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睿
原刊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4年第2期
内容提要 《狮子山下》系列电视剧承载了港人的文化记忆，“狮子山精神”更是香港精神的代表。聚焦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狮子山下》剧集系列，以“实践本位研究方法”能够探讨剧集的文本内容与香港社会发展之关系，同时关注其叙事方式是如何建构出特定的“时代感”和“地方感”并表现特定的时代情怀与精神的。从创意写作研究角度，唐睿结合个人创意写作实践，也探索实验了诸种叙事技巧在营造文艺作品之“地方感”的规律与可能性。
关键词 《狮子山下》；创意写作；跨媒介书写；地方感；实践本位研究方法
《狮子山下》剧集系列，是香港人的重要文化记忆，其所衍生出的“狮子山精神”（或称“狮子山下精神”）一词，更成为“香港精神”的同义词，“狮子山下”也成了“香港社会”的代词，被广泛应用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已有不少学术论文或是单篇评论主要从社会、文化等切入研究，探讨剧集所表现的社会变化与香港文化的现象和特点，例如吕大乐以《狮子山下》的情节回顾香港不同世代之间的处境①、朱耀伟从剧集的主题曲探讨香港文化；亦有学者从历史记忆、视觉艺术等角度，探讨“狮子山”被转化为香港象征和经典化的过程②；亦有一些论者从影视的角度探讨《狮子山下》与一些香港导演（方育平和许鞍华等）的创作关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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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成果大多从香港社会的发展，又或者是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狮子山下》，笔者希望从一个较新的向度,以20世纪70-80年代的《狮子山下》剧集系列为研究范围,从创意写作角度，以及实践研究（practice一based research）的方法，探讨剧集的文本内容与香港社会发展之关系，分析剧本的叙事方式与“地方感”（sense of place）营造的关系与规律，继而通过个人创作,实践应用这些规律，最后再分析这些技巧在描写某时某地的“时代精神”时可以发挥出怎样的作用。
叙事方式与20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地方感的塑造
“狮子山精神”一词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香港电台(RTHK)首次制作的纪录剧《狮子山下》。《狮子山下》广受欢迎，首先是多亏电视剧在20世纪70-80年代香港社会的迅速普及，其次则是基于《狮子山下》所采用的贴近现实的拍摄手法。《狮子山下》所描绘的价值观，包括了踏实工作、多劳多得、邻里守望、公民意识以及法治精神，而这些价值观可说是推动当时香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动力。作为“地景”的狮子山——这一香港标志性山峰，以及狮子山下作为“文本”的港人生活故事，都成了今日“香港精神”的重要标记。然而这个“地景”与“文本”，还有“文本”所包含的“精神”，为何能够建立起关联？这实在与电视剧如何成功地描绘了那个年代香港的“地方感”以及剧本如何使用宏大叙事的方法有关。《狮子山下》剧集系列，除了记录了香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社区映像和生活记忆，同时也是一部成功通过大叙事，来建构出香港那个年代“地方感”的作品。剧集的叙事方法成功结合了“活动”（如街头生活、文化活动等）、“形式”（如地标、建筑空间、公共领域等）和“形象”（如一些跟地方有关的文本，包括民歌、戏剧、广告）三项地方感理论的核心元素（蒙哥马利，1998年），这些元素指涉到香港城市发展的一些特定时期、地点、事件和产品，继而唤起了观众对于有关时期的经验和联想，最后让观众对当时的香港社会产生了某种特定的“地方感”，甚至某种“时代记忆”或“共同记忆”。![]()
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著作LesLieux de Memoire（site of Memory）中指出的那样，人们的共同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文学、歌曲、电影、电视剧——常常与“风景”交织在一起。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蕴藏着人们的情怀和想象，成为建构人们对某一地方产生感情和想象的重要依据。④《狮子山下》成功地为狮子山下的社区注入了各种社会记忆、情感和想象，丰富了香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地方意义。⑤从文本内容的角度而言，《狮子山下》系列反映了香港社会的重要变化，而这些社会变化，正是构成人们对香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地方感的重要元素。不少重要的民生政策、制度和机构，例如公共房屋计划、改善社会福利计划、九年义务教育、廉政公署的成立、将中文列为官方语言、海底隧道通车、地铁通车等等，都是在该时期制定和成立。