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范海潮 顾理平 | 制造独处：媒介实践中私密感的形成及其文化阐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1）［提要］当前的媒介化社会中普遍弥漫着隐私焦虑，如何找回失去的私密感成为媒介实践中的重要内容。从物质性的视角切入探讨“私密感与媒介”的关系，发现媒介物在私密感建立的过程中兼具破坏性和重建性。传统的隐私观念惯常认为媒介物是现代隐私危机的始作俑者，却忽视了媒介物在私密感建构的过程中亦有着积极的功能属性。媒介物的区隔促使人们形成了视觉与听觉的私密性体验，身体感官的重置成为私密感在媒介空间的“落脚”。媒介物激活了私人的精神领地，制造出流动的私密感，形塑出自我隐遁的媒介化独处形式，一种向内探寻、向外索取、从流动中寻求确定性的私密感生产路径逐渐成为隐私文化的主流。［关键词］媒介化社会；私密感；媒介物；隐私文化；感官区隔一、研究缘起
二、私密感：一种边界性的情感需求
三、媒介物：日常生活中私密感的协调者
四、媒介化独处：私密感建构的文化指向
五、结语与讨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智媒时代公民隐私保护问题研究”（21＆ZD324）、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智媒时代个人隐私信息的传播风险及治理创新研究”（24XWC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范海潮，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媒介法规与伦理；顾理平，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媒介法规与伦理、公民隐私保护。媒介与隐私的关系问题，是身处媒介变革中的我们必须面对且亟待回应的议题。从印刷品、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机器等新传播媒介的出现，每一次媒介更迭都深刻改变着公共与私人间的关系本质，形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隐私观念。正如技术中介理论所描述的，技术是人与世界间动态的关系要素，“技术有助于塑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与解释，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人们价值观也难以独立于技术之外”[1]（P.54），因而，从媒介发展史的维度上看，人类的隐私观念大致呈现为以下三类风貌。其一是私人空间中“独处”观念的萌发。其肇始于19世纪末，当时随拍式柯达相机与新闻纸的普及，“分割个人隐私，使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与困扰，较之纯粹身体上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2]（P.6），于是人们开始重视私人空间被侵犯后所产生的精神痛楚，并将隐私权定义为“独处的权利”。“空间独处”隐私观指向物理空间中私人性的精神追求。其二是传播活动中“数据保护”观念的厘清。“信息可数据化”是计算机、手机等媒介技术广泛应用的产物，由于个人的言行、形象甚至思考等都可被数据化，个体隐私不仅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传播速度，而且存留于网络云端的海量个人数据也成为平台盈利的主要来源。“隐私信息被数字化实际上意味着这些信息进入了公共传播领域，此时，隐私主体无法有效地把控这些隐私信息”，这极易造成隐私主体精神层面的“无感伤害”。[3]因而，无论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还是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都将个人数据流通性的监管视作隐私保护的重要阵地，“数据保护”隐私观的核心是维护个体在虚拟空间中的隐私体验。其三是智媒时代中对“隐私主体性”观念的追问。一方面隐私之于个体而言具有保护自由、尊严等生存底线之要义，而智能媒介和算法技术的扩张，使得监视行为以无感方式全方位地渗透进私人生活。另一方面，深层次的数据预测与隐私交换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隐私的工具财产价值。因而，无论在物能空间还是在信息空间中，个体都几近“透明化”，“系统的强制行为正在摧毁自主个体自我维护的自由权利”[4]，隐私的人格价值遭到贬抑，主体性危机和自我异化等隐私样态凸显出“技术决定隐私”的时代之困。上述观念中，媒介往往被视为打破传统隐私规则的始作俑者，或者是某种需要被揭露或批判的隐形权力构造，诸多针对媒介使用中个体隐私保护行为的调查仍惯常性地将媒介识别为隐私的“对立面”。此类研究主要立足于媒介内容层面（隐私数据、个人信息等）的探讨，将媒介物本身放逐于私密感建构的视野之外，从而忽视了技术物的能动性。“当我们仅仅把文本当作再现，把媒介当作工具，很容易用一种本质代表各种可变性，而媒介物质性的泛化却有助于打散统一的幻象，促使我们理解丰富的可能。”[5]媒介物质性提醒我们，要“承认物质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性，即‘物’有能力对包括人在内的其他行动者施加影响”[6]（P.1）。换句话说，当我们探讨隐私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时，个体如何与媒介物进行互动以建构私密，以及媒介物又如何改变人们的隐私认知和行为等也应被照亮。基于此，就媒介本身而言，它对个人隐私兼具破坏性和重建性。一方面，确如诸多研究显示，形式多样的媒介技术将个体的私人生活暴露于公共空间之中，为媒介化社会贴上了“隐私已死”的标签。另一方面，人们也在不断依据新兴媒介生态来重组隐私体验、寻求建立新的私人化秩序，诸如使用平台隐私设置功能标记线上隐私空间、主动断开连接逃离永远在线、永恒敞视的生存状态等等。此时，媒介又成为人们反思、重建、区隔公私边界的超级工具。