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筱 | 川北石窟唐代地藏造像三题

川北石窟唐代地藏造像三题

文 ˉ 杨 筱

【关 键 词】川北石窟  唐代  地藏  日天菩萨  月天菩萨

四川北部的佛教石窟中，地藏造像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受到学术界的长期关注。姚崇新及雷玉华、王剑平分别讨论了广元、巴中地区地藏造像的类型和组合方式[1]。罗世平对广元、巴中所见地藏造像亦有颇具洞见的观察[2]。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聚焦个案，对部分龛像特殊造型的解释尚存不足。以下，综合实地考察和学界刊布资料，对广元千佛崖第726窟初唐第17、31龛及巴中南龛初盛唐第25龛、巴中北龛石窟初盛唐第1龛三处地藏造像进行再考察，讨论各自特殊造型的意涵与来源。

一

广元千佛崖第726窟，平面呈马蹄形，近穹隆顶，前壁下部及左、右壁前段残损，高460cm，宽630cm，深420cm。从造像风格来看，该窟主体为北魏晚期开凿，造像包括正壁佛立像及左、右壁二菩萨立像，初唐武周时期（690—705）有一次较大规模改凿，正壁佛立像两侧新增二弟子像、窟内四壁加刻了诸多附属小龛。附属小龛中，以正壁左、右上角的第17、31龛尺寸最大、最为瞩目。二者均为圆拱浅龛，龛内各开凿一垂单腿坐比丘形地藏像（图1）。左侧第17龛，高164cm，宽87cm，深17cm。光头，着袒右式贴体袈裟，带圆形头光和“云头纹背光”，上有带宝珠的圆形华盖，下有素面方形须弥座，底部有两个覆莲形足踏。左手于腹前握宝珠，右手屈肘置于右膝，持一带莲蕾的枝茎。左腿盘曲于座上，右膝朝外、腿部下垂，落于右侧足踏上。右侧第31龛风化剥落严重，高154cm，宽87cm，深17cm。比丘亦为光头，着袒右式袈裟，头顶有华盖残痕，坐于方形须弥座上，手印、姿态与第31龛为对称表现。

图 1 ˉ 广元千佛崖第 726 窟初唐第 17、31 龛地藏像

千佛崖第726窟第17、31龛地藏像与一般比丘形地藏像差距较大。广元同时期比丘形地藏像，如千佛崖第268龛双地藏像（图2）及第535窟第2、3、42、48龛单尊地藏像，皆半跏趺坐，一手置于腹前，一手屈肘上举，上臂与小臂形成V形锐角。这一姿态的地藏像也见于西安西明寺、礼泉寺遗址所出唐初地藏善业泥[3]，为这一时期比丘形地藏像较为标准的手印。与千佛崖第726窟第17、31龛较为相似的是广元石窟初唐时期流行的触地印佛像。如皇泽寺第38窟正壁大龛初唐改凿的主尊（图3），左手于腹前持宝珠，右手置膝盖上，五指下垂，戴圆形手镯。这一造像被辨识为菩提瑞像，为触地印佛像之中较为特殊的一类。第726窟第17龛地藏像胸部隆起外扩，腰部向内紧收，形成极具张力的上半身[4]，其躯体表现确与皇泽寺第38龛佛像的躯体表现极为相似。此外，该尊地藏左手于腹前托宝珠，右手虽持莲花，但置于右膝上，掌心朝下（图4），腕部戴圆形手镯，与上述触地印佛像手印基本一致[5]。附属第31龛细节部分不甚清楚，但可辨识部分亦为触地印佛像的对称表现。

图 2 ˉ 广元千佛崖初唐第 268 龛双地藏像

图 3 ˉ 广元皇泽寺第 38 窟正壁大龛初唐改凿主尊触地印佛像

图 4 ˉ 广元千佛崖第 726 窟初唐第 17 龛线描图（改绘自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石窟》，第 22 页）

