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厚石 | 南泥湾精神的另一个指向：八路军三五九旅的生产创造性研究

南泥湾精神的另一个指向：八路军三五九旅的生产创造性研究

文 ˉ 黄厚石

【关 键 词】八路军三五九旅  设计  生产创造性  南泥湾精神

一、“三头六臂”的人

“战斗，学习，生产。”这是留守兵团的三大任务，也有人说过，八路军是“集工农商学兵于一身”的。[1]

爱国将领续范亭曾将八路军战士形容为“三头六臂”的人[2]，这“三头”就是“战斗、学习和生产”（也就是续范亭所说的“枪头、锄头、笔头”），这是抗战时期延安的特殊环境造就的历史使命。八路军三五九旅“堪称是部队生产的模范”[3]（图1），是延安时期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代表和象征。从1941年年初到1944年10月，三五九旅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做到自给自足，而且发展多种经营、兴建各种工厂，成为部队发展生产经营的榜样。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肖劲光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描述部队生产的发展速度：

为了解决部队的被服供应，首先抓了纺织工业，先后开办了纺织厂十一处。其中以团结部直接筹办的大光纺织厂发展最迅速。……到一九四三年，这个厂就已发展到拥有织机一百多架、职工二百多人、蛮象个样子的工厂了。

除纺织厂外，部队还开办了被服厂、鞋袜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炭窑、木炭窑、砖瓦窑、磁器窑、毡房、粉房、油房、豆腐坊……等等，共计五十二处。[4]

图1ˉ 在南泥湾田间从事劳动的三五九旅战士，1944年（哈里森·福尔曼拍摄）

从这些成绩之中，我们能看到当时三五九旅的工业生产不仅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其规模和生产能力都不低。在某种意义上，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囊括了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大型的、多种经营的“国营企业”。

二、生产创造性的基础：技术人才的选拔和激励

肖劲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在一次纺纱比赛中，他和周恩来同志都参加了，周恩来看到他纺纱的质量很好，就夸奖了他：

（周）就夸奖说：真看不出你这粗手大脚的人，还能纺出这般好的纱来！我笑着说：我这是祖传的手艺。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父亲就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嘛！恩来同志哈哈大笑说：怪不得你会纺纱呢！其实，我不过是说说笑话。我祖父和父亲的确都是农村的手工业者，一年到头带着纺纱织布工具，走村串户，去替人家纺纱、织布。但我真正练习纺纱，也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才开始的。[5]

（一）人民子弟兵属性的意义

实际上，八路军这种“人民子弟兵”的属性，对于工业生产的发展非常重要。关于这一点，肖劲光在《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中曾经这样分析：

生产工作，是适合士兵群众要求的。生产运动的提出，不但不会引起士兵群众反对，而且是为士兵群众所欢迎的。这第一，是因为生产是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最有密切的关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产的；其次，在部队中的一般的下级佐官与绝大部分的士兵，是工人和农民出身的，生产是他们的本行，因此更能启发其工作的热忱与积极性。

正因为各部队的成分，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出身的，所以在生产运动中，各部门的人才，一般的都包括有，就要学习也容易。如在留守兵团生产运动中，发现了许多工业部门的专门技术人才，由这些专门人才去传授，使这些技术在部队中普遍的发展起来。最明显的是，xxx团的例子，有几个打毡毯的工人，传授一部分士兵，不多的时间，全团都有毡毯用了。又如现在留守兵团中，会做鞋子织毛袜手套的，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些团达到九十以上。至于修整房屋，打窑洞都是由战士自己动手，很少花钱请工人，农业方面那更不需说了。[6]

许多八路军战士曾经广泛参与各种工农业生产（图2、图3），并积累了丰富的劳动经验，这让他们从战斗到生产的角色转换更加顺畅。三五九旅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这一点，积极鼓励各种生产劳动人才参与到工农业生产中：

每个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会种菜的去种菜，会做木工的上山拉木料，会做生意的去开商店，在破庙里找到一些铁镰添置了工具，干部同战士一起到七八十里以外去背米，找野菜、木耳，打野猪、野羊解决菜食，开荒播种一过，赶紧打了一些窑洞，为露宿在山林里的、住在古老的破土洞里的□下了住处。[7]

