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 年元月，陈桥兵变，将士们拥立赵匡胤为帝，北宋建立，是谓宋太祖（960 年－976 年在位）。
宋朝疆域虽远不及汉唐，但人口、财政收入、粮食产量都有过之，文化商业也极度繁盛，堪称「造极之世」。
但刚当上皇帝的赵匡胤大概没心情高兴。残唐五代，一个个武人建立的短命政权如走马灯般过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观念深入人心。
就连「黄袍加身」的戏码，都是后周太祖郭威十年前刚演过的。他实在没有把握，他的宋朝不会是继「梁唐晋汉周」后短命的第六代。
想要新朝稳定，第一件事便是要削弱将领兵权，并将其集中于皇帝手中。
「杯酒释兵权」的典故人尽皆知——乱了几百年，就连武将都受够武人乱政了。但要实现目标，请老弟兄们喝几顿酒是不够的。
一方面，宋太祖将兵权收回来后，逐渐把各地天下各镇的节帅亲军统驭在自己名下，使得后来宋朝有了《水浒传》中的「八十万禁军」。
另一方面，他出台了一系列崇文抑武的政策：地方上，设立了必由文人担任的通判，兼管民事和军事；朝廷中，枢密院成员分文武两班，站位、面圣都要分开。
虽说即位过程有些不明不白，宋太宗赵光义（976 年－997 年在位）继续了兄长的大业。
尽管在武功上留下了「高梁河车神」的笑柄，他毕竟完成了对中原的统一，在文治上也巩固了文官政治，算是解决了五代的遗留问题。
宋朝的头两位皇帝确立了宋朝「重文轻武」的立国精神，也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祖宗之法」。
之后便到了真宗皇帝（997 年－1022 年在位）。宋真宗的即位本身对时人来说就非常值得庆贺——时隔百年，终于又见太子继位，乱世真的过去了。
比起太祖、太宗，宋真宗算不上雄才大略，身体也不好。他统治时期多依赖宰辅，与大臣们形成了「天子不亲细务」的共识——除了礼乐征伐这种天子专属职责和国家大计之外，天子不应该干涉朝局。
真宗之后，是「万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仁宗（1022 年－1063 年在位）。
士大夫们期待的皇帝，肩负着江山社稷的整体利益，尊重既有的秩序，不按个人好恶行事，更要有高尚的德行。
按这标准，仁宗皇帝正是位「垂拱无为」的典范皇帝，「无为」到常有大臣劝谏他应当「简出睿断」、不能放任「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
对此，仁宗的回应是「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
可见，「祖宗之法」此时成为了连天子也不可触犯的「宪法」。
当然，仁宗能「宽仁恭俭，终始如一」也不是全凭自律，也靠台谏系统的监督。
传说，仁宗曾想破格提拔一位外戚为宣徽使。结果刚一在朝堂上提出来，包拯勃然大怒，慷慨陈词，唾沫星子直溅到皇帝脸上。
仁宗只得作罢。回到后宫，见到来拜谢的爱妃，他又羞又恼：「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不仅如此，相权也在制度上制衡着皇权。按照宋制，皇帝诏令「非经二府（政事堂和枢密院）者，不得施行」，朝廷部门也有权力和责任封还。
这种影响直到宋神朝都还未散。神宗曾因前线失利下令要处死一位漕臣，结果被宰相蔡确以「不杀士人」的「祖宗之法」堵了回去，想改成改纹面刺配，又被章惇以「士可杀，不可辱」否决。
这让气头上的皇帝怒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结果又被章惇怼道「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在宋朝初年，没有贵族、军阀制衡，皇帝又是军旅出身，本是很有皇帝专制的空间的。
但到了此时，不但士人们以「天下为己任」，连皇帝也认同自己当「与士大夫治天下」。换做「口含天宪」的秦皇汉武或是明清皇帝，大概会觉得不可理喻。
真宗、仁宗时期，君权是按照士大夫们的期待，往「象征化」发展的。但这样的皇帝毕竟少数。
仁宗皇帝无后，其后的英宗（1063 年－1067 年在位）是他驾崩前一年过继的养子（此前曾作为备选养在宫中）。
英宗始终不能接受放弃生父濮王，改认仁宗为父，于是有了「濮议之争」——「皇帝该管谁叫爹」的伦理选择题成了政治站队。
希望皇帝称生父为「伯父」的官员大都被外放，支持皇帝称濮王为「皇考」的官员都因支持英宗对仁宗「不孝」而名声大损。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的共治氛围一去不返。
刚通过「濮议之争」收回皇权的宋英宗未能施展抱负便一病不起。相较英宗，神宗皇帝（1067 年－1085 年在位）更加年轻气盛，希望能有一番作为，更希望能开疆拓土。