随着唐王朝在西域的持续经营，丝绸之路重新恢复畅通，两京地区在继承南北朝佛教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自印度等地新传入的造像元素，形成了极具时代特征的唐代新风格。上文着力讨论的广元地区触地印佛像即为这一新风格向周围地区传播的产物。这类佛像与西安地区出土初唐时期制作的极具印度趣味的善业泥接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善业泥（图5），正面为一佛二菩萨及二十字缘起法身偈，背面铭“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普同等共作”[6]。佛陀带圆形头光，着袒右袈裟，左手敛于腹前，右手施触地印，趺坐于带方形靠背的束腰须弥座上。肥田路美考证这一批善业泥的制作年代为7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即玄奘、王玄策归国以后大量印度佛教艺术涌入的时期。此时印度正值笈多王朝至波罗王朝的过渡阶段，遗存作品数量较少。比这一阶段稍晚的遗存较为丰富，可帮助推测当时佛教造像的面貌。加尔各答博物馆所藏比哈尔邦出土8世纪触地印佛坐像（图6），与西安出土的触地印佛像善业泥颇为相似。二者均着袒右式袈裟，袈裟轻薄贴体，佛像身后出现靠枕，以联珠纹装饰方形靠背[7]。这类触地印佛像的早期实例或即目前所见小型拓模泥像原初图样的来源。

图 5 ˉ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初唐苏常侍、普同等共作“印度佛像”善业泥（正面、背面）（采自肥田路美：《云翔瑞像：初唐佛教美术研究》，图 1-10、图 1-11）

图 6 ˉ 加尔各答博物馆所藏比哈尔邦出土 8 世纪触地印佛坐像（采自肥田路美：《云翔瑞像：初唐佛教美术研究》，图 1-21）

加尔各答博物馆所藏触地印佛坐像身后靠枕，两端束结，各装饰一圈莲瓣纹。这类靠垫在佛经中称为“丹枕”或“倚枕”，世俗文献中更多使用“隐囊”这一称呼。这一用具普遍见于印度佛教造像之中，典型例子如5—6世纪阿旃陀石窟第17窟、6—8世纪埃洛拉石窟第12窟。不晚于北朝时期，类似的用具已经进入汉地，但其图像多见于生活场景之中，并未成为佛像身后常见的庄严元素。[8]西安出土善业泥触地印佛像身后靠枕的表现实属昙花一现。受限于材质、尺寸，善业泥中靠枕两端带莲瓣纹的束结被简化为半圆环。千佛崖第726窟附属第17龛的地藏像身后的背光左、右侧各接连一头部朝外的云头纹装饰。这类的“云头纹背光”在同时期佛像之中仅此一例。若考虑附属第17龛地藏像与“印度佛像”善业泥及其原型造像之间的相似性，这一造型特殊的“云头纹背光”应为佛像身后靠枕的变体。其轮廓、结构与印度原型中两端束结外凸的靠枕较为相似，但放大了两侧束结的比例，使之变为外凸的云头纹装饰。这一变化或与工匠对类似图式过于陌生的情况有关，工匠没能理解原本图样中佛陀身后靠枕的表现，而将其误解为某种特殊形制的背光。饶有趣味的是，造像身后表现靠枕这一图式尚存另一条传播路径，即从印度传入西藏，进而波及西夏。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绢画中，佛像身后靠枕扁平化特征明显，两端束结变成了外凸的嵌宝装饰。与之类似的表现还见于敦煌莫高窟西夏第465窟，窟顶西坡持花菩萨身后出现了带嵌宝束结的靠枕形背屏[9]。这一变形与千佛崖第726窟附属第17龛地藏像“云头纹背光”似有殊途同归之意。

综上所述，千佛崖第726窟第17、31龛的地藏像上半身表现挪用了同时期流行的触地印佛像，原型可进一步追溯至中国西安及印度所见同类图像。这种对造像元素的挪用，并非全无来由。比丘形地藏像与触地印佛像皆着袒右袈裟，靠枕与“云头纹背光”则都位于造像身后。此外，广元石窟初唐佛像中，亦有借用菩萨像手印者。如千佛崖第535窟第9龛，佛像一手屈肘上举，上臂、小臂形成V字，食指、中指交叠。类似的姿态一般见于菩萨像，同一洞窟、同一时期开凿的附属小龛中的菩萨坐像、立像普遍采用了这一手印。此外，洛阳龙门石窟破窑正壁第29龛贞观十一年（637）的弥勒像，右手外伸、掌心向上，与洛阳地区初唐菩萨装地藏像右手外扬的姿态相似，或亦属同性质的造像实践[10]。因此，前述比丘形地藏像与触地印佛像之间元素的借用，不能简单理解为工匠群体偶发的创意，而是需要从纳入初唐时期工匠群体如何接纳、利用外来新风格进行造像活动的整体图景中考察。这一时期的工匠面对自印度等地传入的外来图像并非一味地模仿，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借助对局部细节的置换和重组，利用有限的外来元素创作了多样的新风格作品。

