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蕾蕾、彭新宇 | 人工智能时代的电影革命：人机交互、技术赋权与主体迁移

文/孙蕾蕾、彭新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任编辑、导演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前，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创新的赋能下，影视生产的外延和边界正不断拓展。“人工智能+电影”革新电影生产模式，新质生产力成为电影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性力量之一，推动着科学与人文、技术与艺术、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不仅使传统的电影创意机制、生产逻辑发生了结构性改变，还带来“人机关系”的变革及受众角色与功能的转型，并推动了影像生产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文透过对内容生产、人机关系、受众角色转型、艺术主体迁移等几个面向的分析，试图探讨的是人工智能的技术交互如何在文化层面深刻影响了电影创作与审美接受的交互实践。

一、算法技术逻辑下的“人机关系”变革与人机交互实践

（一）算法技术逻辑下“智能主体”的崛起

人工智能时代，以算法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介入电影创意、制作与宣发全流程，促发传统电影工业容纳电影算法工业的新生态^[1]，这使当下电影生产思维发生了颠覆性变革，人的逻辑被弱化，不再居于中心位置，算法的逻辑加强^[2]。AIGC以非人类要素的方式加入到创意内容的生产环节，从技术工具转变为可以和人类协同工作的“智能主体”，被赋予和人类对话、参与创作的平等地位。这带来一种颠覆人本主义原创观念的“后人类视角”，意味着非人类要素与人类要素在内容生产中开始占据平等地位^[3]。

可交互AI实验电影《人工智能无限电影》（徐冰，2023）交互电脑画面

机器智能在内容生产中的能动作用被不断凸显，AIGC在满足人可操作性前提的基础上，表现出某些等同或超越人类生产方面的进步性，形成类人般的“创造力”，成为新兴的“智能主体”，释放出巨大的创意价值。AIGC的底层基础设施也确实在迭代出这样的生产逻辑。大数据收集的全面性弱化了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来自主观的目的性，保证对于世界认识的完整性与客观性，注重数据的相关性而非因果性，实质也就降低了事件预测及相关决策的决定论色彩，这种遵循相关的被量化的数字的演进方向，很可能获得更为真实的对于世界的预测^[4]。

面对算法超越性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内容产出能力，人类创作的主体性面临巨大的挑战。然而，算法展露的智能性则进一步推动人机之间的交互对接，为开拓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创造力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5]。随着ChatGPT、Midjourney、Sora等大语言模型的应用，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生成艺术”时代。在内容审美方面，“人工智能艺术”已然成为一种存在形态，AIGC创作的内容已经实现了普遍化的审美接受，人工智能或将创造新的审美范式。然而，从本质上说，人工智能仍然不能超越人类，因为人工智能的艺术生产不是“创造”，而是“生成”，它是根据自身算法对数据库的学习，“生成”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作品^[6]。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将人的“直觉能力”理性化，推动了“机器理性”的发展。而机器理性则是以人类心灵为基础的“驯化”，直觉与机器理性仍统一于人的心灵^[7]。

（二）技术媒介化视角下的人机关系重构

人类艺术生产创意机制的演化，经历了手工创作——机械复制——数字创意——智能创意的发展历程。进入AIGC时代，不断迭代的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影视创作进入到“智能创意”阶段，“人—机协同”新生产模式正在成为影视业的主流生产模式。在物质生产和实践层面，人机之间的交互关系已经由过去不具超越性的主仆关系转变为逐渐融合、互相宰制、人机趋向一体的“赛博格”^[8]。

从媒介融合的视角看，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的过渡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种媒介消亡，另一种媒介取而代之，相反，它涉及一个越来越广泛的不同媒介的复杂融合。由于AIGC具有“多模态生产”的跨媒介特性，能在基于数据、算力、算法赋能内容生产的基础上，将原来以文本为核心的单模态创意生产升级到多模态形态。因此，多模态融合更彻底更轻易地消除了媒介间的壁垒，将艺术的跨媒介实践从传播和消费端前置到创意和生产部分。这一过程通过数据融合的途径，实现了所有文化范畴和文化概念之间的跨码^[9]。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将文字、图片、图像等多模态媒介进行“再媒介化”的方式重组再造，以此创造出新的艺术内容。因此，从此种生成逻辑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种融合了多种媒介形态与功能的“超媒介”，它的迭代创新将现代技术发展推至一个新的高峰。

