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良 | 浮雕玉石（cameo）外篇

浮雕玉石（cameo）外篇

文 ˉ 谢明良

早在三千多年前古巴比伦时期或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已经常见以刻雕的宝石、半宝石、硬石等玉石类作为印章、护符或装饰器物，既在玉石上阴刻（Intaglio）以为印章，又浮雕玉石（cameo）作为饰件、护符或贵重的器皿（图1、图2）。[1]浮雕玉石是古罗马时代备受珍重的制品，多是在双层色的缟玛瑙（onix）或玛瑙（agate）上进行浮雕。西方著作一般是将频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印章的玉石阴刻，以及流行于古罗马的浮雕玉石统称为玉雕或雕玉（engraved gem）。古代浮雕玉石（cameo）无贝类。现藏大英博物馆的玻璃制波特兰瓶（Portland Vase）（图3）[2]也被纳入浮雕玉石类，称为浮雕玻璃（Cameo Glass）。其于罗马出土，相对年代在公元前后，在钴蓝色底色上以类似玉雕技法表现白色浮雕图纹，以旧藏家波特兰公爵为名。

图 1ˉ 奥古斯都的宝石 ,18.7cm×22.3cm, 约公元 10 年 , 罗马出土，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藏

图 2ˉAri adne 或女祭司浮雕玛瑙胸像，长 4.9cm,1 世纪 , 外框及宝石镶嵌约 1700 年

图 3ˉ 玻璃制波特兰瓶， 高 24.8cm，公元前后，罗马出土， 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藏

笔者对于浮雕玉石（cameo）和浮雕玻璃（Cameo Glass）始终抱持着兴趣，偶尔也会翻检欧洲陶瓷史著作必定会提及的18世纪英国玮致伍德（Wedgwood）瓷厂仿制古罗马浮雕玻璃瓶之相关记述，很荣幸也很幸运地从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青花瓷的故事》以及温哈溢《献给皇帝的礼物：Wedgwood瓷器王国与漫长的十八世纪》中，辗转获知英王派遣马戛尔尼使节团，以玮致伍德瓷作为祝贺乾隆帝八十大寿的贺礼这一有趣讯息。本文的目的之一，即是根据这一线索，讨论清宫旧藏之玮致伍德陶瓷及相关问题。

此外，本文又观察了继承古罗马玻璃技艺的萨珊玻璃、伊斯兰浮雕玻璃（Cameo Glass）的传承，认为此可为理解10世纪中国北方磁州窑迄今悬而未决之剔地浮雕装饰起源问题提供线索，即不排除磁州窑剔地浮雕或是受到伊斯兰工艺的启发才出现的新手法。另外，汉代中国和西方世界工艺图像交流是众人感兴趣的议题，尽管目前的资料极不完备，笔者仍试图证明，和古罗马缟玛瑙浮雕有着相同材质，于外观装饰效果上也颇为近似的汉代缟玛瑙浮雕（cameo），是否可能和古罗马同类制品（cameo）有关。

一、以陶瓷模仿波特兰玻璃瓶

现藏大英博物馆的相对年代在公元前后的古罗马浮雕玻璃（Cameo Glass）安弗拉式瓶，在近黑钴蓝底色上表现白色浮雕纹样，被称为波特兰瓶（Portland Vase）或巴贝里尼瓶（Barberini Vase），是有着传奇履历的名作（图3）。一般认为，该瓶是当时玻璃著名产地埃及亚历山大的制品，或是由来自亚历山大的匠人在罗马所烧造的。16世纪发现于罗马近郊墓室石椁中，1582年间由枢机主教德蒙特（Maria de Monte）收藏，后让渡于曾担任枢机主教的巴贝里尼，自1784年成为波特兰公爵夫人的收藏，但公爵夫人翌年逝世，该瓶遂在1786年送交拍卖，由一匿名人士得标，后来才知这匿名人士其实是公爵夫人的儿子第三代波特兰公爵的委托人。所谓波特兰瓶或巴贝里尼瓶就是以曾经拥有该瓶的藏家的命名，其中又以波特兰瓶最广为人知。

约书亚·玮致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出生在斯塔福特郡（Staffordshire）北部的一个陶工世家，那里自17世纪以来都是英国的窑业中心之一。他自幼入长兄作坊为学徒，不幸近成年时感染天花导致右膝障碍，并在三十多岁时截肢，只能放弃脚蹴辘轳的陶人职，转而钻研陶瓷胎釉和造型装饰。1765年，约书亚以在白色炻器上施加透明铅釉的乳白炻器（Creamware）得到夏洛特王后（Queen Charlotte）的赏识，获得订单烧制组合餐具，翌年被颁授女王御用陶工（Pottery to Her Majesty）殊荣。约书亚经过一万次以上的实验，终于在1777年研发成功无釉精质炻器（Jasper Ware），亦即以蓝、浅蓝、绿、黄等为底色，再于其上贴饰白色浮雕的炻器。他极鄙视当时中国输欧瓷器上阴柔、华丽的“洛可可风”，认为中国陶瓷“设计荒谬，比例错误，有失体面”，因此致力于洗练、雅致但又理性的造型和装饰，融合西方神话、文学题材回归古典。这种体现所谓新古典主义的陶瓷颇契合工业大革命初社会进步思潮而深获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喜爱。约书亚的最大愿望就是想用他研发的精致炻器来复制16世纪出土以来流传于上流阶层的古罗马浮雕玻璃波特兰瓶。

