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兆龙 | “伏羲女娲”还是“双龙相交”——再证麦积山石窟第74窟交尾浮塑

“伏羲女娲”还是“双龙相交”——再证麦积山石窟第74窟交尾浮塑

文 ˉ 郭兆龙

【关 键 词】麦积山  伏羲女娲  双龙相交  佛龛

引言

麦积山石窟第74窟开凿于北魏[1]，位于西崖中部，其平面为方形，顶部呈平顶，四角偏弧形。西壁上部开凿有第69龛、第169龛，两龛中间有“交尾浮塑”（图1）。关于此浮塑主要有三种说法：张锦绣等学者认为是“龙蛇相交”；金维诺、李怀顺、魏文斌等学者认为是“双龙相交”；李西民、周菁葆、刘大有、刘惠萍、徐日辉、过文英等学者认为是“伏羲女娲”[2]。总体来说，以上观点是学者根据文献著作与文化状况对此浮塑进行论证。本文将主要依据北魏石窟佛龛的整体面貌以及“龙”与“伏羲女娲”图像的特征及载体进行剖释。

图1ˉ 麦积山石窟第74窟第69龛与第169龛龛柱（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一、北魏及前朝天水地区的文化信仰

石窟佛龛塑绘的图案与当时信仰定有极大关联，“交尾”浮塑出现于麦积山佛教石窟，首先应与佛教信仰有关；之所以有“伏羲女娲”之说，主要因为有“交尾”的图像特征以及天水是“羲皇故里”的人文因素。为了论证此浮塑因何种信仰而起，此部分将对北魏及前朝天水地区的文化与信仰进行分析。

（一）北魏时期天水文化信仰

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先后灭后燕、后秦、大夏、北燕、北凉等政权后，拓跋焘于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太延二年（436），北魏占据秦州[3]，社会较为稳定。太延五年（439），北魏统一后秦州属陇右，辖天水、略阳、汉阳三郡。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亲政以后加大汉化力度，并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秦州归属西魏。

北魏时期，全国佛教盛行。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既“好黄老”，又“颇览佛经”。太宗帝拓跋嗣“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亦崇佛法”。[4]文成帝曾对沙门昙曜“奉以师礼”[5]。孝文帝亲自为良家男女“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6]还为鸠摩罗什建三级浮屠。上行下效，皇家佛事、民间参佛活动众多，麦积山、云冈、龙门等石窟大规模开凿。

北魏秦州，不仅统治阶层多信奉佛教，而且河西、长安等地高僧大德皆于此传经布道。冯朗北魏时任“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7]其女冯太后于皇兴元年（467）“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8]，并“立思燕浮图于龙城”[9]；其子冯熙“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10]张彝（461—519）任秦州刺史时，“清身奉法，求其愆过，遂无所得”。[11]穆亮（451—502）先后任秦州、敦煌刺史，张彝、穆亮任秦州刺史时正是孝文帝时期，对陇右、河西的石窟营造必然造成很大影响。高僧法光、僧镜、玄畅、慧初、竺僧郎都曾在秦州传经布道。佛教石窟也广泛开凿于秦州，仙人崖、木梯寺石窟等始凿于北魏，麦积山、水帘洞石窟在北魏时已是开凿高峰。

此时儒、道亦有发展。太武帝时期奉儒崇道，此时“儒林先生”常爽通晓《五经》与诸子百家，其子常文通任北魏镇西司马和南天水太守，文通之子常景随刘芳修订北魏律令。孝文帝时期，“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12]冯太后曾“立文宣王庙于长安”。[13]冯熙亦习儒家经典，自幼“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好阴阳兵法”。[14]北魏时期秦州地区与道教相关的文本资料较少，西北地区道教碑石也主要见于陕西一带。

由此来看，天水北魏时期以佛教发展最为兴盛，儒教、道教、祆教等在影响上远不及佛教，并鲜有塑绘遗迹。既然佛教影响最大，龙众作为护持佛法的八部众之一，很可能会表现于佛教石窟。北魏时期“伏羲女娲”相关文本流传较少，道教信仰也集中在陕西一带，天水地区鲜有相关记载，更难以出现在佛教石窟。从文化与信仰方面，比起“伏羲女娲”，其浮塑更有可能表现与佛教关系更加密切的“龙”。

（二）东晋十六国时期天水文化信仰

十六国时期河西、陇右地区文化昌盛，佛教正式在河西走廊生根发芽，石窟营建、高僧往来、佛经翻译盛况空前。儒学、易学、文学等亦有发展，文本流传广泛。

317年西晋灭亡以后，秦州先后被前赵、后赵、前秦、前凉、后秦、西秦等割据政权占领。后赵时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赫连勃勃在秦州时自认为是人中之佛，并“乃画佛像，披于背上，令沙门礼像即为拜我”。[15]十六国时期佛教石窟广泛开凿于河西走廊。麦积山石窟为“后秦姚兴凿山而修”，[16]水帘洞石窟也开凿于后秦时期。当时天水高僧往来频繁，西晋“敦煌菩萨”竺法护曾在“永嘉二年五月于天水寺出第二译，沙门康殊白法巨等笔受”。[17]北凉时期高僧道养也曾于秦州抄写《优婆塞戒经》：“秦州沙门道养笔受。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18]

