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民营经济作为补充。如果是在一个没有变量的系统中，这种制度设计可以说民营经济没有任何逆袭的可能性。因为能源、金融、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容易赚钱的行业牢牢地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政府通过牌照、资质等准入限制可以很轻松地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民营企业只能从事与衣食住行相关的行业，赚点小钱、辛苦钱。但是科技的发展给这个经济系统引入了变量。中国最牛逼的科技公司是民营企业，中国市值最高的企业是民营企业，中国客户量最大的企业是民营企业，把现金交易变成历史的也是民营企业。
而这些如此重要的公司竟然不姓公，竟然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中。腾讯又做社交又做金融又做自媒体，人们可以一个月不用任何一个软件，但绝对不能一天不用微信和支付宝，可以说微信支付宝之类的软件已经成为了基础设施，而这也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中。人们不愿意看官方媒体转发的通稿，而愿意看自媒体文章和视频，即使自媒体充斥着偏见和谎言。这个过程中，经济、新闻、文化的管理权向民营资本转移了。
这些新的变量使原本的制度大厦产生了裂缝，长此以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变得不那么突出，统治阶层更会产生大权旁落的感觉。无怪乎马云在陆家嘴论坛的发言引起了震动，一些媒体甚至将马云类比为韩国财阀。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民营经济崛起之后必然会寻求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以此来表达意见影响政策制定，再往前一步就可能形成资本掌控政治。这在我们的国家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形成上述局面只能怪国有企业自己不争气，而不能怪民营企业走得太快。国有企业因为其出资人身份的模糊，全民所有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所有，经营者与出资人相分离，形成代理关系，经营产生的收益并不直接归于经营者，经营好了顶多对从政有所帮助，因此激励效果较弱。同时，国有企业占据了可以躺着赚钱的行业，因此创新的动力很弱。民营企业则相反，出资人通常都是经营者，赚的钱交完税都归出资人所有，激励效应很强。民营企业爹不疼娘不爱，处于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不创新就会被淘汰。
最早做即时通讯软件的并不是腾讯，而是中国移动，在微信上线之前腾讯就做了飞信。其实运营商做即时通信占尽先机，它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自己有网络有技术，成功只欠临门一脚。但是运营商内部的利益分配和商业模式的惯性拖了后腿，最终将移动互联网时代拱手让给了民营企业。
虽然近些年来总体上来看是国进民退，但是在科技领域我们观察到的却是国退民进。对于在科技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的民营企业，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很重要。是再来一次赎买还是给他们戴上枷锁？监管层也很矛盾，因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会严重打击民营企业的信心。而民营企业解决了社会80%的就业，去年以来的高失业率与民营企业选择躺平应该脱不了关系。
技术是经济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量，就像一个复杂的生物体，基因总是处于变异之中，这种变异既可能让生物体变得更加适应环境，也可能导致生物体的崩溃。通过以上分析会发现科技发展必然会对现有的的系统产生冲击，限制科技发展则背离历史潮流。
这形成了一个两难问题，把科技发展路径纳入国家管制之中似乎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这也是缘木求鱼。除了前面提到的国有企业创新乏力的原因外，还因为科技创新本来就是不可控的，摸着石头过河仅仅适用于我们还处于追赶者的角色时。当前面没有石头可以摸了怎么办？从零到一的创新从来就不是靠规划或者评审出来的，它可能来自于某个科学家的灵光一闪，可能来自于无心插柳，可能来自于歪打正着。这不以任何个人或集体的威权或意志为转移。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国有企业因缺少激励机制和生存压力而缺乏创新动力，民营企业则需要以创新求生存。技术的发展使部分权力自中央向社会转移，使得经济体系面临挑战，而限制技术发展则是自废武功。因此，实际的发展路径可能是技术创新与强监管的轮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长的巨大发展必然会反作用于生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