这些政策和事件，奠定了香港社会日后的发展方向，也塑造了香港的城市空间、香港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信念，让香港得以跟周边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区别出来。至于《狮子山下》剧集系列所采用的大叙事手法，也十分值得我们从创意写作研究的角度去分析。剧集系列主要以不同的家庭和人物贯穿故事，通过他们对一些时下议题的讨论，例如噪声问题、城市发展、性教育，来传达各种价值信念,而这种多视角的叙事取向也展现了当时香港社会公民参与、多元阶层声音、理性讨论以及平等观念发展的社会发展情况，刻画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市民的一些时代精神和价值信念。城市空间往往承载了市民的城市身份，同时又建构了城市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城市身份的概念，可能通过对该地方不同城市元素的综合理解来实现（ziyaee，2018）。身兼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会员和皇家学会会员的John Montgomery博士研究城市公共空间中身份特征与地方感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影响人们产生地方感的要素,大致可以分为形式(Form)、活动(Activity)和形象(Im-age)三类。⑥“形式”是指人们介入空间或者与空间互动的形式。他认为，如果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都能获得他们需要的活动、资源、服务和信息，则可以从这个地方的良好空间互动形式获得地方感；至于“活动”，Montgomery将之定义为“活力和多样性”的产物。他指出。成功的城市场所实有赖各种活动互相交织而成，而这些活动是指城市里面任何时候的活动，也就是不分昼夜和不分场所的活动，换言之，能够产生“地方感”的活动，不止限于街上这个公共流动空间所发生的，而是包括街道以外，一切室内和室外的所有地方。影响“地方感”产生的关键因素，是介入地方活动的人数、地方设施的使用情况、该地方在一整年里面所发生的文化或者庆典数量、活跃的街头生活等等；而在“活动”之外，地方“形象”此一相对抽象的要素也对人们的“地方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Montgomery认为，地方的“形象”，是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感知和印象的集合。这些感受部分基于个人的价值观、信仰和想法,但也基于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观(无论该地方的人是否接受)、信仰和想法，除此之外。一些具体的地方印象载体，例如地标、纪念碑等文化遗址，又或者非实体的文化遗产，例如流行歌曲和戏剧等等，⑦均同样对一个地方的形象建立以及人们对该地方的“地方感”产生关键的影响。以Montgomery的地方理论，回顾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狮子山下》剧集系列，我们将可以发现，该剧集系列之所以能够深刻地突现当时香港社会的地方感，实有赖剧中有效地从当时香港城市发展的“形式”“活动”以及“形象”等元素去刻画香港当时的社会特质。![]()
《狮子山下》剧集系列的制作原意。本具有解说公共政策的目的确，但由于当时社会的开放气氛，以及制作团队之中，不少都是曾经在外国接受过传播和影视艺术训练的年轻新晋影视工作者，因此，该剧集系列在介绍公共政策的同时，亦借角色之间的讨论，表现出当时香港不同世代和不同背景人物对于公民身份、城市生活，以及各种价值取向的讨论，而这些抽象的观念亦正是塑造一代香港人精神气质的关键元素，即Montgomery所说的“形象”。《狮子山下》所涵盖的政策甚广，包括城市的交通发展、房屋政策、新市区的发展。此外还触及了各种的社会民生问题、治安问题、公务员的职责与身份，以及数项深远地影响了香港市民价值观政策推广运动，包括清洁香港运动、家庭计划等等，即Montgomery所说的“活动”。每集《狮子山下》基本上都以一项政策或者议题作为故事的核心。再通过该政策或议题对角色的影响展开叙事，继而带出不同人对政策和议题的看法，将当时社会的一些价值信念加以普遍。以《马路寻宝》为例，该集通过城市发展此一主题，讨论城市的交通发展问题、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乃至于市民之间不论贫富的公民权责。片集虽以解说政策为目的，但故事也间接地传递了，市民之间虽有贫富差异，然而彼此的公民身份，却是平等的，因此彼此均拥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再如《新生》一集，则讲述了一个跟吸毒以及更新人士有关的故事，这故事展现了公民社会对于罪案、法治以及公义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提倡了一种包容和积极的精神，鼓励市民接纳改过自新的人士，促进社会和谐。至于清洁香港的相关集次，例如《污点》与《垃圾》，主题是推广“清洁香港运动”。片集一方面通过外景拍摄，展现城市美好的自然风光，同时也借助角色的个人遭遇，讲述缺乏公德的贻害，鼓励公众保护小区清洁，促进市民的公民意识，从而展现了香港的美好环境，也就是Montgomery所说的“形象”。如此，剧集在论述地方清洁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时，也提高了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以旧物写时代与香港民间生活与人情世故