媒介（物）之于隐私的正向功能正是本研究意欲追问的核心。本文将从个体的隐私认知——私密感出发，梳理、展演媒介技术为个体所提供的私密感体验，并尝试回答，当媒介作为一种超级工具，它是否以及如何在建构或维护个人隐私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媒介技术形塑隐私观念”成为媒介化社会中共有认知的背景下，个人媒介使用的行动逻辑是否投射出新的隐私文化指向。私密感，来源于个体对隐私的主观感受。我国《民法典》在第1032条中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一方面，条款中将隐私落点在“私密性”的构造上，“私密”或“非私密”成为判断隐私的界分标准；另一方面，“不愿为他人知晓”又强化了隐私主体的主观态度，因此，私密感是一种强边界性的情感期待。边界一直以来都是隐私保护的核心。边界的概念生发于“公私二元”的隐私观念，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认为：“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7]（P.24）私人生活因“私”而“隐”，一切公共的事物皆无可“隐”之必要，边界因此而成。公私边界作为私人生活的基础设施，从实践层面来看，它是个体对抗公共化侵扰的有效手段，公民隐私获取自身的价值、得到保护，背后必然也是公私边界被有效管理的结果。如果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实际上，以划定公私边界为核心的隐私保护行为，为个体带来了一种内在性的精神需求，即私密感。“私密感属于隐私在精神层面的产物，它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有关私密性的体验与感受，它更关乎隐私主体的情感需求”[8]，与此同时，私密感还是人类私人情感的根据地，归属感、亲密感、疏离感、安全感等均汇聚于此，共同营造出日常生活中私人性表达与行动的情感氛围。长久以来，私密感与隐私边界的关系就尤为紧密，基本处于相伴相生甚至互为因果的状态。譬如，我们通常意义上将隐私界定为“独处”“不受打扰”（right to be let alone）或是“宁居”，这些物理边界性的隔绝字句，反映出的正是隐私的情感价值：在私人边界所划定的时空中，公共性的人事物对个体所造成的情感压力与感官刺激被驱逐或过滤，精神减压（relax）成为个体的核心追求。这在有的学者看来，是“人们希望至少在一些时候从面临诸多期待、约束、品评的社会生活前台退至后台，稍加喘息”[9]（P.429）。在媒介可供性极为有限的传统社会中，私密感的体验方式与叙述话语主要围绕“家”及“家庭生活”所展开。家，不仅是居住与活动的地点，还建构出诸多私人生活的形态与风格。建筑学的研究就揭示，家是一种建筑形式，它体现出住户对于个人主义、隐私权的追求。[10]（P.50-51）“家”以其物理区隔功能，帮助个体建立了有序的私密感，米歇尔·德·塞托在描绘“回到家中”的生活时也指出：“在住处，个体拥有了一个封闭的避难所，可以随意地躺着，睡觉，可以免受噪音的烦扰，可以逃避别人的目光，可以不和他人打交道。住处保证了个体的功能，保护个体最隐秘的对话顺利进行。”[11]（P.197-198）在有关家的场域元素中，充满了对私密性的隐喻，如墙壁将家与公共空间隔绝，而紧锁的卧室房门则又为家庭成员构筑了更为私密的独处空间。人们常常经由墙壁、围栏、窗帘、门锁等家屋构造，寻求与体验亲密关系、精神自由与安全感，从这个角度而言，家、房屋之于个体的意义不只是私人肉身的庇护所，而是私人情感的交汇点，是“私人意义与私人现实的交错之地”[12]（P.4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日常经验看，虽然传统媒体环境中所建立的私密感相对稳定，但它却是单边的与局部的，因为它既无法实现时空随性——主要依附于特定物理边界中；也不能实现情感随性——通常只存留于私人生活中。因而，人们大体遵从一套多多少少被模式化的隐私目标来安排生活。然而，数字媒介的广泛使用，确定无疑地打破了持续、稳定的隐私情境，公共性与私人性交织渗透于一体，隐私本体论的分野正在加速流动的社会中崩塌，隐私边界变成模糊、多孔与可争议的对象，形成了流动的空间、液态的隐私之现状。[13]智能化的技术构型实现了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传统观念中的私密感在媒介实践中趋于被动与消逝，这主要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从媒介的移动性角度来看，私密感赖以存续的空间边界正逐渐衰落。传统媒体时代私密性的营造是以不可移动性为前提的，房屋等物质性的空间架构为私人化提供了可以依附的场所；其边界固着性也较好地维护了私密感的生成。而在数字媒介生态中，可移动性成为技术的核心逻辑之一，这极大地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边界，创造出一幅随时随地可传播的生活图景。在这里，移动性本身成为了一种居间行为，“基于移动性，空间中定着的人、物、资讯跨距离地在空间中发生会遇”[14]，公共性的事务可借由媒介的移动潜身穿透物理边界，进入私人化的场所；与此同时，私人空间内的亲密关系、私密行为等也被媒介挪移至外部世界。曾经的隐秘感与地方依附正在迅速消失，“物理性边界”维护私密感和限制外界入侵的能力被削弱，固着性被移动性所替代，导致私人空间成为一种充满争夺的地方。第二，从媒介的连接性角度来看，私密感得以完整维护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智能技术凭借其跨越时空的强大驱动力，不仅实现了“节点”化的个体、设备、圈层等之间的深度互联，还建立出一套“持续连接”的社会互动模式，“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成为人的生活常态，其所带来的重要的文化后果，是私人时间在公共传播的结构之中不断退隐。在即时通讯、同步传播和异步接续的技术背景下，诸如群体社交、线上会议、远程工作等公共性事务可随时进入私人生活之中，挤压与侵占了个体私人的闲暇时光，这意味着私人时间变成可被媒介编程的质料，私密感无法在有效的时间秩序或规则中生成。