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萌 | 图以志像： 唐嗣虢王李邕的墓志、史传与画传

图以志像：唐嗣虢王李邕的墓志、史传与画传

文 ˉ 张雨萌

【关 键 词】李邕墓  唐墓壁画  画传  史传  墓志

中古时期的青史留名并不容易。即便是皇亲国戚，在正史记载中也可能只留下寥寥几笔。这几笔不仅难以概括一人生平，而且因史官与当时史观的限制，这几笔呈现出的形象可能有失偏颇，也可能充斥着后世对其形象的构建。碑铭与墓志，常常可补史传之偏差；墓室壁画在研究中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们常被拿来例证墓主生活或是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壁画并未被视为是墓主的画传。那么，其中的墓室壁画究竟有无可能是墓主的人像注解呢？

唐前期的嗣虢王李邕是一个值得探究的例子。嗣虢王李邕是高祖李渊第十五子李凤嫡孙，在两《唐书》中仅有简略的记载；记载将其描述为一个薄情寡义、缺乏成就之人，似乎其一生就在几笔鄙薄声中被带过，随即湮没于历史长河。所幸，其墓的发掘将李邕带回今人视野。其墓修建于盛唐玄宗时期，200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李邕及其夫人扶余氏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内出土有李邕及其夫人的墓志以及丰富的壁画[1]。

有意思的是，李邕墓志与两《唐书》的记载差异很大，好似描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将壁画与其生平记述相对照，李邕墓壁画似乎有一套叙述，将李邕的生前高光、死时境况包含在内。李邕墓壁画似乎是一篇画传。那么，这篇画传在理解李邕生前的与死后的情况时能起到什么作用？本文首先以李邕墓出土墓志与其在新、旧《唐书》的史传记载着手，梳理其生平及其形象的不断建构，再将其墓葬壁画与其生平对照研究，探讨其墓葬壁画的叙事与叙述逻辑，并讨论墓葬壁画在叙述墓主其人时可能起到的作用。

一、两种记载：墓志与史传

李邕墓出土了他的墓志及其夫人扶余氏的墓志。李邕墓志长逾千字，勾勒出一个正面形象，生平高光不断。这与其在两《唐书》中的记载形成了对比。那么，两种记载有何不同？为方便解读，本文摘录墓志中关于其生平的描述如下：

《唐故赠荆州大都督、嗣虢王墓志（并序）》：银青光禄大夫、行黄门侍郎兼太原尹李暠撰。王讳邕，字邕，陇西成纪人也……生而惠，幼而敏。以捧雉之 / 岁，遇亢龙之期。宗社鼎移，门阀巢覆。特以童孺，免于淫刑。流落江淮，渐渍《诗》《礼》。／秉心有节，饰道履屯。交天下之贤，击古人之剑。思鞭楚墓，欲报韩冤。属神龙之初，兴／复之泰。载辟寰宇，宠雪幽灵。王遂祇命登朝，始解衣而寝。年廿八起家，授右卫／左郎将寻封嗣虢王，食实封四百户，加国子司业。荣兼士宇，光启邦家。然庆父仍存，／鲁难未已。武三思外擅朝政，诛剪忠良；韦庶人内掩天聪，共图表里。更贻洪业，／有甚缀旒，宗室忧虞，衣冠愤激。王穷神之智，如彼涌泉；察奸之明，同于悬镜。佥以周／公之德，犹亮采于金縢；朱虚之功，亦凭资于右戚。遂承恩命，娶韦庶人妹崇国／夫人。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秘书监、殿中监兼内外闲厩使，增封汴王，荣开／幕府，息盈礼缚，门贵地尊。虽宠盛日崇，而谦冲益固。于时公主等出入无度，夫人辈／诡伏多途。工言之状万端，离间之词千变。以紊朝政，以荡主心，使君臣将乖，骨肉为／阻。王时陪蹴鞠，或奉盘游，得申造滕之言，以尽牵裾之谏，导于未达，陈诸未闻。朝廷／宽数年之忧，睿宗免群邪之难者，王之力也。然恶邪者置，丑正者多，中／宗竟以毒祸而崩。王师复以讨贼而卒，遂使苍黄朱究，玉石同焚，缘累出为沁州刺／史。迢天保已定，朝命克宣，瘅恶以诛、畴庸以赏，是用复阶三品、增封百户，除／陇州刺史、迁宗正卿、移虢州刺史、改太仆卿、转卫尉卿、出守贝州刺史、入为秘书监，／又拜卫尉卿。下车则理，憩树犹存，在邦必闻，长裾可托，君子不器，无乃是乎。负杖为／吟，疑蛇有疾，天药不绝，中使相望。福善无征、奄归大化。开元十五年（727）七月八／日，薨于东都嘉善里之私第，春秋五十。皇上存家人之礼，特为举哀，念保护／之功，仍加震悼。赠荆州大都督，赐物二百、米粟各二百石，葬事所须并令官给。生荣／没哀，晖今振古。王宽厚植性，博爱兼怀，孝于其家，义形于国。仁必及物，敬必及心。虽／东平之多才，无以为喻；河间之乐善，未始同年。知与不知，识与不识，闻乎即世，莫不／称嗟。以其年十二月廿九日袝富平县直成原，礼也……吕氏僭盗，窃／我天号，王室中微，淫形恭兮。沿河浮济，橎潜江澧，尝胆枕戈，居淹涕兮。人厌虐政，／龙兴启圣，日月再明，万邦庆兮。帝曰女宅，纂于旧虢，作蕃维城，镇盘石兮……[2]

志文介绍了李邕的尊贵身世，并叙述了他的生平：688 年左右，幼时的李邕因武周政权之争而流落江淮，但他坚持自我提升、“渐渍《诗》《礼》”、交群贤、练击剑，“尝胆枕戈”，从未忘记国恨家仇，意欲兴复李唐。终于，李唐宗室于神龙初年重新执掌政权，李邕也得以回到朝廷，结束流亡在外的生活，“始解衣而寝”、如释重负，继而荣封嗣虢王。然而，此时武三思、韦氏仍然祸乱朝廷，李唐“宗室忧虞”，李邕辨识忠奸、为政事殚精竭虑，受到中宗恩宠，赐娶韦后的妹妹，加封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少卿、秘书监、殿中监兼内外闲厩使等官职，更增封汴王。恩宠日盛，但李邕却日益谦虚。在他受宠的时间内，安乐公主、韦氏等人仍在离间李唐君臣宗室关系，搅乱朝政，将使“君臣将乖、骨肉为阻”。那时，李邕时常陪中宗蹴鞠、出游，并谏言劝导，在中宗被蒙蔽圣聪时传达消息。因李邕之力，朝廷才得以宽限“数年之忧”，唐睿宗也得以幸免“群邪之难”。中宗中毒而死，在勤王军队讨韦氏、武氏的时候，李邕亦受到牵连、出为沁州刺史；不过，当局势已定、朝廷再次论功行赏时，李邕重回朝廷、加官晋爵。在李邕死后，唐玄宗“念保护之功”“存家人之礼”，特为举哀。