二

巴中南龛第25龛（图7）外龛残损，但龛内造像基本完好，残高164cm，残宽172cm，残深80cm[11]。正壁居中为一比丘形地藏，光头，内着僧祇支，右侧中衣外露，外披带勾纽式袈裟，带双层圆形头光、身光。左手于腹前持宝珠，右手上举，手部残损，似结跏趺坐于山岩上。上方有一高浮雕圆形华盖，侧面装饰宝珠、璎珞，底面装饰正面观莲花。比丘身体两侧各有四道云朵向外发出。自上而下分别为：第一层，左、右各二佛陀，结跏趺坐于莲座上；第二层，左侧一武士，顶盔贯铠，持盾、握戟，右侧一三面六臂人物，自上而下分别托日、月，持折尺、天平，于胸前合十；第三层，左侧一高髻人物，交领宽袖，双手合十，右侧一大象，为一长方槽打破；第四层，左侧一残半仕女，束双丫髻，交领宽袖，右侧一裸形人物，仅着犊鼻裈，双手张开，向外奔走。现有研究推定该龛开凿于乾元（758—760）至会昌（841—846）之间[12]。龛内地藏胸部隆起，华盖装饰精致，与同遗址乾元会昌时期程式化表现的龛像差距较大，更接近第37、116、117龛代表的武周（690—705）到开元（713—741）初年造像，应归为7世纪末至8世纪初的作品。

图 7 ˉ 巴中南龛初盛唐第 25 龛“地藏与六道像”

从半空视角来看，龛内地藏的“结跏趺坐”（图8）与常见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其右腿横置于台座上，左腿仅见膝盖，两腿之间没有叠压。仔细观察，左腿膝盖部分衣纹均为纵向下垂线条，且可与台座上纵向线条连接，推测左腿原初应为自然下垂，后被改凿为膝盖形状。该龛地藏最初形态应与同遗址第31龛地藏像（图9）相似，为屈右腿、垂左腿的半跏趺坐像。除去对左腿的改动，工匠利用原初地藏所坐台座加工了新的“龛底”，在右腿覆盖台座的袈裟上加刻短斜线，将袈裟衣纹隐藏于山石纹理之间。这一改凿经后期涂装，以不同颜色区分腿部和“龛底”，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幸而石刻的改凿只能减地，无法增补，新的“龛底”仅限原初台座，台座两侧凿空，可帮助确认改凿工程。从第25龛周围来看，将半跏趺坐地藏改为结跏趺坐，主要是缩短了该龛的高度，为其下方老君洞的开凿腾挪出足够的空间（图10）。老君洞正、左、右壁皆有宋代文人刊刻的诗词游记，为南龛文人墨客聚集、游览的重要场所。因此，第25龛的改凿及其对下部空间的让渡，与老君洞的开凿关系密切，为唐宋之间南龛寺院空间功能变化的缩影[13]。