“有关私密性的争取渐次让位于无休止的媒介可及性，私密感的体验被混合，进一步造成私人生活步调的混乱。”[8]媒介的高灵活性与强连接力打破了私人时间的规则体系，并且不断触发身处私人时间节奏中的个体随时连接进公共场域中。私人时间本是人们日常生活节奏中的缓冲地带，它最为核心的功能是确保个体心灵得到片刻安宁，然而，媒介的“持续性连接”让个体不断摇摆于公共性维系和私密性追求之中，进而产生“一种逃无可逃的疲惫感，以及不同程度的认知错位和情感迷失”[15]，人们无法抵抗连接性的洪流，也无法分明当下时间的归属，私密感落入一个更不确定性的时间贬抑之中。伴随着隐私边界从相对稳定到频繁动荡甚至逐渐消弭，个体的私密感也经历着不断脆弱化的过程，私人生活已经深深嵌入公共传播的结构与日程之中，个体、家庭与关系的可见性呈现延展开放的状态，私密感的生存时空被极大地压缩，间接加剧了整个数字生活的极化结构。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可能只是媒介化社会中私密感境况的一个面向。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广播电视之于私人生活的影响。雷蒙德·威廉斯使用“流动的藏私”[16]（P.39）这个概念，来描述彼时具备流动性的技术对人生存境况的影响，他认为人的流动与藏私日益成为工业社会的别致景象，并且，“主体的流动性与藏私性都在持续扩张”，“主体通过技术得以建构起‘藏私性’的私人空间”[17]，私人生活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亦展现出动态与灵活的一面。如果从这样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私密感与技术”的关系就不止于被限缩的维度，至少在虚拟的空间中，私密感正以流动的形态在个体使用媒介时产生与扩展。因此，可以说，数字媒介在模糊公共与私密边界的同时，再造了“新的隐私边界范式”——即以媒介为隐私基础设施的边界架构，而媒介平台、媒介物等则成为个体寻求私密感的情动装置。从这个视角看，我们不把媒介看成一个侵犯隐私或是破坏私密感的技术力量（因为就隐私结果而言，决定性的因素是“人的意愿”而非“技术”），而是一个客观的工具，成为建立私密性体验、抵抗公共性侵扰、遁入独处时空的重要方式。如墙壁、信封等一样，媒介也是形成私密感的显著外部力量，其独特之处在于，媒介支撑了线上与线下的私密性体验。一方面，作为平台功能的指向，“仅三天可见”“分组可见”“时间线隐藏”“小号”“断连”等设置为个体建筑起虚拟的私人边界高墙，此类技术装置，不仅“赋予了用户改变情境定义和自我呈现的可能性”[18]，还部分协商了隐私自治与公共事务间的实践边界[19]。鉴于现有研究已较为深入，本文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其作为媒介物的指向，“屏幕”“耳机”“智能眼镜”等技术物通过协助区隔个体感官，以达成“反交流”或“半缺席”的私密性体验。这种以媒介物为中心的“去公共化”活动每天都在上演，移动技术重塑了时空，感官体验取代了边界，日常生活的私密感有了新的依托，这并不是说先前传统的私密感不复存在，而是人们更惯常将私密感的生成和隐私化的体验并行在对媒介物的随性使用中。本文如此强调媒介物在私人生活中的积极属性，是因为其能动性叙事总是围绕隐私冲突与交锋所展开，而在正向反馈上的关系调和、情感维护与私人退隐被忽视了。那么，媒介物究竟在何种层级上赋予私密感以可能？或者说，在个体的媒介使用过程中，媒介物扮演着怎样的隐私保护能动者角色？我们不妨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探寻媒介物对于私密感生成的感官路径与功能指向。视觉一直以来被视作私密性体验的重心所在，正如海德格尔就曾指出：“一般的感觉经验都名为‘目欲’，这是因为其他的感官，出于某种相似性，也拥有看的功能；在进行认识的时候，眼睛有着某种优先性。”[20]（P.199）无论是“窗外岂无人”的他者防备，还是照相术对私人生活秩序的破坏，抑或是各式数字监控行为的隐秘操纵，私密感都被首先把握为视觉的体验——不可见即隐私。事实上，人类的隐私观念起初就是在视觉摇摆中所生发的，因为视觉优先决定了日常生活中个体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既是物理的构造，也是精神层面的感受。质言之，有限的视觉距离建构起一种“藏私”的安全感，它使得人们对于生活中私密感的建立变得可预期；而彻底的无距离窥视则将带来“私密被展览，隐私被公开”[21]（P.4）的主体性危机，韩炳哲将其总结为“没有距离就没有了体面”[21]（P.4）。因此，从视觉维度上看，私密感可被理解为是一个保持距离的问题，表现为公共领域中的私人视觉操演。具体到人际传播中的隐私感知与行为习惯，控制视觉促发了媒介物的使用，公共场所中的私人化阅读便是一类典型，正如米歇尔·德·塞托所述：“从地点中挣脱出来的阅读中的身体能够更加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动作。”[22]（P.270）以纸为界，阅读不仅是单一的私人视觉行为，还赋予读者身体与精神在公共生活中隐退的自由。转移视觉关注、控制目光距离意味着一种独处策略，而维护相对完整的隐私自治，则有赖于特定的媒介物。戈夫曼将其总结为“随时携带的屏障”，凭借私人化阅读营造的情境，“给我们或他人不启动接触的借口。”[23]（P.136）阅读使个体与空间中的他者建立起隐形的关系边界，可以礼貌忽视，回避公共化的目光交错；可以沉浸文本，引领思绪离开当下。通过视觉的转换、挪移、维护、延伸，从而形成个体在公共领域中私密性的体验。个体运用视觉通道来维系私密感在当下的媒介化社会中变得更加习以为常，从媒介物的角度来看，这得益于当代视觉居所——移动界面（屏幕）的广泛使用。“界面是人类与机器之间进行协商的敏感的边界区域，同时也是一套新兴的人/机新关系的枢纽”[24]（P.24），聚焦移动界面的使用框架，我们可以洞悉到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拓展与校正私密性的体验。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视觉通道的私人化复合。作为继印刷媒介后的又一视觉转向，移动界面实现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重组、互嵌、联结与整合，形成了新型媒介化社会空间。