但是，李邕在两《唐书》记载中的形象却尤为简陋且并不光彩。《旧唐书·李邕传》记载：

神龙初，封凤嫡孙邕为嗣虢王。邕娶韦庶人妹为妻，由是中宗时特承宠异，转秘书监，俄又改封汴王，开府置僚属。月余而韦氏败，邕挥刃截其妻首，以至于朝，深为物议所鄙。贬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云二年（711），复嗣虢王，还封二百户。累迁卫尉卿。开元十五年（727）卒[3]。

《新唐书·李邕传》的记载与此类似，仅关于其官职（知陇右三使）的记载稍有差异：

中宗更以凤孙邕嗣王，娶韦后妹，累迁秘书监，知陇右三使仗内诸厩。徙王汴。未几，韦氏败，邕杀其妻，送首于朝，议者鄙之。削爵，贬沁州刺史，不事。后复爵，还户二百，累迁卫尉卿。薨，子巨嗣。[4]

《旧唐书·李邕传》传文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李邕的鄙视及质疑态度：比如他在中宗朝“特承宠异”，乃至于被封为“汴王”都是因为他的裙带关系；韦氏倒台后，他以残酷手段杀妻、献妻首级的做法，被时人强烈鄙视；贬为沁州刺史后，他竟然不知州事，乃至于继续被罚削封邑。不过对于他为何很快恢复爵位，传文倒没细说。《新唐书·李邕传》的记载应参考了《旧唐书》或其史料来源，叙述几乎无异，亦为负面定性。

李邕墓志中的生平描写虽与李邕本传截然不同，但李邕本传中的事件在墓志中有对应，比如李邕与韦后之妹的婚姻、与韦氏动乱的关联以及受宠、贬官、复位、身死等。只是，两种材料描述的感情、对事件因果关系的记述几乎相反。简言之，在墓志中，李邕的受封、加官晋爵、备受恩宠皆是因为他自己的优良品行与对李唐皇室的贡献，而在正史本传中却被归因于家世或裙带关系。李邕砍杀自己妻子的恶劣行径、被时人鄙视的情况、在沁州任职期间的过失等，在其墓志中则未提及。墓志中更有一处文字引人注目：“王时陪蹴鞠，或奉盘游，得申造滕之言，以尽牵裾之谏，导于未达，陈诸未闻”，乃至“朝廷宽数年之忧，睿宗免群邪之难者，王之力也”，这令玄宗李隆基以家人的礼数为其举哀，念其“保护”的功劳，赠官荆州大都督，葬事所需均由朝廷拨付。但是，李邕维护睿宗、解决朝廷烦忧的事迹在两《唐书》中只字未提。

关于李邕墓志撰写者、书写者、墓志语词、典故、墓志所涉及的李邕生平，已有张蕴《〈唐嗣虢王李邕墓志〉考》一文作详细探究，作者注意到墓志与《旧唐书·李邕传》有出入，指出《旧唐书·李邕传》认为李邕的飞黄腾达全凭与韦氏的裙带关系且李邕杀妻举动为人所鄙，但未对两者具体差异及出现差异的原因作深入研究，亦未考察《旧唐书·李邕传》外的其他李邕的相关文献记载[5]。那么，关于李邕的生平，哪种记述才最贴近李邕生前及死时最真实的情况呢？

二、真实的李邕

若要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从其他记载中继续搜寻线索。两《唐书》关于李邕还有零星记载。李邕娶韦后妹妹为妻之事又见载于两《唐书》的《韦温传》，韦后之妹七姨即韦温的仲妹，“七姨”先嫁太常少卿冯太和，婚后权势甚大，生活极尽奢华，乃至“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6]；冯太和死后，“七姨”又嫁给了李邕。两人婚后，正是韦氏家族最为嚣张跋扈的时期，韦温“既居荣要，熏灼朝野”[7]，李邕的权势应亦与之对应。这些记述印证了李邕的婚姻状况和与韦家的关联。

李邕任闲厩使的时间为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十二日，此时已达到李邕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唐中宗特敕其与张涉同知内外闲厩使[8]。闲厩使是唐朝专设的掌管御马的职官，《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殿中省》记载：

六闲马，以殿中监及尚乘主之。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置仗内六闲……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以中官为内飞龙使。圣历中，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9]。

“分领殿中、太仆之事”即是说殿中省、太仆寺与御马有关的事务并归闲厩使掌管，包括提供、挑选御马和饲养、调习。李邕“知陇右三使”的记载见于《新唐书》，陇右三使领七坊[10]，可知李邕的职责范围不仅限于内外闲厩，还可能有位于岐、 邠、泾、宁的八马坊（作为御马后备资源的八马坊，与“七坊”同义[11]），即接收、养护来自陇右的课马、又储备分牧出来的御马[12]。简言之，李邕时的闲厩使的权力范围很广，亦为唐朝马政的核心人物。按《嗣虢王邕同知内外闲厩敕》，李邕任闲厩使的起始日期为景龙三年（709），与张涉同知内外闲厩。再按《唐会要》所记闲厩使的任职情况：“已后使具名于后：袁忠臣、冉任、田归道、翟无言，又宗晋卿、武崇训、贺兰爽、张涉、虢王邕、孙佺、平王隆基、宋王成器……”[13]孙佺可能在李邕任职期间或稍后任职，孙佺及李隆基为睿宗时得势[14]，李隆基于 710 年任闲厩使，因此孙佺因受恩遇而被任职为闲厩使很可能是唐隆政变后的事情，或为孙佺、李隆基二人同知闲厩使。御马挑选、饲养、调习需经年累月[15]，闲厩使亦因此需要稳定的负责人，按李隆基于 710 年任职，而李邕、张涉于 710 年受唐隆政变的影响而被贬至外地或被杀[16]，且 709—710 年亦无李邕官职变动的相关记载或敕文，李邕的任职时间很可能是从 709—710 年。