图2ˉ 三五九旅的战士在南泥湾建造房屋

图3ˉ 三五九旅719 团自己修建的大礼堂

每个战士的劳动技能都尽量地被挖掘和展示出来，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战士更是被安排在重要的生产岗位上。“部队中有很多是河北人，河北的纺织业很普遍，他们中有十多个人便指定做织布的教师。”[8]例如三五九旅曾获一等奖的劳动模范宋鸿霞同志，就是河北蠡县人，“十四岁即入天津蚨丰提花工厂，工作七年余。天津沦陷后，回家参加游击队，一九三九年正式参加八路军，不久即调某旅大光纺织厂工作，旋该厂第一排第一组组长”[9]。而大光纺织厂第一位会织布的工人也是河北高阳人[10]，最初的工人也大多来自河北等地，“由部队中抽调了原籍河北高阳和天津等地的技术工人二十多人”[11]。

（二）身份的确定：宣传和提拔

《解放日报》在对三五九旅生产成果进行宣传报道的时候，也会特意对这些工厂负责人的技术“出身”进行强调。这种宣传的方式，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制造了一种身份的确定性：一方面体现了领导者对人才选拔模式的肯定和鼓励；另一方面让参加工业生产的八路军战士打消顾虑，增加了他们参与生产的自豪感；同时，也打消了消费者的疑虑，增加了他们对这些军产消费品的信心：

【本报讯】某部供给部负责同志与李所长（机器工人出身）及张副政指（木工出身），依照湖南平江纺纱车形式加工研究，历时半月，业已制造成功一种新型纺纱车。该车用木料制成，使用轻便，出纱速度较普通制之纺车增加四分之一，且线条均匀，摇纺时毫无声音，不致影响他人学习与办公；业经试用成功。除以做一部分供给本部自用外，现为配合边区妇纺生产运动，拟另行制造一批，以供各界需要。[12]

不仅这些有一技之长的战士都被挖掘出来，从事最适合自己的生产制造行业，而且三五九旅通过对劳动模范的奖励和提拔，树立劳动模范并带动更多的战士积极参加生产。比如劳动模范赵占奎[13]同志，因为他的劳动经验比较丰富，曾在团部开荒竞赛中取得了最好的成绩，被迅速提升为副连长：

赵占奎同志（不是那个模范工人赵占魁）是“欧洲”部五连六班的班长，因为他对生产特别有经验，有办法，又一贯积极负责，现在已升为七连的副连长，专门管理全连的生产工作。[14]

这种根据劳动生产技能来选拔干部的人才遴选模式，在特殊历史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它是边区部队工作重点发生转向的必然结果，可以最大限度推动和加快三五九旅的生产与经营。在这种激励模式下，很多劳动模范纷纷进入三五九旅的部队工厂担任领导工作。比如三五九旅在1942年11月选出的17位模范兵工之中，特等模范奖获得者赵良玉和一等奖获得者宋鸿霞都曾经是经验丰富的纺织工人，都很快就被分配到大光纺织厂等处担任领导生产的工作：

某旅供给部各工厂选出的十七位模范兵工，模范党员中，得到特等模范奖的赵良玉同志系山西崞县人，祖传六代皆为缝工。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入山西抗日即携全家及学徒四人，机子两架，随八路军充当雇工，所缝衣物毫不较工资高低。一九三八年入党，在党的教育之下更加努力工作。一九三九年始正式参加我军某旅，入被服厂工作，旋即调任该所副所长。[15]

从这段报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三五九旅供给部求贤若渴的心态和推进生产的迫切性，一个“旋”字体现出人才提拔的速度与合理性。三五九旅通过梳理和选拔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和提拔技术人员、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迅速搭建出了部队生产的技术“人才库”，也为设计工作的开展和创造性的发挥打下了基础。

三、生产创造性的主体：三五九旅的“设计师”们

在这种人才的选拔和提升激励中，三五九旅的公营企业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型人才，他们为部队的生产经营提供设计研发和技术改造，体现出很大的生产创造性。也许他们和今天的“驻厂设计师”或“设计工作室”还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事实上承担着设计师的工作任务，只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尚不存在明确的“设计师”的职业定位和分工。

例如在南泥湾驻军展览中，三五九旅的一些战士展示出来的创造物，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都是典型的设计行为。如“美洲”部的许明兴自发研究织布机；刘福生使用边区常见的黑格兰树根做染料，研发出染布的新方法，既省钱又美观；一些战士创造出全新的学习工具：桦树皮制造的写字本和桦树烧成的黑墨[16]。这些只是《解放日报》或其他媒体记载过的创造性行为，还有大量的发明者和设计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

这些三五九旅的战士，一旦投入设计工作中，就立即展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方面，“这无不说明他们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意志品质”[17]；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上的创造性是一种因地制宜符合实际需要的，并且自下而上自然发生的“微创造”。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他们的设计是一种绿色的、可持续性的设计，也是一种微观的、带有生长性的功能主义设计。

