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玮 | 美国及其盟国如何达成政策一致性？

这篇文章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细致研究了影响美国与其盟国政策一致性的因素。文章发现，美国盟国的社会性权力和依赖关系在塑造政策一致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项研究不仅丰富了联盟政治的理论，也为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与依赖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作者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与所有国家一样，美国盟国处在由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所组成的社会网络中。作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它们既对其他节点存在依赖，也被其他节点所依赖。依赖会导致从属和被支配，被依赖则会产生权力，两者都会影响它们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研究显示，美国盟国对美国的一阶依赖、对更多社会网络节点的高阶依赖以及其他社会网络节点对美国盟国的依赖都会不同程度地对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产生影响。其中，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与美国的共同盟国数量、与美国的混合第三方数量以及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会正向影响双方的政策一致性，美国盟国在贸易、军事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等领域的多边社会网络中因位置优势而获得的社会性权力会负向影响双方的政策一致性。这意味着中国要想缓解美国联合盟国所带来的战略压力、更有效地发展与美国盟国的合作关系，可优先从那些社会网络位置重要，对美国军事依赖程度较低，与美国的共同盟国、混合第三方以及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较少的美国盟国入手。

同盟管理；联盟政治；美国同盟战略；美国同盟体系；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着美国与其盟国政策的一致性。

同盟是国家间合作的最高形式。由于同盟往往需要签订正式盟约，彼此承担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一旦违约将承担相应的声誉成本和观众成本，因此结盟的国家必定是彼此存在显著的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的国家，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结盟国家在大方向上的政策一致性。同时，结盟是以一种通过与盟友共享资源维护自身安全的手段，这使得同盟成员的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盟国的选择。此外，同盟还具有管控和约束同盟成员的功能。这促使同盟成员之间的政策具有趋同性。对于目前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国的国家美国来说，其建立和维持同盟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加强对盟国的控制，增强这些国家对自己的支持并保持双方政策的一致性。

现实中，在某些时段一些美国盟国表现出与美国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例如，2023年2月，菲律宾宣布向美国开放4个新军事基地，其中有3个位于与中国台湾岛“隔海相望”的吕宋岛北部，彰显了菲律宾对美国的战略支持。2023年7月，德国政府发布首份对华全面战略文件，提到与中国展开“系统性竞争”和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必要性，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强硬的对华态度，这种政策上的改变显然符合美国对盟国共同遏华的战略期待。但同时，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存在明显分歧甚至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同样屡见不鲜。例如，特朗普政府时期，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行动公开表达不满，称北约已“脑死亡”，美国“抛弃”了欧洲，站在“悬崖边上”的欧洲需要思考自己的战略问题。2022年又因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再度引发美欧关系紧张。马克龙认为美国的“歧视性补贴”对欧洲“极具攻击性”。为什么一些美国盟国与美国保持着较高的政策一致性，而另一些美国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相对较低？哪些因素决定着美国与其盟国在政策立场一致性上的这种差异性？

本文的研究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同盟成员的政策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是联盟政治研究一个相对空白的议题。作为国际安全理论的重要分支，同盟理论除研究同盟形成的原因外，还涉及同盟的效果与外部影响以及同盟的内部管理两个主要议题。对同盟效果与外部影响的研究通常将同盟看作一个整体，隐含地忽略同盟成员的偏好和政策差异；而对同盟内部管理的研究则又预先假定不同盟国的意图和行动偏好是有差异的，因而需要“管理”，但对于同盟成员政策的一致性/差异性本身特别是影响同盟成员政策一致性的原因却鲜少有专门性研究。因此，一定程度上拓宽既有理论研究的视角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在现实层面，同盟是美国维系霸权的重要支撑。随着中美博弈的加剧，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将同盟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称“美国的同盟是最伟大的资产”。在明确将中国界定为“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对手”的同时，拜登政府全力编织遏制中国的联盟体系，该体系不仅包括日韩等传统亚太地区盟国，还强调美国“将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英国、法国等相关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在美国拉拢和依靠盟国遏制中国的情况下，对中国来说，最坏的结果是所有美国盟国均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和配合其对中国的战略遏压。要想避免这种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争取美国盟国的支持与合作，必须首先明确影响美国与其盟国政策一致性的原因。

本文引入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从美国盟国对美国的一阶依赖（first-order dependence）、对更多社会网络节点的高阶依赖（higher-order dependence）以及其他社会网络节点对美国盟国的依赖三方面探究关系型权力特别是社会性权力对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首先，与一般理论预期一致，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美国盟国与美国的共同盟国数量以及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会正向影响双方的政策一致性；美国盟国在贸易、军事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等领域的多边社会网络中因位置优势而获得的社会性权力则会负向影响双方的政策一致性。其次，与一般理论预期不一致，美国盟国与美国的共同对手数量无助于提升双方的政策一致性，美国盟国与美国的混合第三方（既是美国的盟国又是美国盟国的对手）数量会正向影响双方的政策一致性。此外，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会抑制美国盟国在贸易网络中的社会性权力对其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负向影响。

（一）传统解释视角

关于什么因素影响着盟国间政策的一致性，学界主要存在国家属性解释、国际体系解释和双边互动解释三种传统视角。

国家属性解释遵循的是典型的还原主义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政体解释。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认为，一国的外交决策实际上是经由国内政治行为体博弈的结果。一国的政治体制是该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会影响该国的外交立场选择。既有研究认为，两国间政体差异越小，其政策一致性越高。例如，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西方民主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率明显高于非西方民主国家。国家属性解释最大的局限是无法解释拥有相同属性的国家的行为差异性和不同属性的国家的行为相似性。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盟国与美国都属于西方民主政体，两国政体指数相同（在“政体5”数据库中的分值均为10)，但它们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却存在显著差异。为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早在2015年日美就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以实现日美两国的“无缝”合作。2022年年底，日本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以及防务力量发展规划三大安全战略文件以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与之相对，澳大利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奉行防御性国防安全战略，直到2018年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上台执政后才疏远了与中国的关系。