闲厩使的任职条件为“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 ——唐代前期因御马事务的重要性，亟需设置一个专使，统一管理三方御马事务，加之御马地位重要，皇帝出巡、狩猎、马球、北门禁军的坐骑乃至由左右屯营飞骑而发展成的左右羽林军都离不开御马[17]，因此，唐代闲厩使的名单所示皆为皇帝最为亲近、信任的人，也须具备统领马政的能力，如李隆基、李成器（李宪）、安禄山等。张蕴前揭墓志研究一文已经指出，李邕娶韦氏后，行光禄少卿、秘书监、殿中监兼内外闲厩使。秘书监掌邦国经籍图书，殿中监掌天子服御，内外闲厩使为殿中省隶下之尚乘局官吏，掌内外闲厩之马，即他既为殿中监又兼内外闲厩使，已专管皇帝衣食住行[18]。因此，李邕不仅极为受宠，其职官身份又提供了与皇帝联系紧密的条件，乃至李邕可以如墓志所言“王时陪蹴鞠，或奉盘游，得申造滕之言，以尽牵据之谏，导于未达，陈诸未闻”。 

那么，墓志称李邕曾为李唐宗室助力，此事是否属实？这件事完全未见于李邕本传，但两《唐书》的《姜皎传》给出了一些线索。《旧唐书·姜皎传》记载：

朕常游幸于外，至长杨、 鄠、杜之间，皎于此时与之累宿，私谓朕曰：“太上皇即登九五，王必为储副。”凡如此者数四，朕叱而后止。宁知非仆，虽玩于邓晨；可收护军，遂诃于朱祐。皎复言于朕兄弟及诸驸马等，因闻彻太上皇，太上皇遽奏于中宗孝和皇帝。寻遣嗣虢王邕等鞫问，皎保护无怠，辞意转坚。李通之谶记不言，田叔之髡钳罔惮。仍为宗楚客、纪处讷等密奏，请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迁润州长史。谗邪每构，忠恳逾深，戴于朕躬，忧存王室……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19]。

《新唐书·姜皎传》的这一段记述与《旧唐书·姜皎传》相类似[20]，应参考了《旧唐书》或参考来源一致。玄宗透露了一段关于姜皎的陈年往事：在玄宗李隆基尚在藩时，即睿宗李旦仍为相王时，姜皎多次对玄宗及兄弟近戚散布“相王必即天子位，殿下就会是储君”的话，此消息流传颇广，因而“闻彻”相王，相王也不得不奏知中宗。于是，中宗令嗣虢王李邕审讯相关人员，姜皎则在审讯过程中全力保护当时的相王及李隆基。宗楚客、纪处讷这两位韦、武势力的中心人物（亦处在李唐宗室的敌对面）在此过程中，奏请贬姜皎去南方炎热荒凉处。最终，中宗仅仅贬姜皎去了颇为丰饶的润州（今江苏镇江）。

虽然事发久远，玄宗依然印象深刻，口述细节生动，并认为凭此事足可证姜皎忠心，可知事发时玄宗应深受触动。此事人物与事件较为确定，人物即姜皎、相王、中宗、李隆基以及嗣虢王李邕等人；事件即因姜皎的言语而导致的审讯。姜皎的言论应称相王以及李隆基的心意，不然李隆基不会称其“以忠力戴朕，谓天且有命”，但是此言论毕竟在中宗朝大逆不道，又“闻彻”睿宗，况且从描述看，背后有韦、武势力的当红人物宗楚客、纪处讷等人已然知晓此事，并“密奏”请贬姜皎去南蛮之地。对此，中宗的做法比较特别，派遣李唐族人嗣虢王李邕来审问姜皎。无论中宗是否有维护相王的动机，至少李邕在此事件上是关键人物，他的审讯结果不但事关姜皎，还事关相王和李隆基，否则姜皎不会“一意保护，罔或贰言”“保护无怠，辞意转坚。李通之谶记不言，田叔之髡钳罔惮”。中宗对此事降恩处理，仅仅贬姜皎去了算不上炎热蛮荒的润州。中宗如此处理姜皎，其实也是助相王逃过此劫，宗楚客、纪处讷亦对“眼中钉”相王等人无可奈何[21]。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嗣虢王李邕有无对相王、李隆基的回护？从李邕墓志言语“睿宗免群邪之难者，王之力也”可知，李邕在此事件中应当为相王助了力。因李邕与中宗的亲密关系，李邕甚至可能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中都维护了相王与李隆基，使得两人及姜皎都逃过此劫。故而玄宗才“皇上存家人之礼，特为举哀，念保护之功、仍加震悼”。

既受恩遇如此，李邕又为何被贬？中宗六月暴毙而亡，李邕被封为汴王的时间点（五月）尚在中宗在位时[22]，这个时间点也确如《旧唐书·李邕传》所说，是在睿宗即位前月余。睿宗朝的政治格局、政治敏感问题，前人有所探讨[23]，在李隆基讨韦、武后，李邕确实立刻被贬为沁州刺史[24]。但由“温等皆坐斩，宗族无少长皆死”“睿宗即位，仍令削平玄贞及洵等坟墓”可知[25]，作为韦温与韦后的妹婿，又曾与韦、武势力交往密切，李邕原本难逃一死。此时，李邕斩其妻首以呈朝廷，虽为负义之举，但亦为乞求保命的无奈之举，李邕因此仅仅被贬。两《唐书》《李邕传》倾向于他有罪，并且还批他被贬后“不知州事”，不过，同样根据他的传记，景云二年（711），李邕即复嗣虢王——他恢复爵位的速度亦颇快，似乎与他有罪被贬、又一贬再贬的情况产生矛盾。李邕墓志则称其被贬是因“玉石俱焚”，而后“迢天保已定，朝命克宣，瘅恶以诛、畴庸以赏”而得恢复爵位，似乎更有道理：景云初年，恰是睿宗评判功过的时期，李邕得以很快恢复爵位，这正表明睿宗对他的认可，同时也印证了他曾助力睿宗、维护过李唐宗室。

他的妻儿情况也可印证他于事变后很快荣华依旧。李邕后妻为百济扶余氏，与李邕合葬，张蕴已根据扶余氏墓志推断王妃出嫁当在 710 年或稍后，并指出扶余氏家世显贵[26]。因此，李邕在杀妻、被贬后不久即迎娶了门第显赫、血统高贵的异姓王之女。在李邕身故时，其与后妻扶余氏所生之子李巨也受到了恩宠，扶余氏于开元十九年（731）被制封为太妃[27]；李巨亦于开元中袭嗣虢王位[28]；之后其子则之也承嗣为嗣虢王[29]。