（一）传统技艺的“平移”：伍积禅

三五九旅的很多战士都有丰富的建筑建造经验，他们不仅在边区的营地挖了很多窑洞，甚至建造了精致平房[18]。在建筑营造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五九旅的战士伍积禅（1906—不详，图4），他在入伍前曾经是经验丰富的木工，十岁起就以木工为业，这一技能在延安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挥。大生产运动开始后，他不仅为部队设计制作了很多纺织机和劳动工具，还参与建筑设计，为三五九旅旅部设计了金盆湾大礼堂（1944），并设计了延安中共中央军委礼堂（1943，图5）。军委礼堂坐落在王家坪入口处，是四角起翘的传统抬梁式木架构建筑，为砖墙拱窗歇山顶瓦房，“是较典型的传统木构架建筑应用于现代建筑的实例”[19]。

图4ˉ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生产工作的伍积禅

图 5ˉ 延安王家坪中共中央军委礼堂，伍积禅设计

在大礼堂的设计中，伍积禅将自己的木工技艺和相关知识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大礼堂设计了精巧的屋顶木制建筑架构（图6、图7）。由于可以选取的木料非常有限，一些大梁的木材甚至是粗细不均的、弯曲的，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有些仓促和寒酸。但是在木料紧缺、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设计师通过简洁精巧的屋顶木架结构，用最少的木料成本获得了最大的空间跨度。由于建筑屋顶没有天花板遮挡，建筑木梁架完全裸露，整齐而细密的木结构充满了现代功能主义建筑的美感。这样的建筑木架构设计，显然和伍积禅丰富的木工生产经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伍积禅可能并没有丰富的建筑木工经验，尤其是面对如此大型的建筑。但是在传统的木工技艺中，传统的家具和建筑的木工生产具有技艺方面的相通之处，经验可以进行相互的“平移”。在分工明确的时期，技艺逐渐细化并产生技术的壁垒；而在延安时期，技艺的“平移”就成了必然的、受到鼓励的设计方法。

图6ˉ 中共中央军委礼堂及其顶部木架构的细节

图 7ˉ 中共中央军委礼堂及其顶部木架构的细节

伍积禅设计的军委礼堂也因此取得了非常特殊的视觉效果。军委礼堂内有14根木柱，但是由于木柱较细，其屋顶木架构看起来非常轻巧，内部空间也显得很开敞，实现了面阔15米、进深28米、总面积540平方米的大空间，可容纳近千人。用木结构实现这样的大跨度空间非常不易，这赋予了军委礼堂丰富的建筑功能，除了会议功能外，这里还经常举行文艺晚会、电影放映会、生产成果展览等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伍积禅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开发塔里木盆地，担任国营胜利第十三农场的场长，“他主动要求领导让他开发最难开的地段”[20]。那块地含盐碱量高达35%到50%，场长伍积禅“曾为此昼夜苦思，并带领着全场的同志，向盐碱进行了顽强的搏斗，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21]在他写的文章《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一点体会》[22]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艰辛奋斗的过程，也能看到这种注重实践精神的观念在他延安时期的设计创作中就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也是三五九旅在新中国成立后整体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建设的主要原因：他们具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劳动精神和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被激发出来的生产创造性。

（二）生产对革新的“呼唤”：何维忠

相对于建筑设计而言，纺织品设计是一个在三五九旅更加常见的设计工作。三五九旅创办的大光纺织厂产量大、质量好、品种多，自然需要有人来从事纺织品的设计研发。大光纺织厂从无到有、从简单需求到审美需要的整个发展过程，体现了设计艺术内在的、马斯洛式的发展规律，即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建立在基本功能满足的基础之上。1940年下半年，三五九旅先办了一个供给训练班，一位织布工人出身的战士开始了第一次尝试：

开始只有一个战士会织布。在领导的支持下，他买了一架木机、一捆棉纱，作为试验，一天就织了十几丈布，计算起来，成本较市价便宜三分之一。于是，他们便抽调了二十几个战士，买了十多架织机，办起了纺织厂，不到半年功夫就部分地解决了部队的需要。[23]

在试验成功后，大光纺织厂正式建立起来，先是由修械所制造了十九部木机，再从太原买了四部铁机，逐步发展起来。到1941年3月下旬，大光纺织厂（图8、图9）已有大小木机、铁机66部。到1942年春，工厂拥有108台织布机，完全可以保障全旅一万多人的供应。纺织厂的劳模王福禄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在一九四一年，木机发展到了好几十个。布匹上三分之一能供上自己用，那其余两分都到外边去卖。但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所织的布就可以全部供给前方战士用，还用不清，木机增加到四五十个，工人有一百几十个，技术一天一天的提高。”[24]大光纺织厂生产的产品除了供三五九旅使用，也对外销售，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

