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词在我国宪法、国歌中都被提及，「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对于绝大部分国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
「中华文明」无疑能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时代，但「中华民族」却比大多数人想得都要年轻——这一概念最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提出，至今不过百余年。
回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国」的核心是一个家族或一位君王。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里，欧洲也是如此。
而经过 19、20 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由「民族」这个概念直接构成的新兴国家。当今世界鲜有不以「民族国家」为名义建立的国家（少数例外如梵蒂冈）。
现代中国也是一个以「民族」概念构建起来的新兴国家，「中华民族」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其中经历了哪些坎坷？这还要从风云变幻的晚清说起。
1900 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次年，《辛丑条约》签订。
如果说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首都再次失陷、帝后出逃、签订不平等条约实际伤害、侮辱的只是清廷，那么随着「庚子赔款」而来的各种苛捐杂税则是让每个百姓都受了切肤之痛。
至此，凡有识之士都已经意识到，仅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表面功夫已经无法解决问题。
从后世来看，此时只有「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分别。从本质上说，双方都追求加强民权。维新派如梁启超，主张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朝。
然而，清朝末年「有见识者权力基础不稳固，权力基础稳固者无见识」，处在「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清政府既未能及时彻底改革顺应时代，也未能收回地方权力重新集权，原本的维新派也渐渐与革命派合流。
最终，随着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的枪声响起，清政府再无后悔的机会。
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见证过西方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见到了民族国家的国民如何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因而该对国家承担一定的责任义务，以及国家如何因此而强盛。
他意识到民族主义不仅是终结清王朝统治的利器，也可以是之后强大中国的工具。
1905 年，兴中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入会誓词十分明确地将「满清」置于中华的对立面。这一纲领十分贴合当时革命派乃至汉人平民的直觉。
许多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强调过对「他者」的排斥和对抗在构建民族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已经失掉名望、长期防民如防贼的满清政府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他者」。也就是在「反满」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汉族」的概念逐渐成型。
「中国」、「中华」二词自古就有。国宝何尊铭文道周成王迁都成周洛邑「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躬耕南阳时的诸葛亮道「若使（诸葛亮）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
不过长期以来，这两个词只是地理概念。在分裂时期专指中原，在大一统王朝与番邦相对。
而在这一时期，「中华」首次成为了民族的名称。
历朝历代，百姓多跟着朝代被称作「秦人」、「汉人」、「唐人」、「宋人」…… 而「汉人」、「唐人」之名又因汉唐的辉煌而最富有生命力。其中，「汉」作为与「胡」相对的概念，在此时尤为流行。
频繁出现在这一时期文章中的「汉族」、「汉人」字眼，相对的无疑是「满族」、「满人」，但「满洲人非中华」的排满主张实在太过偏激。
就近来说，不久前义和团运动时，人们痛骂「汉奸」——指的自然是替洋人说话卖命的人，而非「扶清灭洋」的拳师们；就连慈禧太后那著名的宣战十一国诏书里都有「甘心从逆，竟作汉奸」的用词。由此可见，无论满清统治如何黑暗、残酷、腐朽，近三百年下来，民族高度融合是不争的事实。
从远来看，肯定这一主张则意味着华夏世系一度中断。不仅如此，在历史上，与「胡」相对的「汉」其实是文化概念——金日磾匈奴王子的出身不影响汉武帝对他的信任；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不妨碍他的麾下近半数将领是匈奴人。
革命派对「汉」、「中华」的理解则让它们成为了根据血统判定的同义词；他们想建立的民国则是由汉族一个民族构成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大概是意识到其中问题的，在同盟会建立的过程中，对于组织叫「对满同盟会」的提议，他回应道：「无此必要。我们革命的理由是因为满洲政府的腐败，如有同情我们的满人，应当允许其入党。」
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者们不仅要着眼如何继承清朝遗产，也要直面严酷的国际局势。
传统上，中原王朝对边疆相对不太重视：汉朝时若边患加剧，就会把边郡内迁，如玄菟郡从朝鲜境内一直内迁到沈阳附近。
但随着清末列强地不断入侵，边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而边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五族共和」的愿景十分美好。孙中山先生曾言「但愿五大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那幅「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的清末时局图并不会因为改朝换代就作废。日本在满洲地区有一系列特权，外蒙古处在俄国控制之下，英国的影响从印度开始深入西藏…… 只要外国势力稍一挑拨，「五族共和」就会破灭。
孙中山先生提出构建新的大「中华民族」，从而积极地建设「民族-国民」国家，是基于他对美国的观察：
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
他认为，各国人一旦入籍便成为美国人，而不再细分彼此。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因此而成为最富强的民族国家。美国称得上是「民族大熔炉」，各国移民共同塑造了新的美国文化。
但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其实更接近「民族同化」，即各少数民族随着时间实际上变成汉族。
囿于时代所限，孙中山先生理解的民族主义始终更接近强调血缘、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上的共同性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
而孙中山先生眼中使美国富强的民族主义，其实更接近源自卢梭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所有公民不论种族、宗教、语言或文化背景，只要他们接受并遵守国家的法律和价值观，都能成为国家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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