事实上，就在1786年第三代波特兰公爵托人自拍卖会标得该瓶的三天后，约书亚已获得公爵首肯，向他出借其梦寐以求的这件浮雕玻璃瓶，也难怪有人怀疑他之所以如愿以偿顺利借得，乃是因为之前和公爵间的私下协议，条件是不参与竞标。总之，约书亚在1789年以炻器成功地复制出波特兰瓶（图4），[3]并在1790年完成50件黑地复制品，另有5件蓝地瓶既有可能是同年所完成，也有可能是约书亚殁后不久同工坊的制品。

图 4ˉ 细炻器波特兰瓶，高 25.4cm， 1780—1790 年， 玮致伍德博物馆 （Wedgwood Museum, Barlaston）藏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派遣的由马戛尔尼勋爵所率领，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的百余人的大型使节团抵达北京，英方希望能经由与清廷的直接交涉而开启双方贸易。使节团随行人员包括军事、测量、航海、绘图等各领域专家。为了展现英国科技和工业发展高度，携入清朝的礼品也是精挑细选，极为讲究，包括天体运行仪、反射望远镜、座钟、天体仪、地球仪、定时仪、气象仪、旋转椅、火镜、玻璃灯、金线毯、马鞍、马车、毛瑟枪、铜炮、榴弹炮和装配有百余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等。据说英方绞尽脑汁、精挑细选，试图展现国王智慧和国家科技与财富的礼品花费高达15610英镑。[4]

从清宫档案可知，马戛尔尼使节团亦曾携来陶瓷礼品，并且就在使团离开北京一年之后的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95年1月14日），将受赠陶瓷中的一部分发往内殿、武英殿和水法殿收藏保管。[5]值得一提的是，从近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公布的马戛尔尼使节团致送乾隆皇帝并传世至今的部分礼品图片可知，乾隆皇帝收受的贺礼当中至少包括两条缝有弹簧的紫色和黑色软带。其中紫色丝绸、黄绫内里软带两边有铜质带头和带扣，带头呈橄榄形，四周镂空并饰钢珠，中周嵌蓝底白色人物立姿浮雕；另一件黑色绒面软带构造略同，带头亦嵌蓝地白色人物浮雕坐像，该坐像已由收藏单位标明是“牧羊女”主题。虽然遗憾但也幸运的是，据说现已不存的故宫文物帐，注明该两条软带曾系有“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收，英吉利国进，铁镶西洋瓷软带”纸签条。[6]从图片看来，软带所嵌饰的“西洋瓷”蓝地白色人物浮雕（图5、图6），[7]正是约书亚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试炼开发成功的无釉精质细炻器（Jasper Ware）。美国巴尔的摩沃尔特斯美术馆（The Walters Art Museum）也收藏有和英王赠送乾隆皇帝紫色软带带头人物一致的玮致伍德瓷厂出品的人物像（图7），[8]从馆方的藏品说明可知该图像乃是由伊丽莎白·坦普敦夫人（Lady Elizabeth Templetown，1747—1823）和艾玛·克鲁（Emma Crew，约活跃于1783年）设计的献祭女祭司图，外框金属细工则是出自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的苏豪制造厂（Soho Manufactory）。另外，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同样藏有由伊丽莎白·坦普敦女士设计的玮致伍德细炻器浮雕饰（图8），[9]其灵感来自劳伦斯·斯恩特（Laurence Sterne）1768年畅销书中的牧羊人，也和使团携入清朝的黑色软带扣头的蓝地人像相近。传世实物可以确认，由“女王御用陶工”约书亚所创设，寓意回归古希腊、罗马古典并刻意以古代意大利半岛城邦伊特鲁里亚（Etruria）为瓷厂名的玮致伍德陶瓷，正是英王致送乾隆皇帝的贺礼之一。

图 5ˉ 英王乔治三世赠送乾隆皇帝的英国铁镶玮致伍德炻器软带，1780-1790 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6ˉ 英王乔治三世赠送乾隆皇帝的英国铁镶玮致伍德炻器软带，1780 — 1790 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7ˉ 玮致伍德瓷厂女祭司炻器，6.4cm× 5.8cm，约 1783 年，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The Walters Art Museum）藏

图 8ˉ 玮致伍德瓷厂牧羊人浮雕炻器， 长 5.1cm， 约 1785 年，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

