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第3443期 | 张成华：微文化、公共性建设与情绪化狂欢

张成华

（原刊于《当代文坛》 2018年第3期）

摘要:微文化在当代通信技术开辟的空间中与一体化文化同时产生，并与一体化文化构成某种张力和反讽关系。从与一体化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微文化的生成与建构分享了知识生产权并在对自身的确证中推动文化的多元化，在一定意义上推进着民主化的进程和公共性的建设；从微文化自身来看，微文化以“微叙事”为建构基础，围绕着“意见领袖”或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意见生成并引导和汇聚成多样化的群体。基于微文化而汇聚的群体呈现出偏执、情绪化的特点，并在某些时候展现出暴力的一面。本文对微文化的思考是从当代信息媒介开辟的空间的角度进行的，但本文坚持认为，现实才是我们思考微文化、评价其价值、规范其运行的最终旨归。

关键词:微文化；公共性建设；情绪化狂欢

在今天，互联网和手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微信、QQ、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介在人际交流、信息传播、文化建构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系列数据能说明这一问题：2017年9月，微信日登录用户9.02亿，日发送消息380亿次，朋友圈日发表视频6800万次①；2017年第三季度，日均活跃微博会员人数750万②……这些网络社交媒介及其负载的微电影、微视频、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投资、微生活等不仅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且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我们的时代。“‘微’不仅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形态的转型。”③微文化作为表征这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既展示了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又从多方面对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影响。如何理解微文化及其特征，如何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探讨微文化的作用和效力将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尝试性回答。

刘易斯在一部关于文化研究的基础性书目中从文化与媒介的关系的角度对文化做出如是界定：“文化是一种由特定的社会群体创造的想象和意义的集合……传播是核心的力量，将社会群体与文化结合起来，在当代文化中，这些传播的过程是由全球联网媒介支配的。”④当代信息传播媒介从两方面影响着文化的建构：一方面，当代信息传播媒介促成统一化文化的生成。互联网技术在将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群体、个人连接在一起的同时，开辟出跨越各种障碍的一体化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的信仰、道德、生活方式碰撞与交融，塑造着全球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就某一国家或地域而言，在互联网的扩张中，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形式以迅捷的速度被传播、接受和重塑，一体化乃至同质化的文化的创生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另一方面，文化的碎片化又伴随文化的一体化趋势而产生和不断加强。这主要从两个角度同时进行：首先，互联网技术对一体化文化的创生并不能保证信息的接受者完全按照信息生产者的意图被动且有效地解释一段信息所负载的意义和价值。正如米歇尔·德·塞托在 《日常生活实践》 一书中对“消费”之于“生产”系统的差异与创造性做的详细调查所显示的：“生产”系统在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被“消费的生产”制造出某种“含混性”。⑤当代媒介传播技术触角的延伸一如塞托所谓的“生产”系统的扩张。它既开辟着统一性的空间，为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扩张和统治提供更为有效的手段，又被“消费者”所运用，根据不同的立场生产出多样化的文化碎片。其次，一体化文化的建构需要以信息的快速而有效的传播为基础，而信息快速和有效传播的一个条件则是接受者本身的参与：接受者既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又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在此意义上，信息的接受者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信息生产的权力，可以基于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念生产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更为细致、多元的文化样态。

概而言之，微文化是在当代信息传播媒介开辟的空间中产生的文化形态；它既源自个人或群体对某种所接受的文化（信息）的创造性重释，也是某些个人或群体在微信、微博、QQ、豆瓣等网络媒介中基于自身的立场建构和设计某种文化样态的结果。这样的创造性重释或设计在网络空间中能够超越地域的限制聚集起一系列具有不同观念、凸显不同个性的群落。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有一种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⑥那么，这些群落即以其自身展示了不同的文化形态。