从媒介技术演进的角度看，新媒介的出现及其运作是人类与技术总体性共同进化的一部分。随着人类对新技术的开发，人类不断地被驱使去接受和修正技术，从而与技术一起进化为更复杂的存在形式^[10]。如果说“数字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与布满技术界面的当代文化复杂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11]，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则又将这种变革往前推动了一大步。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是技术与人类共同进化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智能媒介正拓展介入人类主体的重塑^[12]，创造出“人—机共生”的新型主体。这种准全息化的媒介有着与人类感官的同构性^[13]，而智能传播时代媒介技术所呈现出的具身性特点，使其成为“人体的延伸”^[14]。人工智能与人类协同进行艺术生产的合作模式，则进一步扩大与重塑了人类的感觉中枢。

电影《头号玩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2018）海报

从媒介演进史看，过去几个世纪的媒介演变整体呈现出一种规律，即从以人类为中心的基于语言的交流形式转向以机器为中心的基于代码的交流形式^[15]，技术的持续迭代推动着传播媒介从物质性媒介转向“界面”。从文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手机、互联网、社交媒体，每一种新的媒介都在不同程度上迭代了人类的信息传播与知识生产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将这种迭代又向前推动了一步，它通过个体与智能媒介的实时交互，真正实现了知识的“个体化生产”。ChatGPT实现的个体化生成式应用——个体作为生产者与人工智能媒介展开的直接协同——极大地激发了个体化社会交往^[16]。在个体与社会连接方面，生成性、全息化、全能型新型智能媒介的普及，极大地释放了个体的潜能，使普通个体作为分布式独立节点，能够跨越现代性以来专业分工的社会系统，直接接入社会网络^[17]。因此，就此种层面而言，“人—机协同”的新生产模式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创意机制与内容生产的范式，更是涉及到个人与社会连接方式的颠覆性变革。它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普遍性的社会交往模式，使机器超越了工具层面跃迁至与人类平等的生产与交互主体，进而引发了人类文明的变迁。

2. 技术与人的互动：交互叙事与生产权力变迁

进入数智时代，“视觉文化”正以数字形式大规模生成，技术将呈现出更多复杂的面向。数字化革命的一个主要结果是，把先锋美学策略纳入计算机软件的指令和交互界面隐喻中^[18]。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标志着媒介技术新的突破，它不仅带来内容生产层面的重构与人机关系的变革，更是直接推动了文化形态的迭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催生出一种全新的视觉艺术形式。这种基于人机交互界面（human-computer interface）构建起的虚拟艺术语言，正在催生出“人机一体”的新技术美学——“后人类美学”。进入电影叙事的虚构世界的窗口已经成为进入数据场景（datascape）的窗口^[19]，曾经作为电影的东西如今成为了人与计算机世界的界面。

伴随分析式与生成式AI的规模性普及，新的数字内容生产规则和叙事逻辑发生了改变，衍生出另一条叙事路径。人工智能电影叙事逻辑跳脱出预设的“线性叙事”，转向基于“界面”与“生成”的“交互叙事”，叙事主体也由创作者转向算法和观众，从原有的内容体验局限逐渐走向开放包容的姿态。比如，最初作用于影视宣发而创造的“平行实境游戏”，即是一种驱动观众探索影视内容的叙事手段，“它常以横跨不同大洲及多个线上媒介的游戏空间、长达几月甚至几年的游戏时间，囊括不同语言、专业的大规模玩家团队共同协作完成多个游戏任务而成为全新跨媒体叙事体验和影视业病毒式营销计划中的重要一环”^[20]。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A.I》上映前，《The Beast》作为一款平行实境游戏率先在互联网上发行，观众们化身玩家，通过在电影海报、预告片、电子邮件中搜集到的细微信息，可提前进入到电影叙事线索的挖掘之中，进行互动。

从本质上讲，人工智能时代的电影叙事形态将更多地体现为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受众的参与性、人机交互性将显著提升。生成式AI基于其可供性重新配置数字内容的生产规则，由算力、算法驱动的深度学习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叙事机制，构造出系统化的技术界面。这也是一套影像叙事的过程性的内容界面^[21]，它将叙事要素（影像资源）以数据的形式存储于“库”，并按标准分类（包括对简单叙事段落的可能性归因），组织起相应的内容读取与对话界面，通过“交互”实现用户指令对叙事的确认及修改。如徐冰导演的可交互AI实验电影《人工智能无限电影》，用户可通过某一平台进入电影创作界面，根据界面设置选项（战争、爱情、科幻犯罪或前卫）进行选择，通过输入关键词或句子指令，即可由AIGC生成类型化的电影片段，还可以对某一故事的情节与叙事转向进行设计与修改，通过输入关键词来改变电影中的角色和情节走向。当情节发展不尽人意时，用户可重新输入指令，训练算法学习养成，实时调整内容。这一视觉艺术形态创新的背后实则存在一种隐喻，导演隐至看不见的“黑箱”，创作主导权已由导演转移至“算法工程师”和观众，由程序对内容实现规制与处理。显然，人工智能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已提升，并由外而内对叙事结构产生根本性影响，由此，相应地构造出数字内容叙事的基础逻辑。