前秦时苻坚“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19]这“一人半”中的“一人”就是高僧道安。后秦时姚兴“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20]姚兴之弟姚嵩任秦州刺史，参与佛经抄写：“姚秦时鸠摩罗什译经，秦主及安成侯姚嵩笔受。”[21]《敦煌县志》记载郭瑀曾活动于河西、陇右，并隐于临松谷，凿石窟而居。西秦玄高在麦积山石窟开凿之初就于此地讲法：“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22]昙弘与玄高往来密切，皆来自长安，并都隐于麦积山，从事禅修与讲法：“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23]可见十六国时期天水地区佛教盛况。

苻坚亦重视文教，设立太学，传承儒学，曾用安车征郭瑀至长安定礼仪，郭瑀弟子刘昞后来也成为河西儒林领袖；苻坚也看重王嘉，王嘉“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24]姚兴也常与“其中书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儒士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25]并常在政事之暇，与姜龛等耆儒硕德讲经论道：“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26]姚兴还积极招纳“三秦俊逸”，尹纬、牛寿、胡辩、姜龛等饱学宿儒云集长安，活动于天水。秦州官吏赵逸、赵温兄弟亦博学多才、好学夙成。《隋书》记载“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十六国时期，各割据政权皆重文兴教。正如陈寅恪所言：“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27]

晋时秦州隐士杨轲《易》学精微，先秦时《易》为六经之一，郭瑀曾“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28]可见其中隐射的道家神仙思想。西北地区道教碑石在北魏以前仅见于敦煌，天水武山县水帘洞内虽有老君阁、四圣宫、道教壁画等，但都为隋代所建。五胡十六国时期，河西、陇右等地文学、艺术都有较好发展，但影响皆不如佛教。

（三）秦汉及以前天水文化信仰

陇右在秦汉及以前多民族杂居，民族信仰、图腾崇拜各有所别。商周以来，西戎、羌、北狄与秦人共同生活于此，部族甚多，自然避免不了各民族图腾共现的情况。

文献记载天水在秦汉以前就有佛事活动。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记载周穆王在麦积山下设舍利塔之事：“秦州麦积崖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灵安寺。”[29]唐释道宣撰《律相感通传》有相似说法：“秦州麦积崖殿下亦有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灵安。”[30]这两处记载虽然不符合佛教发展史实，但可以为研究秦州佛教提供些许线索。根据考古发现，天水东汉时期也有佛教遗存，今甘谷县新兴镇头甲村汉墓出土的扶桑树，应是佛教信物。

秦汉时期奠定了尊儒的文化面貌，尤其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周易》被奉为六经之首。汉末时期玄学兴起，儒学受到冲击。三国时期天水郡薛夏常与曹丕推论书传。魏晋之时，佛儒并为经世之学，统治者崇儒又礼佛，信仰者也两者兼修。

“伏羲女娲”图腾崇拜在秦州早有流传，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的马家窑石岭下类型的鲵鱼纹彩陶罐、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出土的石岭下类型鲵鱼纹彩陶瓶、礼县石沟坪出土的变体鲵鱼纹彩陶瓶等都有伏羲、龙形的说法，但皆为对文化符号的推测。西汉时《易》为六经之首，伏羲的地位随之提高。古史记载秦安县早在汉代就有祭祀女娲的庙宇，但未见祭祀伏羲之地。春秋战国至秦汉是文本中描述“伏羲女娲”的高峰期。《列子》《楚辞》《春秋纬》《鲁灵光殿赋》等记载伏羲“牛首龙身”“人首蛇身”、女娲“人面蛇身”的特点[31]；《帝王世纪》《遁甲开山图》等记载伏羲“生于成纪”[32]；《周易》《尸子》《管子》等记载伏羲“始创八卦”“制嫁娶、造琴瑟”等功绩[33]。《关尹子》《淮南子》《山海经》等记载女娲“补天平患”“捏土造人”等功绩[34]。

关于天水地区龙形崇拜，古籍鲜有记载，距离不远的成县发现的《西狭颂》右侧《五瑞图》中就刻有东汉时期的龙，这是谶纬学说的体现。春秋末年，老子曾“西游于秦”，并授《道德经》于秦地天水人关尹[35]。《老子·天运》中还记载孔子以“龙”喻老子之事：“吾乃今于是乎见龙。”秦汉时期，燕齐方士入秦，逐渐壮大黄老学派的阵容。秦始皇曾自谓“真人”，西汉武帝时立老子庙于楼观，东汉桓帝事黄老道，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取汉中后，大量道民北迁至秦陇。可见道家学说在秦汉天水有一定影响。

此外，商周以来，西戎、羌、北狄与秦人共同生活于此，各民族图腾多样。秦人原为东夷族，其始祖“女修”有吞玄鸟（燕子）而生子之传说，因而秦人有以玄鸟为图腾的传统。张家川马家塬西戎贵族墓群出土大量战国时期金银饰品，其中以金箔羊（图2）、金箔狼（图3）、金箔虎居多，还有鹦鹉、鹿、龙（图4）等动物形状。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众多鸱鸮形金箔饰品，少量虎形纹摆件与饰品（图5），其与商周青铜器纹饰有相似之处。礼县圆顶山春秋墓葬多为青铜器，以鸟形、虎形居多。秦安县王窑乡王家山也出土对鸟触角式剑。鸟形是秦人对先祖“女修”信仰的表现，羊形可视为羌族游牧文化的延续，虎又是秦人强盛后的图腾转变，狼也是匈奴人常用的始祖崇拜。此时天水各个民族部落加速融合，图腾崇拜多样。

