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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是展览与受众之间最为传统和主流的沟通形式。无论知识背景和价值倾向，有所“看”之后必有所“感”。当我们想要去反思和推介一场展览之时，这种“感”都是不可忽视的。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希望有一千个观展者，便有一千篇宣扬着自我独立视角的观展文章。
观展109期 | 访谈
主编推荐语：
女性应该成为博物馆展览的一个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主题。我们在展示性别的同时更加惧怕的恐怕是脸谱化的展示性别。每一个个体和群体都应该是鲜活而多样的。本期观展关注一场以女性为题的展览，为了表达女性，它从策展的理念到技术都做出了更大的尝试，它也意味着博物馆不再是一座孤岛，历史也不止仅属于过去。
“彼美人兮：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
展览地点
湖南博物院一楼特展二厅
展览时间
2024年6月15日——2024年10月7日
展览单元
“怡然燕居”
“巾帼风韵”
“花好人团圆”
顾赫然&陈芷茗
北京坤远文博展览有限公司策划
“彼美人兮——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策展人
源流运动：湖南博物院正在展出的“彼美人兮——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既是一个与境外博物馆合作的国际交流展，同时也是一场备受瞩目的女性主题展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该展览？请简要介绍一下展览的背景和基本内容。
顾赫然：展览的选题来自一个明确的现实需求，即配合马王堆发掘五十周年系列活动举办的一场特别展览。因此，湖南博物院希望以马王堆汉墓1号墓的墓主辛追夫人作为触发点，从该个体引出展览的内容。基于这一点，策展团队进一步考量结合哪些更具体的内容和主题进行发散和展开。例如，是将主题集中于辛追夫人个体之上，还是由此延伸至两汉时期的贵族女性生活，抑或是进行一场对比形式的文化互动。重新梳理当初的思绪，我认为选题的形成有两点内在的影响因素。第一，在当代社会背景之下，博物馆和博物馆展览已经成为公共议题表达的重要出口，从欧美地区到国内的博物馆，已有关于女性展览的多元实践案例。以此为参考，这场以辛追夫人个体为切入点的展览，也可以从内容上延伸至女性主题，进而表达对女性主义议题的思考。第二，结合辛追夫人生活的时代，从文化互动的角度选取可以形成对照组的两汉与罗马时期，在同一时期下，共通的历史逻辑、历史规律使得欧亚大陆两端的女性在审美追求、政治权利、生产活动、情感诉求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与以往秦汉罗马展不同的是，内容不再聚焦于比较宏观的问题，而是以更为细微和具体的女性主题为切入口。
这场展览以两汉与罗马时期的女性为主题，合计219件（组）中外文物，共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怡然燕居”围绕东西方女性在“家”这一核心场景中的情境与形象，表现女性在妆奁、服饰、居室、宴飨等物质生活上所呈现出的自我感知和自我追求。第二单元“巾帼风韵”的关键词是“力量”，聚焦于东西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多元角色和贡献，展现上层贵族女性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权力以及平民女性在各类生产活动中的身影。第三单元“花好人团圆”剖析东西方女性的情感与内心，展示她们所直面的爱情和婚姻中的复杂情感与现实，并从信仰和女性神话中窥视她们的精神世界。
图 | 第一单元“怡然燕居”的展厅现场
图 | 描绘亚马逊女战士的石棺 公元2世纪中期（卡比托利欧博物馆藏）
亚马逊女战士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群传说人物。据传说，她们居住在黑海附近，是由女性组成的战士部落。她们被描述为勇敢而独立的女性，擅长骑马和使用武器。她们曾与希腊人发生了多次战争，这副石棺所描绘的正是亚马逊女战士与希腊人战斗的场景。亚马逊女战士也可以像男人一样拿起兵器，来捍卫自己的国家与信仰。
图 | 丽达与天鹅雕塑 公元2世纪上半叶（卡比托利欧博物馆藏）
这件展品讲述的古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故事“丽达与天鹅”，丽达原是埃托利亚国王的女儿，即海仙之女，她嫁给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因其丈夫忘了向美神阿芙罗蒂德祭祀，遭到这位女神的报复。一天，宙斯化作一只天鹅，阿芙罗蒂德化作一只鹰追逐他，丽达正在湖池沐浴，见一天鹅飞落湖边，就把它抱在怀里，引起怀孕，生下了四只天鹅蛋，蛋中孵出四个神。作品的主题是生命繁衍，蕴含人类生育的意象与价值。