图8ˉ 大光纺织厂在绥德的厂房外景

图9ˉ 大光纺织厂的工人正在织布

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大光纺织厂是不太可能产生所谓的“专职设计师”的。应该说在当时的工厂里，“人人都是设计师”。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带头设计纺车，对最初生产的一批纺车进行技术改造：

为了提高纱的产量，我们在劳动中特别注意改进纺纱工具。如当初制造出来的一批纺车，因轮子太少，纺起纱来很慢，后来我仿照自己家乡湖南平江的样子，制造了一架纺车，又仿照湖南浏阳的纱锭，制造了锭子，试验一下，效果很好，起名“平江式纺车”。[25]

纺车试制后，进行了产品综合试验，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亲自参加。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清晨5点，王震对这架纺车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最后，他高兴地说：“马上集中工人仿造，制好后先送一架给毛主席。”[26]“平江式纺车”性能优良，以前纺车要摇六七转才能纺出3尺长的一手纱，现在只要三四转就可以了；以前一个工人每天只能纺1到3两纱，现在增加到2至12两，产量提高了四倍。这样高效率的生产工具很快推广到三五九旅的各团，迅速提高全旅的生产效率。这样的设计研发在大光纺织厂是一种常态：一边革新一边生产，一边生产一边改进。

（三）模仿和试验中的创新：崔来志

大光纺织厂在改织搭连布的时候，全厂的能工巧匠几乎都投入了全新的生产研发中。先是崔来志提出，通过在机器上增加搭连栱来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

全厂改织“搭连”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木机子三天出一块布，铁机子两天出一块布，比织平布（一天出一块到两块）慢的多了。光有质量没有数量也是不成功呀！崔排长提出机子上要加“搭连”栱，比用跨杆快的多了。[27]

可是，加“搭连栱”要用两个铜制的齿轮，但全绥德很难找到好铜匠。崔来志费尽心力找来一个老铜匠反复实验，耐心地劝说他进行了四次试验，造好了铜齿轮，终于将“搭连栱”试制成功。结果却发现将“搭连栱”装上后，经线无法张开、上下移动。崔来志只好“把‘搭连’栱拆下来另上，还是经线张不开脚，他忙着、思索、考虑，上了几回，还是不成功。他在家织布见过‘搭连’栱，只是未上过，也没织过，怎么个窍门解不开了！然而，他不会灰心，一整天在搞，到吃晚饭了，才发现——大栱（弯栱）要直着，‘搭连’栱上的纹环，有一个也要直着，织起来经线才能张开脚”[28]。

但是，技术上的革新并没有结束，从《解放日报》1943年9月10日的一篇报道中，能发现在崔来志发明“搭连栱”后，新的技术革新又出现了，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减少了生产消耗：

大光纺织厂织搭连布时（土经土纬布，一面斜纹，一面平纹），本来要在每架旧机子上加一根十二斤的大铁杠，六个铜轮，两个小花钢轮，每天还要增加擦机子的油；但经老工人宋恕仁同志研究后，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增加四根木料的脚踏杆（连原有的共六根）来代替铁杠就能织搭连布了。这个创造使工厂节省了大批的原料费。[29]

这种集体性的技术研发和产品改进，显然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最优选择。很多设计者如崔来志虽然曾经是经验丰富的纺织工人，但是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早已远离生产的第一线，在技术上生疏，对新技术的发展也存在着盲区；一些新技术虽然可能接触过，却并不了解其中的基本原理，导致很多设计研发工作实际上还是要从头开始。不仅在设计制造搭连栱的过程中存在这个问题，在研发绞丝冷布的过程中，也碰上了类似的困难：

崔排长提出织绞丝冷布，还没开始搞，旅《战声报》上就把消息登出来了。可是，他在家乡只见过一次织这种冷布的，光知道使用一批线缯，其他的问题全很模糊，简直没什么印象，他终究勇敢的开始试织。[30]

在经过反复试验和多次失败之后，崔来志通过对织机的不断改进，终于成功地织出绞丝冷布，而且在市场上供不应求[31]。与他研发“搭连栱”一样，崔来志都是边学习边设计，在困难环境下走着一条“反复发明、重新创造”的必然之路。这个过程虽然非常艰辛，但是对于当时的生产发展来说却不可或缺。在大光纺织厂所有工人（图10）的集体努力下，他们生产的纺织品种类不仅逐渐丰富[32]、生产技术日趋成熟，而且产生了对花布等多样化审美消费的需求。