图2ˉ 马家塬M16墓金大角羊形车饰（图片来源：笔者根据王辉等《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所绘）

图3ˉ 马家塬M14 墓狼形银铁车轸饰（图片来源：笔者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官网实物照片所绘）

图4ˉ 马家塬M1墓银箔龙（图片来源：笔者根据周广济等《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所绘）

图5ˉ 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回首铜虎（图片来源：根据张伟《秦西垂陵区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文物鉴赏》实物照片所绘）

经以上三部分对秦州文化信仰的解读，可见天水地区秦汉及以前由于多民族共居，图腾崇拜多样，出土饰品以羊、狼、虎、鸟等形状为主，少量鹿、龙等形状。“伏羲女娲”广泛出现于汉代以前的文本中，北魏时期较少。十六国时期河西、陇右地区佛、儒、道等皆有较好发展，但仍以佛教影响最大。北魏时期帝王、百姓多信奉佛教，麦积山石窟一半以上窟龛开凿于此时。因此，麦积山石窟第69龛与第169龛龛柱浮塑固然与佛教关系更大，比起“伏羲女娲”，更有可能表现护持佛法的“龙众”。

二、北魏时期石窟佛龛的常用形式

北魏石窟佛龛外装饰主要以龛柱、龛楣与龛梁三部分组成[36]，麦积山石窟第74窟“交尾浮塑”作为龛柱表现于第69龛与169龛中间。北魏各地石窟佛龛龛梁、龛柱上多表现动物形状，其形式组合对麦积山石窟佛龛的营造定有影响。

（一）龙首龛梁

龙首龛梁，其形式以龛梁作为龙身，龛梁两端浮塑龙首，最早出现于河西北凉石窟，广泛出现于云冈北魏石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双龙同体状（未回首），二为双龙回首状。

金塔寺、天梯山、马蹄寺千佛洞等石窟在北凉时期就已出现双龙回首龛梁。金塔寺东西二窟皆为中心柱窟，东窟中心柱分上下三层开龛造像，其中东、南、西向面正中底层皆开一圆拱形大龛，龛内塑结跏趺坐佛，龛柱极短，可看作“梁柱一体”，龛梁都作龙首反顾状（图6、图7）。马蹄寺千佛洞第2窟中心柱上下分四层开龛造像，下层均为尖楣圆拱形龛，龛内塑坐佛，东向面、南向面底层为双龙回首龛梁；千佛洞第4窟中心柱仅正面开龛，龛内塑结跏趺坐佛一身，龛梁亦作双龙回首状。炳灵寺北魏第125窟（图8）、第128窟、第132等窟龛梁都是双龙回首状，其与金塔寺、马蹄寺不同的是龛柱增高、龛梁较短。麦积山石窟现存龙首龛梁较少，第155窟正壁龛梁、第133窟第十号造像碑“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造像龛”龛梁为双龙回首（图9）。此外，离麦积山不远的广元市皇泽寺石窟、延安市云岩寺石窟、泾川县王母宫石窟等也留存北魏时期的双龙回首龛梁。可见，北凉至北魏时期河西、陇右、川北、陕北等石窟佛龛龛梁多表现龙形。

图6ˉ 金塔寺东窟中心柱南向面下层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姚桂兰主编《金塔寺石窟》图1-55所绘）

图7ˉ 金塔寺东窟中心柱西向面下层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姚桂兰主编《金塔寺石窟》图1-98 所绘）

图8ˉ 炳灵寺石窟第125窟佛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实地拍摄照片所绘）

图9ˉ 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第十号造像碑释迦、多宝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展出麦积山第133窟第十号造像碑复制品所绘）

根据胡同庆统计，莫高窟有将近三百个龙图像[37]。除了第249窟、第305窟等窟的“御车龙”，第296窟的“左青龙右白虎”，唐宋时期的“藻井龙”之外，还有众多表现在隋代以前中心柱窟佛龛两侧的龙形龛梁。莫高窟北凉佛龛多以壁画形式表现，北魏至隋代多以浮塑表现。北魏第251窟（图10）、第254窟（图11）、第260窟的中心柱东向面佛龛龛梁作双龙回首状。第257窟中心柱东向面龛梁（图12）为未回首的双龙同体状。

图10ˉ 莫高窟第251窟中心柱正面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图版46所绘）

图11ˉ 莫高窟第254窟中心柱正面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图版26所绘）

图12ˉ 莫高窟第257窟中心柱正面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图版38所绘）

云冈在北魏时达到开凿高峰，龙首龛梁运用更加广泛，几乎分布在各个窟龛。主要有：第1窟中心柱正面底层龛与南壁内侧门龛、第2窟东壁第二龛、第5窟西壁第二层中部南侧龛（图13）与西壁第三层佛龛、第6窟中心柱西向面下层龛（图14）、第7窟后室西壁第五层南侧龛（图15）、第9窟前室北壁明窗与前室西壁第二层龛（图16）、第10窟后室南壁东侧上部龛、第11窟后室南壁明窗西壁龛（图17）、第12窟后室东壁第三层南侧龛、第13窟东壁第四层北侧与中部龛以及南壁第二层西侧龛、第15窟西壁第二层南侧龛与中部龛、第16窟南壁明窗西壁上层龛与明窗东壁龛、第17窟南壁明窗下部东侧龛与南壁拱门西壁龛、第18窟南壁上层东侧龛、第21窟东壁龛、第24窟西壁龛、第27窟东壁下层南侧龛、第29窟东壁下层北侧龛、第34窟西壁龛与北壁西侧龛、第37窟东壁龛、第38窟东壁龛等佛龛龛梁。除此之外，第6窟南壁中层西侧佛塔左侧龛龙首龛梁形态更富活力，还有第7窟后室西壁、第10窟前室北壁拱门上部与第12窟拱门顶部的双龙相交浮塑，都是龙形浮塑的独特形式。