问题是，作为约书亚陶瓷生涯巅峰之作的仿波特兰瓶（图4），是否在乾隆大寿贺礼行列？一说认为，约书亚以炻器仿烧的波特兰瓶也是英王的贺礼之一，[10]但似无确证。尽管如此，考虑到使团入清之前数年约书亚已完成炻器波特兰瓶的仿制，并成功售出数十件，结合前述致送乾隆皇帝腰带嵌饰的炻器浮雕，不难想象波特兰炻器瓶确有可能是在送礼行列之中。无论如何，英国使节团成员对于作为“英国之光”的玮致伍德陶瓷当然是推崇备至，也引以为傲，认为东亚陶瓷并不足观。如此次使团的主计员包罗（John Barrow，1764—1846）在其回忆录中就声称：“无论中国或日本，都不能自夸其瓷器形式之精美。它们比不过天才的威治伍德（Wedgwood）先生为现代使用而引进的希腊、罗马无与伦比的花瓶形式。他们在瓷器上描画的，或不如说涂抹的不过是粗陋、草率、奇怪形状的图案，总之是穷人家妇女和儿童的涂鸦之作。”[11]巴罗的批评，应该无涉一般人无缘见识到的清初官窑制品，算是他在英国所见东亚民窑外销陶瓷的个人观感，不过这里既提到玮致伍德陶瓷，也例举了其“希腊、罗马无与伦比的花瓶形式”，所以我们或可据此假想，安弗拉式波特兰浮雕玻璃瓶之玮致伍德炻器仿品确实可能被携入清朝了。

我们无从得知乾隆皇帝是否曾亲眼目睹马戛尔尼使团携来的玮致伍德炻器，但似可想象，骄傲自负的乾隆以及参与接待、盘点的清朝官员恐怕不会对玮致伍德无釉细炻器及器上的西洋古典母题有太大的兴趣，甚至有可能将之视为与宜兴紫砂炻器（图9）[12]或景德镇所烧造的以钴发色的霁青白花（图10）、[13]蓝彩地白花（图11）、[14]瓷胎珐花一类清宫司空见惯的窑器相类似的器物。另外，不知是刻意还是巧合，总之，乾隆回赠英王乔治三世的礼品当中就包括景德镇制“霁青白里瓷盘”，并且又以“宜兴器”赏赐使团使节。[15]

图9ˉ宜兴窑双螭福寿水丞,高 5cm,清乾隆年间（1736 — 1795），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10aˉ 霁蓝釉白花鱼纹钵，高 8cm，大清雍正年（1723 — 1735）制铭，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Paris）藏

图 10bˉ 霁蓝釉白花鱼纹钵内侧

图 11aˉ 珐琅彩蓝地剔花番莲茶碗，高 4.9cm，清乾隆 年间（1736 — 179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 11bˉ 珐琅彩蓝地剔花番莲茶碗底部

以往学界已有许多针对乾隆皇帝到底如何应对马戛尔尼使节团携来的与天文科学或军事等相关的器物的论述。乾隆皇帝表面上批评英国“夷性见小”“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却又颇顾虑朝臣恐怕会对这些奇巧物件有不错的评价，所以特别下上谕贬低贺礼的珍奇性进行认知教育。与此同时，他也小心翼翼地交办，将贺礼分类标签，配置匣盒，指定收贮陈设地点，有意永久保存，其内心甚至警觉到英国的科技高度，故深谋远虑地命沿海疆各督抚及早筹办海防。[16]

乾隆皇帝的对应态势也反映在他对清代外销瓷的评述中，即：“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惜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所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为请于浙江等口通商贸易断不可行事给英国王的敕谕》）该敕谕是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北京的四天前所发下的，似乎是将外销陶瓷当成他德政的一环。不过，尽管乾隆处心积虑并自我感觉良好地装点天朝颜面，却也无法改变中国陶瓷在欧洲市场已趋没落的事实，曾经受到欢迎的带着中国情调的工艺品如今已是乏人闻问的明日黄花。18世纪中叶中国陶瓷在欧洲的价格既不如德国麦森（Meissen）、法国赛普鲁（Sévres）制品，也比日本瓷低廉，致使英国东印度公司下令减少购买中国瓷，乾隆五十六年（1791）更下达绝对命令，禁止采购中国陶瓷，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最后一批由公司购买的中国瓷器运抵英国，却要到嘉庆三年（1798）才能脱售。[17]

二、从浮雕玻璃（Cameo Glass）到陶瓷剔花装饰

前引公元前后古罗马玻璃波特兰瓶（图3），是模仿浮雕玉石（cameo）减地手法表现图纹之浮雕玻璃（Cameo Glass）的著名案例。其是在近黑的深蓝地覆盖乳白色含铅的玻璃层，冷却后于白色玻璃层进行减地浮雕。286年罗马帝国政权一分为二，由四帝共治。395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Ⅰ）过世，同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成东西两帝国。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330—1453）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西罗马于455年被以非洲为据点的东日耳曼汪达尔族（Vandals）所洗劫，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475—476年在位）也在476年被所雇佣的外籍兵头领所废黜，帝国至此落幕，而荣光一时的罗马玻璃也早在4世纪衰微。从西方玻璃史的角度和分类而言，5世纪以来有三种玻璃产制类型，其一是由因战火而避居边境的罗马工匠制作的制品；其二是移居东方拜占庭（Byzantium）的匠人制作的拜占庭玻璃（Byzantium Glass）；其三是由罗马帝国所属的北非和东地中海沿岸作坊生产的罗马玻璃传统，东至两河流域的西亚萨珊玻璃器。介于罗马玻璃以及之后伊斯兰玻璃的萨珊玻璃制品，虽然不易清晰掌握其特征和脉络，不过伊朗苏萨（Susa）遗址曾出土相对年代在5—6世纪的萨珊玻璃凸纹罐。日本京都上贺茂神社出土的带有类似装饰的玻璃碗残件也被认为是4—6世纪萨珊玻璃，其产地可能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或伊朗西北部。[18]承继罗马和萨珊波斯玻璃技艺的伊斯兰玻璃工坊亦见浮雕玻璃制品，如相对年代在9—10世纪的无色底绿纹（图12）[19]或无色底蓝纹（图13）[20]玻璃杯，是在无色玻璃内胎施加绿色或蓝色玻璃层，而后辅以研磨剂，使用石车床剔除纹样以外部位，并予刻饰、研磨和抛光，可说是结合了玻璃工匠的技能和玉石匠人的雕琢工艺。