源流运动：尽管展览副标题很谨慎地使用“女性文物展”这样的表述，但策展团队似乎希望在此之上有更多的关于女性话题或性别议题的表达。您认为什么样的展览可以被称为“女性主义展览”？
顾赫然：在推进展览时，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一）寻找两汉与古罗马女性的存在痕迹，（二）让观众看见古代社会的女性生活，（三）运用新的方法论去阐释该主题。但随着与这个主题长久相伴，我们真正开始深入思考什么才是女性主义展览。我认为女性主义展览有以下几个特点：展览主题与女性相关、文物遴选体现女性视角、策展理论有相关方法论支持、展陈设计符合主题表达、展览团队合理的性别配比以及具有女性特质的研究、展览策划过程。我认为女性主义展览的意义在于能够给观众传递两种信息，一类是通过身份重构凸显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与主体价值，展示女性多样化的形象；另一类是带来关注、解惑、共情和力量，是对当下女性的精神需求、困惑和感受的关注，展示属于女性的生命力与个性。
图 | 展示女性的化妆盒、香膏瓶等美容用具
源流运动：近些年国内一些主流博物馆曾举办过以女性为主角或主题的展览，但突出或直接强调女性主义议题的情况相对而言较少。女性主义或许还没有深入触及国内传统博物馆的展览领域，无论是对策展人还是对观众而言，整合或解构这一话题或许都是全新的体验。您是如何看待以往举办的这类女性展览的？相较于它们，此次举办的展览有哪些不同的切入视角和具体做法？
顾赫然：在这场展览之前，国内不乏女性展览的多元实践，于我们而言，这些优秀案例是在博物馆语境当中实现性别议题的开创之举，也为展览的内容提供部分参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2016年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点击查看），尽管是以妇好作为主题人物讲述殷墟，但呈现出对于妇好多元身份的探讨，颇具女性主义相关的思考和反思。类似的展览还有2020年云南省博物馆“摩梭Moso：家庭·婚姻·对话”展览（点击查看）以及2021年浙江省博物馆“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云展览”（点击查看）。
站在策展人的立场回顾“彼美人兮”展览的表达意图以及对于女性主义展览的观点和态度，主要有四点思考。首先我们希望向观众分享一种新的藏品解读程式——将性别化视角真正代入到博物馆，并将这种尝试引入国内的展览之中。其次，在描述古罗马和两汉女性的问题时，尽管因为文化互动这一前提的存在需要寻找差异进行比较，但我们认为同为封建背景下的性别问题，寻找女性的共性更为重要，也更具价值。比如两汉罗马时期因为艺术表现手法和神话信仰体系的不同，导致相关器物在展示视角的观感上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女性审美、太后摄政、社会活动参与、情感历程等方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图 | “镜”这一符号在两大文明女性问题相关性的对比呈现
图 | “舞”这一符号在两大文明女性问题相关性的对比呈现
第三，我们强调一个立场，不能忽视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既表现在女性内部的阶级属性上，也体现在城乡结构差异中。前者体现出女性于阶级权力上的差距，尤其是中下层女性未必能够留下足够丰富的历史表述，后者反映出城乡生存结构与女性可从事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比如我们可以从庞贝的考古遗存了解女性的城市生活、从史料了解上层女性的社会活动。但这些内容并不是该时期女性活动的全貌，它们忽视了对于普通阶级女性的描述（这也是展示资料的普遍性问题）。所以在第二单元中，“权力”“纺织”和“职业”三大展示组尽量将女性的社会活动问题表达得更全面。“权力”关注诸如利维亚、吕后等上层女性的政治参与；“纺织”更倾向于表现该历史时期“男耕女织”这种传统的两性分工；多种类“职业”在本质上源于城市生活对社会分工的多元化需求，女性在其中寻求新的社会角色。
图 | “权力”部分
图 | “纺织”部分
图 | “职业”部分
最后，我们希望体现女性被忽视的部分，通过当时女性对已有制度的一些突破和自身的努力，展现女性力量和女性自信。在宏观历史中这些突破并不具有普遍性，但体现出女性个体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波澜。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通过“萨福”这一欧美文学传统式的人物展现这种难得的历史记忆。此外，“权力”展示组中印有女性图像的古罗马硬币、两汉的女性印玺、神话中亚马逊女战士等展品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种“突破”。