将如上记载整合后，我们会发现李邕墓志所言并非全为粉饰或溢美之辞。李邕确实于中宗朝受宠，但也的确做出了维护睿宗的举动，因此，玄宗“皇上存家人之礼，特为举哀，念保护之功、仍加震悼，赠荆州大都督，赐物二百、米粟各二百石，葬事所须并令官给”。李邕很快恢复爵位、回归朝廷、续弦扶余氏。

既然墓志所言为实，为何两《唐书》《李邕传》会出现迥异的记述方式？新、旧《唐书》均成书于后代，除了疏漏外，还需考虑后世对李邕的构建。首先，两《唐书》对李邕的贬低与史学编撰的注意力发展有关，唐初至玄宗朝前期，统治者及史官注重以史为鉴，而在安史之乱后，则注重怎样“救弊治乱”，并逐渐主张“治心以救弊”，开始着重于个人道德的评判[30]。五代时《旧唐书》的编撰者应延续了这样的史观发展，也就造成注意力重心的转移，因此挑剔李邕杀妻负义的做法，亦造成了李邕《旧唐书》中的记载与其墓志记载的偏离。类似的例子还有名臣杜佑被指责在亡妻后升妾室为正室的做法：“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 [31] 其次，《旧唐书》的唐代前半段记载大多摘自国史、实录[32]，其中《玄宗实录》记述从 712—762 年事，修撰时间经肃宗、代宗，修成已达大历年间，彼时已经受到杨绾等人关注“夫妇、孝敬、人伦”的影响，在记述人物时或已聚焦于私德。况且《旧唐书》还会使用采访类史料，如在描述皇亲贵族列传的事迹后会说几句失德的事情作为贬词[33]，李邕正史传记所记“深为物议所鄙”即可能为采访所得。《新唐书·李邕传》亦参考了《旧唐书》的材料与记载，编撰思想延续了安史之乱后史观的发展变化。

此外，由于墓志本身的文本特点，出于对所记述的对象隐恶扬善的考量，叙述生平时会运用写作技巧：“政治人物的墓志书写本身便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在当时更是公开传播的政治文本，而这种公共性也使得很难虚构事实本身，所做的不过是如何来呈现事实”[34]，这也解释了墓志文与正史记载的李邕生平事件的罗列一致，但是描述差异颇大的情况。更何况，景云之初的文本叙述与唐隆政变后的政治形势相关[35]，李邕可作为当时当权者的政治宣传品。

综上所述，虽然两《唐书·李邕传》的记载描述李邕为不道义的小人，深为时人所鄙，但是深入发掘各类文献可知，李邕墓志所描述的生平更加接近李邕生前真实的情况，也接近李邕在睿宗、玄宗朝时的官方评价。在玄宗、睿宗朝，李邕维护睿宗等人、杀韦氏妻的做法迎合了当权者的政治宣传需要，其墓志书写亦体现出当权者的立场，个人道德污点被弱化。但是，在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在肃宗、代宗时期，史官的撰写关注点已经从“取鉴求治”转变为“治心求治”，李邕攀附韦武集团、杀妻等行为已经构成他的道德污点，被史官放大、其个人评判亦受到影响，因此造成正史记载与李邕生前真实情况及官方评价的偏差。

三、图以志像

如前所述，相比于史传，李邕的墓志显示出李邕生前的很多高光时刻。有意思的是，李邕墓壁画也显示出李邕的很多高光时刻与个人特征，体现了传记乃至文字记载没有揭露的细节，呈现出画传的性质。

727 年修建完毕的李邕墓，坐北朝南，分为斜坡墓道、过洞、天井、壁龛、前后甬道、前后墓室八个部分。墓地总长47m，具备双砖室、四个天井及一个暗天井、四个过洞，并配备石门、石棺床。李邕墓内满绘壁画，从各部分的壁画题材看，李邕墓中包含了盛唐时期的壁画常见元素，但是也不乏比较特殊的元素。盛唐时期的墓道壁画以墓道口的青龙与白虎、墓道中或尾的仪仗队为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之间夹杂新增的山水树石元素和在这一阶段较少出现飞仙元素及常见元素位置游移的情况；李邕墓墓道以流云飞鹤起始（从南向北）而非以青龙白虎起始，其中亦出现颇为少见的驭龙仙人（图 1）。在盛唐阶段壁画墓的天井过洞部分，常见元素有文吏、武官、仪仗、列戟、男女侍者、牵马骑马出行等，也有少数会延续初唐的元素如牛车、骏马；李邕墓天井过洞不仅包含了这个阶段的所有常见元素，还囊括了初唐时常见的牛车、骏马、担子，更有小木屋及其内人物等新元素（图 2）。盛唐时期甬道部分常见的元素为男侍、女侍，空白处常绘树石，顶部为云鹤或祥云；李邕墓所绘亦为此时特例，前甬道西壁绘马球图，东壁绘狩猎图（图 3），不见于此时其他壁画墓，亦不见于整个唐代其他壁画墓甬道壁面。李邕墓墓室所绘的各元素与此阶段常见元素相同，唯后室西壁所绘“精致冬装仕女”屏风式壁画比较特殊（图4），与此期屏风式壁画仕女普遍衣着单薄的情况不同[36]。李邕墓的壁画元素与李邕的生平记载有对应。

图 1 ˉ 李邕墓墓道东壁仙人驭龙图（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49 页图三一）

图 2 ˉ 李邕墓过洞、天井东壁列戟与门卫木屋图（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60 页图四）

图 3 ˉ 李邕墓甬道东壁狩猎图（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二〇 -1）

图 4 ˉ 李邕墓后室西壁冬装仕女屏风式壁画（一幅，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二八 -1）

( 一 ) 马元素与李邕职官生涯

李邕墓有一个高频壁画元素：马。李邕墓的马元素分布颇广，天井过洞及甬道皆有描绘，如甬道西壁的马球图，虽仅存2.14m，其中仍出现了 4 匹奔腾的骏马（图5）；甬道东侧虽然壁画缺失极其严重，但是根据画面主题是狩猎来看，场景中应绘有骏马 ；在天井过洞东壁南、北端亦残存骏马。李邕墓的马更是静态、动态皆具备，造型、动作多变：李邕墓前甬道绘动态骏马；其墓过洞天井东壁画面保存相较西壁更多，其中南端出行图中绘有缓速行走的白色骏马（图 6），北端亦残存行走状的红色骏马。这些骏马无论动作激烈与否，都肌肉发达，臀部及马前胸浑圆壮实。这些马毛色不一，动作各异；绘者运笔流畅恣意，线条粗细得当，使人、马皆富有动感。

图 5 ˉ 李邕墓前甬道西壁马球图（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67 页图四）

图 6 ˉ 李邕墓过洞、天井东壁牵马人与白马图（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一四 -1）