图10ˉ 大光纺织厂的组织系统表，崔来志为工务股三排长

大光纺织厂在满足了基本的消费需求后，必然面临提高生产质量的问题，这里的“质量”不仅包括坚固耐用的“产品质量”，也包括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审美质量”。三五九旅供给部派大光纺织厂厂长刘韵秋参加工人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提高产量，改进质量，减低成本，为边区工业品自给自足而奋斗！”朱德总司令在会议上向他们提出了提高产品质量的具体要求，让纺织厂不能“光织孝子布”，要让边区的儿童妇女“穿上更漂亮的衣服”[33]。

在纺织品产量已经能够满足全旅战士需求的情况下，大光纺织厂必然要将产品面对普通消费者，进入一个有限市场化的层面。而花布就是这种市场化经营中必然会出现的典型产品类型。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曾经“客串”大光纺织厂的推销员，向参观者推销大光纺织厂的“花布”。[34]

对于大光纺织厂来说，花布的生产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它与搭连布、绞丝冷布等其他产品类型不同，它的生产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还必然要涉及审美方面的研究和多样性设计的展开。这又是一个摆在崔来志面前的全新挑战，他不仅要研究织花布的技术，还要思考花布的样式设计：

四四年崔排长还致力设计花布。他几乎天天为花布的花样绞着脑筋，想出一个样子来，经厂长政委批准，他就亲自交给轮线子的轮线，亲自教掏缯的掏缯，哪个工人不会上机子，他帮助上机子。有时他也找外边织过布的工人，一同想花布的样子，一同研究设计，到现在织成的花布，已经有七十多种了！最初，王旅长和许多人不相信是他们织的。现在，他们已经能织上土经土纬的花布了。崔排长并且改造了织毡子的楼子，做成织花布的楼子，用八批缯，织起来不必换梭子，速度也增加了，织出来的花布名叫“自来格”。[35]

由于缺乏实物资料，无法获知这七十余种花布的具体样式。但是可以想象，在当时的边区，这么丰富的花布一定是相当“奢侈”的消费选择，足以让“团结”合作社的门市部门庭若市了。这种多样化的产品生产模式是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市场繁荣的表现，这在当时的边区非常可贵。不光崔来志在大光纺织厂创作出很多花布的样式，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的无名设计师在从事着这样的花色设计工作：

1944年崔来志又设计出花布，先后创造花布七十余种，结果他的花布的销售也特别快，因为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色布了，他们要求穿着新样的花布，给孩子和女人们做衣服。贺天顺是全厂唯一会调色染毛的工人，但他从不因此自高自大，常常创造出新花样和大家研究，他有研究和创造的进取心。这充分说明，只有不断创新技术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36]

不间断的技术创新让崔来志成为三五九旅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劳动模范。1944年年底至1945年年初，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共选举出劳模463名，崔来志位列第二等奖即甲等奖（第一等为特等奖）。1945年1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几乎占满整个第四版的文章《重创造》，对崔来志的设计研发事迹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崔来志也曾被提拔为大光纺织厂的厂长，这种干部遴选和荣誉奖赏的双重激励体现了军队生产的特殊优势和领导者的鼓励指向。

这段精彩的历史，在设计史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只有田自秉先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曾经简要地提到三五九旅一位叫崔来志的排长，曾“设计出70多种花布，还将织毯机改作织花布机，不必换梭，织出的花布称为‘自来格’，曾出席边区群英大会”[37]。在中国近代设计史中应该有解放区设计的一席之地，而在解放区的纺织品设计中，崔来志的努力和贡献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四、生产创造性的实现：军人合作社创造的销售网络

1941年7月31日的《解放日报》详细报道了最近半年来三五九旅在生产建设中取得的重要成绩，并提出了生产的物品中，除了该旅自用的之外，一部分还“销售于边区各地”[38]。

随着三五九旅在生产方面的产值越来越多，销售于边区各地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也在持续增加，商品的销售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三五九旅通过创办商店，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商品销售系统，在上述这篇报道中还提道：“商业经营有商店二十余个，资本二十万元，并向着流通商品、平抑物价、维持金融稳定的方向改进。”[39]这就是著名的“大光商店”：

说到商业，在警备区各县城里，“大光商店”的招牌很惹人注目。大光商店一共有十个分店，十一个支店。他们的买卖做到遥远的区域，把片区的土产运到敌占区去，又从那里买回在边区所需要的布匹、纸张、棉纱等等。在商店里，有很多是自己出产品：大光肥皂，五星毛巾……这些商店在提倡土货，推用边货，抑低物价，反对垄断各方面都是起了作用的。[40]

