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荭 | 陇东地区北周隋代菩萨造像特征研究

陇东地区北周隋代菩萨造像特征研究

文 ˉ 吴 荭

【关 键 词】陇东  北周隋代  菩萨  特征  源流

一、出土及发现概况

陇东地区指甘肃平凉、庆阳两地区，其位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连接东西，佛教文化较为发达。境内有著名的王母宫石窟、南北石窟寺、子午岭中早期石窟等，其中早期石窟造像在中国石窟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除此之外，近年该地区还出土一批单体造像，这些造像在受到周边地区影响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为研究西部地区北周至隋代造像特征等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对于认识北朝晚期至隋代造像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

陇东地区目前发现的单体造像主要有泾川龙兴寺出土的一批北魏至宋代造像，其中的北周隋代菩萨像是已知陇东地区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美的一批菩萨像。泾川邻近的平凉市崇信县、庆阳市宁县等地也出土了同时期菩萨像，风格与泾川出土菩萨像极为接近，有的甚至可能就是一批工匠所为，这些菩萨像共同构成了陇东地区北周隋代菩萨像资料库。庆阳北石窟寺保存有北周隋代的大量中小型窟龛，虽然保存状态较差，但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宁夏须弥山石窟、陕西长武地近陇东，在造像特征上与泾川有很多相似性，可归入陇东区域讨论。

泾川龙兴寺出土单体圆雕菩萨像共计43件，其中立菩萨40件，倚坐菩萨3件，菩萨头像32件。泾川县博物馆旧藏立菩萨像1件。崇信县博物馆新近入藏2件立菩萨像。华亭市博物馆藏1件隋菩萨立像。宁县博物馆藏立菩萨像2件，倚坐菩萨1件，菩萨头像1件。平凉市博物馆藏有2身菩萨残像，菩萨头像1件。长武县博物馆（昭仁寺）藏2件菩萨像。

二、造像特征

（一）总体样式及尊格

泾川龙兴寺出土立菩萨像完整者多戴化佛冠，右手持杨柳枝，左手提握净瓶（偶见相反的例子），部分像一腿直立，一腿微曲。《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中明确指出杨柳与净水是观音菩萨的重要持物，“此国人民遇大恶病，良医耆婆尽其道术所不能救。唯愿天尊慈愍一切，救济病苦令得无患。尔时世尊告长者言：去此不远正主西方，有佛世尊名无量寿，彼有菩萨名观世音及大势至。恒以大悲怜愍一切救济苦厄。汝今应当五体投地向彼作礼。烧香散华系念数息，令心不散经十念顷。为众生故当请彼佛及二菩萨。说是语时于佛光中，得见西方无量寿佛并二菩萨。如来神力佛及菩萨俱到此国，往毗舍离住城门阃。佛二菩萨与诸大众放大光明，照毗舍离皆作金色。尔时毗舍离人，即具杨枝净水，授与观世音菩萨”。[1]杨柳观音是依此而创制的。除了手持杨柳及净瓶外，泾川出土的较为完整的菩萨像多戴化佛冠，虽然在犍陀罗及中国早期弥勒菩萨像中也见化佛冠，但化佛冠、杨柳枝、净瓶三者共同表现在一身菩萨像上，其身份无疑应为观音。泾川个别菩萨像冠中无化佛，仅手持净瓶和柳枝，考虑造像时代及文献记载，也应确定为观音。

泾川西魏晚期、北周早期的菩萨身材略微短粗，头大、直立柱状，腹部凸出。戴心形项圈，帔帛自双肩下垂，两端于腹前绕搭，之后下垂再反折上来搭于双肘上，顺体外下垂。或帔帛于胸、膝前横过二道，膝前横过一道于中间结束珠饰。裙及帔帛下摆略外侈，保留了北魏以来的特点。无璎珞装饰。双手施无畏与愿印（图1、图2）。北周成熟期菩萨像仍保持直立身躯，头大，体短的特征。戴化佛冠，项圈变成宽大的圆形，素面无饰或上下缘饰两排连珠纹，中间饰麦穗纹，下坠一花蕊。帔帛于腹、膝前横过二道。膝前一道于中间结束珠饰。单重U形璎珞挂于体前。璎珞由连珠纹组成玉米棒形，相互由珠饰连接。U形底端饰一圆璧。一手提净瓶，一手持杨柳（图3、图4）。