图13ˉ 云冈石窟第5窟西壁第二层中部南侧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一》图版34所绘）

图14ˉ 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西向面下层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一》图版61所绘）

图15ˉ 云冈石窟第7窟后室西壁第五层南侧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一》图版147所绘）

图16ˉ 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西壁第二层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二》图版18所绘）

图17ˉ 云冈石窟第11窟后室南壁明窗西壁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二》图版98所绘）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石窟营建固然受到云冈石窟风格的影响。龙首龛梁也布满多数佛龛，龙门石窟莲花洞南壁中央中部佛龛（图18）、莲花洞南壁中央下部佛龛（图19）、石牛溪北壁佛龛、药方洞南壁陈氏造像小龛、魏字洞北壁内侧下部小龛、药方洞北壁释迦多宝像龛、天统洞南壁下部小龛（图20）、古阳洞北壁杨大眼造像龛（图21）等佛龛龛梁均为双龙回首状。

图18ˉ 龙门石窟莲花洞南壁中央中部佛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龙门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龙门石窟一》图版52所绘）

图19ˉ 龙门石窟莲花洞南壁中央下部佛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龙门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龙门石窟一》图版56所绘）

图20ˉ 龙门石窟天统洞南壁下部小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龙门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龙门石窟一》图版112所绘）

图21ˉ 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杨大眼造像龛龙首龛梁（笔者根据龙门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龙门石窟一》图版159所绘）

由此看来，佛教传入河西之初就表现为龙形龛梁。其首先出现于金塔寺、千佛洞等北凉石窟，后来影响到莫高窟、炳灵寺等北魏窟龛，并且多表现于中心柱窟。隋代以后的莫高窟，由于窟形从中心柱窟到覆斗顶窟的转变，龛梁的塑绘也逐渐减少。随着北魏都城的迁移以及北魏皇室的汉化政策，凉州与平城僧众艺匠活动于中原，佛教信仰与佛教艺术逐渐影响到大同、洛阳等地，龙形龛梁也开始广泛应用于北魏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

（二）其他形式龛梁

北魏时期的龛梁两端除了表现龙首外，还有鸟形、兽形以及其他植物样式。鸟形以凤凰、朱雀、金翅鸟居多，植物纹以忍冬为主。此外，还出现阙形龛、盝形帷幕龛、华盖龛等特殊龛形，主要见于莫高窟、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

鸟形龛梁以凤鸟为主，其形式为：龛梁两端浮塑凤鸟，龛梁整体连接凤身，双凤多为回首状。河西地区马蹄寺千佛洞北凉第2窟中心柱西向面、北向面底层龛梁作双凤回首状（图22）；陇右地区麦积山北魏第133窟第十号造像碑“释迦转大法轮龛”龛梁为双凤同体（图23）；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9窟北壁西起第一龛龛梁为双凤同体、北魏第260窟中心柱东向面佛龛等龛梁为双凤回首；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北壁西侧上部龛、第15窟西壁北侧龛（图24）、第29窟西壁下层中部龛等佛龛龛梁均作双凤回首状。

图22ˉ 马蹄寺千佛洞中心柱北向面底层龛凤鸟龛梁（笔者根据实地拍摄照片所绘）

图23ˉ 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第十号造像碑凤鸟龛梁（笔者根据西北师范大学展出麦积山第133 窟第十号造像碑复制品所绘）

图24ˉ 云冈石窟第15窟西壁北侧龛凤鸟龛梁（笔者根据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二》图版139所绘）

还有朱雀、金翅鸟样式，整体表现与凤鸟相似，部分为正面像，主要出现于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下层内龛四面都为朱雀回首（图25）[38]；云冈石窟第9窟后室南壁门龛梁为正面的金翅鸟样式，金翅鸟立于莲花座上（图26）[39]。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北壁中部上部也为金翅鸟[40]，此种样式还出现在第12窟前室西壁第3层佛龛之上的阙形建筑上。其他动物较少，有兽面形，莫高窟北凉第272窟西壁龛龛梁两端以壁画表现兽头（图27）、北魏第248窟中心柱东向面龛梁两端以浮塑表现兽头（图28）；麦积山北魏第133窟第十一号造像碑佛龛亦作正面兽首状（图29）。

图25ˉ 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北向面下层内侧龛朱雀龛梁（笔者根据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一》图版55所绘）

图26ˉ 云冈石窟第9窟后室南壁龛金翅鸟龛梁（笔者根据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二》图版34所绘）

图27ˉ 莫高窟第272窟西壁龛兽头龛梁（笔者根据敦煌石窟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图版7所绘）

图28ˉ 莫高窟第248窟中心柱东向面兽头龛梁（笔者根据敦煌石窟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图版79所绘）

图29ˉ 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第十一号造像碑兽头龛梁（笔者根据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编《中国石窟 天水麦积山》图版90所绘）