《狮子山下》是建构香港人身份意识的重要文本，因此笔者以“实践本位研究方法”(practice一based research approach)——结合文本分析和通过创作应用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狮子山下》的叙事方式如何建构出特定的“时代感”和“地方感”，而这些感觉，又怎样营造出故事中特定的时代情怀与精神。“实践本位研究方法”强调文本分析，而在文本分析之后，研究者除了需要总结出研究对象的规律和现象外，最后还需要通过实践的方式来验证分析结果。笔者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方法能更具体地分析出“文本”如何通过叙事方式，让读者产生某种“地方感”，并且深为切身地理解整个感知经验。因此，笔者首先将会分析其《塞拉利昂下》的叙事特点，然后探讨这些特点，如何让作品产生“地方感”。笔者会将两者的关系加以总结，梳理出其规律，再将这些规律应用到个人创作之中，藉以验证有关规律是否真的能够达到相关的书写效果。而在应用实验之中，笔者还以有别于《狮子山下》的叙事方式，例如“对象本位的叙事方式”，去书写以香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为舞台的故事，探讨不同的叙事方式在书写同一题材与时代时，是否可以营造出有别于《狮子山下》剧集故事的“时代感”与“地方感”。笔者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播出的《狮子山下》剧集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一时期正是香港社会出现不少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一方面影响到港人对所居住城市的情感，塑造了港人对这片土地的“地方感”同时也确立了一代香港人的时代精神、价值观以及道德伦理观念。为了进一步探索有关“地方感”与时代精神的书写方式，笔者以4种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让香港人生活产生了巨大改变的对象为构想核心，创作4篇小说。这些小说以“对象本位的叙事方式”(object一orientednarrative)去书写，从而表现和讨论4种对象于该年代对香港地方感的“形式”“活动”和“形象”等元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同时也努力从科技、文化史的角度介绍香港的社会变迁。创作计划锁定的4件对象包括电话、电视、空调和地铁。香港的电话服务可上溯至1877年，但当时只是少数人能够享用的科技产物。及至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迅速发展，电话服务才大大普及，电话号码也从4位增加至6位以应付供不应求的电话用户需要。而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除了商用电话，家居电话更是愈发普及；到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更引入了流动电话服务，电话通信已变成了港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笔者选择以电话作为探索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地方感”书写的代表物，因为它不但提高了人与人之间信息流通的速度，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距离，影响所及,通讯技术加速了香港的生活节奏，深远地改变了港人的精神面貌和状态。笔者所选的第二项时代物品是电视。香港电视的发展始于1957年。1975年，佳艺电视启播，开启了香港免费电视市场“三台鼎立”⑧的局面，电视台之间的竞争促使电视节目发展，而其中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无疑就是电视连续剧。电视连续剧的急速发展，催生了香港一代影视工业台前幕后的精英，深远地影响到香港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基因，其影响力更让香港成为华语地区的文化输出地，同时深刻影响了香港与远东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关系，而这种影响力也确立了港人的自我肯定与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晚间一家人一起追看电视剧集的观赏习惯，促进港人家庭的联结，而港人在茶余饭后对电视节目的讨论也为凝聚社会提供了一些积极因素。因此，电视作为香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标志物品，可谓实至名归。写作计划第三个选定的时代标志物品是“空调”。⑨空调大约在1949年传入香港。最初主要是商用，而当时的百货公司更是把空调作为一个卖点以吸引顾客。空调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逐步普及为家庭电器，实际上深远地改变了港人的许多习惯和观念，而这些影响与转变事实上一直都受到低估甚至忽略。空调的普及，扭转了港人对于户内和户外的观念，改变了港人因应天气而规划的生活习惯，除此之外，也改变了私人和公共空间的使用习惯和概念，继而不动声色地改写了港人的人际关系和距离。