电影《头号玩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2018）剧照

当下，人工智能正以一种独特的技术表达机制变革内容生产范式，数字内容的生成方式正发生着从“结果”向“过程”的转变，从影视原创团队制作向“影视从业者+粉丝生产+算法实现”的新型生产模式的转变。AIGC技术打破了电影艺术领域长期以来由技术精英对影像生产的专业垄断，将创作权力赋权给普罗大众，推动着影像生产权力的下沉。这种生产权力的下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影视观众从“想象力消费”的观众转变为“想象力生产”的用户。无论在技术呈现方式还是内容补充方面，AIGC都促使用户在一定的许可范围内实现创意生产，这实则打通了导演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壁垒，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在想象力延伸的同时，影视内容也更加诉诸情感与现实，变得更加“接地气”。生产性观众创造的内容往往源自个体经验、群体规范以及时代隐喻，这也说明，相比导演中心制的原创团队，用户参与生产的方式，整体上往往更符合大众喜好与市场需求。

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与应用，正在改变电影工业传统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AIGC的“交互叙事”模式超越了传统文化工业设定的叙事空间，以更大的自由度、信任度、价值度赋权给观众，使观众得以直接参与到内容生产中，影像生产权力正发生着“从内容生产机构向大众”的迁移，加速着“创意民主化”与“影像生产泛平民化”时代的到来。

三、技术赋权与主体迁移：“生产性观众”的主体化

（一）受众的角色转型：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生产者

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电影生产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大众媒介时代内容生产机构中心论被消解。大众媒介时代内容生产机构中心论将影视内容视为专业机构的社会生产，大众的身份就是专业机构的用户^[22]。然而，步入数智时代，智媒的技术赋权推动着受众的角色与功能发生了转型。在AI这种新型个体化媒介的技术赋权下，大众已经从被动观看者转变为文化内容的主动生产者，成为视频生产及媒介内容创作的新兴主体。

赖纳·温特在《生产性观众：媒体接受作为文化与审美过程》一书中，提出过“生产性观众”这一概念。赖纳·温特认为，电视商品生产出来后被出售给电视台，进入传播领域，由此，电视商品转变为“生产者”，这个“生产者”生产了新的商品，即观众，并把观众这个“商品”出售给广告人。在接收过程中，媒体文本离开了财政经济领域，进入文化经济领域。但是，在文化经济中，观众拒绝接受自己作为“商品”的角色，而是成为“生产者”——他们制造意义和愉悦，他们不再是“观众”，而是成为“观看电视”这一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具体化所在”（Filske 1989：59）^[23]。

“生产性观众”这一概念伴随着经济系统的驱使，以及文化工业理论的崩塌、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延展而出现。生产性观众会在各自的生活背景中解读媒体文本的符号维度，利用文本的多义性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中生产出意义^[24]。他们在创造性地接受媒体文本的过程中，可以发掘自身文化与审美上的潜力，利用媒介赋权，为媒体文本的消费打上独特的个性化印记——“个体并非被动吸收符号形式，而是积极创造它的意义，因此意义生产即接收的过程”（Thompson 1990:153）。可见，每一个文化产品的消费者都可能从认知和情感上成为文化生产的一部分。此外，不仅消费者的个性与能力会影响接收过程，不同的规则、符码和习俗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媒体接受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媒体产品同化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和富有创造性的解读和评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文本的意义被建构出来，它所提供的愉悦得以形成^[25]。

随着智能媒介系统成为影视制作的基础设施，智能媒体技术释放出惊人的潜力，创造出人与世界之间新的互动方式。智能媒介迭代的关注点在于人与外部世界连接方式的变革，涉及人、机、物等多个层面的新型交互状态^[26]。通过个体与智能媒介的实时交互，智能技术实现了人—机在影视艺术创作领域的协同生成^[27]。人工智能电影的交互叙事模式能使观众得以绕过专业机构的中心化组织，直接参与到影视剧情设计与内容创作中，从而实现与内容产品的个体化、生成性的应用与交互。由此可见，智媒技术的赋权使观众不再被动地接受文化内容，而是成为内容的主动创造者与交互生产者，由过去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产销合一”的新型内容生产者——“生产性观众”^[28]。