图1ˉ 泾川西魏- 北周菩萨像

图2ˉ 泾川西魏- 北周菩萨像

图3ˉ 泾川北周菩萨像

图4ˉ 泾川北周菩萨像

隋代菩萨像身躯高大、修长，腰部扭动，身体曲线显露。部分菩萨像一腿直立一腿弯曲，呈游足状。束高髻，戴冠，多为化佛冠、三叶冠。宝冠上装饰有W形垂悬花绳、仰月。戴圆形宽项圈和长项链。圆形宽项圈仍延续北周样式。项链细长，底部打结，下垂铃形物等。帔帛基本均为横于胸（腹）、膝前两道的样式。挂双重璎珞，一般短重为X形，长重U形。双重璎珞自肩部圆形物下垂，X形璎珞腹前交叉于圆形、椭圆形或方形璧上，个别出现兽面纹。U形璎珞与北周相似，只是底端圆璧上垂花蕊。帔帛与璎珞交互穿插（图5、图6）。

图5ˉ 泾川隋菩萨像

图6ˉ 泾川隋菩萨像

以上北周、隋代菩萨特征符合北朝晚期至隋代的时代特征。菩萨像服饰繁复华丽，反映出其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值得注意。

（二）服饰特征

早期佛教里把成佛前的悉达多太子或累劫转世修菩萨道的释尊称为菩萨。因此，早期的菩萨造像大多以出家前的悉达多太子形象为参照。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王族大人士庶豪右。庄饰有殊规矩无异……凡百庶僚随其所好。刻雕异类莹饰奇珍。衣裳服玩无所裁制。贵鲜白轻杂彩。男则绕腰络腋横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总覆。顶为小髻余发垂下。或有剪髭别为诡俗。首冠花鬘身佩璎珞……国王大臣服玩良异。花鬘宝冠以为首饰。环钏璎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贾惟钏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2]《佛所行赞》卷一叙载，释迦牟尼当太子时，就是“璎珞庄严身”。《中阿含经》卷一中的《木积喻经》有许多青年女性修饰身体时使用物品的记录：“年在盛时，沐浴香熏，著（着）明净衣，华鬘、璎珞严饰其身。”[3]可见菩萨繁杂华丽的衣饰受世俗人物着衣的影响。

泾川菩萨像发式、冠、项圈、璎珞、裙带、腰带等装饰较为繁复，充分反映了上述记载的内容。

1.发式及发饰

泾川龙兴寺出土的北周隋代菩萨像较为清晰地表现了发式。其发式分为两种，一为高髻束带后绾（图7），一为束带冲天高髻（图8）。冲天高髻类发上装饰仰覆莲瓣，顶部呈半圆形（图9），这一特点在以往发现的菩萨像中少见。

图7ˉ 泾川菩萨头像

图8ˉ 泾川菩萨头像

图9ˉ 泾川菩萨头像

2.冠饰

泾川龙兴寺出土北周隋代菩萨像多戴三叶冠，上分饰化佛、宝珠等。冠以箍带样式多见。另有个别冠为圆桶状，顶部与发髻平齐，正面不见发髻，装饰繁复。泾川菩萨像中另一突出的特点是冠中装饰W形花绳。

泾川菩萨冠饰中宝珠冠较为突出，宝珠呈圆形或半圆形，周围饰火焰纹或忍冬纹，其底边多饰莲瓣，形成一小莲台样。

3.项饰

泾川出土的北周隋代菩萨所带项饰分两种，一为圆形项圈，较宽，上下缘多饰连珠纹、中间饰麦穗纹，项圈中央饰小莲花，其下坠花蕊或铃[4]。个别的圆形项圈内饰连珠纹及卷草纹。泾川县博物馆旧藏的一件隋代菩萨像圆形宽项圈分格，内分饰圆形、菱形饰物。一为细长项链，下垂铃，形式简洁。北周菩萨戴圆形宽项圈，隋代菩萨多戴双重项饰。

4.帔帛与璎珞

泾川及陇东地区除了西魏、北周早期菩萨帔帛于腹前扭搭外，北周隋代菩萨帔帛均为横于胸腹或膝前二道的样式，一般帔帛披覆双肩，右端自右侧下垂于膝前横过，上折搭于左臂外下垂；左端自左侧下垂，在胸腹前横过，搭于右臂外[5]。

泾川出土的北周隋代菩萨像基本都披挂璎珞。北周以单重U形为主，隋代多见双重样式，X形交叉腹前穿环（璧）、U形垂挂于体前。璎珞多以连珠纹组成，其间夹杂有宝珠等，为北朝晚期隋常见的形式。U形璎珞挂于体前，U形底部饰圆璧。X形璎珞交叉后均绕向身后，背面掩于外翻的裙边下，在腰间左右呈“八”字形下垂，且较少装饰（图10）。背面腰部以上基本不见璎珞。个别X形璎珞在正面出现交叉于兽面上的样式（图11），形成一种新样式。