还有部分植物样式，以忍冬、双树为主。忍冬纹样有单叶忍冬、多瓣忍冬等，金塔寺东窟中心柱北向面底层龛，莫高窟北魏第248窟中心柱南向龛、第437窟中心柱东向龛、第254窟南北壁西起第四龛、第257窟中心柱西向面上层龛、第259窟北壁下层西起第二龛等佛龛龛梁都为忍冬纹。双树龛的龛梁、龛楣、龛柱由对称的两棵菩提树组成，莫高窟此种样式较少，广泛分布于四川、重庆早期石窟，莫高窟北凉第275窟北壁与南壁佛龛、北魏第259窟中心柱西向上层龛、第254窟中心柱西向上层龛、第257窟中心柱南向下层龛、第248窟中心柱西向龛等窟龛为双树状。其他特殊样式有阙形龛、盝形帷幕龛、华盖龛等，主要见于麦积山石窟、莫高窟与云冈石窟。

（三）龛柱及龛楣样式

龛梁、龛楣与龛柱作为佛龛艺术的整体，可将龛梁与龛柱、龛楣进行比较分析。石窟龛柱主要以浮塑形式表现，河西北凉石窟多为“梁柱一体”形式，即龛梁较长，龛柱极短，云冈北魏石窟也常见此种形式；莫高窟、炳灵寺等北魏石窟龛柱较长，主要有束帛式、柯林斯式、覆莲式、T字形等。河西走廊北魏石窟龛楣多为壁画，内容以火焰纹、忍冬纹为主；云冈、龙门等石窟北魏龛楣多为浮雕，内容丰富，有火焰纹、佛弟子像、飞天和千佛等。

北魏以前石窟龛柱以T字形与束帛形为主。T字形在北凉、北魏广泛运用，金塔寺东窟中心柱底层南向面龛柱、云冈石窟第5窟南壁中层龛、莫高窟第259窟北壁下层西起第一龛与第三龛，还有莫高窟第251窟、第257窟、第435窟中心柱东向面龛柱均为T字形柱头。束帛形常见于北魏石窟，炳灵寺石窟第128窟与莫高窟第248窟、第254窟、第260窟中心柱东向面龛柱为束帛式柱头；还有云冈石窟第7窟后室上层东南角与西南角、第11窟西壁与东壁第三层南侧龛、第12窟后室东壁第三层南侧龛、第13窟南壁第二层西侧龛、第17窟南壁明窗下部东侧龛、第18窟南壁上层东侧龛等佛龛龛柱亦为束帛式。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特殊样式，一是爱奥尼亚式，有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北壁西侧龛等龛柱；二为覆莲式，有云冈石窟第10窟后室南壁龛等龛柱；还有以天王作为龛柱，有炳灵寺石窟第125窟与云冈石窟的多数龛柱。

北魏以前龛楣内图案以火焰纹、忍冬纹为主，还有莲花化生缠枝忍冬纹样式，发展至云冈石窟，转变成坐佛与飞天。火焰纹大量运用于北凉石窟，如金塔寺东窟中心柱四面下层龛、马蹄寺千佛洞第2窟四面下层龛，莫高窟第268窟西壁龛、第272窟西壁龛等。北魏时期火焰纹多见于莫高窟，有第254窟北壁西起第一龛与第三龛、第257窟中心柱北向面下层龛、第248窟中心柱东面龛、第432窟中心柱下层南面龛等。忍冬纹广泛运用于莫高窟北魏窟龛，主要有北魏第254窟北壁与南壁后部西起第四龛、第257窟中心柱西面上层龛与下层龛等。莲花化生缠枝忍冬纹样式多出现于北魏晚期，有莫高窟第251窟、第254窟、第257窟、第260窟、第435等中心柱东面龛龛楣。西魏以后，莫高窟龛楣内容更为丰富，莲花、禽鸟、供养菩萨、千佛等表现其中。坐佛与飞天样式主要出现于北魏云冈石窟，并以浮雕形式表现，龛楣内刻有坐佛的有第1窟西壁、第2窟东壁、第5窟西壁南侧、第5窟南壁中层、第7窟后室西壁等窟龛；飞天常出现于帷幕龛内，偶尔与坐佛同时表现，有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北壁、第9窟前室西壁佛龛等。

总体来说，河西北凉石窟龛柱极短，仅作为龙首或凤首龛梁的基座，可看作是“梁柱一体”；北魏时期莫高窟、炳灵寺等石窟龛柱较长，以T字形和束帛形为主；云冈石窟T字形、束帛形、“梁柱一体”等多样式并存。北魏时期河西走廊石窟龛楣内图案多火焰纹与植物纹，到云冈石窟多表现坐佛像与飞天像。北魏佛龛龛梁两端广泛运用“双龙回首”浮塑，并未见“伏羲女娲”样式的龛梁。麦积山石窟第74窟龛柱主要受到“梁柱一体”形式的影响，并且更有可能是龙形，因为龙形是北魏龛梁与龛柱常用的样式。其与云冈石窟第7窟后室东壁、后室西壁第二层佛龛的双龙相交龛柱极为相似（图30），此种形式主要表现在双龛中间的龛柱上，如此一来在有限的空间表现了两龛的龙形龛梁，既节省空间，又不失龙形，这是当时艺匠的创新之举。