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们通常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⑦微文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我们关于文化的这一理解。首先，微文化是一种非民族或存在于某一地域的文化。微文化的设计与生成往往是基于喜好、个性、立场、观念等个人的主观因素，而不是因为地域的客观限制。网络技术跨越地域、民族的界限，将具有相同喜好、个性、立场、观念的不同民族、地域的成员聚集成不同的文化群落。其次，微文化所显示的是某些人的某一方面的喜好或习惯，而不是一个人或群体的全部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相较于传统文化，微文化要更为细碎。它可以是做菜的方式、着装的品位、家居生活、自我感悟或嘲讽他人、既可以是明星八卦也可以是艳照丑闻、既可以是生育带孩子也可以是瑜伽健身……从衣食住行到文学艺术、从日常生活到名人八卦、从工作应酬到旅行休闲、从鸡毛蒜皮到国家大事，如此种种因为微博、微信等“微”信息传播媒介将同一领域（地域）或不同领域（地域）的人联结在一起，显示着看似虚拟的存在于信息传播媒介之中，却实实在在的与不同的个人或群体相关的多元生活方式。第三，相较于传统文化，微文化更具活力并且更替速度更为迅捷。微文化因个人的喜好或某些设计而生成，也必然由于喜好的转移或新的设计形态的出现而被替换；同时，微文化更容易受到客观要素的影响，对一个明星的喜爱可能因为这个明星的某一行为而转向对其憎恶。

对微文化的以上界定显示出微文化的独特性是对比于一体化文化和传统文化而凸显出来的，我们对微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分析也首先需要从微文化与一体化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角度进行。因为本文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理解微文化的，所以，对微文化意义和价值的讨论也着重聚焦于信息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方面——当代信息传播技术既加强了一体化文化的趋势又生成着碎片化的文化形态。

微文化依靠当代互联网及其信息传播技术产生。在互联网开辟的一体化空间中，统一性文化生成的趋势和碎片化文化的大量繁衍同时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碎片化的微文化与一体化的文化建构构成了某种独特的张力。在这一张力中，微文化展示出对一体化文化的反讽微文化、公共性建设与情绪化狂欢姿态。这种反讽姿态在很多方面是被看作有利于推动民主化进程和公共性建设的。

首先，微文化的生成与建构分享了知识生产的权力。如果说当代信息传播媒介开辟着一体化文化的空间，协助创建着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神话，那么，它也在其自身生产着相反的趋向。建立在信息传播媒介基础上的一体化文化形态或价值观念如果想要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和被接受，那么，赋予接受者以信息接受和传播媒介，让接受者成为传播一体化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节点将是最有效的方式。可是，当接受者被赋予某种传播乃至生产信息的自主权的时候，被生产者所设计、固化、封闭的意义将被重启和赋予新的可能性，再生产出海量的、碎片化的、基于不同主体立场的微文化。这些微文化附着于一体化文化空间的结构之上，却并不完全服从于主导文化和价值观念；它们有各自的立场，并在对自身的关注和确证中与主导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某种张力。同时，它们是一体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潜台词”。当权力基于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扩张洋洋得意于对所统治的区域的控制的时候，微文化总是显露出嘲讽的面孔。

海量的、碎片化的微文化往往是匿名的、庸常的，潜藏在一体化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表层之下，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或即使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不被人们所重视。在当代信息传播媒介开辟的空间中，破碎但被拼贴在一起的图画粗糙、琐碎，没有透视焦点，也缺乏内在的共同结构和思想。这是一幅后现代主义的图景——“众多表象如同大杂烩似地堆积起来，拼贴出一幅驳杂的历史场面”⑧。当代信息传播媒介开辟的文化空间是一面由许多碎片拼贴的镜子；它被一个框架聚拢在一起，并不断吸收或产生不同的碎片，但每一片碎片都照出不同的景象。每一片碎片都显示出统一框架中个人的自主权。

其次，微文化的生成对知识生产权的分享有利于对主导文化和权力的监督。微文化分享知识生产权进行自我建构和展现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了记者的权力。这种情况一方面意味着权力的分享。“人人当记者”的情况意味着“每个人都不仅仅有表达的权利，而且有传递信息和自己观点的权利，即使这些观点被他人视为有害的、‘丑陋的’，或者是执迷不悟的”⑨。另一方面，“人人当记者”意味着每个人能承担起公共性建设的责任。在当前社会，网络舆情的监督作用在某些方面很有利于公民个人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例如，“魏则西事件”“徐玉玉事件”“罗一笑事件”等。“魏则西事件”是网络舆情倒逼互联网企业肩负起责任的范例，也是通过信息的生产和分享影响权力做出应对的典型事例。魏则西在知乎上发的帖子“二十一岁癌症晚期，自杀是否是更好的选择？”以及之后对网友问题的回应被通过微信、微博等大量转载和讨论。在这一过程中，网友们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并通过网络舆论的合力影响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对此事件以及互联网企业的经营问题进行调查。最终，调查组不仅对百度公司提出了多项整改意见，而且还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⑩