图10ˉ 泾川北周菩萨像背面

图11ˉ 泾川隋菩萨像兽面

5.裙、裙带、腰带

泾川菩萨像多上袒，下着裙，裙边外翻，系裙带，裙带横于腰间，部分压掩于外翻的宽大裙边下，但于两腿间、身侧或身后打结下垂。身侧下垂的裙带饰麦穗纹，呈细长条状，且底部坠流苏，多垂于身体右侧。部分像在腹前或腰后垂长带，有的结系蝴蝶结。

泾川北周隋代菩萨像除了上述的裙带外，还见金属质链状腰带（图6）。他们背面裙边整体外翻，而正面裙边左右开合，左右两侧裙边前后叠压，腰间左侧露出金属质链状带，可见其于腰间缠绕1～2圈。另外部分菩萨身体右侧面可见从腰间下垂的两条细长带，呈链状，金属质感明显，底部坠流苏。而此类菩萨像背面有精致的打结裙带，故分析其同时着裙带与腰带。

在泾川西邻的崇信县博物馆也藏有两件隋代菩萨像，其整体风格与泾川菩萨像相似。戴高冠，上饰W形花绳，圆形及长链形项饰，圆形项圈内饰连珠与麦穗纹，长链中间打结下坠铃形物。一件菩萨像麦穗状裙带结系，垂于腿间，下垂于体前，打结后分两支下垂，再分别上折搭于X形璎珞上。腰间左侧半露麦穗状腰带（图12）。另一件裙带结系，金属链状腰带半露。

图12ˉ 崇信隋菩萨像（信搏涛摄）

三、与周边的关系及渊源

上述陇东北周隋代菩萨造像的特征反映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性。

（一）发式、冠饰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6龛菩萨像无冠，能够观察到其发式为高髻束带，高髻竖立于头顶，呈扇形。冲天型发式在云冈石窟中多出现在飞天、伎乐天或胁侍菩萨像上，如第6、7窟。麦积山石窟北魏晚期及西魏洞窟中冲天型高髻较为常见，但其多为双瓣式。麦积山石窟北魏、西魏高髻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之后在麦积山石窟北周第22窟、62窟菩萨像上仍见束冲天高髻样发式[6]，但明显低于北魏、西魏时的高髻，其是前期样式的延续。泾川北周菩萨像冲天型高髻与上述高髻均不同，其直立于头顶，中间束带，最上部呈桥形，推测桥形装饰为固定高发髻的梳或钗，所见桥形为梳背或钗梁部分，其不仅具有固定功能，也有装饰作用。

麦积山石窟北魏第163窟左壁菩萨像束高髻，戴冠，额前头发上饰莲瓣。隋代第12窟正壁两身菩萨像，发髻较低，顶上装饰莲瓣[7]。泾川龙兴寺出土菩萨像的冲天高髻及其莲瓣装饰与此类似。

泾川菩萨像冠中或项圈上装饰W形花绳。在公元前2世纪印度巴尔胡特大塔栏楯，犍陀罗地区2、3世纪的浮雕板上就经常出现童子扛花绳的内容，甚至一些容器外腹部也装饰同样的图案。这对于北魏石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云冈石窟二期洞窟中就常见童子手握花绳雕刻，如6号窟中心柱龛楣上、南壁上层2层小龛间[8]。另外龙门石窟、偃师水泉石窟北魏窟门及龛楣上也多见[9]。

在犍陀罗地区菩萨像头饰分两种，一为束发式，只用简单的连珠纹带子系住。二为用头巾包裹形成冠，冠上亦有细细的连珠状带饰从中间下垂至两边[10]。白沙瓦博物馆藏2—3世纪释迦菩萨像冠上已出现两条下垂的花绳，花绳由连珠组成，其原本应是束发的饰带[11]。至笈多时期毗湿奴像冠上圆形花饰，其中间垂饰短流苏，两边饰弯曲的花绳，并与相邻的圆形物中垂饰花绳相连。受此影响，在云冈石窟一期第18、19窟菩萨冠饰上出现类似的花绳，只是云冈石窟的花绳介于两圆盘间。麦积山石窟北魏中期洞窟第69窟菩萨像圆形宝冠中间向两侧下垂长长的饰带。东魏、北齐单体造像中也出现此类装饰，如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东魏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中的胁侍菩萨，北齐单体菩萨像等[12]。北周单体菩萨像冠中W形花绳流行，如西安出土北周保定三年（563）菩萨像[13]。另外，西安北周、隋无纪年菩萨像中此类冠饰更是多见，且影响到陇东地区。除泾川菩萨像外，同属陇东的甘肃宁县、崇信出土的隋代菩萨头像中也常见此类装饰[14]。