在空调未曾普及之前，人们在室外的公共空间纳凉、午睡或者过夜，都可说是寻常的习惯。一般家居为了通风和降温，往往都会门户大开，而这种习惯在部分邻里关系比较紧密的社区，例如新界的乡效或者离岛，更可以说是不分昼夜的习惯，这种风俗实际上为社区的集体意识提供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随着空调的普及，人们对于公共与个人空间的观念产生了转变，个人意识、私隐意识在大众的概念里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种种转变也微妙地改写了港人的家庭观念、公民意识和自我意识。第四项被笔者选为时代标志物的是地下铁路。1979年香港首条地下铁路正式通车，地下铁路的出现不但重塑了港人的社区和空间意识，让过去集中在就近社区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市民有了更便利的条件跨区生活和工作，同时也容许市民在不同的天气之下(例如酷热或者暴雨)依然能够有相对舒适的条件出行。这种转变，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周边地区的开发。然而从消极面讲，这种转变也刺激了地产发展，加剧了土地用途的张力，间接削弱了小社区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便捷的生活同时也意味了急速的生活节奏，容许人们全天候都能够的工作条件也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生活压力，进而让紧绷的精神状态成为港人的生活常态。借书写上面4种时代标志物，笔者希望能够通过小说，从宏观的角度以大叙事的方式刻画出香港社会和市民生活的急速转变，与此同时也能够通过“对象本位的叙事方式”，从微观的角度描绘出香港人在伦理关系、价值信仰和精神面貌的转变。地方感的塑造与个人创作
2020年底，笔者获香港文学杂志《字花》邀请，为其连载栏目“易物链”撰写连载小说。栏目的内容要求相当自由，只要与一些旧物相关即可。这一写作邀请正好为笔者实验《狮子山下》的“地方感”书写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此计划，笔者可以系统探索不同的叙事方法，将如何影响读者从不同的文本获得“地方感”和“时代感”。“地方感”可说是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城市规划中经常研究的主题(Basso,1996⑩;Russetal.,2015⑪;Bendix,2002![]()
⑫)。但“地方感”的构建实际上涉及了叙事方法，其理论内容也跟创意写作的研究细节密不可分。“地方感”关系到人们如何通过“文本”感知一个地方的观感，这与创意写作研究领域里专门探索文本如何对读者产生影响的研究方向，本质上可谓相通。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探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笔者决定以“实践本位研究方法”来进行这项研究。在上述的写作计划里，笔者可以先探讨不同叙事方式怎样构建出的“地方感”，分析这些叙事方式在营造“地方感”时所表现出的差异和特点，总结出个中的写作规律，最后再将所得的规律加以对照和付诸实践，创作出具备不同“地方感”的作品。在叙事方法与“地方感”的探索之外，笔者还希望借着“实践本位研究方法”来探讨《狮子山下》故事中的各种议题，尝试为故事中的时代议题带来更多元的观点。《狮子山下》的制作缘起，实际跟港府的政策推广有关。创作这套剧集的“香港电台”是香港的公营机构，而《狮子山下》的制作原意就是以主人公一家以其邻里的生活社区为舞台，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和讨论，介绍香港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推广各种价值观。尽管剧中安排了不同性别、年龄、地位、职业和文化背景的人士登场，希望借着这些角色抒发市民对政策的各种考虑和观点，解答不同阶层市民对政策的疑问，从而展现社会的多元声音和政府的开明立场；但由于剧集的片长以及角色设定的限制⑬，故事里面，众人对于诸多时代议题的讨论，仍有不少补充和发挥的空间。这些议题除了涉及一些重大的社会政策，例如新市镇发展计划、公共房屋政策，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与公民意识、伦理风俗关系密切的议题，包括公共卫生、家庭关系、声音污染、儿童权益、性教育等等。因此，笔者希望能够通过“实践本位研究方法”的写作计划，在作品里深入书写这些议题，探讨时人与当下香港人在价值观上的异同与转变原因。基于上述的种种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笔者开始在《字花》上连载稿件。为了加强连载的系列感，同时又尽可能方便创作，笔者决定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⑭香港旧区的一家旧书店作为故事舞台，设定了几位在每篇故事里面都会出现的核心人物，然后再在每篇连载里安排一些独立角色讲述一个独立的故事。每篇故事里面，都拣选了一种旧日的时代物作为叙事核心，但为了避免让作品单单流于怀旧，笔者在挑选旧物的时候，尽量设定了一些能够体现有关旧物意义的人物。除此之外，笔者还会为物件发掘出一种象征意义，从而突现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香港的时代精神。后来，几个故事就围绕这种象征意义来经营，自动朝着记录八九十年代已消逝的事物和人情来发展了。