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展｜以展览为中国玉器史做笺注——南京博物院“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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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是展览与受众之间最为传统和主流的沟通形式。无论知识背景和价值倾向，有所“看”之后必有所“感”。当我们想要去反思和推介一场展览之时，这种“感”都是不可忽视的。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希望有一千个观展者，便有一千篇宣扬着自我独立视角的观展文章。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时光中，无数自然界的绚丽矿藏被奉若珍异，用以寄托人们对神的礼赞与美的期盼。而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温润素雅的透闪石矿物——玉，对中国古人而言都具有无与伦比特殊的意义，琳琅美玉也因此跨越了万年的时光阻隔，时至今日依旧在国人心目中熠熠生辉。

千万年来，经古人之手切磋琢磨的玉器不计其数，绵延不绝。如何阐释这部光耀万年的恢弘“史诗”，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作为建院九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南京博物院于2023年精心打造的“玉润中华”特展，以“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为主题，汇集了来自44家文博单位的六百余件（组）玲珑美玉及相关文物，为观众奉献出一场规模宏大而精雕细琢的古代中国玉文化叙事，为再度唤起无数旷世奇珍所凝聚的先民智慧、信仰、文化与审美，做出了富有诚意的尝试。

特展期间，在取像玉琮的南京博物院历史馆四层，第11展厅的方形门洞外墙投影出缓缓转动的多重环璧，“玉润中华”展题于“天圆地方”的玄境深处耀目而出。序厅上方以灯光模拟出夜色苍穹，满天星斗，与此微光点点相呼应的是展题旁陈列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与玉璧，既蕴含华夏先民原始朴素的宇宙观念，也寄托着他们希望沟通天人之际的美好愿景。

图丨“玉润中华”特展序厅

特展共分“玉生华夏”“玉成中国”与“玉美神州”三章。第一章由“万年”与“星辉”两个主题单元构成，以距今约9000至8000年南北各地的小件玉饰切入，揭示早期玉文化南北齐芳，满天星斗的多地起源，又聚焦距今约7000至3800年遍布华夏大地的玉器开采与使用情况，从装身用玉到礼器与王者之器，展现我国史前社会纷繁多样，灿若群星的玉文明。

图丨“玉生华夏”单元展厅掠影

第二章的“呈礼”单元以二里头文化玉器与商中期大玉戈、商晚期有领玉环等器展现夏商时期的崇玉风尚，并透过金沙遗址的玉礼器反映西南地区对中原文明的追慕，还以各式玉饰呈现西周制玉之美。第二单元“比德”接续东周用玉展开，重点展示以灵动奇诡而风靡华夏的楚式玉器，其后延续楚风的汉代制玉又以之器形严整多样展露出大汉雄风的英姿，刻镂雕琢的华美纹饰也不失大一统王朝宏大气魄下的细巧精致。

图丨“玉成中国”单元展厅掠影

接下来步入第12展厅，开启特展的第三章。第一单元名曰“琼华”，聚焦南北朝至宋元玉器精品，展现南北朝和唐五代人对古制礼玉的追奉及应新朝需要的美石宝玉新应用，亦对继承唐人造器风尚又融入宋风的辽金元玉器多有留意。在最后的“巧思”单元中，不但可见明清皇家用玉所彰显的雍容华贵，亦不乏日用首饰及陈设玉器在古人日常生活中闪烁的玉润华光。

图丨“玉美神州”单元展厅掠影

另在古人心目中，“玉”本有五色，古时又有“石美为玉”的传统。此次特展文物虽以透闪石玉器为主，亦包含各类宝石雕琢或镶嵌之器，呈现“众色炫耀，照烂龙鳞”的华夏玉石体系，而各类玉石与其他材质的镶嵌组合，同样颇显相得益彰，锦上添花。

图丨“玉润中华”特展尾声

漫步展厅，背景色由“玉生华夏”的墨绿过渡至“玉成中国”的玄青，再到“玉美神州”之绀赤，配合着由暗渐明的光线，使观者的目光不由自主的聚焦琳琅奇珍，仿佛穿梭于奔流不息的岁月长河，缤纷夺目的莹润美玉宛若浪涛翻涌擎起耀眼明珠，玓瓅江岸；又如徜徉在璀璨无垠的浩渺星空下，仰望苍穹，华夏文明的记忆随万千星辉一一再现。尾声处的最后两件玉器，是乾隆时期的仿古青玉璧与御制诗青玉圭，与序厅中的良渚玉璧、玉琮构成巧妙的呼应，从小南山到紫禁城，从部落首领到大一统皇帝，玉器始终伴随中华文明从幽暗蒙昧，筚路蓝缕，走向江山永固，辉煌壮丽。

玉器的史诗震撼人心，而经由文物的甄选阐释、精妙组合，加以辅助展品、图像的参照互动等精心策划与安排，“玉润中华”在关注玉器本身物质层面温润典雅之美的同时，还使展线上的文物再度回归到历史情境之中，尽可能复现古人制玉、用玉、崇玉、藏玉的方方面面，揭示历史赋予玉器的文化与精神内涵。这也是本次特展极富巧思与用心之处。