（二）项饰：圆形宽项圈、长链

据日本学者研究，南北朝时期中国存在三种项圈样式：圆形盘状、双兽型、垂饰型。其中垂饰型基本演变为璎珞。圆形盘状类项圈，在印度称为“轴”，是犍陀罗艺术中常见的胸饰[15]。其实在印度这种项饰自巴尔胡特大塔上女药叉等神祇上就已出现，之后普遍存在于佛教造像中。双兽型胸饰在中国演变为双龙衔珠等样式。中国菩萨像承袭了印度特点。自西晋、十六国金铜菩萨像，云冈石窟一期菩萨像，莫高窟早期三窟中菩萨像就已出现圆盘形、长链龙形双重项饰及短璎珞。虽然两种项饰在中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印度项饰的基本要素还是可以窥见的。

如上所述，陇东地区菩萨像以圆形宽项圈为主，连珠与麦穗纹是主要纹饰。长安北周隋菩萨像圆形宽项圈内部形式多样，第一种主体部分以小格划分，与日本学者所言的盘状项圈相近，其格内多装饰菱形、椭圆形、圆形宝珠纹样，上下缘饰连珠纹等。如西安博物院藏汉白玉彩绘贴金菩萨像、窦寨出土菩萨像、雷寨村出土菩萨等[16]；个别菩萨像项圈格内不雕饰纹样，如西安博物院藏未央区张家堡出土菩萨像、官亭村菩萨残像[17]，此种保留有早期样式。第二种圆项圈由连珠纹组成，如保定五年（565）、天和二年（567）观音像[18]。第三种项圈内由麦穗纹及连珠纹构成，如正觉寺出土残观音像[19]。泾川与此种较为相近。第四种由连珠纹和莲枝花草纹组成，如西安博物院藏汉白玉彩绘贴金菩萨像、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沙滹沱村出土菩萨像[20]。四种样式中第一种分格类目前所见较多，是北周隋西安地区菩萨项饰的突出特点。另外，麦穗纹也是之前少见的装饰纹样。

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朝梁普通六年（525）背屏式造像中已出现戴圆形项圈的菩萨像，此时项圈还略窄，仅饰一排连珠。四川大学博物馆藏中大通四年（532）造像中菩萨像所戴圆形项圈变宽，上饰两排连珠纹。同样的还有万佛寺出土太清二年（548）造像中菩萨像。无纪年的造像碑中菩萨戴圆形项圈较为普遍。万佛寺出土无纪年南朝菩萨像，其圆形项圈宽大，上下缘饰连珠纹饰，中间以连珠纹分格，格内饰圆形宝珠纹。万佛寺出土的双观音像项圈也如此，手中所持柳枝亦表现为麦穗纹样。汶川出土双观音像项圈宽大，饰连珠纹，手中亦持麦穗纹样柳枝[21]。类似的还有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单体菩萨像[22]。成都下同仁路出土一定数量的南朝、西魏、北周及唐代造像，其中南朝梁天监十五年（516）背屏式造像（H3：11）中菩萨戴圆形素面项圈。梁中大同二年（547）背屏式造像（H3：48）中菩萨戴麦穗纹圆形项圈。北周天和三年（568）菩萨像（H3：53）虽然圆形项圈素面，但其冠饰中有菱形纹饰物、麦穗纹带饰。双重璎珞更是由麦穗纹组成，腰带也为麦穗纹（图13），显得较为突出，构成菩萨装饰的一大特点。同时西魏—隋的部分无纪年菩萨像上麦穗纹、菱形纹也较为普遍（H3：27、49、89、68）[23]。可见圆形项圈、麦穗纹、分格装饰等是南朝—隋成都地区菩萨像中的突出特点。

图13ˉ 下同仁路出土北周天和三年（568）菩萨像（H3：53）（采自《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四二）

由上述分析可知，成都地区菩萨像圆盘状项圈装饰中分格特征、冠饰、璎珞中麦穗纹等最早出现在南朝，北周隋造像较多地受到梁以来南朝像的影响。总体看成都地区具有此类装饰的菩萨年代早于西安及泾川，西安及泾川北周隋菩萨像应受其影响。西安地区菩萨项圈继承了成都菩萨项圈分格装饰的要素，泾川菩萨像主要吸收了连珠纹、麦穗纹纹样。

大量的犍陀罗菩萨像戴圆形宽项圈，内分格；项链由麦穗状纹样组成，显著的例子为二龙（人）衔珠形项饰。同时，犍陀罗菩萨像斜挂于右肩及右胸的短璎珞也有部分表现为麦穗纹（图14）。这些特征对中国菩萨像产生了深刻影响。