（二）主体迁移：“生产性观众”的主体建构

“生产性观众”概念的提出，更加突出“媒体接受”作为一个文化与审美的过程，凸显受众在文化审美过程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AI介入影像生产，促使被动观看的观者转变为产销合一者的“生产性观众”。随着人工智能的技术赋权与“生产性观众”的崛起，传统艺术创作体系中的“主体”亦被颠覆，决定文化产品审美意义和价值的“主体”从艺术家迁移至“生产性观众”。在AI以媒介的形式辅助观众根据自身需求参与生产与改造文化内容的过程中，观众不再是大众媒介时代那个被动接受的“客体”，而是成为具有创造性和意义生产性的“主体”，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建构功能。以《人工智能无限电影》为代表的一批AI电影的涌现，亦指明了未来影视创作发展的几个趋势：

一是由用户选择影响剧情走向的作品与更加注重受众互动性、参与性的作品，将俘获更多用户群体，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将成为未来影视创作的重要方式。

在《黑镜：潘达斯奈基》中，用户通过运用鼠标、遥控器、触屏的方式即可实现剧情设置，剧情的设计因个人选择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每位用户所经历的故事情节、结局也因人而异。虽然这类互动剧在脚本选项上的设置还较为简易，然而，借助AI脚本生成工具，用户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进一步拓展文本叙事的可能性，完善作品的核心价值输出。在影游融合电影《头号玩家》游戏与电影的嵌套式叙事中，导演借助彩蛋、二维码、链接等互动元素积极调动观众能动性，鼓励观众参与到作品内容的深度挖掘中^[29]，这就好比在当前影像的后台开启了数个浏览“窗口”，而每一个“窗口”又将链接出新的未待发觉的内容^[30]，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

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大卫·斯雷德，2018）剧照

在未来的电影叙事设计中，通过触摸“按钮”“按键”“手柄”等物质性元素或内嵌于屏幕内真实有效的“二维码”“链接”等虚拟元素与观众展开互动的作品，将会越来越多。相比传统的视听模式，这些以“界面”为互动媒介的作品更加注重观众的参与性，赋予观众类似于“玩游戏”的体验，使观众能以具身参与的方式投入其中，更加真切地体验剧情的起承转合。

二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成为赋能影视与游戏的新质生产力，并为影游融合进一步创造条件。

从内容生产的角度看，电影的制作已经全面转向数字化，比如场景大量由人工智能协助完成，角色的表演越来越依赖电脑后期......对于完全采用数字化生产的游戏而言，大量采用数字化生产的电影元素也极大地提升了游戏转换的效率。新技术的创新迭代，为“电影”与“游戏”二者在产品融合上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游戏电影化”与“电影游戏化”（借鉴游戏的互动电影）将成为未来影视创作的发展趋势^[31]。

总之，在技术、从业者和用户共同参与的维度下，“意义”的生成变得不再确定、不可把控。AI技术在将影像创作权力下放给用户的过程中，也将叙事文本的定义权与诠释权赋权给了用户，使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审美与消费需求，进行意义的再生产。由此，在用户与技术交互的过程中，叙事文本的意义与价值不再由专业权威人士所定性，而是转变为由用户所定性。然而，由于受到人工智能自动化、自组织、自生成的技术特征的限定，生成式虚拟影像生产在最大限度地调动大众参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影工业作为大众媒介的组织功能。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对电影产业全链条的颠覆性重构，不仅体现在AI使内容生产范式从“线性预设”模式转向基于流动性与生成性的“交互生产”模式，以及“人机协同共创”所带来的人机关系变革。作为技术与文化杂合体（hybrid）^[32]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直接推动了文化形态的迭代以及影像生产权力结构的变迁。人工智能所掀起的电影智能革命所带给人们的最重要的启示莫过于，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人造物与使用者的一个共生体^[33]。而运用AI变革电影制作的一个开拓性革新在于，智能技术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并带来强烈的群体互动性。未来，或将涌现出更多由人机交互创作出来的电影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将更多地呈现出多层杂糅、虚实共生的特征，这种新技术美学特征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进一步超越人类想象和认知的边界。然而，面对技术所创造出的乌托邦的想象与“人机共生”的未来社会图景，个体也将面临如何在虚实共生的世界中重新确立“存在”的意义这一新的哲学命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