图 12ˉ 剔地玻璃杯，高 13.8cm，9 — 10 世纪，伊朗，美秀博物馆藏

图 13ˉ 剔地玻璃杯，高 12cm，9 — 10 世纪，伊朗或伊拉克，出光美术馆藏

伊朗塞尔柱王朝（1037—1157）陶瓷亦见和浮雕玻璃有着相近装饰趣味的剔划花制品。如12世纪伊朗中部卡尚（Kashan）地区所烧造的俗称Silhouette Ware陶器，其是在白色器坯施黑化妆泥，再剔除纹样以外的黑泥浆料层后入窑烧成（图14），[21]类此之装饰效果和工序与前引浮雕玻璃杯大体相同。此外，俗称Garrus Ware（一名Gabri Ware）的陶器也是以剔地手法营造纹样和背底色差的铅釉陶器。由于产地可能在Garrus山区而命名的Garrus陶器类型、纹样、题材多元，除了人物、鸟兽、花草之外，还有文字等（图15），[22]其多是在红褐色器胎施白化妆，而后剔除纹样以外部位白土，再施罩透明釉或绿色、黄褐色、锰紫色系铅釉，有时为了突显黑白对比效果，更于减地背底涂抹锰发色的黑彩（图16）。[23]

图 14ˉ 伊朗 Silhouette Ware 黑剔花文字执壶，高 16.5cm，12 世纪

图 15ˉ 黄釉白剔花文字纹钵，口径 31.1cm，12 世纪， 伊朗 Garrus 地区出土，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 16ˉ 绿釉器盖，口径 21.7cm，12—13 世纪， 伊朗 Garrus 地区出土

另一方面，陶瓷剔花装饰工艺也是中国宋代磁州窑类型河北观台窑或河南当阳峪窑具有特色的制品之一。其中，白剔花工艺一般是在施抹化妆泥的器坯剔地露胎以凸显白色的图纹（图17），[24]有时更于减地部分填以黑色、茶色、蟹青色等色料以增进和纹样的对比效果（图18），[25]后者又称“刻花填色”，或“剔刻填彩”。也有以圆管凿压珍珠地纹或再于戳印处填充色粉者。相对的，白地黑剔花则是在白化妆土满施或局部施罩黑泥，然后剔除纹样以外的黑浆料露出白化妆，并以工具于黑浆料上刻画花蕊、茎脉等细部纹理，施罩透明釉入窑烧造，遂成黑白对比分明的图纹（图19）。[26]另外，又有黑地白剔花，是剔除作为纹样的黑浆料而呈现出白花效果（图20）。[27]前述伊朗卡尚Silhouette Ware的装饰作风（图14）就和12世纪北宋白地黑剔花器相近（图19）；至于如Garrus Ware般减地背底涂抹黑彩器（图16）之工序亦如当阳峪窑刻花填色标本（图18）。总之，从当时亚洲工艺交流氛围或陶瓷装饰效果和工序等各方面看来，前述中国和伊朗陶瓷装饰的相似性表明，两者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影响与借鉴的关系。

图 17ˉ 磁州窑类型河南登封窑白剔花注 壶，高 17.8cm，北宋，白鹤美术馆藏

图 18ˉ 白釉剔花填彩梅瓶，北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19ˉ 黑剔花梅瓶，高 31.7cm，北宋，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 20ˉ 黑地白花枕 , 长 29.5cm, 北宋 ,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早在20世纪60年代，熟悉中国和伊斯兰两地陶瓷史的三上次男博士已经注意到宋代磁州窑剔划花制品和所谓Garrus Ware之间的类似性，并且主张中国陶瓷剔划花技法乃是在波斯同类技法影响下才诞生的。他认为：在年代方面，中国陶瓷剔花技法最早见于11世纪后半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磁州窑类型标本，而Garrus Ware剔花技法则略早于中国，始于11世纪前半。在器形和制陶等基础工艺方面，中国陶瓷曾给予波斯陶器影响；然而在作品的设计和表现技法层面，中国则颇受波斯陶器的启发。[28]不过，就今日的考古发掘资料而言，发现有绢地青绿山水和设色花鸟画轴的辽宁省叶茂台辽墓，即伴随出土一件白釉剔花盘口瓶（图21），[29]而该墓的相对年代约在10世纪后半期，这说明中国陶瓷剔花技法可上溯至10世纪后期。另一方面，Garrus Ware陶器一说可上溯至11世纪，但典型的或说使用减地剔花技法的标本则属12—13世纪的遗物。[30]也就是说，中国陶瓷剔花工艺的初始年代似乎不晚于波斯陶器，并且很可能更早于中近东类似标本的年代。问题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借鉴与影响的关系？