特展中文物的组合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多件玉器的配合展陈。如西周玉玦、玉觽、玉臂鞲的组合，为《诗·卫风·芄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为提供了物质文化注脚。再如将“渭陵六器”中的羽人驭天马、玉辟邪、玉鹰、玉熊与扬州甘泉老虎墩出土的瑞兽玉壶归为一组，错落摆放，更凸显汉代圆雕动物的雄浑古朴与富有想象。还有玉炉、玉瓶与玉香盒所组成的燃香陈设之“炉瓶三事”，一度是明清富贵之家几案上的习见陈设——炉用以焚香，盒贮藏香粉、香条，瓶内插放箸、铲等物，此三器皆以玉制作则反映出玉器在明清香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图丨多件玉器的组合展陈

另一类是借助其他材质的文物及图像资料，为理解玉器提供更具体的时代场景。如特地倾斜放置的蝉纹玉柄形器（瓒柄）与觚（该类器物自名为“同”）、爵组成一套“祼祭”用器，辅以记录用玉祭祀内容的殷墟甲骨，再现商周人祭祀用玉之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水晶、玉质六博棋子被置于仪征赵庄汉墓的漆六博盘之上，与卮、杯一道勾勒出汉人饮酒博戏的喧嚣场面。在明清玉器的展示中，还可见各类盛物函匣，以展现皇室礼制用玉与珍玩宝器的典藏收放情况。

图丨玉器与其他文物的组合展陈

以图说物更是“巧思”单元的一大亮点。如明人殷偕《鹰击天鹅图轴》与佚名《丹枫呦鹿图》就颇为展线上的辽金元玉器增色，湿地间海东青搏击天鹅的紧张激烈，秋日层林尽染，群鹿呦鸣的安逸祥和，既是独特的展示背景，亦分别成为“春水秋山”主题玉雕绝佳的图像参照。另在一件仿古玉觚旁悬挂明人绘《平安连瑞图》轴，形象再现明清时期以此类器物插花清供的博古艺术思潮。明人写真的徐青藤所着皂巾缀有镂雕云龙纹帽镇，与展出的明代文人用玉之风雅毫无二致，借由清人李岳云绘《林则徐便服像》与昭新绘《关天培朝服像》中两位晚清名臣之衣冠，又可一览其时士人便服用玉及帽顶、朝珠的实际配用穿戴。尺幅巨大的古代绘画，画工精湛，奕奕欲生，在指示文物图案及用法的同时，强烈的视觉效果也使得展厅内的空间环境更显丰富多样，赋予其厚重的历史气息与鲜明的时代特征。

图丨“玉美神州”单元中古代绘画作品对空间环境的营造

此外，对于前代的珍玩重器，中国古人向来颇为重视，或改制袭用，或珍而藏之，稀有且耐用的玉器更不能例外。“比德”单元中出自涟水三里墩的银釦琮盒即是典型代表，此盒主体是一枚齐家文化玉琮，约在战国晚期加鎏金银座及盖改制为“盒”，座以四只凤鸟承托，盖面镶嵌水晶一枚，从而成为某位战汉权贵的珍玩又随葬墓中。与之类似，西周贵族墓中亦时常可见商代玉器，汉墓中也有不少美玉曾是战国时人的爱物。明清时期的古玉收藏更为兴盛，如特展上的五代仙人抚鹿玉饰就出自明人顾林墓，宋代的白玉莲花冠一度是清代学者毕沅的珍藏，清宫旧藏的青白玉海水云龙纹炉也应出自宋人之妙手等等。是以准确判断晚期墓葬遗址出土或后人收藏之古玉，同样是对策展团队学术功力的考验，将这些玉器置于原来的时空单元加以展示亦是大胆创新的设计。

文物的发现常具有一定偶然性，并与历史、考古、图像、文献、民俗等学科及科技发展关系密切，因而深入的探讨往往难以一蹴而就，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研究进展不断推陈出新，一步步接近往日的真相。在藏品的收集、保护、阐释之外，对文物加以系统全面的研究亦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在展陈中体现策展团队的研究心得，反映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也就成为展览的固有之意与亮点所在。这不仅要求策展人要熟悉发掘者及权威学者的意见，对学界的新认识与新发现同样要有长期的关注与广泛的接纳，从而综合研判，全面考量。在“玉润中华”特展的宏大叙事与展陈细节背后，正凝聚着策展团队对古代玉器数十年的关注与研究，更兼千种学术成果的参阅甄选，从而实现学术研究与科学普及的统一。其中有四例颇为值得称道。