墓中壁画频出的骏马、牵马人的画面，其实与他的职官与身份对应。李邕曾任唐代马政的最高官员，风头无限，按“（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他所任闲厩使即是受恩遇的证明。他掌管御马，包括挑选、调教、训练骏马；负责提供皇帝和太子乘用的闲厩马、负责皇帝骑马出行、蹴鞠打马球乃至北军所乘“六闲马”、“飞龙禁军”所乘“飞龙厩马”骑兵坐骑等。因至开元初年，闲厩使掌管的闲厩马已达万余匹[37]，709—710 年李邕任闲厩使期间，闲厩使掌管的闲厩马数目亦不容小觑。

此外，按闲厩使掌管范围“圣历中，置闲厩使……而专掌舆辇牛马”，李邕的职责范围还包括了牛车舆马。李邕墓壁画残破虽多，但仍存牛车舆马。李邕墓过洞、天井西壁 1 号壁龛列戟图北为担子图，残破严重，但是仍存担子及抬担人部分线条，担子顶部为“人”字形两面坡仿屋顶式结构，前面坡保存较好，有樵檐碧瓦的描绘，而担子为皇室贵族才可免受限制乘坐的车舆工具之一[38]；4 号壁龛北绘牛车侍从图（图7），南端绘一赶车人，左臂伸于牛头左侧，手握缰绳，右臂执细杆，作吆喝拉车状。牛后所拉木车设软篷，下部为长辕。赶车人脚前西边路畔绘两块青石以作点缀，篷车后还有其他人物，整个画面为一个活泼且完整的场景；6 号壁龛东壁则绘有抬箱图（图 8）[39]。若说抬箱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舆，那么 1 号及 4 号壁龛北所绘担子、牛车侍从侍女场景就是典型的车舆元素。担子为初唐天井过洞壁面常见元素，盛唐已罕见，而李邕墓仍在使用。况且，这些牛车场景与骏马、牵马出行场景并不割裂，李邕墓与其他出土的唐代大型墓葬过洞、天井壁画相比，“打破了分幅绘制、以人物为主、题材较单一、内容各不相接的传统作画方法” [40]，而将整个天井过洞乃至前甬道的壁面设计成连续的通绘长卷，表现出行仪仗、出行用具、车辆、马匹、牵马、狩猎、马球等元素。

图 7 ˉ 李邕墓过洞、天井东壁牛车侍从图（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62 页图四二）

图 8 ˉ 李邕墓过洞、天井东壁抬箱图（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一七）

现存壁画上所频繁出现的骏马、牵马人、牛车、担子组成的连续画面似已为李邕任闲厩使时的写照。这些元素加上出行、蹴鞠及狩猎场景，与李邕的职责、生平高光相对应。“王时陪蹴鞠，或奉盘游”——以职业之便，他陪中宗打马球或者出行，并且凭关系亲近而劝诫进言，与中宗的关系愈发融洽。除了李邕墓志的记录，《李邕传》字数不多，文献中提及他的其他记载亦只有只言片语，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文字，重点皆为他与马球、专掌舆辇牛马，可见他的生涯与马关联紧密。担任闲厩使已经是李邕官职的制高点，壁画所绘可能是他高光时段，天井过洞乃至甬道内马元素频繁出现,而马正是其生涯的常见元素。

( 二 ) 甬道马球图与李邕生平高光

李邕墓更为特别的是其甬道壁画。狩猎、马球应算初唐及盛唐前期普遍绘于墓道的场面宏大的场景，甬道部分常绘女侍或者侍者，但李邕墓甬道内却绘马球、狩猎这种本应绘于墓道作为大场面场景的主体场景[41]。李邕墓所绘马球、狩猎不仅是分布位置与其他壁画墓不同，其表现方式也与初盛唐时期的相关材料不同：将本应作为大场面的场景以近景“画面特写”的方式绘于甬道，明显凸出人物与马个体及个体的动作捕捉。唐墓绘于墓道的马球、狩猎常有近、中、远景三部分，为群像画面；但李邕墓的马球、狩猎壁画却与初盛唐的表现方式不同——非场面宏大的群像，为近景，似特写。

因为壁画缺损过多，难以了解场景细节，仅可从残存搭弓人物、受伤流血的猎物、树石灌木环境来判定这是多人狩猎的场景。李邕墓西壁绘马球图，残存画面长2.14m、高 1.2m，内有半匹马两处（图9、图 10）、较完整人马两处（图 11、图12）；按原壁面长 5.8m，南端第一匹马尾距甬道南口 2.5m，而第一半匹马与第二处人马的跨度不及北侧第二处人马与第二半匹马，故现存画面约略处于整个甬道壁面的中央，而中间两处人马间的圆球就恰好处于整个甬道西壁的中心，距南北端甬道口的距离一致。因此，这处残存的壁画恰好为整个画面的重心，为壁画破坏后的遗存。

图 9 ˉ 李邕墓甬道马球图人马之一（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一八 -1）

图 10 ˉ 李邕墓甬道马球图人马之二（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一八 -2）

从这处画面可知，圆球左右分别为一组对立人物，南侧（画面左侧）的人物高鼻深目，胡须浓密，当为胡人（图 11）；而北侧（画面右侧）的人物面貌为汉人（图12）[42]，袒露右臂，肌肉壮硕。双方神情紧张，紧盯中间的圆球，极力挥动球杆，而左边骏马腾空的四蹄、右边骏马扬起的前肢则证明运动的激烈和瞬时性，胜负取决于这一瞬间。画面描绘的应当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比赛，而且很可能是胡人与汉人的比赛。画面中骏马的动态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画面两侧仅存半身形象的马也呈奔腾状。

图 11 ˉ 李邕墓前甬道西壁马球图人物之一（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一九 -1）

图 12 ˉ 李邕墓前甬道西壁马球图人物之二（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一九 -2）

甬道壁面的“马球图”值得深究。冉万里已经注意到这个画面，他认为李邕墓绘制打马球图与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一次唐蕃马球赛有关，他将李邕受中宗恩宠、陪中宗蹴鞠，以及唐蕃的马球比赛与此画面关联[43]。不过他认为此图正好是四匹马、四个人物，代表的就是唐朝队四人打赢吐蕃队十人的事件，这点有待商榷，因为壁画残存长 2.14m、高 1.2m，而原画面长5.8m、南端高 1.8m、北端高 1.55m，现存画面仅为画面总长度的三分之一[44]，残存四人并不能代表原画面仅有四人。但他的发现仍然值得重视，唐人封演著《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记载：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此云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45]。