图 | “萨福式”大理石方柱形胸像 公元前27年—68年 （多里亚·潘菲利别墅博物馆藏）
萨福，古希腊的璀璨诗魂，她的名字与诗篇在时光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作为女诗人的典范，她以细腻的笔触和深情的吟唱，捕捉那些细腻而深刻的情感瞬间，诠释了爱情的多重面貌。被誉为描写女性爱情的圣人。柏拉图赞其为“第十个文艺女神”。这尊雕塑，由于脸型和头发的类型，被认为是萨福，在静立间诉说着她的传奇。千百年来，萨福的名字与作品传颂不息，她的光芒永照文学星空，激励后世追求文学与情感的极致表达。
源流运动：现有研究对于两汉、罗马时期的女性历史或女性相关议题的成果是否充沛？作为以物为核心的博物馆展示方式，这类藏品资源是否能对相关问题有充分的物质体现？策展团队是否具备相关学术背景或学术支撑？
顾赫然：这次展览最主要的立展之本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的主要观点奠定了展览的基调。例如，裔昭印在《西方妇女史》一书中强调，“在传统史学中，男性一直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央，而广大妇女则被遗忘，成了历史叙述的‘失语者’”。这种“失语者”的表述以及该历史时期女性公民的“消极”身份是展览的学术支撑之一。另一个观点来自波伏娃《第二性》中对罗马女性的论述，她认为“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是假解放的典型，在一个男人实实在在地是唯一主人的世界中，只不过拥有空洞的自由，她虽自由，却‘什么也做不了’”。相应地，李贞德在《女人的中国中古史——性别与汉唐之间的礼律研究》中提到中国古代女性的状态，“当一元的制度与妇女多元的生活经验相遇时，礼法出现崩坏……以及妇女追求自我生命意义的努力，刑律有了松动的空间”。
在性别史之外，博物馆学领域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主要参考了詹姆斯·戴贝尔等人将性别化视角纳入博物馆阐释方式和策展实践的研究（《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与瓦萨博物馆藏品的性别化阐释》），他们提出“性别化藏品”的观点，分析什么是跟女性相关的文物，这些文物怎样体现性别意识。明确上述目标之后，下一步是将模糊或抽象的概念进一步提炼，提出关键词与标志性符号进行具体化，并开始对文物进行筛选。
陈芷茗：我们以学术界的相关观点作为重要理论基础，因此在展品遴选阶段着重去寻找带有这些理论痕迹的文物，如“萨福”“维斯塔贞女”“骨质娃娃”“子宫祭品雕像”“‘长毋相忘’铭文铜镜”等，并同时在展示组划分、展示设计、展签撰写等过程中说明相关联系。略显遗憾的是，最终呈现效果未能体现出与学术理论的强相关性。如何在展示中平衡这种“硬核”的学术观点输出和传统文物陈列展示，仍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展品遴选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现实问题，罗马女性文物中讲述女性个体故事和经历的藏品较为突出，但两汉时期带有女性个人印记的文物相较而言不足，因此在处理个体与群像的平衡之上较难把控。经过多方协商与沟通之后，展览最终呈现的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平衡程度，既能体现丰富的个体故事，也能借此了解当时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经历。
图 | 体现女性情感的“草叶铭文铜镜”，上有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
图 | 关节可动的骨质娃娃
图 | 维斯塔贞女大理石雕像
图 | 陶质子宫祭品
上述三件展品是为呈现女性主题搜寻到的极少被展出的文物，这些文物的审美属性可能稍弱，但在主题阐释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源流运动：您提到博物馆领域中的“性别化藏品”这一概念，它是如何通过文物来体现性别文化的？或者说如何界定哪些属于女性文物？展览当中是如何体现这一点的？