图 8 ˉ 巴中南龛初盛唐第 25 龛“地藏与六道像”（半空视角，刘建国拍摄）

图 9 ˉ 巴中南龛初盛唐第 31 龛地藏像

图 10 ˉ 巴中南龛初盛唐第 25 龛及老君洞

第25龛地藏身体两侧飞出多道祥云，云头之上表现坐佛及诸道人物。初盛唐时期，类似图像见于唐咸亨元年（670）崔善德造像碑碑阴上部（图11）[14]、耀州药王山石刻唐前期第8龛[15]及西安西市遗址2008年新出土善业泥[16]。洛阳龙门石窟初唐第166龛[17]及前述西安西明寺、礼泉寺遗址出土数件同形善业泥，于地藏一侧表现诸道人物，借线条区隔各道，亦属同一题材。学术界一般将这类图像称为“地藏与六道像”，表现地藏菩萨救渡轮回中的众生。如唐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一：“众生五趣身，诸苦所逼切，归敬地藏者，有苦悉皆除。”[18]然而，对于图像的细节，犹有不同理解。或以诸道人物即六道众生，为地藏救助的对象；或以诸道人物为地藏示现，侧重分身摄化之意[19]。近年刊布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初唐S4426号造像碑，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20]。该碑碑阴上部纵长方形主龛，居中表现一半跏趺坐菩萨像，双手各持一宝珠，分别向外发出的云朵，连接上部和两侧附龛中出现的天、人、鬼神、畜生、地狱所见人物。诸道人物大都带榜题，如“此是迦楼罗身”“或作牛头婆身”“或作玉女身”等。王德路指出居中菩萨像与洛阳龙门石窟初盛唐菩萨装地藏像相似，应作地藏表现；附龛人物与《十轮经》对地藏的六道化现的记载大体相照应，应即地藏化身[21]。王氏对哥大造像碑性质的判定确具见地，为解读“地藏与六道像”的意涵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 11 ˉ 唐咸亨元年（670）崔善德造像碑碑阴上部（采自三上次男：《唐咸亨元年銘の碑像と 地蔵像》，第 43 页）

巴中南龛第25龛及与之图像相似的哥大造像碑、崔善德造像碑、药王山石刻第8龛、西市新出土善业泥，皆将诸道人物配置于地藏两侧，以云朵连接二者。这类云朵连接式“地藏与六道像”[22]，诸道人物时常无法与六道完全对应。如南龛第25龛第一层左、右各二佛陀，实非六道人物；第三、四层左侧皆宽袖人物，似一男一女。药王山石刻第8龛左第一层狮兽、巴中南龛第25龛右第三层大象，以狮子、大象等瑞兽代表畜生道也颇为罕见。有趣的是，上述绝大多数人物皆见于《十轮经》对地藏化身的描述，“或作佛身……或作丈夫身，或作妇女身……或作狮子身，或作香象身……”[23]上述云朵连接式“地藏与六道像”中，云朵上诸道人物并没有刻板地沿袭六道的惯常表现，而是受到了《十轮经》对地藏分身描述的深刻影响。据此可知，云朵所连接的诸道人物不是六道众生，而是地藏为救济众生于诸道所示化身。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藏与六道像”中对云朵的表现耐人寻味。王惠民指出，敦煌壁画中，唐前期的比丘形地藏多双手持如意宝珠[24]。如莫高窟初唐第74窟地藏立像，左、右手各持一宝珠，宝珠分别向上生出一缕云气。莫高窟初唐第372窟东壁门南地藏立像，双手平举于胸两侧，手心各一放光宝珠，光至上方为宝云，云中表现十佛。这一表现应与《十轮经》序分地藏菩萨出场之际以如意珠示现的神通变化有关，“又复皆悉见其两手有如意珠，雨如意宝”。[25]类似的表现也见于川北地区唐前期造像，如广元千佛崖盛唐第806窟附属第38龛（图12）地藏为半跏趺坐比丘像，双手各持宝珠，宝珠各自向上升起一簇云朵，云朵中分别表现五尊小坐佛[26]。前述云朵连接式“地藏与六道像”中，以崔善德造像碑与哥大造像碑年代稍早。二者连接诸道人物的云朵，不是出自地藏身侧，而是由菩萨双手所持二宝珠发出，至上部分化为多头宝云。这一表现形式与前述敦煌壁画、千佛崖龛像相似，云朵及其上诸道人物应为如意珠发出的光明化现。据此考虑，云朵连接式“地藏与六道像”或脱胎于地藏“双手持如意珠、各出光明化现”的图式，从侧面论证了云朵之上诸道人物应为地藏所示化身[27]。

