 53 ˉ 老虎图案的儿童背心，34cm×35cm，1850—1900年，特雷沙·科尔曼收藏

图 54 ˉ 童装。这里的棋盘格设计源自歌剧服饰，据说可以迷惑人的视线，从而使邪恶势力远离穿戴者。拼布由菱形图案组成，缝制成三维立体效果，外边的袖口和边缘绣有精美的丝带边。棋盘格图案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当时它出现在寺庙的墙壁上。后面又作为一种图案出现在佛教徒的袈裟上。外套尺寸：50cm×46cm；裤子尺寸：55cm×35cm。1800—1900年，大英博物馆藏

七、风尘女子

19世纪，出版行业繁荣发展，催生了新的小说、插图杂志和报纸。这些出版物经常涵盖著名女性、流行娱乐、产品和故事，以及新闻报道等多元内容。自从1842年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以来，这些新媒体使上海在时尚、金融、贸易和工业领域处于前沿地位，并一直保持。吴友如（？—约1893）是一位因太平天国运动而流离失所的苏州移民。他在1860年来到了相对安全和平的上海。他专门跑去欣欣向荣的报纸和杂志行业工作，用独特的艺术风格描绘上海的现代场景，其中就有现代女性，尤其是风尘女子。他的作品通过图画和插图展现了当时上海社会的风貌和风尘女子的生活（图55、图56）。

图 55 ˉ 吴友如，《明眸皓腕》。这幅插画出自《上海百美图》，1884 年由点石斋首次出版，画的是一群歌伎在打台球。20.7cm×28.7cm×4.3cm（平版印刷品），约 1884—1910年（1983 年重印），伦敦大学 SOAS 学院藏

图 56 ˉ 吴友如，《美轮美奂之册》，27.2cm×33.3cm， 1890 年，上海博物馆藏

过去，只有富有的客人才能接触到风尘女子，而现在她们的形象变得更加让人感到亲近，她们的发型、服装风格甚至饮食习惯都被性行业之外的妇女所模仿。她们成为时尚的引领者，就像电影明星或现在网上的“弄潮儿”一样。其中有些人非常出名，以至于她们所在的青楼都会成为旅游景点，并出现在城市的旅行指南中。除了引领服装潮流，她们还推广了一些活动，比如打台球等西洋游戏。她们在通商口岸的西式餐厅就餐，那里可以找到中国各个省份的食物（图57）。这些餐厅之间竞争激烈。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国菜单主要是英国菜或法国菜。音乐表演、就餐和戏剧体验都被视为拉客过程中的一环。赛金花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风尘女子之一，她的生活和事业笼罩在浪漫的传说中（图58）。

图 57 ˉ 歌伎们在一家维多利亚风格的洋式餐厅用餐， 20.7cm×28.7cm×4.3cm（平版印刷品），约 1884— 1910 年（1983 年重印），伦敦大学 SOAS 学院藏

图 58 ˉ 赛金花（1870 或 1864—1936），出生于江苏，其名字的字面意思是能与黄金媲美的花朵，13 岁时父母去世，她成了风尘女子，后来她嫁给了学者兼外交官洪钧，丈夫去世之后继续为妓。这张照片拍摄的是她在 1918 年与第三任丈夫魏斯炅（1873—1921）结婚时

不过上海风尘女子的形象出人意料的保守，与当时欧洲的艺术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在中国，裸女不属于“高端艺术”流派，但在18世纪存在一种供私人观赏的春宫图（绘于扇子或册页中），这在19世纪得到复兴。殷奇（活跃于19世纪中叶）的情色绘画集《殷奇画谱》中，描绘了一个年轻的富有客户和多名风尘女子在各种场景中喝酒，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这些绘画作品只能在主人的亲密聚会上供朋友观赏，与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的大规模印刷图片完全不同。

八、社交中心——寺庙

19世纪的中国，民间宗教融合了儒教、佛教、道教和本土信仰，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这种综合性使得民间宗教能够容纳新的信仰，而大量的神则展示了民间宗教信仰在地区的多样性，同时也反映了与外来社群的接触融入宗教的现象。举例来说，作家詹姆斯·戴尔·波乃耶（James Dyer Ball，1847—1919）以他流利的粤语和大量关于中国的英文著作而闻名，甚至被神化（图59）。各种节日为人们提供了参观寺庙和其他场所的机会，这些地方也成为人们聚集、闲谈和讨论问题的场所。

图 59 ˉ 詹姆斯·戴尔·波乃耶（James Dyer Ball, 1847—1919）像，他出生于广州，父亲是美国传教士，母亲是年轻的苏格兰人。他在广州经营一所学校和一家诊所。他成为一名在香港工作的翻译家，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生活、宗教和粤语的书。他的观点影响了不止一代人。在神像中，他以财神的形象出现