图 21ˉ 磁州窑白釉剔花长颈盘口瓶 , 高 46cm, 北宋 , 辽宁省叶茂台辽墓出土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中国剔花陶瓷很早就经由海路运销其他国家，最显著的案例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在印尼雅加达（Jakarta）以北海域，距邦加岛（Bangka Island）半途约150公里处打捞上岸的命名为印坦沉船（Intan Wreck）中所见白釉剔花盘口瓶（图22）。[31]从伴随出水的其他遗物可知，印坦沉船的相对年代约在10—11世纪。[32]由于与该白釉剔花盘口瓶造型、装饰技法均极类似的作品另见于前引相对年代约在1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辽宁省叶茂台辽墓（图21），可知印坦沉船盘口瓶的年代亦相当于此一时期。[33]从河南省登封曲河、密县西关窑窑址采集到同类器式标本，知其应属中国北方窑系制品。另外，据说河北省邯郸地区北宋早期墓葬亦曾出土同类制品，此又说明这类剔花制品应为北宋早期广义的磁州窑作例。尽管于途中不幸失事沉没的印坦沉船的原定航路还有待复原，不过其出水遗物除了大量的中国青瓷和白瓷之外，还包括可能产自伊拉克的翡翠蓝釉标本，以及伊朗地区的玻璃瓶。过去笔者就是基于印坦沉船打捞资料，主张伊朗陶器的剔划减地技法很可能是受到中国陶瓷的启发才出现的，[34]但回头省思，这样的看法不尽合理，有修正的必要。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前引公元前后所制成的意图模仿浮雕玉石（cameo）的浮雕玻璃（Cameo Glass）波特兰瓶（图3），以及经萨珊波斯而传承至伊斯兰时代的以同样工序所制成的浮雕玻璃制品，似可顺理成章地设想，伊朗陶器的剔地纹样装饰其实有更大可能来自伊斯兰浮雕玻璃的装饰传统，而中国磁州窑的剔划花装饰则是受到伊斯兰浮雕玻璃装饰的启发。当然也不排除中国陶瓷在此一影响基础上精进达成优秀成果，又逆向反哺了伊朗陶器的装饰。从中国陶瓷和伊朗陶器之造型和装饰母题的类似性亦可窥知这样的可能性。

图 22aˉ 磁州窑白釉剔花盘口瓶残件 , 北宋 , 印坦沉船打捞品

图 22bˉ 磁州窑白釉剔花盘口瓶残件底器

三、罗马和汉代的浮雕玛瑙（cameo）

古希腊、罗马酷爱宝石雕刻，博物学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博物志》就有宝石卷（卷27），里面提到暴君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 公元前574-前522）的红缟玛瑙戒指在经历一番神奇命运波折后，被镶嵌在康科德神庙（Temple of Concord）黄金色的角上；还提到亚历山大大帝公告除了皮尔戈斯（Pyrgos）这位出色的刻工之外，不准其他人在宝石上雕刻自己的肖像。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也是著名的雕玉藏家，[35]其藏品后来搬移至君士坦丁堡，成为拜占庭时期工艺制品纹样造型的源头之一；[36]塞维鲁王朝皇帝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 203-222）喜爱的装扮，就是在外衣别上雕玉带扣，靴子配备雕玉拴扣具。[37]罗马时代雕玉被装饰镶嵌在王冠、权杖、胸饰、耳饰、壶、箱、乐器、马具，以及铠甲、盾和剑鞘等上。

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玛瑙饰件，如南方的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或北方北阴阳营遗址所见素面玛瑙饰。殷墟妇好墓或宝鸡国墓等商周时期墓也出土了玛瑙珠和管饰，山西太原赵卿墓则见玛瑙觽。到了汉代，玛瑙饰件仍经常可见，还出现了成组的玛瑙剑饰，有的如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素面无纹剑格（图23），[38]其中也包括琢刻浮雕的剑彘、剑珌等名符其实的雕玉（cameo）。如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墓（M1）北椁室2号棺，棺上椁盖表面有“东公”刻画隶书，棺中铁剑剑鞘有玛瑙璏，其是在无色底层琢刻，显露红色浮雕纹样（图24）。[39]根据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剑璏浮雕螭纹造型（图25），[40]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购藏的西汉玛瑙剑璏浮雕螭形纹样（图26），[41]可以认为连云港海州墓出土玛瑙剑璏的浮雕有可能是螭纹的简化表现。依据伴随出土的龟纽铜印以及讲究的墓葬设施，报告书推测海州墓主身份可能是地方官员，相对年代在西汉中后期。

图 23ˉ 素面玛瑙剑格，长 5.3cm，宽 1.16cm，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

图 24ˉ 玛瑙剑璏，长 7cm，宽 2.4cm，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墓出土