“人的身体、感官不断地在实体、虚拟空间中来回穿梭、反复切换，以至于人们很难在体验层面将二者截然区分开来，这是一种融合了虚实的‘复合空间’。”[25]以移动界面为代表的媒介实践形成了新的私密感生产模式，空间的复合不断消解私密感体验所需保持的视觉距离，继而形塑出按需生成的私人化领域，这意味着人们即使身处公共交往空间，亦可透过各类视觉转移策略完成线上的私密性交流。如手机屏幕这样的移动界面就承接了私人情感的投射，人们可以点击、触摸、滑动屏幕以进行私人化的浏览或交谈，这种复合化的空间体验，增强了个体“无论身处何处，都有私人空间”的感受。换言之，智能界面创造了便携式的私人领地。第二，线下交往场景的视觉屏蔽。社会交往中，将视觉投向屏幕，已经渐渐转化为具有区隔感的身体符号，它表明个体将暂时退出当前的交流，并进入到一个相较私密的、可自主掌控的个人世界中，同时也向所处空间中的他人释放出“请勿打扰”的信号。因而，对个体而言，使用屏幕“具有了自我与他人边界的象征意义”[18]。从交往层面来看，手机等移动界面就是这样一类制造线下屏蔽的媒介，它通过设定视觉框架尝试模拟或创造出类似私人化的时空体验，无论是个体对外部场景的目光缺失或对当下环境的视觉离场，都可能带来对“减少接触、降低交流、保持距离、渴望独处”更深的切近感。这种以视觉界面技术为中心发展出的私密感表明，避免目光交流在帮助个体解除公共性交往束缚的同时，也使得获取/建立独处时光变得容易，从而形成了新的隐私姿态与风格。听觉是人们生存和体验的基础通道，是人类栖居于文化空间的重要感知存在。[26]只不过，传统意义上私密感的建立更倾向于体验视觉，因为无论是转移目光或是闭上眼睛，掌控私人视觉通道都相对简单。而听觉通道则不然，它既没有自主掌控的生理机制，亦缺乏对于外部环境拒绝的能力，因此，人们习惯于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化感知定位于“一种视觉静默形式，而忽视了附着在听觉经验上的特定关系性质。”[27]（P.360）但如果我们从维护私密感的行为脉络来看，中国古代成语“帘窥壁听”的典故就将窥视（视觉）与偷听（听觉）视作破坏私人生活的不道德行为，这说明听觉与视觉之于私密性而言早已是平等并行的元素。不同于私人视觉维度单一性、对象化的客观排斥，私人化的听觉体验为个体提供了可以完全沉浸的声景，它将人们从公共关系的物理性中剥离出来，并且其沉浸感还呈现出某种主观伴随趋势。正如罗德威所指涉的，“声景不是沉思对象，更多的是涉入环境的过程。声景随着感知者在环境中的移动而移动，它随着我们的行为互动而持续变化。”[28]（P.86-87）“声音景观作为一种媒介，也作为人身处其中的、感受到的一种环境，中介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且声音景观本身亦是此关系的一种呈现”[29]，因为当耳朵对外界开放时，公共性声音就会涌入身体，并对主体产生侵扰，独处与私密便难以成立。故此，对耳朵这一身体器官进行体验“编辑”与认知管理，成为个体协调自身与公共关系亲疏的重要策略。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媒介物的支持：20世纪，以媒介为主的声音消费形成了“购买孤独”的文化风潮，个体通过特定的媒介技术为自己争取到一片听觉领地，与物理维度的私人空间类似，听觉领地也具备屏蔽外界、自我孤立的性质。譬如，“私家车就是这样一种制造孤立的技术，它创造的是一种消极性的、回避交流的关系形式”[30]，当驾驶者坐在密闭紧凑的汽车空间中，关上车窗，打开车载音频设备，行驶在公共道路上，感官便发生了重组——汽车音乐媒介不仅将富有私人品位的声音汇入驾乘者的耳朵，还通过汽车声景增强内在的声音体验，拉远直至隔绝外部的声音侵扰。汽车的媒介化进一步推动了听觉的私人化，车载音乐建构出让个体倍感安全、私密与愉悦的私人声景，身处其中，人们摆脱了公共性的束缚，汽车的“听觉空间成为了私有财产，是个人独享的空间”[31]（P.160）。在这个层面上，汽车就不只是移动工具那么简单了，它既是一种用于与他人隔离的物质空间，也是一个承载独处与私密的精神栖息地。如果说汽车是以包裹身体的方式改变着听觉体验，耳机则“做到了与人的耳朵‘融为一体’，促使了交往主体的‘赛博格化’”[32]。与汽车不同，耳机自发明伊始即致力于“私密感”的体验开发，它将曾经处于被动顺位的耳朵封闭起来，并赋予其选择听觉内容的权力，耳朵由此成为了最排外的身体器官。在耳机的操演下，透过感官重置与听觉分离，个体仿佛拥有了一堵透明却坚不可摧的私人声景之墙，嘈杂的、无聊的甚至具有强制性的公共声景被排斥在外，人们得以更为主动地抵抗公共性的侵扰。概言之，作为满足私人听觉体验的媒介物，耳机自始至终都在“从事”着“屏蔽”与“隔离”的活动，它极大地保持了人们对于公共生活中“隐”与“私”的愿望。打造私密性感受也日渐成为耳机产品设计的主阵地，如West Aware蓝牙耳机就将“享受安静，寻求私密性”作为品牌推广的立足点。我们可从如下两个面向，进一步讨论耳机这一类听觉媒介物之于私密感的文化意涵。其一，在听觉技术支持下，生活中无形的隐私边界正在增强。佩戴耳机，看似日常且不值一提，但对于置身公共领域的个体而言却是私密感的重要来源。伯特-雅普·库普斯（Bert-Jaap Koops）形象地使用“声学茧房”来描述耳机中的私人声景，人们像蚕一样将自己封闭在耳机所编织的声学茧房中，可以随时幻想、出神或静默，这样的精神体验令人舒适、放松且沉浸。声学茧房的建立进一步消解了日常生活中有形的公私边界，取而代之的是创造出一个精神层级占据主导性的无形边界。耳机非常轻易地就增强了日常生活中隐私边界的感知，公共性的声音被不断过滤，声音隔离成为一种隐秘的技术形态，进而构成私人生活的底色。其二，听觉媒介的使用促进了日常生活中“脱域”的可能性。公共生活的经验是具有压迫性的，高度地域化的，无论个体是静止或移动，那些来自于公共地域中的感官冲击、嘈杂漩涡都在无时无刻地吞噬着隐私主体的自由意志。听觉媒介的使用意图削弱个体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纽带，因为声景的阻隔代表着公共情境被压制，迈克尔·布勒（Michael Bull）等人就曾谈到，iPod等听觉技术衍生出私人生活的“门禁”文化[33]（P.59）。佩戴耳机意味着“门禁”开启，在这个结构之下，媒介物的中介力量得以发挥作用，耳机依靠可随时分离声景的优势，持续将个体拴系在自我的感受中，个体也得以从强制性互动的公共性中脱离出来，以达到某种程度的“脱域”或“脱嵌”。