出土于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心大墓（M4）的一件大型回首禽鸟形玉器常被笼统称为“玉凤”，然其喙基部具疣突且尾羽较短又与凤鸟不类，发掘者即谓之“鹄”，也有学者对此加以论述。本次特展特别指出其头部的特点与疣鼻天鹅类似，修颈短尾也是天鹅科的典型特征。今东北地区的大小湿地依旧是各类亚洲天鹅的越冬地，可以想见在曾经水草丰美的河湖间，这类洁白高贵的珍禽一定也给牛河梁先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可能已被奉为神异，故而以玉为材为之留影，又将其枕于亡者脑后随葬。

图丨M4玉器出土状态及“玉凤”所处位置

西汉时 “玉具剑”已成为王侯贵族的佩剑时尚，璏式佩剑法更一度风靡亚欧。此时，草原文明所喜好的瑞兽纹金属带头逐渐为汉文化吸纳，汉墓中的镶玉带头当即“鲜卑郭洛带”之遗韵。策展人左骏先生很早就留意到与这类带头同出的贝形玛瑙饰并非“珠襦”，而是对宝贝壳腹面的模仿，此类以特殊带头引领并缝缀贝形饰之带即所谓“贝带”。近年其又对战国至西汉的“对羊纹”金饰片展开研究，明确了此类金饰应饰于战汉“鹖冠”“鵔鸃冠”上。“比德”单元即将以上成果汇集于西汉玉具剑、鎏金镶玉带头玛瑙贝带与金饰鵔鸃冠的组合展陈，辅以身着此类装束的楚王墓彩绘“中郎”陶俑，首次对该组经由文明交汇而诞生的汉民族配饰做了全方位的展示。

图丨玉具剑、贝带、鵔䴊冠及彩陶“中郎”俑

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那么“玦”究竟是怎样的玉器呢？今人多据古人注疏“玦如环而缺”，将一类有缺口的环形玉器视为玦。然这类器物主要见于两周及以前，秦汉时仅流行于西南边陲，中原及南方鲜有发现。而“玦”字本作“夬”，即拇指上所套的环筒状钩弦器，特展中亦有图示说明商周玉玦拉弓勾弦的用法。其最迟在西周时已转变为礼仪性佩饰，至汉代更发展为扁平状的佩玉，即今所谓“韘形佩”，特展上也以一组这类玉饰展示出玦在演变为配饰后的华丽形态。其时射玦与佩玦亦有较为明确的区分，《说文·韦部》：“韘，射玦也，所以拘弦。”单称“玦”应指佩饰，《九歌·湘君》“捐余玦兮江中”王逸注及《说文·玉部》皆言：“玦，佩玉也。”范增所举及所谓“绝人以玦”者皆是此物。展线上为新发现的青岛土山屯西汉墓M6出土玉玦配以绶带线图演示佩挂状态，一同展出的衣物疏明确记有“玉决（玦）一”，正指该枚位于墓主腰际的玉佩。经由隐藏线索的串联，亦首次向公众辨明“玦”应指韘形佩而非环形有缺之器。

图丨土山屯汉墓M6出土衣物疏与所记玉玦

在安乡西晋刘弘墓玉樽下层所饰云虡纹间，可见一体型壮硕的独角瑞兽，巨口若张，隔仙草与螭虎相对，本次特展也应是首次指出此兽名曰“含利”。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和林格尔汉墓及敦煌西晋墓发现有关榜题与图像以来，一类曾被称为“舍利”的汉晋瑞兽重新为人所认知。然此类瑞兽在文献中还常写作“含利”，安阳西高穴汉魏墓M2出土画像石祥瑞图榜题亦称“含利”，笔者早先即据此对该瑞兽称名有所新证，后得知庞政先生也有类似观点。汉晋“含利兽”多呈四足伏地的猛兽形态，头面部如龙似虎，具有双角或独角，肩生两翼，长尾卷曲或分叉，口中常衔含珠玑、玉璧、绶带等寓意吉祥之物。巧的是，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东汉名品——出土于彭城王墓的“鎏金兽形铜盒砚”亦与之形似，过去或以为是“天禄蛤蟆”，或以为是辟邪之属，今核诸文献与图像可知此兽也当是“含利”，特展展牌即已更名为“鎏金含利兽形铜盒砚”。这类看似细小的称名变更名背后，是数代学人的持续关注与探索，对汉代祥瑞信仰体系的认知也由此得以进一步完善。

图丨文物中的瑞兽“含利”

在还原演绎华夏玉文化历程的同时，“玉润中华”以独特的学术视野再度审视这部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由科研作笔，以文物为墨，汇校集解，笺证注疏。从而使每一位步入展厅的观众都能够透过古代玉器的透镜，聆听玉与人世间“天人之际”的对话，领略中国玉文化“古今之变”的波澜，并从“一家之言”的研究创见中收获新知与启迪。玉器，既可以是震撼世人的磅礴史诗，也可以是掌心指间的玲珑珍妙，承载着华夏万年记忆款款走来的他，也将在未来再度续写属于华夏文明的传奇。 

参考文献：

欧佳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后

本文也同步发表于《博物馆管理》2024年第5期

（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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