图14ˉ 犍陀罗菩萨像（笔者摄）

泾川龙兴寺北周隋菩萨像中细长项链于中间打结，下坠垂铃样物与印度龙蛇形饰物相关。关于印度龙蛇形饰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学界已有论述[24]。龙蛇形饰物是《悲华经》中的“阎浮檀金作龙头璎”中的“龙头璎”。西晋、十六国、北魏石窟菩萨像中佩戴此种项饰的像例较多。西晋、十六国时期的龙形较为写实，完全继承了犍陀罗特征，云冈石窟一期大致也如此。云冈石窟二期开始出现演化样式，龙口中衔链接宝珠于绳索两端，或龙头相连口中衔链接宝珠于一条绳索，龙头日趋简化，整个造型抽象简洁[25]。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南朝菩萨像，二龙口衔宝珠，继承了云冈石窟写实的风格。泾川隋代菩萨像的细长项链，已不表现出二龙形象，而是简化为绳打结的样式。西安电讯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土的隋代菩萨立像，双重项饰，一重为两条相交的细链，莫高窟隋代第244窟北壁主尊菩萨像戴二龙戏珠项链，龙头也已简化[26]。可见隋代西部地区二龙形象均已简化。

从上述分析可知，泾川隋代菩萨像项饰与成都南朝菩萨像最为相仿，项圈麦穗纹、连珠纹特色突出，其应是受到成都南朝造像的影响。细长链形是印度龙头璎的简化形式，更多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三）裙、腰带饰

泾川菩萨像裙边外翻，裙带多掩于带下，但在身体右侧及背面可见下垂的裙带。同时，部分造像除了裙带外，还束金属质链状腰带，这是其菩萨像重要的特征。

西安中查村17、22号北周菩萨像裙边外翻，系麦穗状裙带，裙带垂悬于两腿间。17号菩萨像在外翻的裙边上再系腰带，腰带略宽，上装饰菱形、圆形饰物[27]。明尼法尼亚艺术中心藏开皇元年（581）成国乡邑子卅人等造观音立像的腰带与中查村菩萨像相似[28]。类似的还有无纪年的波士顿美术馆藏隋代菩萨像、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政治干校出土菩萨像、西安太平堡村出土菩萨像、南郊沙滹沱村出土隋代菩萨像[29]。从上述造像可以看出，西安地区北周、隋代菩萨像中存在一种裙带、腰带共同装饰腰间的样式，裙带质地较软，结系后垂于腿间或腰后；腰带较宽，似金属质，上饰椭圆形、菱形、方形饰物。邻近泾川的陕西长武县博物馆藏昭仁寺出土的两件菩萨像，系金属质链状腰带[30]。

成都万佛寺出土天和二年（567）的倚坐菩萨残像，也系裙带、腰带二重[31]，裙带遮掩于外翻的裙边下，外翻的裙边上系两圈细腰带。成都下同仁路H3：53天和三年（568）观音菩萨像，系裙带、腰带两重，裙带连珠纹状，掩于外翻的裙边下，垂于腿间，下坠流苏。麦穗纹腰带叠系于外翻的裙边之上，且结于腹前团花宝珠上，之后分支下垂并绕向身后。同样，无纪年的H3：89号菩萨像也系裙带、腰带两重，裙带麦穗纹状，垂于腿间，下坠流苏。腰带叠系于外翻的裙边之上，呈金属质链状，于腹前联结于菱形饰物上，其下垂两支麦穗纹带，并绕向身后。H3：68号菩萨系裙带、腰带两重，裙带麦穗纹状，垂于腿间，下坠流苏。腰带上下两条系于外翻的裙边之上，上面一条腰带较宽，上饰椭圆形、菱形饰物。下面一条呈麦穗纹状，分两支下垂后分别上搭于腰间的带上（图15）。H3：90号菩萨也为裙带、腰带两重[32]。

图15ˉ 下同仁路出土菩萨像（H3：68）（采自《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四七）

中原东部地区的青州云门山石窟第2窟菩萨像腰带宽大，上饰方格，格内刻椭圆形宝珠，腰带较长，于腹间相扣后下垂于腿前。邺城北吴庄出土菩萨像着两层裙，内层露出上端的褶皱，外层裙边外翻，裙带垂于腿间并结节。金属质链状腰带在裙边上围系一圈，在腰右侧表现出来，左侧被下垂的裙边遮盖[33]，与陇东地区相似，链条下垂于身体左侧。