图30ˉ 云冈石窟第7窟后室西壁佛龛交龙龛柱（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三、“龙”与“伏羲女娲”图像的特征及载体

麦积山石窟第69龛与第169龛“交尾”龛柱以浮塑形式表现，头部长角，尾部相交。为了进一步论证“交尾像”到底是“伏羲女娲”还是“双龙相交”，此部分将北魏及以前“龙形”与“伏羲女娲”的特征及载体进行论证比较。

（一）“龙”图像的特征及载体

新石器时期龙图像已出现在彩陶、玉器上，主要有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出土的蟠龙纹陶盘、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龙、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蚌塑龙虎图等。西北地区主要有出土于天水甘谷县与武山县的“人面蛇身”彩陶瓶、出土于宝鸡北首岭的“鸟龙纹”细颈彩陶瓶等，这三个“龙形”共有特征是同属于黄河流域，形象更似鱼类，附着于陶器之上。

夏商周时期龙纹主要见于河南一带青铜器与玉器之上，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展示了“华夏第一王都”的图腾崇拜；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龙有了明显的背鳍与四肢；青铜器中的龙形常与鳞纹、云纹等结合表现，展示了多部落多种族融合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龙形出现在绢帛画中，以《人物御龙图》最具代表，其形状更为具体化。

秦汉时期的龙形更为明确，并常见于建筑构件装饰。汉代是龙形的大发展时期，形状基本确立，形态更富活力，并且广泛表现于墓室绘画、建筑瓦当、玉器漆器、印章丝绸等。陕西、河南、四川、山东等地的汉画像石龙形广泛表现，主要分为横竖两种形式，横式又可分为“交尾状”与“奔跑状”，竖式可分为“交尾状”与“攀爬状”（表1）。秦汉瓦当的龙形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青龙与白虎相对表现；二是青龙单独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龙形受到秦汉时期龙形的影响，并融合少数民族以及佛教的元素，出现交龙和群龙的样式，主要分布在墓室壁画与佛教石窟当中。除了在第二部分梳理的北魏石窟龛梁中广泛表现的龙形外，北魏时期佛道造像碑的佛龛龛梁也常用龙形，与石窟佛龛样式相似，有两种形式：一为双龙相交；二为双龙回首（表2）。

综合以上对北魏及前朝“龙”图像的梳理，就“龙”图像表现年代来说，夏商周及以前就出现于玉器、青铜器之上，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普遍，其图像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就“龙”图像表现载体来说，秦汉的建筑构件、画像石砖、印章丝绸等都有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出现于佛教石窟与造像碑；就“龙”图像表现手法来说，秦汉时期雕塑、绘画、石刻等手法兼用，北魏时期常以浮雕形式呈现。麦积山石窟第74窟的“交尾”浮塑，不论从年代特色、表现载体还是表达手法上，已然有着“北魏龙”的各种特点。

（二）“伏羲女娲”图像的特征及载体

《列子》《鲁灵光殿赋》《山海经》等古籍文献都记载了伏羲与女娲的出生、样貌、功绩等。关于伏羲的样貌，主要有“牛首龙身”和“人首蛇身”两种说法[65]；关于女娲的样貌，主要是“人首蛇身”[66]。北魏以前的“伏羲女娲”图像，主要出现于画像石与棺板画中（表3、表4），尤其以四川与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嘉峪关等地魏晋墓棺板画中居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变迁，大批民众迁至河西走廊，其墓葬文化也影响至西部。河西地区棺板画中的“伏羲女娲”图像也延续了中原汉代画像石中“伏羲女娲”的特点。相较于汉代时期“伏羲女娲”图像的普遍出现，北魏时期就显得极为稀少。有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石棺棺盖伏羲女娲画像，还有存在争议的麦积山石窟第74窟“交尾浮塑”等。

根据对汉代画像石、魏晋棺板画中“伏羲女娲”图式特点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图像主要分为“交尾状”和“奔跑状”，“交尾状”常见于四川与山东地区，其特点为人首、蛇身、兽腿，四川的多带日月轮，山东的常伴随在西王母两侧；“奔跑状”多见于河南、陕西地区，其特点为人首、蛇身、兽腿，较少手执规矩、带日月轮。总体来说，河南、陕西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多呈独立奔跑状，四川、重庆画像石多呈交尾状表现，山东地区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通常出现于西王母两侧。嘉峪关魏晋墓室绘画中的“伏羲女娲”图像也可分为“交尾状”与“奔跑状”，“交尾状”的主要特征为人首、蛇身、兽腿、手执规矩、胸前绘日月轮；“奔跑状”的“伏羲女娲”其规矩、日月轮亦是标配，在前朝影响下的“伏羲女娲”图像配置更为全面。不论交尾还是未交尾，其尾巴偏向蛇尾，并且尾部偏长，后腿在身体的上半部分，这与龙形尾部较短的特征不同。

综合以上对北魏及前朝“伏羲女娲”图像的梳理，就“伏羲女娲”的表现年代来说，文本当中自春秋战国就已出现，汉代至魏晋是“伏羲女娲”图像表现的高峰期，而北魏并未见过多的图像遗存；就“伏羲女娲”的表现载体来说，不论是汉代还是魏晋，多出现在墓室壁画、画像石、棺板画中，是“黄泉下”的图像；就“伏羲女娲”的表现手法来说，汉代多为浅浮雕与阴线刻表现于画像石，魏晋多以绘画形式表现于棺板画。可见，“伏羲女娲”图像在北魏很少出现，而又将这“黄泉下”的艺术转移到世俗或是宗教艺术中，更需要时间；虽然麦积山石窟第74窟浮塑有“交尾”的特征，但是并没有日月轮、规矩等“附带品”，其后腿与全身的比例也不是“伏羲女娲”常有的样式，因而此浮塑是“伏羲女娲”的可能性并不大。