再次，微文化在自我确证中解构着一体化文化和价值观念，促生着多元的文化形态。微文化的自我确证往往通过与一体化文化和价值观念（尤其是主导文化和价值观念）拉开距离甚至对一体化文化和价值观念进行讽刺实现自我的认同和超脱。站在微文化的立场上，理想、理性、浪漫、崇高、追求、传统、集体等现代社会的宏大命题被嘲讽、解构乃至被玷污。如果说讽刺在修辞意义上是指潜台词对表层语义的颠覆，微文化主体的反讽方式则是将潜藏于某一崇高观念之后或另一领域的现象与某种崇高话语相并置以实现对崇高话语的颠覆。当人们将Real GDP per capital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并置在一起时，GDP会被讥讽为no real或无意义；当人们在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清高中看到的是一地鸡毛的日常琐事、对金钱和权力的俯首帖耳和各种丑闻时，理想和清高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反讽；当人们将个人际遇和现实的生活状况与家国情怀和理想并置时，个人自身的状况就成为刺破民族、国家神话的利器。在对一体化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反讽性解构中，微文化确立起的是多元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多元的、碎片化的微文化不仅是民主化的一种表现，更有助于在对主导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中，实现不同文化形式的碰撞、融通，促成更民主的、非霸权性的文化观念和形式。

概而言之，微文化通过对一体化文化或权力的解构确立起的是多元文化的合法性，也展示了基于多元文化的公共性建设的可能性。从微文化之多元性和碎片化来说，它天然地承担着某种反抗压迫和强权的责任。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以巴赫金的方式将微文化与主导文化（一体化文化）相对立，确证了微文化主体的底层地位。很显然，微文化之讽刺性很符合巴赫金总结的民间节庆之笑谑和羞辱的基本特点：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嘲讽展示的对话性、摹仿和滑稽因素、讥笑的广泛性、笑与物质躯体生殖本性的联系、讥笑与弃旧图新的关系以及讥笑自发的辩证性。巴赫金赋予民间节庆之讽刺性（讥笑性）以重要意义：“在被讥笑的旧事物形象中，人民讥笑统治制度和它的压迫方式；在新事物的形象中，人民寄托了自己最美好的夙愿与追求。”当我们预设了微文化之于一体化文化 （主导文化） 的边缘性、预设了微文化主体的下层地位时，巴赫金对民间节庆之讽刺性（讥笑性）的阐释让我们很容易理解微文化之反抗性和对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微文化之价值和意义因其产生的路径需要首先从其与一体化文化和价值观的关系中辨析，但是，微文化之自身特性及其被运用的情况却是我们进行其它问题讨论的根基。事实上，尽管微文化在对一体化文化的冲击中保证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态，但就其本身而言，某一种微文化之生成与被接受往往是被看作某人或某一群体凸显自身个性标识的结果。创建微文化并被微文化所建构的主体专注于自己生活方式的设计和对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念的辩护和坚守。在这种设计和坚守中，微文化成为建构主体个性和独特性的重要方式。但是，也正因为对微文化本身的关注，微文化的主体将自己包裹成整个世界的“陌生人”。他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往往采取一种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反讽的消极自由立场。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一个行动的个体为了有能力完成实现现实任务，他必须感到自己是一个大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感到责任的沉重，感到并尊重每一个合乎情理的后果。反讽却不受这些东西的约束。它知道自己具有随心所欲地从头开始的力量；每一个先在的东西都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先在的东西……反讽是自由的，没有现实的忧虑，但也没有现实的欢乐，没有现实的祝福。”微文化并没有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取向，事实上，它在很多时候表现出的是在与现实、与一体化文化乃至其他微文化形态的疏离中凸显的唯我独尊的姿态和一种情绪化的高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作为微文化建构核心的“微叙事”建构着微文化主体的偏狭。微文化之建构并非来自于现实的习惯和传统，而是源自某些人对能够引起他们情绪化认同的信息的盲从；之所以是盲从是因为微文化的主体聚焦的是 （或只能聚焦） 信息本身和它所携带的观点和情绪，而漠视这一信息所产生的背景及其与其他信息之间的关联。周宪教授将微文化的这种信息处理情况称作“微叙事”。“‘微叙事’不同于以往的叙事……其典型形态往往是三两句话，掐头去尾，片段成章……其语法因信息压缩而往往造成语法规则的越轨，其语义由于过于凝缩会彰显某些片面性、煽动性而丧失整体性。”在这样一种微叙事中，人们很难获得关于信息的完整认识和和理解，很难对碎片化信息所携带的观点做出正确的判断。过程刚好相反，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不断塑造着主体偏狭的认知习性。“这样的信息一方面有可能歪曲或片面地反映社会和文化的真实事态，另一方面又强化了信息接受者简单化和偏向性的解读，激发接受者瞬间的情绪反应。”事实上，海量的信息本身也对人们的理性把握能力提出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煽动性的、能刺激人的情绪的信息更能捕获人的注意力。在微文化的微叙事中，人们投入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不是理性的思考。