这说明，听觉媒介不仅及时缓解了公共生活中个体的交往尴尬与声音负担，还使得人们暂时脱离了公共人的身份，从而获得自我孤立的私密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日常生活中，私密化体验往往也不是听觉或视觉区隔的单边结果，感官私密通常以复合化、穿梭式的形态出现。可以说，私密感的生成是多重感官区隔的共谋。齐美尔说，“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个人要求保持其存在的独立性和个性”[34]（P.258）。独处就是此类维护自我性的具象化表达，在这个范畴中，人们从身体到精神层级均生成了所谓的“不可穿透性”，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则常常展现为对“私密感”的依恋。然而，这种诉求的达成在深度媒介化的生活状态中并不轻松，因为媒介的数字化属性使私人生活毫无控制力地汇入进公共信息洪流之中，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扩张限缩了个体“可独处”的自由，这一切都致使传统的私密机制与工具被分散，社会中弥漫着沉重的隐私焦虑感。如果顺延鲍曼的思维，现代社会的焦虑所伴随的风险感知、不确定和不安全感，往往与“不可控性”相关[35]（P.77），那么，重获对私密感的“可控性”，就成为了个体私人生活中必要而紧迫的计划。从媒介实践的角度来看，通过上述的“视觉割据”与“声学茧房”的感官区隔，作为中介的媒介物深度地卷入了个体私密感的建构之中，它在隐私主体表演的前台与休憩的后台之间建立了“中间地带”，此领域“可以使人们将注意力从令人不适的周遭环境中撤回，进入有安全感并且没有压迫性的媒介空间，无须调动太多有意识的行为，并带来精神上的短暂松弛”[36]。换言之，私密性的感知是在实践中被强化的，从视觉到听觉，媒介物的闯入在不断重构私密感的观念与想象，个体以排斥外在感官环境为策略形塑出“媒介化独处”的形式，一种向内探寻、向外索取、从流动中寻求确定性的私密感生产路径逐渐成为隐私文化的主流。媒介使用行为的促发也受到一种内生性情感机制的影响，那就是人们在私密感驱动下日益可见的私人领地意识。领地意识是人类的本能，特别是在关系、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对空间的持续控制权导致了领地意识的形成。戈夫曼就曾用“私人领地”这一概念统摄社会空间中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私人领地是针对某一场域而施加的主张（claims）。在行为学的基础上，关涉个体的领地被进行了相对扩张性的解读，它既可能是固定的（如物理结构的房屋等），也有可能是情境化的（时空的私人占有等），无论是何种领地，均是“被主张者日常性地巡逻和防御的”[37]（P.28-29）。其二，私人领地所维护的“内生性的主观感受”比具体的空间形式更加重要。“个人领地的引人入胜之处正是从自我的主观感受出发，将社会空间从外部环境对个体的结构性约束转变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情境化的领地”[38]，它被视为一种追求自主性、标记私人边界的社会互动方案。私人领地既是具象的——对实际空间的所有，亦是抽象的——体现为精神、认知层面的满足。在一个尊重私人领地意识的生活环境中，外界的侵扰与隐私焦虑鲜有发生，因为私人领地很好地保护了人们对私密性的情感依恋及个人身份认同，人们从中获取了私密感、安全感、轻松舒适感等精神性满足。对于个体而言，面对高强度的连接与渗透，维护隐私的核心任务已经不仅仅是线下空间的分隔或线上世界的隐匿（不可见、无法识别等），更包含每时每地个体精神领域内可享有的对私密性的高度自主，换言之，人们对精神层面的私人领地有着更强烈的期待。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显著推动了私人领地生成模式的更新，约翰·厄里（John Urry）将21世纪命名为“居住机器”的时代，“这些居住机器是迷你型的、私人的、移动的。”[39]（P.158-159）无论是装置构造还是功能接入，媒介物都朝向“唯我”“私人”的技术生态发展，它能将用户带离传统的时空限制，并逐渐成为个体在公共空间中寻求私密感的最佳协调者。因此，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观瞻上述的媒介实践，技术物的使用可能不再是一个绝对的操作行为，而是一个相对的心理状态，它在为个体提供了区隔通道的同时，也激活了私人精神领地，这意味着一种主体性的力量——即保持精神层级的自我掌控权力——正在被媒介物所赋予。可以说，在公共空间中使用媒介物，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保持自我、维护私密的手段。我们不应忽略依托媒介物所开启的私人精神领地的意义，因为隐私伤害在本质上是精神伤害，即便在媒介化的进程中，隐私混杂了各式各类的关系类型，精神世界的私密仍是隐私最基础的表现形式。正是在私人精神领地中，自我与他人的边界才得以明确，公共与私人关系的基本要素也才得以成立。媒介物正无限趋于满足人们对私人感官、情感与心灵的需求，形成高密度的私人生活实践风格，它在公共空间与媒介空间之间建立起一种高维的私人精神领地，带领身体从私人与公共领域的调停者，走向了私密感的掌控者。媒介物与私人生活是一个二元性的过程，媒介物在融入私人生活的同时，其自身的属性也促成相应私人生活制度开始运行。如何组织自己的私人生活、体验私密感是当代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伴随着媒介的变革，个体不断从各种媒介体验中自我析出，进入媒介所塑造的新型私人时空中，这反映了媒介化社会中独特的私人化进程。一直以来，私人领域就有两个明显的体验向度：时间向度与空间向度。数十年的媒介数据化、智能化的经验表明，媒介物改造时空的能力比想象的更为强大，它以一种微观协作、点滴渗透的方式建立起私人生活的“时空随性”体系。时空随性特指“时间和空间的规则、形态、体验以及组合方式得以依照个人性情和喜好而不断建构和形塑的一种社会状态。”