与国家属性解释相对的是国际体系解释，其中最主要的解释因素是国际结构即国家间物质实力分配。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指出，小国的安全政策是由其所处地区实力结构对比决定的。自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提出结构现实主义以来，将国际结构作为解释行为体行为的根本因素似乎成为一种学术自觉。即使是强调兼顾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也认为，即便国内因素能够影响行为体的具体行为，但根本性的影响因素仍是国际结构。布罗克·特斯曼（Brock F.Tessman）依据大国间实力分布和权力的集中趋势将体系结构分为四种类型，指出体系结构的不同是决定小国对外战略差异的根本因素。国际体系解释的另一个视角是大国战略关系。有研究指出，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会限制小国的行动空间，进而影响小国的战略选择。一项针对美国盟国韩国行为选择的研究指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韩国将会因为出现安全赤字而被迫在两个大国之间做出选择，韩国有70%的可能性选择与美国“脱钩”。

介于国家属性解释和国际体系解释之间的是双边互动层面的解释，主要强调双边层面的军事和经济依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根据盟国实力对比，同盟可分为对称同盟和不对称同盟。同盟理论认为，不对称同盟中小国与大国之间存在不对称依赖，不对称军事同盟的实质是小国通过牺牲自主权换取大国的军事安全保障。照此逻辑，小国之所以会与大国盟国保持政策一致性，是因为小国对大国盟国存在军事安全依赖；小国对大国盟国的军事依赖程度越高，就越可能与大国盟国保持高度的政策一致性。有研究指出，东亚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越密切，越可能制衡中国。但问题是，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小国对大国盟国的军事依赖程度并不总是同小国与大国盟国的战略一致性相关。图1展示了1992—2014年美国54个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以及与美国战略一致性程度的均值，很明显两者并不完全吻合。这表明仍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盟国间的战略一致性。还有学者指出，与他国军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性反而会促使一国采取多元化的安全政策以减轻对他国依赖的脆弱性。

与军事依赖相似，经济相互依赖理论认为，经济依赖可以影响国家的行为选择。不管是从战争机会成本、经济威慑、利益集团还是信息沟通等视角出发，自由主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不对称相互依赖能够促使双方更好地协调立场，达成较高的战略一致。在两国关系上，双方的经济联系被认为具有“压舱石”作用。但学界也存在经济依赖反而会导致双边政治关系恶化的观点。华尔兹和乔安妮·戈瓦（Joanne Gowa）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反而会增加冲突的风险。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 Barbieri）通过计量模型得出不对称相互依赖会导致更多冲突的结论。

图1 美国盟国对美国军事依赖以及与美国的战略一致性

资料来源：盟国与美国的战略一致性基础数据来自外交政策相似性数据库，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ALVXLM，访问时间：2023年9月15日；盟国对美国军事依赖的测量指标是美国对盟国的军售占当年度该盟国总军备开支的比重，参见斯德哥尔摩数据库“武器转让数据库”数据集，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访问时间：2023年9月25日。

注：对美国军事依赖的数值区间是（0，1），数值越大，依赖程度越高；与美国战略一致性的数值区间是（-1，1)，1表示完全一致，-1表示完全不一致。

（二）多边关系网络视角

相较于上述三种传统解释视角，多边关系网络是一种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新视角。它的核心主张是将国家置于由三个及三个以上的节点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强调网络中的多边关系和国家自身在网络中的位置特征对国家行为的重要影响。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指出，社会关系至少可以分为简单关系（二元关系）和复杂关系（三元关系）两类。由于由国家构成的多边关系网络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因此一些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也开始注意到复杂关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例如，战略大三角理论借鉴社会心理学原理分析了不同的三方关系类型如何影响双方的互动。具体而言，当三方关系是一种双方友好但分别与第三方敌对的关系模式时，三方关系会相对稳定；而当三方是互为对手的关系模式时，三方关系最不稳定。斯凯勒·克兰默（Skyler J.Cranmer）等同样从多元互动规律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会倾向于选择与那些已经有很多盟国的国家结盟；在三个国家中已有两对国家彼此结盟的网络结构下，极易形成三方彼此联合的三角闭合同盟。这种基于三方关系的研究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分析框架。

三方关系之上就是关系结构。至少三个行动者参与才能形成结构。与主流国际关系宏理论将结构视为物质实力或观念的分配不同，关系网络的结构分析范式强调关系的重要性，用关系的概念来表达理论、模型和应用，主张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而非行动者属性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操作化。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关系网络的研究认为，国际关系网络结构作为国家之间的持久关系模式，能够定义、驱动和约束国家行为。

网络结构之所以能够驱动和约束行为体的行为，一个核心原因是它可以赋予行为者有别于物质权力的“社会性权力”或者说“社会资本”。传统的政治权力观认为，权力来自对重要资源的占有。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权力还来自一个行动者在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一个国家的权力不会孤立于其他国家，也不会孤立于制度结构；相反，它之所以拥有权力，是因为它与体系中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以及它在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地位。”那些善于建立和利用其在多个网络中地位的国家尤其是中等、开放和互联的国家可能会对网络中心地位较低的贫穷国家产生影响。埃米莉·哈夫纳—伯顿（Emilie M.Hafner-Burton）的一项研究指出，不同国家在由国际组织构建的社会网络中的不同地位会带来社会性权力的差异，进而导致它们具有不同的冲突倾向。

综上，既有研究为我们理解盟国政策选择与盟国政策一致性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下文将以这些视角为基础，重点从多边关系网络这一相对较新的视角探寻影响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可能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看，美国的盟国处在由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组成的社会网络中。它们作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既对其他节点存在依赖，也被其他节点所依赖。依赖会导致从属和被支配，被依赖则会产生权力，两者都会影响盟国与美国的关系，进而影响它们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