大光商店的经营和销售，只是三五九旅商业经营的终端之一，其商业系统的基础则是军人合作社。军人合作社是一个涉及储蓄、资金流通和商品销售的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商业运营体系。最早于1940年由八路军三五九旅的“亚洲部”创办，并发展到全旅，以“团结”军人合作社为代表（图11、图12）。最初，军人合作社吸纳军人节省下来的两个月津贴费为资本，同时鼓励军人将津贴费、抚恤金、保健费、各种奖金和私人积蓄自愿入股，军人合作社以“改善军人生活、提倡积蓄、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救济互助等为宗旨”[41]。军人合作社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三五九旅的商业经营和销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部军人合作社早在一九四〇年就建立了，但因在组织上没有把合作社资本与公营资本分开，没有把合作社交给社员自己管理，以致合作社有名无实。按在一九四〇年中，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全年仅发10个月津贴（当时因经济困难，直延至十月间始予发给），其余两个月津贴即充作合作社股金。开办了军人合作社，曾对自给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年更在毛主席“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开展了全边区的生产运动，我们除了积极进行农业生产、以及兵工制度的工业生产等建设，以达到自给自足外，更为健全合作社计，特作如下的指示……[42]

图11ˉ 团结军人合作社第五分社的店铺

图12ˉ 位于金盆湾的团结合作社总部旧址

在当时的边区，各个公营机构都创办了生产合作社，如妇女合作社等。但是由于三五九旅的生产合作社与其工农业生产实体相衔接，不仅有利于各种“大光”品牌商品的销售，也成为部队储蓄和资金管理的一种“投资”平台，“个人生产与个人分红制的创立，不但使个人生活改善了，而且解决了一个社会保险问题”[43]，其效果是多方面的：

“团结”部的军人合作社，办得很好，对于发展部队生产，提高指战员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推动与刺激作用。大家都要积极生产，加倍的超过所规定的生产任务（该部规定每人生产六石细粮，以四石交公，余下两石归私人），已超过任务后私人所得的部分，加入到军人合作社，每个军人都成为合作社的股东。同时，可以奖励储蓄，防止浪费，大家都愿把身边积存的钱，放到合作社去，好生利息，不至于随便花掉。这个办法一举两得，为了公又为了私，不仅使部队的生产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当着战士自己或家里有什么困难时，可以随时向合作社提款，来解决困难。这样，不仅建立起整个部队的大革命家务，而且也建立起革命战士个人的家务，和社会保险的制度。[44]

正因为能让普通战士看到合作社的实际经济效益，军人合作社中的私人股金发展得很快，这种资本的快速积累，极大地推动了军人合作社的商业运营，销售三五九旅商品的军人合作社销售终端快速发展起来。这有点类似于现代企业的融资，推动商业门店快速铺开：

去年年底结账时，军人合作社按照政治部的指示，从公股中抽出一部分，将每个军人原有的股金，由二十元增加为三百元。到去年底为止，私人股金在总资本中提高到占三分之一的成数。军人合作社开办时只有一个门市部，去年增加了磨坊、染坊、酒坊、药坊、客栈、饭馆、运输排（运输班扩大起来的）等7个部门。[45]

军人合作社不仅推销部队生产的商品，如“大光”品牌的各种产品，也会销售一些从外地采购的日用品，在商业经营方面非常成熟。军人合作社曾经多次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广告，推销一些最受市场欢迎的商品。

团结军人合作社共在《解放日报》上刊登过五种广告（多次刊登），其中一次是变更启事，将运输中介行业“复兴永过载栈”变更为“团结军人合作社过载行”（图13），从中能看到团结军人合作社在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除此之外，团结军人合作社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过茶叶和糕点的广告，其目的都是推销军人合作社销售的各种产品和日用品。这些刊登在《解放日报》头版最重要位置的广告，在设计方面非常重视排版和创意，也因为广告创意引起了一些小小的风波（图14）[46]。这些广告反映了团结军人合作社在运营中遵循商业发展的规律，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已经开始具有现代企业经营的基本特点。

图13ˉ 团结军人合作社在《解放日报》刊登的“九龙茶”广告和变更启事

图14ˉ 团结军人合作社刊登的曾引起过争议的饼干广告

五、“南泥湾精神”的另一个指向

从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队伍到创办涉及纺织、被服、皮革、造纸、肥皂、木工、大车、瓷器等各种产业的大型公营生产企业；从一台织机开始，到建立边区最重要三大纺织厂之一的大光纺织厂；从关注消费者的审美取向进行设计研发，到建立布局整个边区的产品销售系统，三五九旅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奇迹，并成为当时八路军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集体性象征和榜样。“南泥湾精神”象征着艰苦朴素和艰苦奋斗，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南泥湾精神”还可以融入更多的内涵：它意味着在困难时期，在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推动下，产生的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创造性。