《封氏闻见记》记载的定年有误，应当为景龙三年（709）末至景龙四年（710）初。是年，吐蕃遣使赞咄迎娶金城公主。吐蕃使者请求与唐朝比赛蹴鞠，仗内闲厩的官员却未赢得与吐蕃的比赛。因此，中宗即令李邕等人与吐蕃比试，竟赢得比赛。《旧唐书·吐蕃传》亦载：“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吐蕃）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使臣观之”[46]，可见吐蕃使者与唐朝官员的比赛确有其事。按前述研究，李邕应自 709 年与张涉同知内外闲厩使至 710 年夏玄宗李隆基继任之间持续任闲厩使，比赛所处的 709 年至 710 年年初的时间段依然在李邕的任职范围内。他作为内外闲厩事务的最高官员，他的上场、包括当时的玄宗皇帝等人的上场已为中宗的最后希望。而这四人竟然赢得了比赛。这次胜利实非同小可：与吐蕃打球绝非纯粹的与番邦进行的娱乐活动，而是存在政治意义，更何况此事出现在吐蕃请求与唐朝和亲的同时——打马球的胜利相当于与吐蕃的对决中唐朝的胜利，亦使唐朝在和亲谈判中取得主动。因此，李邕、李隆基等人的胜利令中宗欣喜，赏赐众人丰厚，并且请著名大学士如沈佺期、武平一献诗。沈佺期、武平一、崔湜的《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等诗文流传至今[47]。

李邕墓甬道西壁打马球画面中现存两人，一人为胡人，一人为汉人，两人相对，争夺中间的圆球，呈竞争关系，因此，这幅马球图展现的很可能是胡人队与汉人队之间的对决。冉万里先生认为，李邕墓中打马球壁画所绘马匹、人物，应该就是以四敌十的李隆基、李邕等四人作为对象绘制，而因李邕死时，李隆基已为皇帝，画家只得“取其意境”[48]。虽然笔者不赞同其关于画面人数与人物的理解，但是笔者认可其“取其意境”的说法：胡汉形象可能即影射唐蕃的对决。唐蕃比赛事件传播甚广，以至天宝中的太学生、活跃于大历年间的封演仍有听闻，并在《封氏闻见记》一书中用大量篇幅描述此事，细节描绘生动，似其亲临现场。既如此，这一事件的参与者自然无限荣耀、自带高光：于私，这次胜利不仅是李邕的高光时刻，也是玄宗的高光时刻——封演文中以更多篇幅形容玄宗比赛时的矫健身姿。因此，这样的意境出现在玄宗朝的李邕墓中，并非偶然。

此外，这次比赛的记载亦与墓志所记李邕的生平事迹相符，证明李邕曾陪中宗蹴鞠，否则中宗也不会在关键时刻，即唐朝与吐蕃马球对决落入下风后，寄其厚望。此外，李邕既然与玄宗一起踢球，两人交集或许不浅。玄宗即位后仍然喜爱蹴鞠运动，还常常“楼观打球”：“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楼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49] 这对于擅长且从事蹴鞠活动的嗣虢王李邕来说亦为幸事，他或得以继续得到宠幸。不过，若认为李邕是因为善于打马球，才在韦氏失败后续承恩宠，就与事实有偏差。唐朝打球队四人中的另两人：杨慎（睿）交（韦后女长宁公主驸马）和武延秀（韦后女安乐公主驸马），他们的身份、地位、原得势情况与李邕相近。杨慎交在唐隆事变后一贬再贬：先贬为巴州刺史，入为光禄卿，再贬绛州别驾，于开元十二年（724）卒于绛州，时年五十岁[50]，再未能回京；而武延秀则在唐隆事变中被斩杀[51]。两人的境遇与李邕全然不同。差别的产生，除了李邕割下妻子的头颅上呈以表示与韦武势力恩断义绝，更应当由于其对相王、李隆基及唐朝宗室的维护之功。但是，此次比赛仍为李邕、玄宗等人的高光时刻，亦是两人曾一起作战的见证。玄宗因此声势浩大地“存家人之礼，特为举哀”，为其提供高等级双砖室墓，又为其墓中满绘丰富多样的元素与其官职生涯相对应的骏马、牵马、牛车等元素，此处的马球图很可能影射了当时玄宗、李邕等人一起经历的、为唐朝扬眉吐气的唐蕃和亲马球比赛。

( 三 ) 高规格的画传

如前所述，李邕墓为双砖室墓，具备斜坡墓道、过洞、天井、壁龛、前后甬道、前后墓室。在砖室墓已趋消亡的玄宗朝[52]，此规格已属罕见的高标准——睿宗第二子惠庄太子李撝墓（724）[53]、让皇帝李宪墓（742）也仅仅为单室墓[54]。

虽然李邕墓被盗严重，仅剩余少量文物，连精美的壁画也被大量切割、刮走，但是尚存的壁画仍然彰显了李邕墓的奢华。墓葬规格很高，因此壁画分布面积较广；壁画虽保存不全，残存部分仍显示出此墓壁画元素为盛唐前中期唐墓壁画元素种类之最，元素如此丰富，在高等级壁画墓中亦算少数；壁画场景活泼，罕见元素较多。其墓道壁画比常见元素多出仙人、云鹤等元素；甬道马球图的圆球正好处于壁面中心位置；后室屏风画的仕女亦绘冬装，毛领纤细入微。这些不合一般规律的地方亦可能源于李邕墓葬的高规格：扩大后的墓室、甬道壁面绘毕必要组成元素之余便可新增元素；壁画设计亦当更加精巧精致，如壁画人物服饰复杂、互动活泼。因此，李邕墓不寻常的高规格、壁画因之呈现的丰富与精美体现出李邕确实受到玄宗的认可，玄宗的确“皇上存家人之礼，特为举哀，念保护之功、仍加震悼，赠荆州大都督，赐物二百、米粟各二百石，葬事所须并令官给。生荣没哀、晖今振古”。李邕墓壁画的立场与墓志一致，而精致、宏大的壁画又证明玄宗确实为其震悼不已。玄宗既官给葬事所需，又令高品级文士撰文书写墓志，对其墓葬设计亦可能有所干涉。如前文所述，李邕去世后，其妻扶余氏、其子李巨仍享恩遇，亦能为其下葬事宜尽心尽力。诸多人和条件便造就了李邕墓的高规格及其壁画的丰富、新奇。壁画墓的高等级也与墓志所称相合 , 说明李邕确实因对李唐王室所作贡献而受恩宠，即便墓志与壁画存在溢美之辞 , 也和正史本传中关于他仅靠裙带关系上位的记述是相反的。