（一）盟国的一阶依赖

一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首先体现在双边层面。对于美国盟国来说，它们与美国的关系首先取决于它们对美国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依赖又称一阶依赖。这里的依赖与代价相关。在国家间的利益交换中，这种代价往往体现为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依赖性较强的一方需要接受依赖性较弱的一方对其所拥有的权力。简言之，双边关系中依赖性更强的一方需要在双边互动中做出更多妥协，其宏观结果就是双方政策的趋同。

同盟作为国家间合作的最高形式，是一种以减少自主权为代价来维护自身安全的手段。为维持同盟合作以维护自身安全，同盟成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以保证彼此政策的协调一致。在不对称同盟中，大国盟国和小国盟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通常而言，小国盟国对大国盟国的安全依赖程度更高，获取大国盟国的安全保障是小国盟国建立并保持与大国同盟关系的主要动机。由于这种不对称依赖，小国盟国更有可能向大国盟国做出妥协。詹姆斯·莫罗（James D.Morrow）曾指出，在不对称同盟中，小国盟国甚至可能通过提供军事基地、允许大国盟国驻防的形式表达对同盟国保持一致的决心。这进一步增加了盟国间政策一致的可能性。由此不难预计，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越强，双方的政策一致性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1：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越强，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低。

相较于安全领域，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对双边关系的潜在影响要更为复杂。许多既有研究认为，广泛密切的经济联系或者对未来经贸合作的预期有助于抑制一些特定国家对子（主要是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冲突。从经济强制理论的角度来看，在经济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双方中，依赖性较弱的一方能够以中断甚至终止双方经贸往来相威胁，迫使依赖性较强的一方在有争端问题上做出让步。可见经济依赖程度增强会带来双方政策一致性程度的提高。但也有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促进国家间合作，包括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组织成员身份等，而当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安全时，决策者将不会考虑经济等低政治问题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双方对国家安全重视程度的上升，原本的“经济压舱石”反而成为引发中美冲突的“导火索”。

冷战后美国盟国普遍与中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甚至逐渐形成“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格局，美国盟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构成了中国影响美国盟国政策的主要途径。因此相较于美国盟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我们更关心美国盟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美国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在这个问题上，理论预期会变得更加复杂。按照经济依赖理论的一般预期，美国盟国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加深会拉近美国盟国与中国的关系，从而相对拉远美国盟国与美国的关系。但从中国、美国和美国盟国三边关系的角度来看，随着美国盟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美国盟国可能会担心失去美国的信任并降低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为在加深与中国经济联系的过程中确保继续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美国盟国有动机同时强化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因此，从理论上分析，美国盟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对其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遵从一般认识，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2：盟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越强，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

（二）盟国的高阶依赖

除直接依赖外，社会关系还存在间接依赖或高阶依赖。如果说一阶依赖是双方互动的结果，那么高阶依赖则是指由包括该双方在内的三方、四方乃至更多方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对其中一方产生的影响。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来看，在由国家构成的社会网络中，作为网络节点的国家的政策行为既是其自身属性的函数，又是由其在网络中的关系位置决定的，“不参考A和/或B与C的关系来解释A和B之间的关系（联系）越来越没有意义”。A与C、B与C的关系会影响到A与B的关系，这种影响就是高阶依赖的一种具体体现。

具体来说，高阶依赖主要通过多边社会关系的传递性（transitivity）和平衡性（balance）对双边关系产生影响。传递性是指社会成员数量大于2时，彼此间的关系可以相互传导。日常所说的“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等都是社会关系传递性的体现。平衡性则是指“被感知的单元和所体验的情绪共存而没有压力的一种状态”。如果将友好关系记为正（+），将敌对关系记为负（-），那么在最基本的三方结构中，当三方关系乘积为正（“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或“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时，三方关系是平衡的；当三方关系乘积为负（“敌人的朋友是朋友”或“敌人的敌人是敌人”）时，三方关系不平衡，并会促使其中的某些双边关系做出调整以达到平衡状态。

传递性和平衡性的存在决定了简单的二元分析不足以涵盖一个国家受到的所有外部压力和影响。越来越多的基于高阶依赖的实证研究印证了这一点。例如，泽夫·毛兹（Zeev Maoz）等有关联盟的一项研究证明，国家更有可能与朋友的朋友结成联盟，且更有可能与朋友的敌人发生冲突或战争。布兰 登·金尼（Brandon Kinne）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传递性使得国家更愿意同与自己的外交伙伴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更愿意同与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的国家签订防务合作协议。这些都体现了间接关系所形成的高阶依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二阶关系（如朋友的朋友，涉及第三方）、三阶关系（如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涉及第四方）乃至更高阶关系都会影响国家行为，但考虑到社会关系的传递会随着间接程度的增加而衰减，同时为简化分析，这里只考虑二阶关系。

在二阶关系中，第三方C与前两方A和B的关系存在三种情况：（1）C是A和B的共同盟国；（2）C是A和B的共同对手；（3）C是A和B其中一方的盟国，同时是另一方的对手即所谓的混合第三方。任何一对存在社会关系的国家都拥有若干分属于这三种类型的第三方，这些第三方共同构成了这对国家彼此重叠的即时战略环境（overlapping immediate strategic environment）。

由于共同盟国的存在，两个国家分别都是对方盟国的盟国。在平衡性压力下，我们可以预期这两个国家会趋向于协调彼此立场，从而达到“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的平衡状态；两个国家拥有的共同盟国数量越多，这种平衡性压力就越大。从理性主义分析视角来看，由于联盟的存在意味着加入联盟的各方对威胁和机会、朋友和对手存在共同看法，因此联盟是衡量共同战略利益的关键指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两国拥有的共同盟国数量越多，重合的战略利益就越多。此外，共同盟国也意味着可以“从（第三方）盟国那里获得关于彼此可信度、可靠性和偏好的信息”，从而更有利于克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合作障碍，并更有利于双方间政策的协调。共同盟国越多，所带来的这种“信息福利”就越显著。不仅如此，共同盟国也有足够的动机干预或调解（同盟）双方的关系，以共同应对更重要的战略威胁。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3：盟国与美国的共同盟国数量越多，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