图 12 ˉ 广元千佛崖盛唐第 806窟附属第 38 龛地藏十佛像

三

巴中北龛第1龛（图13）外龛为长方形，上部存三角形凿痕，内龛为单檐佛帐龛，檐面饰忍冬纹，下垂帷幔、璎珞，两侧立柱刻回字纹、联珠纹。外龛高100cm，宽85cm，深23cm，内龛高73cm，宽59cm，深14cm。龛内居中为一立佛，内着僧祇支、中衣外露，外着钩纽式袈裟，带桃形头光，椭圆形身光，立于仰莲圆台上。右手持锡杖，左手上举、手部残损。左侧人物双手于胸前捧物，立于覆莲台上。束双丫髻，领口半立，上着大腋广袖襦，襦外穿半袖，下着曳地长裙，自膝部有三角形垂饰向右飘起，下部残损。右侧人物左手于腹前托半圆形物，右手置于持物之上，立于覆莲台上。现为光头，其余装扮与左侧人物大体一致，亦领口半立，着宽袖上衣、覆地长裙，蔽膝垂饰向左飘起，穿云头履。考虑到直条状帷幔及联珠纹、回字纹于贞观时期较为流行，现有研究据此考虑该龛为唐太宗至高宗时期作品[28]。然而，这些装饰要素亦见于开元三年（715）前后的西龛佛爷湾第6龛，该龛开凿年代的下限仍需考虑，推定为初盛唐造像。

图 13 ˉ 巴中北龛初盛唐第 1 龛药师佛与日光、月光菩萨

一般认为巴中北龛第1龛为“药师佛、地藏、观音”组合。然而，被判断为“地藏”的右侧胁侍确为可疑。龛内现有颜色为后期涂装，其前额上部隐约可见发髻线残痕。与左侧“观音”相比，二者身量基本一致，但“地藏”头部骤然缩小，需考虑头部原有发髻、光头为风化所致。类似的例子见于巴中南龛第17（图14）、27龛。二者居中表现主尊佛陀，前者结跏趺坐莲花座上，后者倚坐于方形须弥座，皆因风化导致头顶残损，无头发、肉髻。在川北石窟唐代造像中，药师佛、地藏、观音组合还见于广元千佛崖盛中唐第88、116龛，观音岩石窟大和七年（833）第43龛[29]及剑阁新民石窟盛唐第1龛[30]。上述龛像中，地藏、观音菩萨分别作比丘、菩萨表现，造型差异明显。然而，药师佛与日光菩萨、月光菩萨的组合，亦即药师三尊，情况与之不同。如巴中水宁寺石窟盛唐第1龛、巴中南龛盛中唐第102龛（图15）[31]，药师佛两侧胁侍日光、月光菩萨，皆表现为菩萨装，且装束大体一致。北龛第1龛左、右胁侍，除风化头部外，其余着装基本一致，与药师、地藏、观音组合明显不同，更接近药师三尊组合，确需考虑其为药师佛及日光菩萨、月光菩萨。

图 14 ˉ 巴中南龛初盛唐第 17 龛

图 15 ˉ 巴中南龛盛中唐第 102 龛药师佛与日光、月光菩萨

雷玉华指出北龛第1龛左侧胁侍与日本东京永青文库所藏高髻广袖女陶俑相仿[32]。长武县枣园乡郭村初唐张臣合墓葬（668）曾出土两件类似女陶俑，分别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长武县博物馆[33]。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及瑞典国家远东文物博物馆等亦收藏有同类陶俑[34]。此类陶俑多为单刀半翻髻或双鬟望仙髻，上着广袖襦，外披半袖，下着曳地长裙，于蔽膝处连缀有三角形垂饰。以往研究一般认为这类女俑为乐舞人物，形制特殊的服饰为某种舞蹈服装[35]。王惠莹、陈芳指出上述女俑蔽膝处的三角形垂饰，可称为“髾”或“垂髾”，为汉代流行的袿衣装饰之余声。隋至唐初，这类服饰不见于乐舞相关人物表现，但大量出现于天女、仙人图像，如陕西省潼关县税村隋墓（约604—606）石棺右侧的扈从仙人，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34窟维摩文殊之间持圆扇的散花天女等。据此考虑，这类高髻广袖女陶俑恐非乐舞人物，而是仙人形象[36]。