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曾经在他的研究中，描述过三五九旅使用融化的大铁钟制造了农具的“延安传奇”，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军队大生产的两大主题，即两个重要的意义为“自给自足”和“发明创造”，他特意强调了这种创造是一种在没有“专家”的情况下，“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新的生产技术”[47]的创造。第一个主题即“用自己的双手征服自然、实现自给自足”的自力更生精神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第二个主题一般较少被提及，这种发明创造的精神即便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需要发挥集体主义的聪明才智，更要克服材料短缺、生产工具匮乏的现实困难，而创造出一些替代性的产品。

《解放日报》1943年11月3日刊登的报道《新的创造——记某部三班缝制桦树皮桶》中，八路军战士用桦树皮来设计和制作凉帽、木桶、灯罩和纸张。同月24日《解放日报》关于中直、军直机关生产展览会的报道《私人生产收益甚大 战卫部创造各种应用品》中，“战卫”部使用桦树皮做成的草帽同样亮眼，被称为“战士们创造性的最大表现”[48]。同月28日《解放日报》的报道《南泥湾驻军展览生产成绩》中，也提到“再有×团战士同志自己解决学习工具的创造，桦树皮质的学习本子，和桦树烧后制成的黑墨，很为实用”[49]。而这些设计活动，显然在“手工业方面，也发挥了最大的创造性”[50]。

在这些报道中，“创造性”显然是一个核心的词语。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一种生产中的创造性，但实际上这种“创造性”的发明或者生产就是“设计”行为。这种带有集体主义性质的设计行为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是非常重要的因地制宜的生产方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仍然是新中国克服困难、“自力更生”、谋求发展的基本方法。尤其是在受到外部阻力、获取西方生产技术出现困难的时候，向内部寻求集体创造性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思路。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延安设计思想（1935—1948）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BG125）的阶段性成果，并感谢重庆市2023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以‘红色设计’为核心的思政教育课程体系建构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31028）和四川美术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的中国红色设计研究”（项目编号23BSQD021）的资助。

注释：

[1]王向立：《三五九旅是怎样做到自供自给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第十一期，1941年11月15日，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第72页。

[2]据《谢觉哉日记》记载，1943年11月26日，续范亭在边区产展览会开幕的会议上说：“外面人形容共产党人是三头六臂，我来边区三年的确看见共产党是三头六臂，哪三头？枪头、锄头、笔头。哪六臂？两个臂打仗，两个臂生产，两个臂写文、作画……”参见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554页。

[3]陈俊岐编著：《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41页。

[4]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301页。

[5]同上书，第302页。

[6]肖劲光：《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创刊号），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1939年1月15日，第49—50页。

[7]继昌：《三五九旅的生产创造——部队建设展览会参观记之一》，《解放日报》1945年1月8日第2版。

[8]王向立：《三五九旅是怎样做到自供自给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第十一期，1941年11月15日，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第73页。

[9]《选出模范兵工：赵良玉荣获特等奖》，《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1日第2版。

[10]参见刘韵秋：《白手起家：记第三五九旅大光纺织厂》，《百年潮》2016年第5期，第73页。

[11]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第34页。

[12]《某部供给部制成新型纺车》，《解放日报》1944年1月19日第2版。

[13]718团模范班长赵占奎，原名赵占魁，1943年出席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时，工业上有位劳动英雄也叫赵占魁，为了区分，政府征求他的意见后，改为了带“土”的奎。

[14]《好劳动好班长赵占奎》，《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第4版。

[15]《选出模范兵工：赵良玉荣获特等奖》，《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1日第2版。

[16]《南泥湾驻军展览生产成绩》，《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8日第2版。

[17]王延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的工匠精神》，《新时代·新思想·新作为：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二届（2018）学术年汇优秀论文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第45页。

[18]参见哈里森·福尔曼所记载的他与王震的对话——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王将军的迎宾馆，一座日本式的精致平房；“为什么你们的建筑的格式要挑日本式呢?”我问。“哦，是日本式吗？”王震有些惊异地回答，“我可不知道，我请俊雄给我盖一座外国式的房子。刚刚才完工的。”引自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陶岱译，新华出版社，1988，第43页。

[19]贺文敏：《延安三十到四十年代红色根据地建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6年，第35页。