从平衡性的角度来看，两个互为盟国的国家拥有共同对手也是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即“我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一般来讲，有共同对手意味着有共同威胁，而共同威胁是促使国家间结盟和合作的重要原因。这些似乎都提示共同对手的作用与共同盟国的作用类似，数量越多，盟国间的政策一致性越高。但与面对共同盟国时不同，面对共同对手时，不同盟国对共同对手的威胁排序可能不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共同对手，但其对英国的威胁程度和对中国的威胁程度明显不同。又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韩成为中国和苏联的共同对手，但朝鲜战争在中苏两国各自决策中的优先排序存在显著差异。共同对手在不同盟国利益排序中的 差异无疑会制造和增加盟国间的政策分歧。尤其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与的同盟都是不对称同盟，而不对称同盟中强国和弱国安全威胁排序不一致的情况往往比对称同盟中更普遍，对于美国及其盟国来说，共同对手越多，面临的政策优先排序差异可能也就越多。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对共同对手数量对美国与盟国政策一致性的影响提出第四个假说。

假说4：盟国与美国的共同对手数量对双方政策一致性无显著影响或存在负向影响。

同样从平衡性角度来看，混合第三方的存在会拉低同盟双方的政策一致性。社会心理学的结构平衡理论的一个基本推论是，当三方关系中有一组双边关系为负、另外两组双边关系为正，即形成所谓“浪漫三角”关系时，其稳定性较差。但在不对称同盟中，由于盟国间实力存在明显差异，混合第三方的作用有可能因此发生逆转，使得混合第三方数量越多、盟国间政策一致性越高。有学者通过计算机模拟等方法研究了实力差异对三角关系稳定性的影响，一个基本发现是，如果X、Y、Z三国实力排序为X>Y>Z，那么以X国为枢纽的“浪漫三角”是所有三角关系中最稳定的。换言之，如果混合第三方与两方中实力较强的一方是朋友，那么两方中实力较弱的一方有动机主动改善与较强一方的关系。

具体到美国及其盟国，它们的混合第三方理论也存在两种情况：第一，该第三方既是美国的对手也是美国盟国的盟国。第二，该第三方既是美国的盟国也是美国盟国的对手。但在现实中，第一种情况很罕见，1992—2014年只存在第二种情况。例如，沙特阿拉伯既是美国的盟国也是以色列的对手，（特定时期）日本既是美国的盟国也是韩国的对手。在第二种情况中，美国就是“浪漫三角”中的枢纽国家，而两个存在敌对关系的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且都对美国存在安全依赖，此时这两个敌对国家都会担心美国偏袒自己的对手并在自己与对手发生冲突时支持对方，这种对大国盟国支持哪一方的不确定性使得小国盟国有动机更积极地与大国政策保持一致，以免被孤立于轴心和另一方 的合作关系之外。2018年年底至2022年，日韩因历史问题一度关系紧张，而这一时期两国都在积极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包括军事上与美国深度合作打造军事包围圈、在高新技术领域与美国构建价值链同盟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韩均有动机争取美国给予自己更多的支持。

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Crawford）提出的枢纽威慑（pivotal deterrence）理论指出了类似的逻辑。枢纽威慑是指由一个能够对敌对双方冲突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第三方发起的、旨在促使敌对双方达成某种协议的威慑。克劳福德指出，在这种威慑中，由于实施威慑的第三方通常与冲突双方同时保持沟通和合作的姿态，出于避免第三方与敌对方达成共谋致使自己被抛弃和被孤立的考虑，两个敌对方会有动机选择让步和妥协。此外还应注意到，对于A和B是盟国、C是A和B的混合第三方（如C是A的对手、B的盟国）这种情形，B是A和C的共同盟国。根据“三角闭合原理（triangle closure）”，A和C的敌对关系会因共同盟国B的存在而容易终结并转变为朋友关系。总之，两方是盟国、第三方是混合第三方这种情形会比较容易演变为三方互为朋友的稳定状态，无疑也会间接地促使而不是阻止A和B政策的接近。基于这些原因，本文提出第五个假说。

假说5：盟国与美国的混合第三方数量越多，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

国家间高阶依赖的另一种形式是互动两国对共享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的依赖。两个国家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越多，意味着两国拥有的共同身份越多，其相似性越高。根据社会网络的同质效应（homophily effect），彼此越相似的国家越愿意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政府间国际组织能够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例如通过恰当的机制设置让各国对特定政策或行为做出可信承诺，或者通过提高争端的机会成本促使国家偏好由寻求冲突转变为促进和平等。此外，国家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中的共同成员身份还会使彼此形成更多的身份认同，通过在共同参与的国际组织中的频繁互动，国家还会产生共同的价值观，进而实现政策上的趋同。由此本文提出第六个假说。

假说6：盟国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越多，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

（三）盟国的社会性权力

美国盟国不仅对其他社会网络节点存在直接或间接依赖，而且会被其他节点所依赖。只不过由于目前有美国参与的同盟都是不对称同盟，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以及安全需要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在一阶的双边维度美国盟国被美国直接依赖的情况并不显著，但在更高阶的关系网络维度，美国盟国凭借其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而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网络节点的依赖，这种依赖所产生的权力同样会对美国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产生重要影响。

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来看，社会网络中的相对位置赋予了国家有别于物质权力的社会性权力或结构性网络权力。权力本身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关系为基础。摩根索认为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对行动者的控制。戴维·鲍德温（David A.Baldwin）强调权力是一个关系概念，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属性。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也将权力定义为一种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属性。简言之，国家权力不只是一个属性概念，还应当被视为一个结构概念，即权力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内部资源，还产生于国家之间的一系列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了国家在社会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不同的位置赋予了国家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社会性权力。