就川北地区而言，类似的人物形象常被安置在佛、道教龛像内龛龛口，尺寸略小于龛内主要造像。如苍溪赵家坡初唐道教摩崖造像第3、6龛内龛左、右各立一女性人物（图16），上着短襦裳，下着曳地裙，蔽膝连缀的垂髾向龛外飘飞[37]。巴中西龛初盛唐第6、21龛也在同样的位置表现装束相似的天人（图17），区别在于裙摆和垂髾的动态被极大削弱[38]。现有图录将赵家坡摩崖造像第3、6龛的此类人物记为女真，西龛第6、21龛记为供养天女。二者性质接近，皆属于神仙、天人范畴。借助天人形象表现日光、月光菩萨，并非仅见于北龛第1龛。日光、月光菩萨是千手千眼观音的眷属之一。唐代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记：“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益其效验。”[39]大英博物馆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唐代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绢画（Stein painting 35. Ch. lvi. 0019），主尊头顶华盖的左、右上方分别绘红、白色圆轮，圆轮中各置一菩萨，分别坐于五鹅座、五马座上，标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40]。五马、五鹅为月天、日天的标志性坐骑[41]。上述观音经变中的日光、月光菩萨，虽所乘坐骑与标注尊格相反，但确借用了日天、月天形象。这一情况与二者皆指向日月、核心意涵高度重叠有关。北龛第1龛将日光、月光菩萨表现为天人形象，或许亦有与之类似的思想背景。

图 16 ˉ 苍溪赵家坡初唐第 3 龛左侧女真

图 17 ˉ 巴中西龛初盛唐第 6 龛左侧供养天女

结语

在石窟及摩崖石刻的研究中，尤需注意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在的遗址及地域社会中考虑。一方面，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造像活动往往具有较为相似的风格和模式。广元千佛崖第726窟第17、31龛地藏像对触地印佛像之间的元素的挪用，不仅反映了两京地区形成的、吸纳大量印度元素的唐代新风格对广元地区的影响，而且生动地展现了初唐前后广元工匠借助不同图像之间元素的置换、重组进行的造像方式。另一方面，周围龛窟对于分析龛像开凿之后的改凿、风化等问题也具有参考意义。在对巴中南龛第25龛的讨论之中，邻近的第31龛作为同一遗址、时期、题材的作品，为厘清第25龛地藏像的复原和改凿提供了重要参照。对巴中北龛第1龛“地藏”形象的讨论，也离不开与同一区域其他顶部风化造像及袿衣垂髾人物的对比。因此，以上三例造像的再讨论，虽为特殊造型个案的细读，但因造像本身内嵌于广元、巴中石窟摩崖之中，亦可窥见这一地区复杂而多样的造像实践。

附注：本文系202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川北地区隋至唐初佛教摩崖造像研究”（项目编号：2024QQJH071）的阶段成果。在田野考察期间，广元石窟研究所王剑平所长提供了大量帮助，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未标注来源的图片为笔者拍摄。

注释：

[1]姚崇新：《广元的地藏造像及其组合》，载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四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第305-323页。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石窟》，巴蜀书社，2002，第123-135页。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第242-260页。

[2]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73-414页。

[3]何汉南：《西安西郊清理出一批唐代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王长启：《礼泉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2期。冉万里、沈晓文、贾麦明：《陕西西安西白庙村南出土一批唐代善业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1期。

[4]罗世平指出广元千佛崖第726窟的两尊地藏像“刻出的头光、背光、华盖以及袒右装束近于佛像仪轨，具有本尊大像的仪范”。见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四卷，第375页。

[5]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石窟》，第22页。

[6]肥田路美：《西安出土磚仏の制作事情と意義》，载《初唐仏教美術の研究》，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1，第55-90页。中文译本见肥田路美著《西安出土砖佛的情况与意义》，颜娟英等译，载《云翔瑞像：初唐佛教美术研究》，中国台湾台大出版中心，2018，第49-84页。