如果墓道代表升仙，甬道、天井所绘官职、马球比赛代表生前高光，那么墓室代表的就是死后墓葬的时空，里面有表演的乐舞（图 13）、侍奉的仕女，还有后壁的冬装仕女。据其墓志，“以其年十二月廿九日袝富平县”。墓志的写作也应为此时，墓葬于此时关闭，“幽隧既封，泉扃又重”[55]。后室棺床后的屏风画上绘冬装仕女（图 4、图 14），正符合墓葬建成的时空。李邕墓壁画已然成为画传：从墓内至外，吊唁的人群在李邕墓后室祭奠时看到的是李邕的当时情境：墓主安详躺着，正被壁画上的人侍奉；吊唁人群逐渐向外走，看到的是墓主李邕生前的一幕幕高光，是李邕墓壁面高频的马元素与其官职生涯的结合，甬道壁面不合常理的马球图与其爱好、政治生涯及人生高光时刻的关联；至墓道之末，是仙人御龙、流云飞鹤，这是关于李邕死后升仙的寓意，是李邕一生的结局，也是对生人的慰藉。壁画因此成了李邕的画传，壁画与墓志所记高光时刻相合，是新、旧《唐书》构建以前的模样，也是李邕葬时和死后的情境描绘。

图 13 ˉ 李邕墓后室东壁乐舞图（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二三）

图 14 ˉ 李邕墓后室西壁屏风上冬装仕女（采自《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图版二八 -2）

结语

关于嗣虢王李邕的正史本传记载与其墓志记载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叙述。因为安史之乱后史观注意力的改变，李邕的形象在不断被构建，两《唐书》将李邕描述成一位碌碌无为又趋炎附势，仗着妻族权势却又忘恩负义的小人、庸官；墓志则将其叙述成一位流落江淮却仍心系李唐，回京后持续保护李唐宗室的忠臣。墓志的叙述虽然与李邕成为统治者的政治宣传有关，但也因为李邕曾经确实维护过睿宗、玄宗及李唐宗室；墓志所勾勒的李邕生平亦是在新、旧《唐书》层累构建以前的模样，更加贴近他在睿宗、玄宗朝的时人观感与评价。

将壁画与文字史传、碑传相比较，壁画自有一套关于李邕生平的叙述，感情基调接近墓志，体现了正史人物本传没有的生平高光与人物行事逻辑，还补充了文字传记以外的更多细节。壁画中的细节有的是今人可辨认的，也有尚待辨识的，比如后室东壁贵妇与童子的身份。李邕墓中壁画内容与元素与李邕生平官职、事迹的对应，包括多见的马元素与其闲厩使的对应、牛车及车舆与闲厩使掌控范围的对应、胡汉对抗的马球图与李邕的高光时刻——唐蕃和亲马球比赛的对应，都显示出李邕墓壁画作为画传的性质。在他死后，玄宗仍然记挂他的保护之功，特地官给丧葬所需，为其哀伤悼念，于是他的墓葬修缮奢华，他的身份信息、生平的高光时刻、葬时和死后的情境也得以记录在壁画上。壁画的叙述逻辑与墓志的描述立场一致，代表的是玄宗朝官方立场及当时的舆论走向。李邕墓的高规格、壁画的宏大与精美也是玄宗厚葬李邕的体现，如此高等级的壁画安排亦显示出李邕受到恩宠并非仅仅依靠史传中所称因由裙带关系才得以上位、得到圣宠。

本文还提出了一种图文关系的视角：如何解读墓葬壁画？在人物史传构建之前，还可以用什么材料解读历史真相？因为唐墓壁画无法与文字对照，学界常以格套解读壁画。墓室壁画确实存在模板格套，但是墓室壁画并非仅为模板或格套。李邕墓在这个议题上是个较有价值的例子，因其壁画比较完整，并且李邕本人有可与壁画内容对应的墓志、正史本传、历史记载。如果李邕墓壁画更加完整的话，或许会有更多内容可供解读。李邕墓也并非孤例，其他墓室壁画也曾是墓主的人生注脚，比如节愍太子李重俊墓墓道内的枯木，印证墓主悲情的人生、烘托墓内悲戚的气氛，也抒发对李重俊的悲悯情绪[56]。当历史中的人物的记载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湮没，或是其形象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构建，除了碑传与史传，这些墓葬的例子说明仍有一种画传可供解读，墓葬壁画亦可作画传。

注释：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

[2] 摘录自张蕴《〈唐嗣虢王李邕墓志〉考》，载《唐研究》第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 417—430 页，后收录于《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130—147 页。原录文标点存在少量错误，本文予以纠正。

[3] 《旧唐书》卷六四，中华书局，1975，第 2432 页。

[4] 《新唐书》卷七九，中华书局，1975，第 3555 页。

[5] 《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130—147 页。

[6]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 1377 页。

[7] 《旧唐书》卷一八三《韦温传》，第 4744—4745 页。

[8]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三八《嗣虢王邕同知内外闲厩敕》，洪丕谟等点校，学林出版社，1992，第 176 页。“敕：驵骏伏皁，军国为容，苟非懿亲，莫允斯寄。秘书监检校殿中监嗣虢王邕，地隆藩屏，才蕴忠贤，以河间之硕儒，膺舞阳之茂宠。学穷四彻，已综图书；任司六尚，式光轩冕。必能驷马举策，两骖执辔，用闻玉台之歌，入侍瑶池之赏。宜与张涉同知内外闲厩，余如故 [ 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十二日 ]。”

[9]《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殿中省》，第 1217 页。

[10]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第 23—24 页；宁志新：《唐朝的闲厩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第 7—8 页。

[11]关于七马坊与八马坊的关联，见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 56—61 页.