社会性权力的核心是社会关系的数量和质量。与一个行为体建立关系的行为体越多，与该行为体建立关系的行为体越重要，表明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依赖程度越高，该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和整个社会来说就越不可或缺，该行为体的社会性权力也就越大。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是衡量社会关系数量和质量的关键指标。实证研究证明，具有更高特征向量中心度的国家拥有对其他国家更大的吸引力。一项针对1870—2003年贸易网络演变的研究表明，在贸易网络的发展中，国家会优先选择与这样的国家建立贸易联系，即存在优先连接效应（preferential attachment effect）。具体到权力维度，具有高特征向量中心度的国家能够“将这种地位作为一种胁迫手段，或截留社会利益（如承认某成员资格），或实施社会制裁（如边缘化某国）”，进而能够制定有利于它们的议程、议题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性权力的提升将使小国盟国有更多的资源与大国盟国讨价还价和寻求战略自主性。由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三个假说。

假说7：盟国在军事同盟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低。

假说8：盟国在贸易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低。

假说9：盟国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低。

（四）依赖对社会性权力的调节作用

如前所述，依赖是让被依赖者获得权力，这种权力会拉近依赖者与被依赖者之间的政策立场，而依赖者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会增加其自身的社会性权力，这种权力又会拉远依赖者与被依赖者之间的政策立场。很显然，依赖与社会性权力两者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前者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甚至抵消后者的作用（反之亦然），两者之间应该存在反向调节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10：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性越强，越可能弱化盟国在军事网络中相对位置的负向边际效应。

假说11：盟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越强，越可能弱化盟国在贸易网络中相对位置的负向边际效应。

假说12：盟国与美国共同的政府间组织成员身份数量越多，越可能弱化盟国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中相对位置的负向边际效应。

本文使用1992—2014年美国与其盟国的相关数据检验上述假设。根据战争相关因素（COW）数据库中“正式同盟”数据集的分类，同盟条约包括防御条约（defense pact）、中立条约（neutrality treaty）、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 treaty）和协约（entente agreement）四种。其中，防御条约代表最高层级的军事承诺，集中体现了结盟国家之间负有军事援助义务的同盟关系本质。根据是否与美国签订防御条约，本文共识别得到54个美国盟国。受数据可获得性所限，数据截止年份为2014年。不过，考虑到自2012年至今中美实力差距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1∶3（如图2），这意味着本文所建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和解释当前中美博弈态势下的美国及其盟国关系。

图2 美国与中国实力比值（1992—2022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军费开支”数据集，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访问时间：2023年9月25日。

（一）模型选择

本文的数据形式是面板数据，因此选用面板模型。该模型不仅能较为有效地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还能提供更多关于个体动态行为的信息。此外，由于包含截面与时间两个维度，面板模型还可以提高估计的准确度。本文以年为时间单位，将面板模型设定如式1。

式1中，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it为因变量，表示盟国i第t年与美国政策的一致程度。自变量涵盖了盟国的一阶依赖、高阶依赖以及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β是控制变量的系数。μi为国家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干扰项。

（二）变量操作化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盟国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程度，选用的指标是外交政策相似性数据库（FPSIM）中的斯科特π值。当前，联合国大会投票已成为衡量各国外交政策偏好的标准数据来源。斯科特π值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的数据运用斯科特系数估计两国政策的一致性。与传统一致性估计不同，斯科特π值不假定所有国家形成对外关系的倾向为任何特定值，而是通过对各自的边际比例进行平均来估计二元组国家的一致性倾向，即通过联合边缘分布估计随机一致性。相关研究认为，π值估计比已有的外交政策一致性估计方法更为准确。FPSIM数据库提供了1946—2015年两国间对外政策相似度的π值估计，数值范围是（-1，1），1表示完全相似，-1表示完全不相似。

2. 自变量

（1）盟国的一阶依赖

盟国对美国军事依赖的测量指标是美国对盟国的军售占当年度该盟国总军备开支的比重。数据来源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武器转让数据库”数据集。盟国对中国贸易依赖的测量指标是盟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2）盟国的高阶依赖

盟国与美国共同盟国的数据来自COW数据库的“正式同盟”数据集，方法是计算与同盟双方均签订防御条约的第三方国家的数量。盟国与美国共同对手的数据来自保罗·迪尔（Paul F.Diehl）等开发的和平数据库。该数据库将国家间关系分为严重对抗（serious rivalry）、低烈度竞争（lesser rivalry）、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暖和平（warm peace）和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五类，并依次赋值0.0、0.25、0.5、0.75和1.0。其中，严重对抗是指国家之间彼此视为对手和竞争者，双方通过频繁和激烈的暴力手段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盟国与美国的共同对手数量操作化为与同盟双方的关系值均为0的国家的数量。盟国与美国的混合第三方数据综合上述两个数据库得到。数据显示，在本文研究的时间段内，盟国与美国的混合第三方类型均为第三方既是美国的盟国也是该盟国的对手。盟国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来自COW数据库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据集。

（3）盟国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

为计算盟国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重要性，本文构建了同盟网络、贸易网络和国际组织网络三个关系网络。社会网络包含节点（node）和关系（tie）两个基本要素。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节点。关系则表示国家间具体的联络内容或现实发生的实质性关系，本文是指同盟关系、贸易关系和国际组织关系。社会网络关系一般用行和列组成的矩阵来表达，并可分为1-模网络和2-模网络。如果行和列代表来自行动者集合的行动者，矩阵中的要素表示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网络被称为1-模网络；如果行代表来自行动者集合的行动者，列代表行动者所属的事件，那么矩阵元素就表示行动者隶属事件的情况，这种网络被称作隶属关系网络，属于2-模网络。