从目前发现看，成都出土的菩萨像裙带、腰带装饰最为复杂、华丽。裙带结系，遮掩于外翻裙边下，垂于两腿间，而腰带无论一道还是两道均系于外翻的裙边上，有金属质链状、细长麦穗状、上饰圆形菱形连缀状宝珠的宽带等三种样式。其装饰美化效果明显。西安地区菩萨裙带与成都比较，腰带不见金属质链状及细长麦穗状，而饰圆形菱形连缀状宝珠的宽带样式较为突出。以泾川菩萨像为代表的陇东地区北周隋菩萨像裙带多于身后结带下垂，部分像腰带右半部遮于裙边下，左侧露出金属质链状腰带或无装饰的细带。半露的样式与成都、西安两地不同，但金属链状带与成都西魏—北周菩萨像类似。从成都地区菩萨腰带的复杂样式及年代来看，很可能对长安、泾川菩萨造像产生了影响。

菩萨像上装饰有圆形、椭圆形、菱形饰物的宽大腰带，与现实生活相关。在《周书》王思政传、李贤传等中多次提到受赐“九环金带”或“金带”之事[34]。《周书》卷二十五《李贤传》记“高祖……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中厩马一匹、金装鞍勒、杂彩五百段、银钱一万”。[35]《周书·李迁哲传》记载：“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带及所乘马以赐之。”[36]北周隋墓中出土了一些蹀躞带，印证了文献的记载。这些蹀躞带中有圆形、长方形銙饰[37]，与北周隋菩萨像腰间的几何形饰物相似。蹀躞带本身就是传自胡人，只是加入了中原玉石等元素。菩萨裙带自北魏以来多一重打结系带，其材质应为丝绸等柔软的物质，而北周隋菩萨像身上出现裙带、腰带两重，裙带还应是北魏以来的软质材质，而腰带金属质装饰受当时现实生活的影响较大[38]，但其真正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外来的文明。

印度1—2世纪夜叉女腰饰带中早已出现大量的金属质物[39]。而夜叉与菩萨关系密切[40]，其体态、装身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菩萨像。笈多时期菩萨像中更是出现大量的金属质链状腰带[41]，随着笈多造像对北朝晚期、隋代佛教造像的影响，这一外来佛教装饰因素与中国世俗社会审美相结合，产生出妖娆妩媚又装饰华丽，独具特色的菩萨像，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同时此类装饰对唐代影响十分深远。

（四）帔帛

犍陀罗立菩萨像帔帛覆搭于左侧肩膀上，之后一端下垂横过腹前搭于右臂上，一端绕臂，再上搭于肩后下垂（图14）。中国西晋、十六国金铜弥勒菩萨像直接模仿此类帔帛样式。十六国、北魏早期石窟中出现的胁侍菩萨帔帛开始覆搭双肩，于脑后形成大环状，下垂绕双臂外扬。此种类型是印度夜叉女服饰的翻版，以河西早期石窟为代表的凉州石窟吸收了此类帔帛形式，如炳灵寺石窟第169窟6龛菩萨。随着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演进，菩萨的装身具等发生了变化。北魏中晚期、东魏、西魏流行帔帛X形交叉于腹前或穿璧，之后上折搭于两肘部下垂于体外。北周、北齐时期帔帛既延续前期旧样式又出现新样式，且两地特征不同。西安、陇东等西部地区北周隋菩萨像帔帛有腹前交叉、绕搭，绕臂下垂横于胸腹、膝前二道几种类型，后者为新样式，一出现就较为流行。北齐的邺城、山东地区菩萨帔帛样式与西部地区类似[42]。北周、北齐新出现的横于胸腹及膝前二道样式其来源与北魏以来菩萨帔帛X形交叉于腹前类型相关，此类型中帔帛上下叠压相搭于膝前，再上折搭于对面的肘部或一条搭肘，一条提握于手，形成上下叠压，左右对称样式。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藏西魏恭帝元年（554）造像碑中部佛说法图两侧胁侍菩萨的帔帛宽大，从左右两肩下垂于膝前，形成上下叠压样，再分别上折搭于相对一侧的肘上沿体外下垂（图16）[43]，这是东西魏以来流行的腹前交叉样的变化形态。至北周保定三年（563）铭造像碑正面主尊左侧胁侍菩萨像帔帛即为横于胸腹及膝前二道的样式（图17），天和元年（566）背屏式造像左胁侍菩萨也如此。天和七年（572）金铜菩萨像帔帛横二道（图18）[44]。说明此类帔帛在北周初就已出现，之后流行。此类样式将北魏以来的交叉于腹前而形成的左右对称性的帔帛形式打破，其中的一条上提至胸腹部，另一条仍位于膝前，形成了胸腹及膝前横过二道式，左右对称变为上下平行。

图16ˉ 纳尔逊- 阿特金斯美术馆藏西魏恭帝元年（554）造像碑（采自《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319 b 页）

图17ˉ 北周保定三年（563）铭造像碑（采自《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332 页）