尽管本文关注的是中国19世纪的文化创新，但晚清的大多数文化和日常生活与过去还是有关联的。在19世纪，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生活都围绕着季节和每年的宗教活动展开。季节性的节日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许多节日都有其特定的食物。例如，在冬季，人们庆祝新年和元宵节，会享用特定的食物。春天过清明节，中国人按照传统会去祖先的墓地祭拜。初夏过端午，纪念屈原，赛龙舟。中秋节，可以登高赏菊。这些活动通过民间木刻版画广泛流传（图60）。每座寺庙都有特定的神灵供奉，人们会举行仪式，进行戏曲表演以庆祝神灵的生日这一重要时刻。寺庙戏曲是村民最常见的表演，它融合了歌唱、音乐、舞蹈和精美的戏剧服装。即使在农村，人们也会观看巡回戏班子的演出。这些活动给农村带来了喜悦和兴奋气氛，这种开放的氛围在20世纪著名作家鲁迅（1881—1936）的小说《社戏》中被生动地叙述出来，该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的最后十年。此外，人们还可以雇用全女班的杂技演员、杂耍艺人和魔术师在私人宴会上进行表演。

图60 ˉ 带有书法的新年版画。上：34.5cm×58.5cm；中：31.2cm×59cm；下：33cm× 59cm。1872—1873年，大英博物馆藏

九、娱乐

在上海和北京，许多普通人会涌向茶馆观赏戏曲表演。这些人并非有钱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而是来自城市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这些戏曲表演不仅能提供娱乐，还能传递道德和政治教育的信息。举例来说，1904年，汪笑侬（1858—1918）创作了京剧《瓜种兰因》，这是一部基于外国新闻故事的早期作品。当时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剧以波兰的分割为主题，并将其比喻为一个被切割成三块的瓜，每一块都被其他国家占有，导致波兰一度消失。这部戏通过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土地掠夺进行鲜明对比，旨在唤起中国观众救国的潜在意识。

京剧的视觉效果主要依赖于舞台布景、化妆和服装（图61）。京剧演员如谭鑫培（1847—1917）和王瑶卿（1881—1954）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他们的声望因宫廷推崇而大增（图62）。戏曲角色能持久受欢迎的原因可在服装和传统建筑中得到答案，例如在屋顶元素和泥塑雕刻中皆有表现（图63）。

图 61 ˉ 旦角的戏袍，96.5cm×203.2cm， 1870—1900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 62 ˉ 谭鑫培鼻烟壶。这件鼻烟壶的一面绘有1900 年左右京剧界最著名的明星谭鑫培的肖像。谭鑫培生于湖北，卒于北京，他 10 岁开始学戏，后来有了自己的戏班子，擅长老生。谭鑫培的剧目有 300 多出，深受慈禧太后的喜爱。晚清时期，演员处于传统社会底层，但慈禧对谭鑫培十分喜爱，并提升他为六品官员

图 63 ˉ 戏曲人物的工艺品，75cm×34cm×27cm，1800—1900年，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木偶艺术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18世纪，出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木偶表演，包括手套木偶、托棍木偶、提线木偶和皮影戏。荷兰汉学家德格鲁特（J. J. M. de Groot，1854—1921）在19世纪80年代前往厦门进行实地调查，成为第一个系统收集完整木偶和舞台的欧洲人（图64）。在木偶表演中，音乐伴奏是不可或缺的，有时木偶操纵者还会同时演奏乐器和操纵木偶（图65、图66）。木偶表演的剧目内容广泛，涵盖宗教、军事和民间故事。

图 64 ˉ 木偶。手套木偶和提线木偶的头部是用彩绘黏土或瓷器制作的，他们的面孔与当时的歌剧明星相吻合，其丝绸和棉布服装也能让当地的观众一眼认出。图中最大件木偶约高 30cm、宽 31cm、厚 5cm，最小件木偶约高 25.5cm、宽 33cm、厚 7cm， 1850—1900年，伦敦霍尼曼博物馆藏

图 65 ˉ 一组乐器：琵琶、笛子和月琴。琵琶长 93.5cm；笛子长 64.4cm；月琴长 65cm。1842 年，大英博物馆藏

图 66 ˉ 三个鸽哨。这些哨子绑在鸽子的尾羽上，当它们飞过头顶时就会发出独特的哨声。长 6.5cm，1840—1888年，大英博物馆藏

此外，各地区还有许多流行的娱乐活动，比如体育、纸牌和其他游戏，通常还包括赌博。19世纪末，一些新型纸牌游戏的设计与报纸杂志的印刷有关，甚至还会被用作广告文案。麻将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游戏，需四人才可玩，据称源自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可能是上海地区（图67）。此外，踢毽子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它是用小重物、布料和羽毛制作的，通过用脚踢来玩。最初，踢毽子是用于训练士兵的军事健身活动，但后来（因谐音“见子”寓意）也被广泛用于妇女和儿童的娱乐（图68）。

