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清代有一种极为厉害的驭民之术，人称「三十三两碎银子」。
大意是说，当时一户人家的年平均收入约为三十三两银子，朝廷则会让必要的生活费与征收的税赋加起来刚好达到三十六两——区区三两的差额就能让小民疲于生计，无心生事；若是遇到灾荒，更会对放粮救济的天子感恩戴德。
这一说法的细节不太经得起推敲——既是「平均」收入，那自然是综合了豪富与贫农后算出来的数值，若按「平均数」来制定税收政策，不知要把多少人逼上绝路。而平民无论是投奔地主豪强，还是干脆揭竿而起，都绝非朝廷所愿见。
再者说，「三十三两」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水平。《红楼梦》中，刘姥姥见到贾府采购的螃蟹，就惊呼「……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刘姥姥家好歹还算是「金陵王」的穷亲戚，不如他们的大有人在。
更何况，在土地劣化与种种苛捐杂税是常态的时代，要统计出这么一个精准的数字，并且地方能「恰到好处」地执行，显然已经超过了古代官僚的能力和道德水平。
那么这一说法就是无稽之谈吗？也不是。农户辛苦一年，卖粮纳赋后，剩下的产出最多只够糊口，根本无法在来年改善生活的现象在清朝的确普遍存在。「三十三两碎银子」背后透露出的思想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
要说中国近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哪位皇帝算是登峰造极，大概要数清高宗乾隆皇帝了。
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加上乾隆皇帝本人的励精图治，大清帝国达到了极盛，版图、人口、财政都远胜前朝。更重要的是，他不仅继承了父祖奠定的基础，还有了近两千年的「错题本」。
对于古代中国而言，专制权力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这种绝对的权力，自然受到所有人觊觎。而有谁一旦握有这种权力，当然不能容忍他人染指。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并不总是握有大权：西汉初年皇权受功臣与诸侯王制衡；东汉外戚、宦官、士人轮番夺权；西晋宗王外戚内斗，一场八王之乱掏空了国力；东晋门阀势力可以「王与马共天下」……
在巩固皇权这一方面，「常刷错题」的乾隆皇帝可以说集历代之大成。
他清晰地意识到，在专制皇权中，唯有他这个皇帝才能算是「主」，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真正信任。对于外戚、宗亲、宦官这些围绕在身边的「传统威胁」，他以严格的规定配合几场难以预判的雷霆之怒，杜绝了他们干政的可能。
但熟读历史的乾隆皇帝清楚地知道，对于皇权最大的威胁，一来自士人，二来自平民。
经过元明两代，此时的文人士大夫已经与宋朝「以天下为己任」——以道德、知识来规劝皇帝的先辈们有很大的不同了。
从明太祖开始，皇帝与官员虽然已经转变成一方高高在上指挥，一方奉命行事的关系，但这时的士大夫们也会冒着受廷杖乃至被杀的风险坚持己见。
到了清代，康熙帝发明「道统、治统合一」论，使皇帝获得了权力和道德的双重最高地位，康熙帝本人也学贯中西；雍正、乾隆更是紧随其后，力求成为学术权威。
这使得士人们再退一步，放弃了对皇帝的道德和知识优势——皇帝论道德、知识都是当世顶尖，谁又有资格质疑？
当年，汉武帝要借着「独尊儒术」来巩固皇权。到了近两千年后的康雍乾时期，儒家思想已经变成了皇权扩张的阻碍了。
毕竟，儒家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而「正人君子」并不是皇帝所需要的，对他们言听计从的奴仆才是。
雍正乾隆都没少以腐败、沽名钓誉为由处理臣子、学者，将他们打作「假道学」。乾隆帝甚至下令拆毁全国历代为纪念地方父母官所建的祠堂、碑刻——荣耀只该属于皇帝。
虽然乾隆帝大体驯化了士大夫，但清朝毕竟是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又犯下了累累暴行，这实在不利于统治，就算可以凭武力压制一时，终究是隐患。
到乾隆时，随着国力日盛，皇帝准备借助细化到方方面面的「文治」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成书，自三皇五帝讲到明朝灭亡，共一百一十六卷，乾隆帝亲自作数百处批注附于其中。
编写历史教科书从来是构建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皇帝主持编撰的一系列鸿篇巨著，一方面驳斥了原本的华夷观，一方面用满人从关外带来的「尊卑上下，秩然整肃」的「主仆」关系替换了原本「君君臣臣」的儒家君臣关系。
同时，乾隆帝也借着修《四库全书》等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的项目，在暗中删改着历史记忆。不仅是明末清初，就连宋金时期，乃至更早关于辽东地区的记载都十分敏感。