[40]这种随性态势产生了媒介化时空与私密感的叠加效应：媒介物既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人们可以随时按需进入自己构想的私密感之中——媒介化的时间就是私人时间；媒介的可移动性又拓展了私密感生成的空间边界，为其在公共空间中建立私人体验提供了工具载体，形成“公共空间中的私有空间”的样态。波德莱尔曾提出“闲逛者”的概念，闲逛者是那些在城市中享受私人生活的人，他们在家之外却感到到处都是家，处于世界中心又在世界中将自己隐藏起来，他们带着个人空闲在城市中游荡。[41]（P.246）如今，移动媒介物的用户，仿佛闲逛者一样，随时随地携带着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虽置身于公共生活的人群中，却隐去了公共化的感官体验，每个人都被媒介化的独处所保护着。私人生活被媒介的随性机制分裂成无数个短暂、碎片化的私人时空，私密感最终走向一种被重新安排的、随时随地的、屏蔽或开放的流动性状态。“流动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介化社会中私密感的普遍状态与生成逻辑，它所展现的正是媒介日益私人化的结果之一，笔者此前将其界定为“流动的空间、液态的隐私”的结构。参借鲍曼对于“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的描述：“社会形态都不再能够长久保持不变，因为这些形态腐朽的速度比之人们塑造他它们的速度要快许多，而且它们在被塑造出来的那一刻便开始凝固成型发挥作用了。”[42]（P.1）因而，人们生存于“不确定性社会”之中，难以采取长期性的、结构性的生活计划。私密性体验亦是如此，我们几乎无法期待完整的、连续的、确定性的私人生活的到来。可以说，媒介的移动性与具身性特征要素为私密感的生成提供了全新的流动性逻辑。一方面，私人时空、私人事务等在媒介的参与下已经具有了较大的灵活性，曾经的时空依附逐渐衰落，私密性情绪感官的边界几乎被完全重构，私密性体验从过去那种静止化、建制化的框架转变成一种富于流动性的生活架构；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公私边界”和“空间样态”已经逐渐被一种动态的“互相割据”的新形式所取代。媒介物作为私人空间的参与者，在将公共信息生产与流通转移到私人空间、完成交流的私人化的同时，也致力于将公共空间转化为私人化的亲密空间。由此，生成了媒介化情境下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互为割据/占领的新形式。换言之，通过媒介物的微观协作，公私边界的建立被理解为一种临时性的策略，人们的私密性体验呈现为随时随地生成的态势，我们可以借助技术物任意选择时空建立私密感。日常生活中，媒介物在使用功能上不单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载体，甚至有时候主要不承担这样的功能，而是被挪用为私人化感官体验的中转站，为人们精心打造着“流动的私密感”。媒介化独处是技术变革中私密感演进的一个基本方向，表面上看，它描述了人们如何在公共场合创建和维持私人时空的问题，但实际上，它隐喻着当代社会隐私文化生产的新模式。正如经典文化理论所认为的：“当一种行为模式具备了向一种生活方式（lifestyle）转化的趋势，这种行为模式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其最初得以孕育的具体语境，而成为一种在时空维度上均有延续性的日常化意义生产机制。”[43]我们不妨再次回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公共的社交场合，人们常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轻点屏幕、简单滑动，以回避一段有可能让人身心俱疲的公共性交流。媒介实践作为一种独处方式，帮助个体成功地退缩到自己的精神感知和身体躯壳之中，有效缓解了过度连接所导致的精神压力。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就表明，智能手机充当着数字安全毯的作用，当人们能够将注意力从环境压力转移到手机提供的象征性联系上时，有利于减轻个体的公共性压力，从而产生安全感。[44]从隐私文化的角度来看，事实上，上述类似的独处体验在传统社会中也并不鲜见。桑内特在梳理19世纪人类公共生活的危机时就指出，人们处于公共想象与私人想象叠加状态，“人们既要投身于混乱而又充满吸引力的公共领域，又要强调自己有不受别人打扰的权利，于是出现这种在别人的眼光之中保持隔离状态的结果，自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45]（P.35）戈夫曼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提出个体在公共场所中的遁出（away）行为时有发生，“表面上个人是在参与社会情境里的活动，但他的注意力实际上已经偏离所有在场人注意的对象，他遁出了被视为真实的世界或严肃的世界。”[23]（P.70）因此，私密感是指公共生活中的自我隐遁与避免交流，是特定时空配置中个体的情感叠加与感官抽离。移动媒介兴起后，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寻求独处的方式更加灵动，媒介既是连接之物，也承担着反连接的任务，无论是在媒介的功能设置还是物理区隔层面，媒介物都成为特定情境下的隐私中介。诚如上文所及，这种媒介物所建构出来的精神远离和实时独处，生成了流动的私密感，很好地纾解了公共交往中的尴尬、过载或无所适从，精准地满足了个体的合理隐私期待。所以，大卫·比尔（David Beer）的描述是形象的，他借用“气泡”的隐喻来解释移动媒介所引起的私人文化层面的自我分隔现象，“‘隐私气泡’可以通过对周围潜在的公共环境的声音、社会和物理障碍来构建”[46]（P.144）。当我们“思绪飘扬”或“心不在焉”时，也就是身体在场精神离场时，超越空间的隐私气泡便形成了，此时“会有一种无形的屏障环绕着他，并暗示他人保持物理和行为的距离，以免自身受到打扰”[47]。在这种情形下，所有潜在的焦虑感、不安全感、风险和威胁的感觉都可以通过退回到一个更熟悉和同质的隐私气泡中而被回避掉。移动媒介物本身也是一种现代独处文化的象征。