首4篇连载于第88—91期《字花》“易物链”栏目的篇章是《周作和父亲的楼梯底铺》《周作的录音Walkman》《周作的即弃菲林相机》以及《周作与火水炉》，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相对普及但现时逐步被淘汰的行业和物品，从日常生活中的听觉经验、视觉经验、饮食经验和生活经验，去重塑当时香港人的生活习惯，即Montgomery所说的“活动”，借这些由人与物共同筑起的故事描绘出时人的空间感觉、人际关系和价值信仰。结束了首4篇连载之后，编辑决定将栏目再延续4期，于是笔者在第93—96期《字花》又连载了《周作与岁数神算173》《周作的Floppy Disk》《周作与吴嫦》以及《周作和那男孩》4篇小说。而在《字花》两次连载之间，适逢《香港文学》邀稿的机会，笔者在《香港文学》第438期发表了《周作与丰年虾》一文。此5篇文章，除了《周作的Floppy Disk》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时代物——计算机磁盘作为联想核心外，其他4篇均以一些八九十年代的抽象物或者社群作为联想核心，这些事物和社群包括收费电话游戏、夜总会、山货店以及边缘青年。通过这些事物和社群，笔者从非物质文化的向度去重塑香港此一时期的生活文化，从而更深入地呈现时人的精神特质以及当时香港的地方感，尤其是此一时期香港因经济飞跃对人心和市民生活所构成的冲击。《周作和那男孩》触及了传统山货店⑮的失落，《周作与吴嫦》写的是香港夜总会发展巅峰时期的扭曲人性，《周作与岁数神算173》和《周作与丰年虾》则分别从收费电话游戏和边缘青年社群两个不同向度，讲述物质生活飞跃发展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与欺骗。通过“实践本位研究方法”而创作出来的“周作系列”，让笔者在实践创意写作规律的过程中，比较深入地体会到以刻画某个时代、经营某种“地方感”为目标的写作行为，其本质并不完全在于怎样丰硕地记录了过去某个时代的“内容”，而在于怎样经营一种可供审视某个时代的“目光”，就像摄影艺术的本质一样。因此，笔者在小说《周作的即弃菲林相机》里，为这项研究的观察结果书写了一句脚注：“那几张带有霉斑的底片，记录的不是影像，而是一种目光”。⑯而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历史书写与小说创作本质差异的一个“脚注”。在特别讲求“知识生成新知识”的今天，过往的跨媒介研究与书写实在有许多的探索空间。当前的跨媒介研究往往集中于文本和现象的分析研究，至于跨媒介的书写和创作亦往往独立于跨媒介研究，如果研究人员能够将文本分析、创意写作研究分析以及创意写作应用三者加以结合，那么日后跨媒介的书写和创作，将有机会发展出更具学理基础的创作，创作者亦有机会受惠于学术研究的启发，从而做出更具体系又更具实验性的探索。至于跨媒介研究的创作，亦可从创作的层面，给予跨媒介研究提供一些崭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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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睿，文学博士，作家、香港浸会大学文学及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文化专业创意写作文学硕士课程主任。香港教育学院教育学士; 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 - Paris III）法国文学学士、比较文学硕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曾获第一、二届大学文学奖诗、小说奖及第廿九届青年文学奖散文、儿童文学等奖项。首本小说《Footnotes》（2007）曾获新鸿基地产及三联（香港）书店合办的「第一届年轻作家创作奖」（2007），以及「第十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双年奖」（2009）。小说创作之外，亦著有外国文学随笔集《异国文学行脚》（2022）（获2023年第四届香港出版双年奖（文学及小说组））;以及法汉文学翻译散文集，译有《行脚商》（2010））。作品获录入不同文集，包括《我香港，我街道》《香港短篇小说选（2013-2014）》《叠印—漫步香港文学地景》《声音与象限-字花十年选小说卷》《浮云与剃刀-字花十年选散文卷》等书。部分作品已获译成英文和德文。此外亦历任多个奖项评审，包括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青年文学奖、大学文学奖、城市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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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张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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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第 344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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