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统计，过去五年间，全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为81.4%，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为97%。为什么这么高？该不该这么高？
《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但《刑事诉讼法》第201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时，无故不采纳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是违反规定的。
咱们先来考察一下国外的“量刑建议”——
美国的量刑建议制度比较有特色，一般可由缓刑官在专门的量刑程序中提出量刑建议，也可由检察官在诉辩交易程序中提出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是诉辩协议记载的重要内容。
英国，检察官在量刑听证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就犯罪事实及被告人的性格和履历提出证据，目的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尽量保持中立立场，不能以使被告人受到重刑处罚为努力目标。
法国检察官作为“社会利益的维护者”，在诉讼中处于原告地位，但不享有起诉决定权，在法庭上可以提出，对于被告人免予起诉或免除刑罚的具体量刑建议。
德国检察官可以提出有利于被告或不利于被告的量刑建议。检察官的量刑建议经常被视为是适当量刑的上限，法官倾向于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或者在量刑建议的刑期之下判刑。
这些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体现了不同法系和司法文化的特点，有的强调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有的则更注重法官的独立判断。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就是一个“建议”，是否被采纳由法官说了算。
但最高检强推量刑建议，确定刑+先调整+再抗诉，一顿操作猛如虎，有人说，量刑建议就是最高法与最高检斗法。其实，对一个法官来说，这话有点言重了，司法权在最高层的分配，管一个法官什么事？
前几天和一个刑庭法官交流，他说：现在的刑庭法官太好做了，刑期检察机关已经给你建议了，按他们的建议判，肯定不会抗诉。他又说：现在的刑庭法官太难做了，不采纳量刑建议的风险太大，抗诉倒是小事情，后期甚至面临着被追责的风险，简直如履薄冰。
为了减轻自身的职业风险，那还是采纳吧！至少不“得罪”检察机关。但如果放置在诉讼平衡的角度来讲，这不就是刑事案子“原告”说了算吗，且量刑建议一般在开庭前已经决定，“调整”的很少，那辩护人还辩护个啥？
所以，对孙长永教授的提议，我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