图 67 ˉ 麻将套装，高 2.5cm，1800—1900年，大英博物馆藏

图 68 ˉ 毽子。这种毽子制作简单，便于携带，在任何地方都能使用，但最初的目的是让士兵保持灵活健美。10cm×10cm，1800—1846年，大英博物馆藏

十、美食

地方美食在塑造地域身份认同方面很重要。以满族人为例，他们偏好北方的野生食材，如草原蘑菇和鹿肉（图69）；而南方的美食则包括鱼翅和海带汤。富裕阶层通常吃小米和蔬菜，而最贫困的人只能食用高粱和玉米。在节日和特殊场合中，富人能吃到小麦面条、肉类和米饭。随着移民不断涌入城市，移民也渴望品尝家乡的味道。“乡贤会”是同乡人聚集的地方，在那里大家可以说同一种方言，移民希望在那里能品尝家乡味道，感受家乡的氛围。对于初次来到大城市（如北京或上海）的人来说，这些地方也提供住所。在1895—1898年的改革运动中，这些地方成为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们聚集的重要场所，他们在那里听讲座、辩论政治。

图 69 ˉ 地区食品。鹿筋被中国厨师用作煲汤的配料。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时期的两种海藻被保存为干海藻树，用来制作汤和其他菜肴。虽然鱼翅汤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地方仍然是一道美味的佳肴，但最近也因获取的残忍性而受到批评。1842—1846年，大英博物馆藏

茶馆、饭馆和酒馆通过街头招牌和报纸插图广告进行宣传。清末的茶馆不仅是品尝当地小吃与喝茶的场所，还是欣赏音乐和戏曲表演的地方。观众和演员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富人和普通人也坐在不同的区域。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尽管清朝末年谭鑫培等京剧名角稍微改变了人们对演员惯有的鄙视态度，但他们在整个清朝的社会地位还是与乞丐和风尘女子差不多。茶馆等场所还发展出了特殊的货币或代币。江苏宜兴窑的陶工烧制出了新款茶壶（图70），以满足消费者对新奇产品的需求。大量的青花瓷餐具通过南海海运向外运输（图71），例如1822年载有10万余件瓷器的“泰兴号”沉船，至今打捞上来存世的瓷器数量有限。这些日常器皿主要产自福建，大多相对粗糙，带有简单的蓝白图案。通过现存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器皿被分成不同的组，用于盛放不同的菜肴和饮品。

图 70 ˉ 宜兴茶壶，10cm×15cm×8.5cm，1800—1900年，大英博物馆藏

图 71 ˉ 青花瓷碗，高 7.5cm，直径 16.2cm，1822 年，大英博物馆藏

19世纪60年代，中国首批提供法式和英式食物的饭店开业，同时菜单也开始普及。上海的饭店引进了一些新奇的饮品，如柠檬水和其他碳酸饮料，这些都是从欧洲进口的。外国租界的饭店还提供了包括刀叉在内的西式餐具，吸引了中西方的客人。而在1903年，青岛新建的啤酒厂引进了德国啤酒，至今青岛啤酒仍是中国著名的品牌之一。另外，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在福建工作期间描述了19世纪中期上流社会的“酒会”，这些酒会上有热闹的游戏，包括喝酒时吟诗作对、念绕口令以及猜拳等。

物质文化可以帮助我们还原19世纪中国普通人的生活。这些人生活在农村、小镇和不断扩张的城市社区中，有着与朝廷官员和受教育精英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大多数人是无名之辈，几乎没有书面文字记录他们的思想和遭遇，但我们可以通过物品、绘画和照片来一定程度上重建他们的生活。这些物品传达出在动荡的19世纪幸存下来的人们的坚韧精神，他们在生死未卜的混乱时代建立起新的家园和社交人际网。战争和自然灾害推动了各种变革，也加速了技术进步和外国势力的不断涌入。受战争所迫，出现了大规模人口迁徙，上海这样的港口城市迅速崛起。在清朝灭亡后的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加速进行，清朝晚期复杂的时尚风格似乎很快就被时代所淘汰。有人评论说，在“服装业的共和革命”之后，“领子、龙袍等物品不再使用”。然而，在整个“漫长的19世纪”期间引发的日常生活和商品的许多变化——包括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汇，以及城市化和商品化步伐的加剧——不断对后来的生产和文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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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艺术史学家、汉学家。陈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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