本文针对三种关系构建了三组从1992—2014年连续23年的网络图，以动态分析美国盟国在同盟网络、贸易网络和国际组织网络中的位置变化和其相对重要性。具体而言，以国家为节点、以同盟关系为边构建147个国家*147个国家的无向军事同盟网络矩阵（1-模网络）；以国家为节点、以贸易关系为边构建196*196的有向加权贸易网络矩阵（1-模网络），以各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为各边赋予权重；国际组织网络是先以217个国家（含地区实体）为节点、以534个国际组织为“组织”构建国家—国际组织隶属关系矩阵（2-模网络），（75）再利用Ucinet软件将2-模数据转换为以国家为节点、以两国是否同为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为边的217*217的无向加权国际组织矩阵，以共享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作为关系强度进行权重处 理。

盟国在网络中的位置用该国在该网络中的特征向量中心度衡量。以军事同盟网络为例，使用Ucinet软件对1992—2014年的23个同盟关系矩阵进行国家特征向量中心度计算。特征向量中心度的取值为（0，1），数值越大中心性越高。令A为邻接矩阵，节点vi的特征向量中心度ce（vi）是邻居节点的中心性之和，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λ是特征值，并有多个解，为保证中心值大于0，取最大的λ。同理，盟国在贸易网络中的位置用该国在贸易网络中的特征向量中心度衡量，盟国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位置用该国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中的特征向量中心度衡量。

（4）交互项

模型将纳入盟国在同盟、贸易和国际组织领域的一阶依赖与其在相应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的交互项，分别是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盟国在同盟网络中的位置、盟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盟国在贸易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盟国与美国共同组织成员身份*盟国在国际组织网络中的位置。在纳入交互项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处理变量和调节变量做去中心化处理，具体方法是将相关各个变量减去均值，再求两者的交互项。

3. 控制变量

（1）大国关系

如前所述，竞争性大国间相对实力变化和双方的战略关系对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可能有重要影响，本文纳入两个相关控制变量：一是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对比，采用的指标是美国的相对实力/中国的相对实力。国际关系实证研究中对大国相对实力的一种通用测量方式是计算本国相对经济实力与相对军事实力的算术平均数[（相对经济实力+相对军事实力）/2]，其中相对经济实力的测量方法是当年该国GDP/当年所有主要大国（美、中、俄、英、法、德）GDP总和，相对军事实力的测量方法是当年该国军费开支/当年所有主要国家军费开支总和。数据来源分别是世界银行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军费开支”数据集。二是大国间的战略分歧，使用斯科特π值衡量，π值越大，说明两个大国间的战略分歧越小。

（2）盟国自身情况

既有研究认为，盟国国家实力对其政策选择存在影响，同时政治体制与他国的差异程度也会影响国家选边站。本文纳入两个相关控制变量：一是盟国实力，指标是COW数据库“国家物质能力”数据文件中的国家综合能力指数（CINC）。二是盟国与美国的政体距离，指标是盟国与美国的政体指数之差的绝对值，政体数据来源为“政体5”数据库，赋值范围为（-10，10）。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模型结果

表2是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固定效应模型，模型3是随机效应模型。因为豪斯曼检验的p值小于0.01，拒绝选择“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Ho：随机效应模型为正确模型），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其中，模型1是不含交互项的基准模型，模型2包含了军事依赖*同盟网络位置、经济依赖*贸易网络位置以及共同身份*国际组织网络位置三个交互项。

表2　依赖、 社会性权力对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中数字是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1. 一阶依赖对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影响

模型结果显示，不同领域的一阶依赖对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军事安全领域，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正向影响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基准模型1和含交互项的固定效应模型2均显示，盟国对美国军事依赖程度越高，则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1，也与联盟政治既有理论的预期相符。不对称同盟理论认为，同盟是不同实力的盟国就“安全”和“自主”进行交换所达成的一种协议。就小国来说，结盟是通过牺牲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换取大国的安全保障。对大国盟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越高，小国战略自主性就越低，与大国盟国越会保持更高程度的政策一致性。

以韩国为例。1953年至20世纪60年代，韩国国防安全高度依赖美国。韩国陆海空三军以美国在韩国实行军政统治时期的警备队为基础组建而成。朝鲜战争结束后，约7万美军常驻韩国。到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国防预算的96%都依靠美国的援助。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尚未邀请其他国家参战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就主动表达了参战意愿。收到美国约翰逊政府的邀请后，1965—1966年韩国相继派出韩国建设志愿团和海军运输部队、海军陆战队第2旅团、陆军首都师团、陆军第九师团等赴越南参战。至越南战争结束，韩国派往越南的部队规模超过30万人，在越南战场上常年维持5万人的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参战国第二位。21世纪初，韩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明显下降，不仅驻韩美军削减到约3.7万人，而且根据2003—2005年美韩协商的结果，驻韩美军还将进一步削减到2.5万人左右，原本部署在朝韩非军事区前沿地带的美国第二步兵师将回撤到平泽、乌山等二线地带，前沿地带由韩国军队驻守。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Roh Moo-Hyun）要求在2012年之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解散韩美联合军司令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两次向韩国提出协助出兵的请求，希望韩国增派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轻型装备部队。韩国政府对此迟迟未予明确答复。直到美国通知将于2004年撤离部分驻韩美军后，韩国才决定派遣3200人前往伊拉克，并只负责支援重建及相关防卫任务。与越南战争不同，韩国并未直接参与伊拉克战争。

在经贸领域，盟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无法直接影响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模型1和模型2均显示，盟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一结果证否了假说2，但印证了理论分析中所指出的经济依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比军事依赖复杂。该结果提示，不对称同盟中大国盟国通过提供安全保障而对小国盟国施加的影响和控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因外部大国加强与小国盟国的经济联系而对小国盟国可能产生的分化和拉拢效应。该结果的政策启示是，即使中国与美国盟国之间的经贸联系非常紧密，也很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这些国家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我们不宜高估采取经济手段稳定与美国盟国关系的作用。