[7]肥田路美：《西安出土磚仏の制作事情と意義》，载《初唐仏教美術の研究》，第69页。

[8]扬之水：《丹枕与綩綖》，载《曾有西风半点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08-138页。

[9]扬之水：《丹枕与綩綖》，载《曾有西风半点香》，第125页。

[10]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图版107。

[1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巴州区文物管理所编：《巴中石窟内容总录》，巴蜀书社，2006，第41-42页。

[12]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第183页。

[13]杨筱：《从严武到杜甫：巴中南龛名人题刻的地方叙事与文化记忆》，《艺术评论》2024年第1期。

[14]三上次男：《唐咸亨元年銘の碑像と地蔵像》，《古美術》1967年第18号。

[15]铜川市考古研究所、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药王山摩崖造像考古报告》，三秦出版社，2015，第19-23页。

[16]何岁利：《唐长安城西市考古新发现与相关研究》，《南方文物》2021年第3期。

[17]常青：《龙门石窟地藏菩萨及其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93年第4期。

[18]《大正藏》第13卷，第727页下。

[19]松本荣一对地藏六道图像的解读中已经注意到分身摄化的性质，“地藏菩萨居弥勒成道前无佛世界，亘于六道，分身摄化，使众生免于痛苦”。见松本榮一《燉煌畫の研究 図像篇》，同朋舎出版，1985，第372页。中文译本见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上册）》，林保尧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第218页。

[20]Leopold Swergold, Eileen Hsiang-ling Hsu, Treasures Rediscovered: Chinese Stone Sculpture from the Sackler Collection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the Miriam and Ira D. Wallach Art Gallery, 2008),p.50. 张总：《观世音〈高王经〉并应化像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沙可乐捐观音经像碑》，《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

[21]王德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初唐S4426号造像碑图像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3期。

[22]王德路将“地藏与六道像”分为云朵连接和线条连接两种。见王德路《五道神系列图像解析》，《美术学报》2022年第4期。

[23]《大正藏》第13卷，第725页下—726页上。

[24]王惠民：《唐前期敦煌地藏图像考察》，《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

[25]《大正藏》第13卷，第681页上。

[26]丁明夷：《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文物》1990年第6期。

[27]敦煌藏经洞所出中晚唐纸画、绢画的六道图像中出现过带“佛道”榜题的佛陀及带“成佛道”榜题的菩萨像，David Neil Schmid认为是六道之上的解脱之道。David Neil Schmid, “Revisioning the Buddhist Cosmos Shifting Paths of Rebirth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Cahiers d’Extrême-Asie 17 (2008): pp.293-325.笔者在博士论文中曾以此解释巴中南龛第25龛第一道云上的佛陀，然考虑唐前期云朵连接式“地藏与六道像”中诸道人物与地藏化身之间的密切关系，将第25龛佛陀解释为地藏化身更符合图像的整体设计，现为修正。此外，“地藏与六道像”于唐前期之后仍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续图像的制作和流通是否保留了地藏作为六道化身的观念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28]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第69-70页。

[29]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广元观音岩石窟调查记》，《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3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广元市文物局编：《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龛窟总录·广元卷》，文物出版社，2018，第47页。

[31]巴中市巴州区文物管理所：《巴中石窟：唐代彩雕艺术》，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第133、236页。

[32]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第69-70页。

[33]长武县博物馆：《陕西长武郭村唐墓》，《文物》2004年第2期。

[34]王惠莹、陈芳：《长武县唐墓出土“舞俑”形象再探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

[35]晏新志：《彩绘双鬟望仙髻女舞俑刍议》，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3，第227-234页。

[36]王惠莹、陈芳：《长武县唐墓出土“舞俑”形象再探讨》。文中对个别案例墨书题写的讨论，仍需进一步讨论。

[3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广元市文物局编：《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龛窟总录·广元卷》，第37、40页。

[38]巴中市巴州区文物管理所：《巴中石窟：唐代彩雕艺术》，第214、221页。

[39]《大正藏》第20卷，第108页上。

[40]Roderick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1 Painting from Dunhuang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82), Plate 18.

[41]关于日天、月天图像的讨论，见冉万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释迦降伏外道造像”新解》，《文博》2012年第5期。

（杨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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