图18ˉ 北周天和七年（572）金铜菩萨像（采自《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351a/b/c 页）

（五）璎珞及兽面装饰

陇东及西安地区北周隋代菩萨像X形、U形璎珞中连珠纹装饰较为流行，无论单股还是多组多股主体都是由连珠组成。陇东地区X形璎珞均绕向后背，在背面腰间左右呈“八”字形下垂，腰部以上基本不见璎珞装饰。这与西安地区不同。西安地区菩萨背面明确地表现出璎珞上部掩于帔帛下，露出部分与体前向后折转的部分相连，与身前部分构成网状璎珞。如长安城出土北周菩萨像等。泾川地区仅于腰间“八”字形垂挂。成都下同仁路出土的南朝—北周菩萨像，也多为背面自肩部下垂璎珞，前后连为一体的样式。陇东泾川与西安、成都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

北周隋菩萨像中还出现兽面装饰，其样式及位置不同，从目前发现看有两种。一为泾川、崇信隋代菩萨像正面X形璎珞交叉于兽面上的样式（图12），其一改交叉于圆璧样。长安城出土的19号菩萨像也属于此类。二为长安城出土的北周18号菩萨像背面腰间兽面（图19）[45]，显得与众不同，为目前仅见的造像。

图19ˉ 长安城出土北周18号菩萨像（ 采自《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图版五六）

从目前发现看，山西及山东地区北齐菩萨像中兽面装饰较为突出。河北地区亦见项圈上垂饰兽面实例，如曲阳石刻项圈中兽面口吐花蕊或垂链。山东地区项圈、腿间垂带及璎珞中均见饰兽面；青州项圈、腿间垂饰兽面；诸城璎珞交叉处常见兽面。山西地区兽面多出现在X形璎珞交叉处，兽面口吐组佩、绶等[46]。上述的泾川、崇信菩萨像中兽面均为虎形，崇信虎形较为简略，但短耳、圆头的特征很明显，璎珞交叉于兽面，不见兽面口吐花蕊组绶等（图12）。犍陀罗太子像冠中出现兽面（图20），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所藏菩萨头像冠饰中人面口吐连珠组成的短璎珞（图21）[47]。在5世纪印度教毗湿奴造像冠上出现兽面，其口吐短璎珞或花绳[48]。新疆地区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现藏吉美博物馆的4—5世纪菩萨头像冠中出现兽面（图22、图23）[49]，与印度毗湿奴造像及新加坡菩萨像类似。麦积山石窟第76窟菩萨头冠、云冈石窟二期第8窟菩萨像头冠中也出现兽面，这些略早的兽面纹对北周、北齐菩萨项圈及璎珞应产生一定影响。

图20ˉ 犍陀罗太子头像（采自《大美之佛像——犍陀罗艺术》，第39 页图45）

图21ˉ 亚洲文明博物馆所藏菩萨头像（采自《犍陀罗文明史》，第509 页图10-8）

图22ˉ 吉美博物馆藏新疆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4—5世纪菩萨头像（采自《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伯希和藏品Ⅱ》，第127 图）

图23ˉ 吉美博物馆藏新疆托库孜萨来遗址出土4—5世纪菩萨头像（采自《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伯希和藏品Ⅱ》，第129图）

长安城18号菩萨像身后腰间垂挂绅带，腰间饰虎形兽面。其绅带及兽面似与鞶囊有关。关于鞶囊学者有较多的论述，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流行，画像石、墓室壁画、陶俑、传世绘画作品中都有所发现[50]。长安城18号菩萨像虎形兽面很可能就是表现了腰间垂戴的鞶囊。除鞶囊外，北周武帝孝陵出土的铜腰带上也出现了圆形兽面銙13件[51]。推测这些因素都应对18号菩萨像产生了影响。

结语

陇东北周隋菩萨像特征明显，头戴化佛冠，手持杨柳、净瓶，基本确定为观音像。其装饰繁复，双重项饰，帔帛横于胸腹及膝前二道，单双重璎珞，裙带结系后垂于体侧或身后，腰带束于外翻的裙边上，出现金属质链状腰带，这些特点与长安及南朝菩萨像极为相似，明显是受到它们的影响。

陇东高原自古就与关中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西出长安的门户，在丝绸之路上占据着重要位置，文化面貌上与长安极为相似，属于长安佛教文化圈，其造像可以窥见长安造像的面貌，或者说最具长安影响，因此显得极其重要，成为认识长安造像的一个窗口，可对长安造像弥补一二。同时，南朝佛教文化又通过长安对陇东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随着隋的统一，南北东西文化大融合，佛教艺术也呈现出逐步统一的面貌。但因隋代历时较短，造像风格并未完全统一，北齐、北周样式还存在于隋东西部造像上，直至唐代才实现了真正的风格统一。