在这种文化中，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媒介技术来控制或管理我们对于私密感的体验。无论是视觉窗口的开合，还是听觉世界的重置，抑或是借助媒介物来实现避免交流或自我的退隐，对个人来说，媒介物不仅仅意味着连接与社会资源的拓展，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提供了私密性的情感支持。本研究在传统的“媒介化隐私危机”视角之外，以新物质主义视角切入，重新审视媒介物与私密感的关系，试图探讨我们日常使用的媒介为私密感的建立提供了怎样的新的可能性，同时提醒我们关注隐私保护中的物质性他者的存在。研究发现，身体感官成为私密感在媒介空间“落脚”、建立私人生活独处体验的新通道，而这一切都源于人们在媒介实践中获得了一种“精神自由”的支持，这样一种媒介化的独处形式对信息快速流通、隐私不保的现代人来说尤其珍贵。当然，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尽管如本文所述，媒介物赋予人们私密感以流动性和能动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媒介物也使人们卷入进更深层次的隐私危机之中。譬如，以视觉距离营造私密在媒介化生活中并不总是顺利，尤其在数据与媒介资源丰盈充裕的情境中，人机的深度交互将视觉进一步泛化为对个体行为的数据监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视觉“窥私”，智能化的监视体系所开启的无感化、持续性的数据观看模式，旨在消除一切距离，同时还呈现出诸多隐而不显的行为、权力和价值观。譬如，以数据挖掘、收集、整合式为特征的智能监视，不仅模糊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其无感化的监视方式使得人们的私人生活被绑架在智能技术设定的需求中无法脱身[48]，这导致“被看”的隐私主体被悬置在并不平等的视觉权力构造之中，他们通常对隐而不显的“监视”行为并不自知。私密感在数据洪流中失去了“视觉隔离”这一重要依托，“‘透明’的生活世界以双重可见性展现出‘监视社会’的轮廓，预示着一种他人永远在场、近乎裸露的情感交流。”[49]因此，本文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媒介化的独处不过是一个相对的经验。进一步而言，我们也不禁追问，私人生活的边界到底为何？隐私的价值是否已经发生了相变？当《民法典》将隐私与“私密”进行关联之时，这种“私密性”的构造置于日常媒介实践中又该如何平衡？基于私密的独立价值如何在媒介化的社会中更好地析出与维护？我们期待更加多元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案例。[1]Peter-Paul Verbeek.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2][美]塞缪尔·D·沃伦，路易斯·D·布兰代斯.隐私权[M].宦盛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顾理平.无感伤害:大数据时代隐私侵权的新特点[J].新闻大学,2019(2).[4]王金柱.技治时代的隐私困境与危机超越[J].哲学研究,2022(3).[5]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J].全球传媒学刊,2019(2).[6]Diana Coole,Samantha Frost.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Agency，and Politic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7][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王世雄，胡泳浩，杨凌云，等，译.竺乾威，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范海潮,顾理平.私密感的剥夺：智能传播时代隐私困境之时空视角解读[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2).[9]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M].New York：Free Press,1968.[10]Hayden D. Building Suburbia:Green Fields and Urban Growth,1820-2000[M].New York:Pantheon，2003.[11][法]米歇尔·德·塞托，吕斯·贾尔，皮埃尔·梅约尔.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M].冷碧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英]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M].陶庆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3]范海潮.作为“流动的隐私”：现代隐私观念的转变及理念审视——兼议“公私二元”隐私观念的内部矛盾[J].新闻界,2019(8).[14]许同文.复合空间中的移动实践：作为移动力的移动地图[J].新闻学研究,2020(10).[15]常江.当“断联”成为奢侈品：数字戒断的媒介文化想象[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9).[16][英]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M].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4.[17]张特,应奇.数字空间中主体的生存境遇——基于雷蒙·威廉斯“流动的藏私”理论的视角[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8]张杰,付迪.在场而不交流?