图 25ˉ 玉剑璏，长 10.2cm，宽 2.4cm，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

图 26ˉ 龙纹玛瑙剑璏，长 9.3cm，宽 2.6cm，西汉中晚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湖南省零陵县东门外文庙东汉墓（M1）玛瑙剑珌（图27），[42]造型略呈菱形，无色底上浮雕的螭纹呈红色，与剑鞘相接处一端有两小圆孔，圆孔两边各有一楔形浅小孔。从汉代玉器频见浮雕剑首、剑格、剑璏、剑珌等来看，浮雕玛瑙剑饰组件应可视为是对相近玉石配饰文化的反映，只不过玛瑙的硬度更高，透光性也更强。层状的缟玛瑙浮雕突显纹样和背底色调反差，也是极具装饰效果的质材。如前所述，古罗马的浮雕玛瑙同样是剑鞘常见的饰件。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保加利亚斯塔拉札戈拉地区（Stara Zagoro）的卡塔尔卡（Catalka），年代在1世纪末至2世纪初，被比定为色雷斯人（Thracian）罗马军队的高阶重装军官墓中，也发现了汉代玉剑璏（图28）。[43]该墓出土有剑、矛、箭头、链甲、甲裤等铁制品和青铜盾、头盔，伴随出土的玉剑璏乃是置放于剑鞘上方，出土位置表明其和中国璏的设置和功能大体一致。[44]众所周知，中国璏的文献比定和具体系佩方式自关野贞、郭沫若、郭宝钧以来多有讨论，本文则是采信林巳奈夫的考定和复原，即璏下方孔系绳固定于剑鞘，再于孔穿贯革带佩于腰间，此如山西侯马战国陶范等所见佩短剑的人像（图29），[45]亦有如西汉画像砖人物以细革带贯穿璏孔再系佩在人物腰间宽带（绅）下方的长剑佩戴方式（图30、图31）。[46]从目前的资料看来，中国装置在剑鞘上的璏（剑鼻）出现于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后期，而乌拉尔山脉草原地区可能是由骑马民族发明的和“彘”具有相同功能的系剑具的年代则可上溯至公元前7世纪，一说认为中国璏乃是受其影响。[47]另外，南俄发现的银双耳瓶瓶身的希腊武士也可见到装置在鞘上的中国古代称为璏的装置（图32）。[48]

图 27ˉ 玛瑙剑珌，长 3.6cm，东汉，1956 年 湖南省零陵县东门外文庙 1 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 28aˉ 玉剑璏，11cm×2.5cm×3cm，汉代，保加利亚卡塔尔卡色雷斯战士墓出土

图 28bˉ 玉剑璏置于剑鞘的复原线绘图

图 29aˉ 战国青铜武士像，尼尔逊美术馆藏

图 29bˉ 战国青铜武士像局部线绘图（林巳奈夫绘）

图 30ˉ 西汉画像砖所见佩剑人物

图 31ˉ 佩剑方法（林巳奈夫绘）

图 32ˉ 俄罗斯出土的银双耳瓶上所见武士剑鞘上的穿系具，4 世纪

我们还应留意，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一件汉代玉剑璏乃是1894年俄罗斯库班地区相对年代在3—4世纪的萨尔马特人墓葬所出古物（图33），[49]结合保加利亚卡塔尔卡墓玉剑璏出土例（图28），可以窥知汉代剑饰具甚至被携往欧洲东南部黑海周边国家。相对而言，罗马文物输入中国一事更是时有所闻，其中江苏邗江甘泉西汉墓或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罗马绞胎玻璃器即为著名实例（图34）。[50]因此，若说罗马的浮雕玛瑙（cameo）曾经被携入中国，进而启发了江苏连云港西汉墓红缟玛瑙剑璏，以减地琢刻而突显无色底层和赤红浮雕纹样对比效果意象（图25、图26），恐非无稽之谈。

图 33aˉ 俄罗斯库班出土汉代玉剑璏，长 9.45cm，宽 2.65cm

图 33bˉ 俄罗斯库班出土汉代玉剑璏侧面

图 34ˉ 玻璃瓶，高 13.6cm， 东汉，河南省洛阳市东郊 1987 年出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

文献资料方面，章鸿钊著《石雅》已指出中文玛瑙是梵文的意译，东汉以前无玛瑙一名，而称“赤玉”或“琼”，并援引三国魏郎中鱼豢撰《魏略》，说大秦（罗马）多玛瑙。[51]时代稍晚的考古案例则显示，山西省寿阳县北齐河清元年（562）库狄回洛墓出土有可能来自地中海地区的阴刻（Intaglio）玛瑙饰（图35）。[52]另外，作为文明交汇地，阿富汗蒂拉丘地（Tillya Tepe）4号墓伴随出土的金项链坠饰也是浮雕玛瑙（图36），[53]其相对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前期，是希腊人统治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公元前130）至贵霜翕侯丘就却（？—约75）统一五部翕侯之前的墓葬，而同墓群2号既见带希腊女神雅典娜图像的金戒，还伴随出土有西汉连弧纹铜镜。[54]