[20]王复遵：《开发塔里木盆地》，《人民画报》1964年第1期，第17页。

[21]刘莫皋：《“军垦战歌”拍摄纪事》，《电影艺术》1965年第6期，第59页。

[22]伍积禅：《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一点体会》，《中国农垦》1964年第8期，第13—14页。

[23]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301页。

[24]部队织工英雄王福禄：《大光纺织厂几年的创造》，《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4日第4版。

[25]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第39页。

[26]同上。

[27]师田手：《重创造》，《解放日报》1945年1月19日第4版。

[28]同上。

[29]《大光纺织厂工人创造织“搭连布”新办法》，《解放日报》1943年9月10日第2版。

[30]师田手：《重创造》，《解放日报》1945年1月19日第4版。

[31]“厂长崔来志历经千辛万苦才搞出绞丝冷布，产品结实耐用，团结合作社常常一天要派人两次到工厂购货，绞丝冷布供不应求，不够销售。”王延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的工匠精神》，《新时代·新思想·新作为：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二届（2018）学术年汇优秀论文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第46页。

[32]“为了迎接警区工农展览会，大光纺织厂特组织了筹备会，并决定：（一）筹备参加的展览品，有各种自织布（洋布、土布、花格子布、褥面、斜纹、搭连、纯毛呢、毛布等），毛毯，毛巾等，还有机关生产的菜蔬（茄子、洋芋、白菜等）。（二）展开本场模范工人王福禄运动，创造更多的劳动英雄，条件是生产好，节省好，政治进步快及其他规定标准。”《大光纺织厂工人创造织“搭连布”新办法》，《解放日报》1943年9月10日第2版。

[33]刘韵秋：《白手起家：记第三五九旅大光纺织厂》，《百年潮》2016年第5期，第76页。

[34]“有一次，王震旅长陪着边区政府几位负责同志到‘大光商店’去参观。他指着我们厂的试销品，笑着说：‘看！这是我们大光织布厂的产品，花色全，质料好，价钱又便宜！’接着，他又热心地向参观的人们一一介绍，什么样的花布适合妇女、娃娃们穿，什么样的布结实耐用，适合男子做衣服……参观的人们称赞不已。”同上书，第75页。

[35]师田手：《重创造》，《解放日报》1945年1月19日第4版。

[36]王延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的工匠精神》，《新时代·新思想·新作为：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二届（2018）学术年汇优秀论文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第46页。

[37]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修订本），东方出版中心，2010，第250页。

[38]《359旅努力生产，开设工厂作坊数十所，种地两万亩菜蔬自给》，载《解放日报》1941年7月31日第2版。

[39]同上。

[40]王向立：《三五九旅是怎样做到自供自给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第十一期，1941年11月15日，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第76页。

[41]《“团结”政治部关于健全军人合作社工作的指示信》，《解放日报》1943年6月22日第1版。

[42]同上。

[43]财政厅：《延安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自给简况》，1946年3月，选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第25页。

[44]《三言两语：创办军人合作社》，《解放日报》1944年6月10日第2版。

[45]《“亚洲”部合作社业务发达，每个军人都有积蓄》，《解放日报》1944年6月10日第2版。

[46]1944年6月22日，《解放日报》第1版，团结军人合作社一分社推出了一个食品广告，其主标题是“吃糖精做的饼干对病员娃娃有啥害处？”这个广告因为对延安其他糕点铺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导致团结军人合作社总社在两天后的《解放日报》登报致歉。

[47]“王震的描述集中体现了军队中大生产运动的两大主题。其一是用自己的双手征服自然、实现自给自足。三五九旅没有农具、没有资金，也没有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它必须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源以及在当地能够得到的帮助。第二个相关的主题是发明创造，也就是创造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新的生产技术。熔掉铁钟来炼新钢，就是这种技术之一。南泥湾很快就成为榜样，边区及全国都派人到该处取经，军队的生产在1943年已经成为根据地军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泥湾成为艰苦奋斗及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40页。

[48]“但特别使人赞赏者为‘战卫’部战士们创造性的最大表现，其中包括以稻草，蒲草，羊毛，驼毛所编织的各种样式的鞋子，以桦树皮做成的草帽，以龙须草扎成的扫帚，以各种枝条所编成的精致实用的篮筐、筷、笼等。所有这些私人业余的生产品，证明了在边区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自己动手生产的结果，可以解决很多实际困难，同时也节省了公家的开支。”《私人生产收益甚大战卫部创造各种应用品》，《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第1版。

[49]《南泥湾驻军展览生产成绩》，《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8日第2版。

[50]同上。

（黄厚石，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CCSE中国学术期刊艺术学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MI 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