移动网时代的人际交往新情境建构[J].国际新闻界,2017(12).[19]Anouk Mols ,Jason Pridmore. Always available via WhatsApp: Mapping everyday boundary work practices and privacy negotiations[J].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2021(3).[20][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21][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2][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美]欧文·戈夫曼.公共场所的行为[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4][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De Souza e Silva A.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J]. Space and Culture,2006(3).[26]王敦.都市文化空间的听觉性问题[J].文艺争鸣,2016(10).[27]Michael Bull. Soundscapes of the Car[M]//Daniel Miller.(eds).Car Cultures.Oxford:Berg,2001.[28]Paul Rodaway.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 sense and place[M]. London:Routledge,1994.[29]季凌霄.从“声景”思考传播:声音、空间与听觉感官文化[J].国际新闻界,2019(3).[30]卞冬磊.路上无风景：城市“移动空间”中的交流[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9(1).[31]Jonathan Sterne. The Audible Past. 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M].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32]徐辰烨,彭兰.从“人”到“赛博格”：技术物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以耳机为例[J].新闻界,2023(4).[33]Michael Bull.Sound Moves：iPod culture and urban experience[M].London:Routledge，2007.[34][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涯鸿，宇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35][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恐惧[M].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6]李娜,高鑫鹏,邓晶心.编辑·再造·嵌入:耳机的物质性声景实践[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3).[37]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M]. New York:Basic Books,1971.[38]刘思达.社会空间：从齐美尔到戈夫曼[J].社会学研究,2023(4).[39]John Urry. Mobilitie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7.[40]邵占鹏,营立成.时空随性:智能手机引发的时空变迁[J].新视野,2019(2).[41][法]帕特里斯·费里奇.现代信息交流史[M].刘大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42][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M].谷蕾,武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43]Anthony James Veal.The Concept of Lifestyle:A Review[J].Leisure Studies，1993(4).[44]Calif Irvine. Smartphones act as digital security blankets in stressful social situations [EB/OL].(2018-08-07)[2024-08-08]. https://news.uci.edu/2018/08/07/smartphones-act-as-digital-security-blankets-in-stressful-social-situations/.[45][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46]David Beer.Popular Culture and New Media The Politics of Circulation[M].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3.[47]Koops B J. Privacy Spaces[J]. West Virginia Law Review，2018(2).[48]顾理平.无感监视：智能传播技术对当代私人生活的重构[J].新闻大学,2023(11).[49]刘京,许亨洪.感官社会下媒介技术风险治理：一种“悬置”数据的批判[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