注释：

[1]《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卷1，载《大正藏》第20册，第34页。

[2]《大唐西域记》卷2，载《大正藏》第51册，第876页。

[3]《中阿含经》卷1，载《大正藏》第1册，第425页。

[4]下坠物，学界之前多定名为垂铃，李静杰认为所饰为龟形，见李静杰《犍陀罗文化因素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载栗田功《大美之佛像——犍陀罗艺术》，唐启山、周昀译，文物出版社，2017，第105页。

[5]有学者将此类帔帛称为不对称形。见八木春生《隋代菩萨立像衣着饰物》，李梅译、赵声良审校，《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何利群《华北东部北齐至隋代菩萨造型特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2期。

[6]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1998，图216、220、221。

[7]同上书，图122、267、268。

[8]《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图57、62。

[9]刘景龙、赵会军：《偃师水泉石窟》，文物出版社，2006。

[10]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李萍、张清涛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5页。

[11]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318页，图7-37。

[12]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青州博物馆编：《青州北朝佛教造像》，北京出版社，2002，第82、85页，图156～158。

[13]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二）》，吉川弘文馆，1995，图350。

[14]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图234；甘肃省宁县博物馆：《甘肃宁县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2005年1期。

[15]村松哲文：《中国南北朝时期菩萨像胸饰之研究》，李茹译，《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4期。

[1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60页，图52；第64页，图56；第116页，图112。

[17]同上书，第59页，图51；第84页，图80。

[18]同上书，第55页，图46。

[19]同上书，第109页，图102。

[20]同上书，第60页，图52—3；西安碑林博物馆编：《长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77页。

[21]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中华书局，2013，第82-85、176-179、91-94、72、73、102-107、200-202页。

[22]董华锋、周静、邓宽宇、尹俊霞：《新见四川大学博物馆藏两件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24年第1期。

[2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第53-56、60、62页，图七四、第33-36页。

[24]李静杰、齐庆媛：《二龙系珠与二龙拱珠及二龙戏珠的图像系谱》，《石窟寺研究》第6辑，2015，第202-254页；张晶：《犍陀罗菩萨项饰考略》，《中国美术研究》2017年第4期。

[25]李静杰、齐庆媛：《二龙系珠与二龙拱珠及二龙戏珠的图像系谱》，第202-254页。

[26]《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第118页，图114；《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177。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文物出版社，2010，图版五二、五三。

[28]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160页，此像铭文中记像造于北周天和五年（570），隋重修。

[29]《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图115。

[30]张燕、赵景普：《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文物》1987年第3期。昭仁寺博物馆展厅现有两件菩萨像，一件无头，身体较完整，另一件仅残存腰部，两件像都能明显看出系链状带腰。这两件或是张燕报道的2件像。

[31]《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第74-76页。

[3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42、图45、图47。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第7期。

[34]孙机：《中国古代的带具》，载《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第253-292页。

[35]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1983，第417页。

[36]同上书，第791页。

[37]北周若干云墓，见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第60-75页，图一四九、图版一七三～一七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第206-213页。

[38]八木春生：《隋代菩萨立像衣着饰物》，李梅译、赵声良审校。

[39]王镛：《印度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20、121页。

[40]李翎：《认识夜叉》，《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第2期。

[41]齐庆媛：《印度菩萨像环扣链条状饰物在中国的新发展》，《艺术设计研究》2020年第3期。

[42]八木春生：《隋代菩萨立像衣着饰物》，李梅译、赵声良审校；李静杰：《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系谱与样式的整体观察（上、下）》，载《艺术与科学（九、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010；何利群：《华北东部北齐至隋代菩萨造型特征》。

[43]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第319 b页。

[44]同上书，第332、364a、351a/b/c页。

[45]《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第56-63页。

[46]山西博物院藏品、南涅水菩萨像、海外藏出自山西菩萨像。

[47]栗田功：《大美之佛像——犍陀罗艺术》，唐启山、周韵译，第39页，图45；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第509页，图10-8。

[48]赵玲：《“天福之面”的图像与信仰——尼泊尔佛教美术的考察与研究》，《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3年第2期。

[4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佛教遗址（上）》，科学出版社，2015，第211、212页；吉埃、秋山光和编：《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伯希和藏品Ⅱ》，讲谈社，1995，第127、129图。

[50]孙机：《说“金紫”》，载《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88-193页；高移东等：《鞶囊考》，《文物》2014年第4期；祁晓庆：《鞶囊及胡人佩囊习俗考》，《华夏考古》2018年第2期。

[5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吴荭，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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