在皇帝的亲自推动下，各地官员凡遇涉嫌「忌讳」的图书，一律收缴，全本销毁。这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
这一大规模删改活动不能说不成功，那些血淋淋的历史，直到清末革命时才被重新发觉。
乾隆朝，随着「摊丁入亩」的深入推行以及新作物的推广，人口迅速增长。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了，却跟不上人口扩张的速度。这导致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也积累了大量潜在的社会矛盾。
对于底层平民，乾隆展现出了反差巨大但逻辑融贯的两面。
熟悉历史的乾隆帝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明亡于流寇的结局殷鉴不远，乾隆明白贫富差距过大、百姓不得温饱必然生乱。
客观地说，乾隆帝算得上是位心系百姓的皇帝。
在登基前，他就作过多首「悯农」题材的诗；在那个农业税是朝廷主要收入的时代，他曾多次下令减免赋税；他对于奏折、开支从来小心谨慎，唯有赈灾时才会「糊涂」；几次下江南时，他也多次嘱咐「切勿扰民」（当然，「不想扰民」和「不扰民」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但另一方面，他对于百姓的自发活动又深深地抵触，不愿给他们半点政治权利。
在影视剧中，我们常能看到百姓拦御驾或伸冤或献策，从此沉冤得雪或飞黄腾达的桥段。然而，在民间故事最多的乾隆朝，如果真有人这么做，却大概难得善终。
在乾隆帝眼里，做出这种出格行为的人，哪怕有理，都是刁民。让他们如意，无疑是鼓励更多人铤而走险，是助长歪风邪气，会给国家埋下不稳定因素。对于这位追求绝对权力和绝对掌控的皇帝来说，破坏既定的政治纪律是不可接受的。
这一思想也就导致了乾隆朝独特的「文字狱」——在其他时代主要是针对文人士大夫的，而在乾隆朝的主要打击对象却处于社会底层。
乾隆十六年爆出了「伪稿案」——一份伪造的奏疏痛斥乾隆失德（乾隆帝到此时政绩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全国范围内连贩夫走卒都听说过其中的内容。追查「伪稿」来源的过程中，又查出了马朝柱借助白莲教组织的反清组织。
这两个大案使得乾隆做个开明仁君、再世尧舜的理想破灭了，政策由宽转紧。前朝的「错题本」让乾隆帝对民间结社与「落第秀才」十分警惕。
从此，整个社会都被放进了「高压锅」，不要说真的发表反满言论，就算是不小心没有避讳，甚至是疯子随便涂鸦，都可能被判做「大逆不道」。
乾隆凭借个人的机敏与活力，以及他登峰造极的帝王权术，将皇权扩张到极致，似乎一切尽在掌握。
但是人总是会老的。他不再能机智地找出奏折中的猫腻，年轻时乐此不疲的权谋变成了麻烦事。
在绝对的皇权中，皇帝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传导下去。更何况，此时的士大夫早已被打断了脊梁，已经谈不上什么道德理想了。
皇帝的衰老与松懈使得整个官僚系统迅速腐化，进而是各种积弊的反弹。不过，老皇帝依然活在自己缔造的盛世中。
传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过一位君王，凡是给他带来好消息的信使都会得到赏赐，带来坏消息的则会被处死。久而久之，这位君王听到的只有好消息，他自鸣得意，认为自己消灭了所有坏事。
乾隆帝就活成了这样一位君王——在他的盛世中，就算有坏事，也必不严重。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一个叫尹壮图的内阁学士目睹各地吏治废弛、仓廪空虚、百姓嗟叹。于是，他以和珅推行的议罪银为切入点，上书乾隆，针砭时弊。
老皇帝的反应很快，公开指示，这又是一个凭本事没法晋升，想要出位博名利的！还与尹壮图打了赌，让他寻访各地，看看情况是不是像他说得那么糟——不过不是随机抽查，而是要提前五百里提前通报官府。
如此之下，自然是查不出问题。
在连番打击下，尹壮图终于学会了说谎。先是「诚恳」地悔过了自己胡编乱造上书博名利的卑鄙，又赞颂了他一路巡查见到的安居乐业的景象。心满意足的老皇帝这才饶了他一命。
值得一提的是，办案期间，面对为尹壮图求情的纪晓岚，乾隆怒斥「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算是暴露了他对文人的真正态度。
乾隆驾崩后，亲政的嘉庆帝立刻重新启用尹壮图。这位新皇帝想要励精图治，止住乾隆末年的衰世，恢复往日荣光。
然而，此时官僚系统性的腐败与制度失灵已经不是杀个和珅、罢免几位大员可以改变的了的。
「康雍乾」盛世后便是「嘉道中衰」。国困民贫还被掐断了一切新思想萌芽的大清国，对上日新月异的世界，自然只有落得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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