图 35ˉ 阴刻玛瑙饰，长 2.7cm，山西省寿阳县贾家庄库狄回洛墓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图 36ˉ 浮雕玛瑙坠饰（局部）， 公元前 1 世纪，阿富汗蒂拉丘地 （Tillya Tepe）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几点有趣的观察。其一，本文在以往学界早已充分讨论过的约书亚·玮致伍德以精细炻器（Jasper Ware）仿制的古罗马浮雕玻璃（Cameo Glass），以及这类精致炻器曾被作为英王乔治三世致送乾隆皇帝的礼品的研究基础之上，指明清宫传世、由马戛尔尼携来的两件“铁镶西洋瓷软带”带头上的蓝地白色人物浮雕（图5、图6）之主题，分别来自希腊神话和18世纪的畅销小说，设计者是玮致伍德瓷厂所委任的设计师伊丽莎白·坦普敦夫人。其二，中国北方磁州窑剔地浮雕装饰及其和伊斯兰工艺品之间的关系，是学界尚待解答的课题之一。关于这点，本文观察了浮雕玻璃（Cameo Glass）的发展及其浮雕技法，倾向认为磁州窑的剔地浮雕很可能是受到伊斯兰工艺的启发才出现的装饰技艺。其三，经由南俄和保加利亚遗址出土的汉代玉剑璏，以及中国出土的装饰意象和罗马玛瑙浮雕（Cameo）相近的浮雕玛瑙剑璏，省思在双层色的缟玛瑙上进行减地浮雕，以色层反差表现浮雕母题的古罗马浮雕玉石被携入中国的可能性。从中国考古遗址屡次出土罗马玻璃制品，以及江苏连云港西汉墓所见红缟玛瑙剔花浮雕利用无色地纹来强调红色浮雕母题的作风等间接讯息来看，古罗马浮雕玉石确实有可能进入汉帝国，而连云港汉墓红缟玛瑙璏（图24）或许就是受到罗马玛瑙浮雕意匠影响的一个案例。这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中国浮雕玉器所见浮雕主纹受沁染色，凸显母题的作风，正和西方浮雕玉石采取色层反差的装饰效果相近（图37）。[55]清代初期出现的单色玻璃坯上叠套不同色系玻璃浆料的套料制品，也是装饰意象与之相近的著名器类。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朝白套红螭纹细长颈瓶，红套料上的刻纹是在融溶浆料冷却后再予以琢刻而成的（图38），[56]算是另类的浮雕玻璃（Cameo Glass）。至于清宫传世的一件玛瑙莲荷小杯，则是采用减地技法表现白色浮雕莲和鱼（图39），[57]是名符其实的浮雕玉石（Cameo）。

图 37ˉ“秋山”青玉，高 6.5cm，金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38aˉ白套红螭纹长颈瓶，“大清乾隆年制”刻款，高 9.1cm， 18 世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 38bˉ 白套红螭纹长颈瓶底部

图 39ˉ 玛瑙莲荷游鱼小杯，高 3cm，宽 5.8cm，清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注释：

[1]青柳正規等：《世界美術大全集·第5卷·古代地中海とローマ》，小學館，1997，第236页，第147图；西日本新聞社等编《カメオ 宝石彫刻の2000年─アレキサンダー王からナポレオン3世まで》，西日本新聞社，2008，第139页，第139图。

[2]由水常雄编《世界ガラス美術全集·第1卷·古代中世》，求龍堂，1992，第62页，第131图。

[3]相贺彻夫编《世界陶磁全集·22·世界（三）》，小学馆，1986，第118页，第101图。

[4]王宏志：《如何“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论新发现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礼品清单中译本》，《外国语言与文化》2021年第4期，第59页。

[5]郭福祥：《马戛尔尼使团送乾隆英国科技文物的近代史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2期，第122页。

[6]同上文，第126页。

[7]同上文，第125页，第9、10图；“英国铁镶西洋瓷紫绸带”，北京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173b13809abe49e8b12efb7050ec2cce&source=1&page=1，访问日期：2024年5月17日；“英国铁镶西洋瓷黑绒带”，北京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47f31c2172d94ce09d3ef166b3fa6387，访问日期：2024年5月17日。

[8]“Belt Clasp with a Woman Making a Sacrifice,” The Walters Art Museum, https://art.thewalters.org/detail/32078/belt-clasp-with-a-woman-making-a-sacrifice-3/，访问日期：2024年5月17日。

[9]“Buckle Ornament,”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149275/buckle-ornament-templetown-elizabeth-lady/，访问日期：2024年5月22日。

[10]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郑明萱译，台湾猫头鹰出版社，2011，第362页。温洽溢：《献给皇帝的礼物：Wedgwood瓷器王国与漫长的十八世纪》，台湾春山出版有限公司，2019，第15页。后者的依据是Alan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3), p. 140提到的1793年8月23日至24日清宫有玮致伍德所仿制炻器巴贝里尼（Barberini）瓶。

[11]约翰·巴罗：《巴罗中国行纪》，收入乔治·马戛尔尼等《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296页。

[12]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紫禁城出版社，2007，第207页，第120图。

相贺彻夫编《世界陶磁全集·15·清》，小学馆，1983，第151页，第157、158图。

[13]“珐琅彩蓝地剔花番莲茶碗”，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资料检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2713&Dept=U，访问日期：2024年5月17日。

[14]《乾隆五十八年又西洋咭唎国入贡》外务部档案，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579—580页。

[15]萧穆：《敬孚类稿》卷八《记何子贞太史所纂高宗政要》。此参见郭福祥：《马戛尔尼使团送乾隆英国科技文物的近代史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2期，第130页。

[16]谢明良：《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对欧洲贸易中的瓷器》，原载《青森大学学术研究会会报》第3、4卷，1981；后收入《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第303页。

[17]由水常雄编《ガラスの道》，德間書店，1973，第158—163页。

[18]Miho Museum编《古代ガラス展图録》，Miho Museum，2001，第127页，第181图。

[19]出光美術館编《オリエントの美術》，出光美術館，2013，第142图。

[20]三上次男编《世界陶磁全集21：世界（二）．イスラーム》，小學館，1986，第40图。

[21]同上书，第152页，第131图。

[22]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4), p. 262, cat. Ib. 3.