2. 高阶依赖对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影响

模型结果显示，高阶依赖相关四个假说均通过了实证检验。首先，共同盟国数量对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1和模型2均显示，盟国与美国共享盟国的数量越多，两国间的政策一致性越高，说明更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可以密切两国间关系，并增强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这意味着美国同盟体系的扩大会形成一种规模效应，即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的规模越大，每个同盟成员与美国政策保持一致的可能性会越高。当前拜登政府同盟战略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不断巩固和扩大其同盟体系。2023年4月，芬兰成为第31个北约成员国。同年5月，美国国会正式提议邀请印度加入“北约+”。与此同时，美国还极力推动北约“亚太化”，与多个国家间建立双边国防外交的“2+2”对话机制，强化美日韩、美日印、美日澳、日印澳等三边合作与沟通，打造和升级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新的美日韩合作框架，通过这些手段扩展同盟关系的辐射和重叠范围。根据验证后的假说3，美国这些举措将有助于增强盟国与其政策的一致性，进而加大中国的外部战略压力。

其次，共同对手数量同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存在负向关系，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印证了理论部分的分析，即共同对手产生的结构平衡压力会被面对多个共同对手时产生的利益排序分歧所抵消，从而使得共同对手数量的增多无法正向影响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这对于面临美国及其盟国战略围堵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相对利好的结果。美国战略文化中向来有“制造对手”的传统，其基本逻辑就是通过制造（更多的）对手以达到增强国内和同盟凝聚力的目的。本文的发现则提示，美国除炒作“中国威胁论”外还大肆渲染和制造其他对手（如在东亚制造“朝鲜威胁论”、在中东制造“伊朗威胁论”、在欧洲制造“俄罗斯威胁论”）的做法并不会比没有这些“共同对手”时获得的同盟内部一致性更多。

再次，盟国与美国共享混合第三方的数量越多，两国间的政策一致性越高。单纯从社会关系的平衡性角度来看，两国共享的混合第三方越多，其政策分歧应当会越大、两国关系也会越不稳定。但这一实证结果印证了前文的分析：在国际关系网络中，对于以大国为枢纽的“浪漫三角”，混合第三方的存在更可能从反方向影响同盟间政策的一致性。如果混合第三方是小国盟国的对手且是大国盟国的盟国，那么混合第三方越多，小国盟国与大国盟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其核心原因是彼此间存在敌对关系的小国由于对共同盟国的安全依赖而有动机竞逐该盟国的支持。

最后，盟国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越多，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基准模型1中，盟国与美国共同成员身份这一因素存在统计显著性，表明在盟国与美国的共同国际组织成员身份以及盟国在国际组织网络的位置的交互中主效应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以及盟国与美国对国际政治集体管理的共同愿景的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共同促使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趋近。这提示，随着美国组建的多边国际机制和制度的增多，美国同盟体系的战略一致性将会增强。例如，为加快与中国的“脱钩”和所谓“去风险”，拜登政府积极推动构建半导体供应链联盟。2021年9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首次线下会晤之后，四国共同发起“半导体供应链倡议（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itiative）”。2022年3月，美国提议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实现半导体芯片的全产业链控制。此后，美国战略界还建议将“芯片四方联盟”扩大为“芯片X方联盟（Chip X）”，认为应将“四方”扩容到包括欧洲合作伙伴关系在内的多方，以更好地协调半导体行业的出口管制和投资。这些在具体技术领域的小多边机制化合作不仅会限制中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发展，还会产生外溢效应，引发美国盟国整体外交政策向美国靠拢。

3. 盟国的社会性权力对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影响

如理论分析所指出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盟国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其社会性权力就越大并敢于与大国盟国讨价还价，因而它与大国盟国的政策一致性就越低。实证分析结果基本证实了上述预期。

在同盟网络方面，模型1和模型2中盟国的同盟网络向量中心度均显著且系数均为负，表明盟国在同盟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其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越低。同时考虑到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绝对值均很大，在分析美国盟国政策时应高度关注其在同盟网络中的社会权力大小。在所有美国盟国中，法国在同盟网络中的向量中心度最高。它不仅是美国盟国和北约成员国，同时因与非洲中部国家加蓬的军事安全关系而得以与非洲大多数国家保持间接的联盟关系。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法国一直是美国同盟成员中谋求战略自主最为积极的国家。从戴高乐政府提出“维护战后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建立以法国为核心的欧洲”起，法国对外政策都明显表现出立足于本国利益、不盲目追随美国的特点。在当前美国拉拢欧洲盟国积极介入亚太地区联合遏压中国的背景下，马克龙呼吁欧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提醒欧洲国家不要随着“美国的节奏”而卷入台海危机。类似法国这样在美国同盟网络中向量中心度较高的国家可作为中国外交重点争取的对象。

盟国在贸易网络和国际组织网络中的位置重要性同样负向影响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模型结果显示，盟国在贸易网络和国际组织网络中的向量中心度越高，其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低，即越可能拉开盟国与美国的政策差距。这说明关系网络的确可以通过增加一国的社会权力来增强该国在不对称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

4. 依赖对社会性权力的调节作用

在交互项方面，盟国对美国军事依赖以及盟国与美国共同的政府间组织成员身份对盟国在相应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性权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会对盟国在贸易网络中的社会性权力的影响产生负向调节作用。这表明，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虽然无法直接影响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但却可以通过盟国在贸易网络中的位置这一因素发挥间接影响。具体而言，随着盟国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的加深，盟国网络位置对政策一致性的负向影响越来越小。当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的增加值超过0.056（0.214/3.801）这一临界值时，盟国贸易网络位置的边际效应将开始由负向转为正向。这意味着，对于在贸易网络中位置比较重要的盟国，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越高，与美国政策立场出现较大分歧的可能性越低；相反，盟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越低，其在贸易网络中的位置重要性对其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疏离作用就会越发明显。