其次，依据某种微文化聚集起来的群体容易受“意见领袖”意见的左右，或者说，微文化本身就围绕着“意见领袖”的意见生成。在某种意义上，依据某种微文化聚集起来的群体就是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心理群体”。这些因为建构某种微文化并反过来被建构的人“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微文化看似更多元，更能代表不同群体的喜好、趣味和个性，可是，它往往生成于某种明确的意见或导向。格雷姆·特纳对新闻消费的总结很能说明问题——“新闻失去其作为受众信息源的位置，与此同时却在观众娱乐表上找到了一个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当今的受众对新闻本身并不看重，而更多时候聚焦于乃至最终盲从于某种强烈的意见。

微文化标示了某些个人或群体的独特性特征，这种标示性更需要通过明确而强烈的意见得到凸显和展示出来。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接受某种微文化的个人是将自己抛掷给某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意见领袖”或某种强烈的倾向性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实际上失去了自身的个性和自主权。崇拜明星的人不仅仅是显示了自身的喜好和品位，更是将自己在某些方面表达意见的自主权贡献给了明星或粉丝群体。明星或粉丝群体的意见和行为挟裹着个人的意愿，使个人的意见和行为展现出某种偏执或集体情绪化狂欢的特性。同样的，具有明确倾向性的意见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使人们汇聚成群。微文化、公共性建设与情绪化狂欢于是，基于这样的明确倾向，个人可以愈发明确地标识自身的独特性，可以很容易地将别人的意见当做自己的意见，但同时，个人的思想和观念愈发被消磨和压制。在微文化中，个人融入群体并依赖群体标识自身的独特性；群体意见一旦形成，就会越来越强烈并越来越压制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这是一种“螺旋上升的沉默”。个人在“沉默”中被挟裹进群体的情绪化狂欢之中。这种群体的情绪化狂欢不仅在内压制着成员的异议，更对外表现出碾压一切、排山倒海的暴力。“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豪迈气概剥夺的是其他微文化群体的自我表达的权力。

①参见 http://wemedia.ifeng.com/36483015/wemedia.shtml

②参见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4/516135.html

③陶东风：《理解微时代的微文化》，《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3期。

④ ［澳］ 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郭镇之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⑤ ［法］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 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⑥ ［英］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⑦ ［英］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⑧南帆：《后现代主义、消极自由和负责的反讽》，《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⑨ ［澳］ 约翰·哈特利：《数字时代的文化》，李士林、黄晓波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

⑩唐绪军、黄楚新、王丹：《智能化与视频化：中国新媒体发展的新趋势》，载唐绪军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No.8，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11［俄］ 巴赫金：《讽刺》，载《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25页。

12［丹麦］ 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2页。

13 14周宪：《时代的碎微化及其反思》，《学术月刊》2014年第12期。

15［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6［澳］ 格雷姆·特纳：《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17参 见 Elisabeth Noelle- Neumann，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张成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美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建项目和广州市社科规划项目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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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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