由以上对“龙”与“伏羲女娲”图像特征及载体的分析可见，北魏时期，“龙形”主要表现于佛教艺术，石窟、造像碑龛梁（柱）两端多浮塑“双龙回首”；北魏时的“伏羲女娲”图像留存极少，依稀见于画像石中。麦积山石窟第74窟龛柱交尾浮雕虽然身形较为残破，但是浮塑上部、下部还能够辨认，即上部有龙舌（角）形，下部有兽腿（爪）形；浮塑中部虽然残破，但隐约可见其与两侧龛梁相连，以龛梁作为龙身，其与云冈石窟第7窟后室东壁、后室西壁第二层双龛龛柱（图30）极为相似。笔者根据现有情况，将麦积山石窟第74窟的“交尾浮塑”进行复原（图31、图32），其爪部的自由形式，也常见于云冈石窟（图33～图36）。由此可见，其“相交状”为“双腿相交”，龙的身体作为龛梁延伸至第69龛与第169龛上。不论图像载体还是表现手法，都应是佛教石窟常见的龙形龛梁。

图31ˉ 麦积山石窟第74窟“交尾浮塑”复原图一（笔者自绘）

图32ˉ 麦积山石窟第74窟“交尾浮塑”复原图二（笔者自绘）

图33ˉ 云冈石窟第5窟西壁第三层第三龛龙形龛梁（图片来源：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一》图版38）

图34ˉ 云冈石窟第6窟南壁中层西侧佛塔左侧龛龙形龛梁（图片来源：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一》图版114）

图35ˉ 云冈石窟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壁龛龙形龛梁（图片来源：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一》图版186）

图36ˉ 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北壁拱门上部交龙局部（图片来源：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二》图版49）

结语

北魏时期佛教盛行，儒、道等教的影响远不及佛教。“龙众”作为护持佛法的八部众之一，很可能表现在佛教石窟；“伏羲女娲”多出现在汉代以前文本当中，在北魏时较少，可见麦积山石窟中的“交尾浮塑”应与佛教关系更大。自北凉始，金塔寺、马蹄寺千佛洞等河西石窟龛梁两端就表现“双龙回首”浮塑；北魏时期，“双龙回首”样式已广泛表现在河西、陇右、川北、云冈、龙门等石窟中，可见石窟佛龛两端表现“龙形浮塑”的可能性更大。“伏羲女娲”图像主要表现在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汉代画像石以及嘉峪关一带魏晋墓棺板画中，是“黄泉下”的艺术，北魏时极少见到“伏羲女娲”的塑绘，从地下转移到地上，需要时间的浸润和社会思潮的转变。

麦积山石窟第74窟交尾浮塑的“头部”“腿部”与汉代画像石、北魏石窟龛梁的龙形有异曲同工之处，尤其与云冈石窟第7窟后室东、西壁的浮塑极为相似（图30），这种相交形式主要表现于双龛中间，可在狭窄空间内塑绘出两龛的龙首。因此，此浮雕应为“双龙相交”浮塑，其是北魏石窟常用龙形龛梁（柱）的延续与发展。因为佛教中的龙形塑绘通常作为护持佛法的龙众而存在，表现于石窟龛梁（柱）上是情理之中。不能以天水作为“羲皇故里”的人文因素以及残存浮塑的部分细节认定其为“伏羲女娲”形象。

本文系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莫高窟‘双龙回首’龛梁的演变及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KYZZ-B049）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关于麦积山石窟第74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为始建于后秦，代表学者有阎文儒、金唯诺、董玉祥、张学荣、李西民等；二为始凿于北魏，代表学者有宿白、马世长、张宝玺、八木春生、李裕群、魏文斌等。以第二种观点居多。

[2]关于“交尾浮塑”，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是认为此图像为“龙蛇相交”，张锦绣在其著作《麦积山石窟志》中描述此处龛柱“两龛之间竖列浮塑龙蛇两条”。其二是认为此图是“双龙相交”，金维诺提出“在第69、169二龛间浮塑交龙……交龙的出现与燕的立国有密切关系”。孙晓峰认为“两龛共用龛柱部分做双龙交尾状”。李怀顺、魏文斌、郑国穆在《麦积山石窟“伏羲女娲”图像辨析》一文中谈道：“麦积山石窟69、169龛间浮塑交龙图像，是麦积山唯一所见的以交龙形式来表现佛教三千大千世界中护持佛法的‘龙’形象。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此浮雕是‘伏羲女娲交尾图’，1953年中央文化部考察后认为在此两龛之间，有摩崖浮塑小坐佛，下有浮塑‘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作交尾状。”李西民在《伏羲文化与麦积山小议》将此图称为“伏羲女娲交尾像”；周菁葆等学者认为：“从其轮廓可以分辨出伏羲在左、女娲在右，手持器物，相互依偎。”刘大有也认为此图是“天水最早的伏羲像”。刘惠萍撰文：“69窟与169窟之间的崖面上，塑有一伏羲女娲交尾的浮雕。”徐日辉在《甘肃天水麦积山北魏石窟伏羲女娲交尾图之新认识》一文中认为：“是天水地区唯一现存的早期伏羲女娲交尾图。”