顾赫然：简单来说，我们在引入“性别化藏品”这一博物馆学方法论时，对展品的选择不再以对女性的直接描绘作为唯一标准，而是通过引入有关女性活动的物质遗存、生产或使用的器具、女性相关的艺术作品等，展示关于两汉罗马时期女性的故事。例如讲到两汉罗马时期的纺织业，大部分展览中丝织残片、画像砖类的文物都处于物质文化史的宏观叙述下，但在本次展览中我们以“性别化藏品”建立展品与性别视角的联系。用纺织讲述两性社会分工、将纺织作为女性符号、甚至讲述女性纺织与丝绸之路的某种内在联系。最初，我们曾设想将这种“性别化藏品”的方法论及其思辨过程以平易近人的方式介绍给观众，相当于将破解展览的钥匙交至观众手中，最终由于诸多原因，并未落地。
图 | “东织令印”铜印 西汉（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藏）
据典籍载，未央宫中设有东、西织室，是皇宫中的丝织作坊，专门负责宫中织作缯帛和文绣郊庙之服。主管官吏有令、丞，属吏有令史，这枚“东织令印”就是专门负责东织室的官吏。织室的织工多为官奴婢或犯罪的贵族女性，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就曾在织室中劳役过。
图 | 早期大纲中为“性别化藏品”撰写的墙面内容。
源流运动：是否可以认为，这样的一场展览可以说在调动观众的情感方面有了更多的企图，而非仅仅是在知识层面进行传教？
陈芷茗：因为要从物的角度发掘两汉罗马时期的女性痕迹，因此展览整体上更加注重客观陈述。但在最后单元和尾声时强调了情感色彩，并在这两个部分营造一种与观众对话对谈的效果。诸如展墙上的文字“勇猛的姑娘，你要打倒的第一个敌人是谁？谁又是最后一个被你打倒的”，结语的“既是唯一，也是万象”（You who are one and all），以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这种客观陈述与感性表达的角力也体现在展签的设计之中。究竟是基于物件的客观事实和历史背景进行传统的文物信息陈述，还是充分调动观众的参与度，策展团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头脑风暴，最终提出电子展签的新型尝试。由策展团队筛选出10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并邀请观众撰写描述，这些文本内容将直接投射至现场的电子展签上，实时更新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
图 | “结语”展示组
图 | 电子展签
图 | 湖南博物院官微下征集的评论
评论有熟悉历史而作出的评论，也有仅仅是审美类的，也有俏皮搞笑的。可以说这是“非专业人士”对于展品的“主观解读”，策展团队以观众的视角给展览主观表达的部分做了补充。
源流运动：相较于别的艺术或者创作形式，博物馆展览在性别议题表达上有什么优势或特殊之处？
顾赫然：首先，展览可以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成为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关于性别议题前沿的学术观点和成果的表达出口。相比“论文”这一载体，“展览”对于所有人明显则更具可接受性，这是一个社会议题从学术界走向大众认知的重要渠道。其次，展览可以有效的展示性别议题的复杂性，“展品”“展示组”就像模块一样，复数模块组合为一个主题的展览，在模块之中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倾向。最后，博物馆作为一个社会景观，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特殊场域，打造了人与物对话的空间，这个特殊性在用来阐释某一特定主题时，会产生独特的效果，如性别议题一样，在展览中因为物的在场，我们的认知会完全区别于书本、影视等媒介。
图 |许癸厄亚大理石雕像 公元2世纪上半叶（博尔盖塞收藏）
陈芷茗：如今博物馆承着越来越重要的文化功能，因此它也在影响公众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博物馆展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不同的物件在具体的时代背景、语境与议题中汇合，切入人与社会关切的文化问题中，并产生新的意义和效果。因此，我们能通过展品中被赋予的性别的象征意义，并且对这种意义进行进一步阐释或检验。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博物馆为女性观众创造了一个安全且稳固的场所，置身其中，她们可以关注自身的精神需求和感受，并自由地探寻身份认同。而对所有观众而言，博物馆则可以为他们理解女性、探寻性别关系提供一个特殊的空间，这是其他媒介比较难达到的。
欲知两位策展人关于“彼美人兮”展览更为详细的解读，可移步公众号“博翼”搜索相关内容，或点击阅读原文跳转。
（图片均由受访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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