司马光曾以「萧规曹随」等典故，给宋神宗说明「祖宗之法不可变」。但这样的说服术实在不高明：举例只适合说明或证伪，若用它来证明观点，就算一时说服了对方，也像是没有水泥的砖墙般一推就倒。
富弼「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的说法更是让年轻的皇帝无法接受。要当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就得有一位强力的宰相。神宗找到了他儿时的偶像，「拗相公」王安石。
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为皇帝总结了为何大宋能终结乱世安稳百年，也指出了国家的种种积弊，特别是直接阻碍神宗实现抱负的问题——「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朝廷没钱。
过往提到优化朝廷财政，无非「开源节流」。朝廷早已在节流，仍有赤字；开源则被视作「夺利于民」。
而王安石则提出了财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化，一改之前将税收大部留于地方的做法，将优质税种都收归中央，由朝廷统一调配，以更多的资源「做大蛋糕」。
神宗完全为王安石所倾倒。为了快速推动变法，神宗绕开原有的政府机构，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
所谓「三司」，即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宋初设立三司就是为了分散财政大权，如今，三司又被置于同一部门之下。
制置三司条例司也同时负责新法的制定、颁布和执行，其权力甚至超过全部中央机构。
改革大刀阔斧，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 、保甲法等相继出台。新法的立意除了为朝廷敛财外，的确是针对时弊，保护弱者。其中许多举措也是王安石做地方官时实践过的。
由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和宋神宗亲自主持的「元丰改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军事上，河湟开边，宋朝先后收复了宕、叠、洮、岷、河、熙六州；财政上，哪怕是在大战之后，哲宗（1085 年－1100 年在位）朝依然继承了不少结余。
但改革的内容和方式毕竟是触动了许多士人豪强的利益，新政一推行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王安石不能容忍这些阻碍。在皇帝的鼎力支持下，他逐步罢免这些反对派，代之以服从其命令的官员。进行着「由皇帝支持的宰相专制」。
到这里，支持新政就成了许多投机者上台的契机，原本的善政也随着地方官员强行摊派、趁机敛财变成害民之举。于是，反对新政、恢复祖宗旧制的声音越来越大。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面对大宋百年积弊，王安石的这句话振聋发聩，千年之后依然叫人热血沸腾。
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代给皇权套上的桎梏也终于被借着这句话打破了。
不仅皇帝将反对、批评意见视作不足恤的「流俗」；经过数次清洗，原本负责监督皇帝，代表公议的谏官也把目光移开，转向宰相。
自「熙宁变法」开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宣仁太后、哲宗等掌权人物接连去世，每遇政权交替，新旧党也交替得势。几十年来，党争愈演愈烈，法令、人事反覆，加剧着大宋的内耗。
「祖宗之法」毕竟不是后世的成文宪法，对皇帝的约束并不强制。士大夫之所以能作为一个群体来教育、规谏皇帝，能以天心人意、祖宗之法约束皇帝，是基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这无疑需要士大夫们总体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而当士大夫撕裂成两派互相攻讦，一派得势就贬斥另一派时，就也谈不上什么道德了。从「祖宗之法」和官员制约下解脱出来的皇帝，终于体会到强大的皇权可以让他打破一切制度和传统的约束。
比起英年早逝、得年二十三岁的哲宗，接过兄长皇位的徽宗（1100 年－1125 年在位）真正享受到了当皇帝的乐趣。这位轻佻的君主在「丰亨豫大」、烈火烹油的盛景中，将整个帝国带向了靖康之耻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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