[3]天水：古称秦州、成纪、龙城、上邽、天水郡。

[4]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第3030页。

[5]同上书，第3209页。

[6]同上书，第3039页。

[7]魏收：《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第329页。

[8]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第3039页。

[9]魏收：《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第329页。

[10]魏收：《魏书》卷八十三《冯熙传》，第1819页。

[11]魏收：《魏书》卷六十四《张彝传》，第1428页。

[12]魏收：《魏书》卷八十四《儒林列传》，第1842页。

[13]魏收：《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第329页。

[14]魏收：《魏书》卷八十三《外戚列传》，第1818页。

[15]彦悰纂录：《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二《夏赫连勃勃令沙门致拜事一首》，载《大正藏》第五十二册，第452页。

[16]祝穆：《方舆胜览》（下），中华书局，2003，第1210－1211页。

[17]释智昇：《开元释教录》，载《大正藏》第五十五册，第493页。

[18]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第83页。

[19]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八十九《异僧三》，中华书局，1961。

[20]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2984-2985页。

[21]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八，载《大正藏》第五十五册，第557页；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二，载《大正藏》第五十五册，第860页。

[22]释慧皎著，《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中华书局，1996，第409页。

[23]同上。

[24]房玄龄等：《晋书·郭瑀传》。

[25]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七，《载记》第十七。

[26]同上。

[2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华书局，1963，第41页。

[28]房玄龄等：《晋书·郭瑀传》，第2454-2455页。

[29]释道世著，《法苑珠林校注》，周叔迦、苏晋仁校注，中华书局，2003，第1226页。

[30]释道宣：《律相感通传》，载《大正藏》第四十五册，第878页。

[31]《列子》载“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鲁灵光殿赋》载“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帝王世纪》载伏羲“蛇身人首”；《拾遗记》载伏羲“长头修目，龟齿龙唇”。

[32]《帝王世纪》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路史》载“母华胥……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跧之。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孕……”

[33]《周易》载：“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考经》载：“伏羲造琴瑟。”《拾遗记》载：“庖羲氏灼土为埙。”《易·系辞传下》载：“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管子》载：“虑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白虎通义》《后汉书》《春秋内事》等也有相似记载。

[34]《尹子》载：“女娲补天，射十日。”《列子》载：“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燃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太平御览》载：“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人也。”第三是化生万物。《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35]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吕氏春秋通检 论衡通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6]孙儒僩先生认为：龛柱是佛龛外泥塑或绘画的柱形装饰，柱头作莲花、束帛、饕餮等形状；龛楣是圆拱形佛龛外上部的尖拱形装饰；龛梁是龛楣的一部分，龛楣的下部画出或塑出呈半圆断面的一道边沿，其上作各色棱形分块或画鳞片纹样，两侧下垂并向上卷起，呈龙凤头或忍冬形状。即此文所研究的主要是“龛梁两端”浮塑，部分学者也称为“龛楣两端”。

[37]胡同庆：《敦煌龙凤图像的起源与历史意义》，《丝绸之路》1999年第一期增刊，第77-79页。

[38]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第224页。

[39]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4，第245页。

[40]同上书，第246页。

[41]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6 河南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二四，第18页。

[42]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2 山东汉画像石2》，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七十，第62页、第63页。

[43]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3 山东汉画像石3》，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二一〇，第194页、第195页。

[44]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6 河南汉画像石》，2000，图版五十，第35页。

[45]同上书，图版一六〇，第130页、第131页。

[46]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 四川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一二九，第99页、第100页。

[47]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5 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一七三，第132页。

[48]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2 山东汉画像石2》，图版一七，第11页。

[49]同上书，图版一九九，第191页。

[50]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3 山东汉画像石3》，图版六二，第50页。

[51]同上书，图版一一八，第105页。

[52]同上书，图版一〇八，第96页。

[53]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 四川汉画像石》，图版五一，第44页。

[54]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3 山东汉画像石3》，图版一一〇，第97页。

[55]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 四川汉画像石》，图版五九，第49页。

[56]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1 山东汉画像石1》，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五四，第32页。

[57]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3 山东汉画像石3》，图版二五，第22页。

[58]陕西省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等编：《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图版六。

[59]同上书，图版六一。

[60]同上书，图版六七。

[61]同上书，图版七八。

[62]同上书，图版七。

[63]同上书，图版五九。

[64]同上书，图版六八。

[65]关于“牛首龙身”的说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192页。关于“人首蛇身”的说法，见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第104页；还见于王嘉撰《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8页。

[66]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04页。

[67]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 四川汉画像石》，图版一零七，第84页

[68]同上书，图版一二七，第99页。

[69]同上书，图版一八〇，第146页。

[70]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2 山东汉画像石2》，图版四一，第32页。

[71]同上书，图版二〇四，第196页。

[72]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5 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图版一六八、一六九，第130页。

[73]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 四川汉画像石》，图版一三六，第106页。

[74]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石全集3 山东汉画像石3》，左女娲图版二三，第20页，右伏羲，图版一九，第16页。

[75]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邢营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第108-117页。

（郭兆龙，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读博士。）

RCCSE中国学术期刊艺术学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MI 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