[12]同上。

[13]《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第 1333 页。

[14]孙佺于睿宗时任左羽林大将军，后于延和元年（712）征契丹战殁，见《旧唐书》卷八一《孙处约附孙佺传》，第 2758 页。孙佺任左羽林大将军并非时平王李隆基意志，而孙佺战契丹可能为时平王李隆基意图铲除潜在威胁，相关考证见唐雯《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第 99—139 页。孙佺任闲厩使可见其受恩遇，亦使平王李隆基感受到危机与威胁。

[15]宁志新：《唐朝的闲厩使》，第 11 页。

[16]张涉在韦温等人被诛杀之时，亦为乱兵所杀，见《旧唐书》卷八五《张文瓘传》，第 2816 页。

[17]宁志新：《唐朝的闲厩使》，第 8—12 页。

[18]张蕴：《〈唐嗣虢王李邕墓志〉考》，第 140—141 页。

[19]《旧唐书》卷五九《姜皎传》，第 2335—2336 页。

[20]《新唐书》卷九一《姜皎传》，第 3793 页。“朕尝游长杨、鄠、杜间，皎于时奉侍，数谓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储副。’朕叱而后止，复言于朕兄弟近戚。语闻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嗣虢王邕等鞫问，皎一意保护，罔或贰言。宗楚客、纪处讷等请投皎炎荒，中宗特诏贬润州长史。专以忠力戴朕，谓天且有命，故履危蹈艰而无变焉。朕既即位，又参诛奸臣，将厚以光宠，每所㧑逊。造膝匪躬，举多规益。而悠悠之谈，丑正恶直，天下之人，其未及识皎之功，何见之异也？”

[21]宗楚客、纪处讷对相王意图不轨的记载已详，在节愍太子李重俊“景龙政变”因谋反罪被杀后，这两人即诬陷相王李旦与李重俊合谋，奏请中宗定罪。

[22]《新唐书》卷四《中宗本纪》，第 112页。“[ 景龙四年（710）]五月辛酉，封嗣虢王邕为汴王。”

[23]关于李旦、太平公主、李隆基三方在景云、先天年间的势力角逐，见唐雯《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关于当时政权分化的讨论，见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 年第 1期，第 33—51页；黄永年《说李武政权》，《人文杂志》1982 年第 1 期，第 99—107 页。

[24]《新唐书》卷五《睿宗本纪》，第 116 页。“[ 景龙四年（710）] 六月庚子，临淄郡王隆基率万骑兵入北军讨乱，诛韦氏、安乐公主及韦巨源、马秦客、驸马都尉武延秀、光禄少卿杨均……（壬寅）贬汴王邕为沁州刺史，萧至忠许州刺史，韦嗣立宋州刺史，赵彦昭绛州刺史，崔湜华州刺史。”

[25] 《旧唐书》卷一八三《韦温传》，第 4744—4745 页。

[26] 张蕴：《唐〈故虢王妃扶余氏墓志〉考》，载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林集刊》第十三辑，2008，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 95—104 页，后收入《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147—157 页。

[27] 《唐故虢王妃扶余氏墓志》，载《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149 页。

[28]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传》，第 3346 页。“李巨，曾祖父虢王凤，高祖之第十四子也。凤孙邕，嗣虢王，巨即邕之第二子也。刚锐果决，颇涉猎书史，好属文。开元中为嗣虢王。天宝五载，出为西河太守。”

[29]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则之传》，第 3347 页。“则之，以宗室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嗣曹王皋自荆南来朝，称荐之。贞元二年（786），自睦王府长史迁左金吾卫大将军，以从父甥窦申追游无闲亲累，贬昭州司马。”《旧唐书》卷一三六《窦参附窦申传》，第 3748 页。“兵部侍郎陆贽与参有隙。吴通微弟兄与贽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顾遇，亦争宠不协。金吾大将军、嗣虢王则之与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与倾。贽考贡举，言贽考贡不实。”

[30] 谢保成认为，唐初至玄宗朝前期，统治者及史官注重以史为鉴；在安史之乱之后，怎样“救弊治乱”、振兴唐室为肃宗至顺宗时期的中心议题，杨绾等人即强调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以兴“王道”；经过新起《春秋》学的扩展，到宪宗朝时，韩愈、李翱从“道统”说出发，主张“治心以救弊”，也影响了史观：《实录》中记述大臣的事迹时，李翱便强调“道德全者”；穆宗朝《宪宗实录》的史观进一步将“道德全者”具体为“立节、养德、出奇、守道”，把君臣的注意力引导到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宪宗、穆宗朝所修《实录》亦在记时政大事的同时，注意无关政事的“小节”，社会思潮及史观按此趋势继续发展，见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第 408—410 页。

[31]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 408—410 页。

[32] 李邕历经四朝（武周、中宗、睿宗、玄宗），《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可能有《中宗实录》《睿宗实录》（两部）《今上实录》（玄宗）和《玄宗实录》，见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 114—140 页；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 3—11 页。

[33] 黄永年：《唐史史料学》，第 10—11 页。

[34] 仇鹿鸣：《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学术月刊》2014 年第 5 期，第 164 页注释 4。

[35] 同上书，第 164—165 页。

[36] 关于唐代墓室屏风式壁画内容题材与样式的研究，见张雨萌《“苍然屏风上，此画良有由” ——唐墓屏风式壁画、文献所见屏风画与现实屏风画相互关系研究》，载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 22 辑，2019，第 1-70 页。

[37]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殿中省》，第 1217 页。

[38] 《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第 668—670、673—674 页。

[39] 《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53—69 页。

[40] 同上书，第 65 页。

[41] 李邕墓甬道东部绘有其他壁画墓（如李寿墓、李贤墓、韦浩墓）出现于墓道的狩猎图。李寿墓情况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9 期，第 71—88、61 页。李贤墓情况见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 7 期，第 13—19 页；周天游、张铭洽《章怀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2。韦浩墓情况见贠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6 期，第 45—52、24 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第 68—99 页。

[42] 根据报告，报告撰写者认为此人为宦官，见《唐嗣虢王李邕发掘报告》，第 68 页。但是壁画中人物驰骋马上，肌肉壮硕，非唐墓中所见神态姿势卑微、形容瘦弱的宦官形象。

[43] 冉万里：《唐嗣虢王李邕墓壁画中的打马球图与一次唐蕃马球比赛》，《大众考古》2014 年第 10 期，第 54 页。

[44] 《唐嗣虢王李邕发掘报告》，第 66 页。

[45] 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2005，第 52—53 页。

[46]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 5226 页。

[47] 沈佺期诗见《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陶敏、易淑琼校注，中华书局，2001，第 167 页；武平一诗见彭定求编《全唐诗》卷一〇二，中华书局，1999，第 1082 页；崔湜诗见《全唐诗》卷五四，第 664 页。

[48] 冉万里：《唐嗣虢王李邕墓壁画中的打马球图与一次唐蕃马球比赛》，第 54 页。

[49] 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六“打球”条，第 53 页。

[50] 《旧唐书》卷六六《杨睿交传》，第 2382—2383 页。

[51] 《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秀传》，第 4834 页。

[52] 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考古》1990 年第 9 期，第 858—862、789 页。

[5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5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

[55] 《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第 132 页。

[56] 汪悦进、张雨萌：《枯树吟：中国抒情山水画的前奏》，《美术大观》2021 年第 8 期，第 28-49 页。

（张雨萌，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4年第8期第71页~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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