[23]白鹤美术馆：《白鹤美术馆名品选》，白鹤美术馆，1989，第30页，第34图。

[24]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当阳峪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第313页，第18图。

[25]大阪市立美術館：《白と黒の競演——中国．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大阪市立美術館，2002，第84页，第51图。

[26]長谷部樂爾编《中國の陶磁7：磁州窯》，平凡社，1996，第49图。

[27]三上次男：《ペルシアの陶器》，中公文庫580，中央公論社，1993，据1969年版改订，第124页。

[28]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第12期，第43页，第4-1图。[29]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卷2，科学出版社，2008，第98图。

[30]Arthur Lane, Early Islamic Pottery: Mesopotamia, Egypt and Persia (London: Faber & Faber, 1958), p. 26;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p. 260-264; Giovanni Curatola, Persian Ceramics: From the 9th to the 14th Century (Milan: Skira Editore, 2006), pp. 69-72.

[31]笔者摄。

[32]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2002.

[33]谢明良：《关于印坦沉船》，载同氏《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第316页。

[34]谢明良：《中国陶瓷剔划花装饰及相关问题》，原载《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8期，2015；收入《陶瓷手记3：陶瓷史的地平与想象》，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第67—69页。

[35]プリニウス：《プリニウスの博物誌》，中野定雄等译，雄山閣，2021，第1498—1499页。

[36]小重野重利：《ルネサンスにおける古代への憧憬─15世紀メデイチ家の古代彫玉コレクションをめぐって》，收入西日本新聞社等编《カメオ 宝石彫刻の2000年─アレキサンダー王からナポレオン3世まで》，第33页。

[37]Diana Scarisbrick：《宝饰品および美术品における宝石彫刻（彫玉）─歴史的研究》，门田彩译，收入西日本新闻社等编《カメオ 宝石彫刻の2000年》，第9页。

[3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器》，《文物》2018年第11期，封三：2。

[39]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3期，第9页，第12图。

[4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器》，《文物》2018年第11期，封三：3。

[41]笔者摄。

[42]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玉器全集4 秦·汉─南北朝》，锦年国际有限公司，1994，第177页，第247图。

[43]Krisztina Hoppál, “Rome and China: Endpoints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s,” Orientations 53, No. 2 (2022): 120, figs. 11a-b; Gonthier érik, Kostov Ruslan I., and Strack Elisabeth, “A Han-Dated ‘Hydra’-type Nephrite Scabbard Slide Found in Chatalka (Bulgaria): The Earlist and Most Distant Example of Chinese Nephrite Distribution in Europe,” Arkélog, No. 65 (April 2014): 5, fig. 1.

[44]Krisztina Hoppál, “Rome and China: Endpoints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s,” Orientations 53, No. 2 (2022): 112-120; Gonthier érik, Kostov Ruslan I., and Strack Elisabeth, “A Han-Dated ‘Hydra’-type Nephrite Scabbard Slide Found in Chatalka (Bulgaria): The Earlist and Most Distant Example of Chinese Nephrite Distribution in Europe,” Arkélog, No. 65 (April 2014): 5-12.

[45]林巳奈夫：《中国殷周時代の武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2，第208页，第306图。

[46]王振铎：《汉代圹砖集录》，1935，转引自林巳奈夫《中国殷周時代の武器》，第208页，第305、307之2图。

[47]Gonthier érik, Kostov Ruslan I., and Strack Elisabeth, “A Han-Dated ‘Hydra’-type Nephrite Scabbard Slide Found in Chatalka (Bulgaria): The Earlist and Most Distant Example of Chinese Nephrite Distribution in Europe,” Arkélog, No. 65 (April 2014): 7-8.

[48]William Trousdale, The Long Sword and Scabbard Slide in Asia,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Anthropology, No. 17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75), p. 102, fig. 87.

[49]“Sword-sheath,” in The British Museum,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H_1923-0716-88，访问日期：2024年6月3日。

[50]宿白等：《正倉院の故鄉——中国の金·銀·ガラス─展》，NHK大阪放送局，1992，第82页，第65图。

[51]章鸿钊：《石雅 宝石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35—41页。

[52]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3卷·山西》，科学出版社，2005，第240页。

[53]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编《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第96页，第108图。

[54]参见V. I. Sarianidi：《シルクロードの黃金遺宝 ルバルカン王墓發掘記》，加藤九祚译，岩波書店，1988，第122—123页，第48、49图（4號墓浮雕瑪瑙項墜），以及第272页（2號墓西漢連弧紋銅鏡）。另参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编《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所附精良彩图和颇得要领的解说。

[55]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 工艺美术编·9·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第140页，第250图。

[56]张湘雯主编《若水澄华：院藏玻璃文物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6，第83页，第81图。

[57]同上书，第93页，第102图。

( 谢明良，日本成城大学文学博士，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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