例如，澳大利亚近年来在贸易网络中的位置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却逐年加深。2015年中澳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贸易、投资和服务等诸多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澳大利亚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持续增加。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占其总出口比例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的近3倍（分别是39.1%和13.9%），达到历史最高值。但大致从2016年开始，澳大利亚对华关系开始下滑。2020年，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游说他国发起对中国新冠疫情源头的“国际独立调查”；2021年又紧随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不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2021年4月，澳大利亚外交部依据《对外关系法案》单方撕毁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可见，随着澳大利亚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的加深，澳大利亚在贸易网络中的社会性权力对其与美国政策一致性的负向影响在减小，甚至出现了正向影响的效应。

贸易关系网络的结果提示，应高度重视美国盟国对中国依赖这一因素与美国盟国在贸易网络中位置因素的交互效应。尽管经济依赖不直接影响美国盟国的政策选择，但能弱化盟国贸易网络位置的负向边际效应。美国盟国在贸易网络中的相对位置越重要，对中国就越有利，但如果该盟国同时又对中国有着较强的经济依赖，反而可能促使盟国强化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从这一角度来看，紧密的经贸关系对于崛起国争取霸权国盟国反而会起到间接的负面作用。

5. 其他影响因素

在控制变量中，实力对比（实力）和战略关系也会显著影响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首先，中美实力差距越大，即美国相对实力越强或盟国实力越弱，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越高，这一结果符合弱国倾向于追随强国的理论常识。其次，中美战略分歧越大，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低。这说明中美关系紧张会增加美国盟国“两面下注”的倾向，并由此导致盟国与美国政策的疏远。不过，这种疏远只是一种相对的疏远，它远未突破同盟关系的边界。此外，盟国与美国的政体差距不影响两者的政策一致性。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模型结果显示，盟国的一阶依赖、高阶依赖和盟国的社会性权力会以不同方式影响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但上述结果是否可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不同的控制变量、对同一变量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等。其中，选择不同的控制变量是通过将变量放入或拿出的方法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如果结果不够稳健，控制变量的变化将会影响核心参数的估计及其标准差的变化。更换同一变量的测量方法，主要是采用不同性质的量化指标或依据不同的测量标准和方法对相同变量进行衡量。如果采取不同的测量方式，模型结果在核心自变量的系数方向与显著性方面都没有重大变化，说明检验结果稳健。

基于此，本文将通过以上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首先，通过删减控制变量进行检验。新生成的模型4在所有显著性指标上与包含交互项的固定效应模型2完全一致，表明模型结果具有稳健性。其次，替换测量方式，运用库尔蒂斯·西尼奥里诺（Curtis S.Signorino）和杰弗里·里特（Jeffrey M.Ritter）在1999年基于空间度量模型开发的外交政策一致性S估计，重新测量因变量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以及控制变量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分歧，结果如模型5和模型6所示。因为豪斯曼检验的p值小于0.01，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说，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5是不含交互项的固定效应模型，模型6是含交互项的固定效应模型。模型6与模型2所有自变量的系数符号均未发生改变，略有不同的是，盟国与美国共享对手数量这一变量在模型6中显著为负，该结果与模型2中该变量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不同，但仍与假说4一致。根据这一结果，共享对手数量越多，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反而有可能越弱。

表3   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中数字是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如前所述，导致该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不同国家面对共同对手时的应对策略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增加国家间的政策分歧。例如，朝鲜是美韩两国的共同对手，但多年来美韩在应对朝鲜核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作为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朝核危机以来，历届政府均排除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的选项，而美国并不排除武力解决方案。美韩之间尽管不断重申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性，但双方外交重点出现明显差异。韩国多届政府主动改善与强化同中国的关系，希望中国能在其中发挥积极斡旋作用，推动朝鲜核问题的和平解决，由此拉开了与美国政策的距离。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致使中美关系逐渐紧张的过程中，2015年9月3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作为唯一一个美国盟国国家元首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这一举动遭到美国反对。

当两国存在多个共同对手时，这种政策分歧可能被进一步放大。美国和土耳其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共同面对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三个“敌国”。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对土耳其构成直接的国土安全威胁，是土耳其的首要对手。而对美国而言，伊朗是多次被列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邪恶国家”，伊拉克则是21世纪美国反恐行动的重要对象国之一，叙利亚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相对低于以上两国。这种对共同对手优先级的认知差异显然不仅没有带来美土两国战略一致性的提升，相反，作为与美国共享对手数量最多、唯一共享三个对手的土耳其，其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远不及其他国家，甚至弱于与美国没有共同盟国的国家。

（三）小结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四点发现：第一，从社会网络结构中获得的社会性权力可以有效提升盟国相对美国的战略自主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军事同盟、经贸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三种社会网络中都一致地显示出，占据相对中心地位的盟国比非中心地位的盟国更能够保持与美国的政策距离。这提示我们应该重点关注那些在相关社会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国家，如军事同盟网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中的法国、经贸网络中的韩国等，这些国家由于其所拥有的社会性权力大而享有相对较高的战略自主性，因而有潜力成为中国外交重点争取的对象。

第二，双边层面的依赖对政策一致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实证结果显示，军事安全领域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可以显著影响盟国的战略选择。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越强，越可能保持与美国的战略一致性。这与国际关系的一般性常识吻合。但在经贸领域，不对称依赖的影响要更为复杂。盟国对中国的不对称经济相互依赖本身并不会显著影响盟国与美国的战略一致性，而当盟国与中国的不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加深时，它还会负向调节盟国在经贸网络中的地位对政策一致性的负面影响。

第三，有不对称同盟双方存在的三角关系会呈现与一般三角关系不一样的平衡趋势。一般情况下，共同对手的存在会巩固双方关系，混合第三方的存在会破坏双方关系。但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显示，在像美国同盟这样的不对称同盟中，共同对手和混合第三方对不对称盟国间关系的影响与一般情况下恰好相反。当不对称同盟双方面对共同对手时，其对威胁感知的大小和利益诉求会存在差异；而当共同对手增多时，这种差异可能随之增大，由此导致双方政策一致性反而随着共同对手数量的增多而下降。当不对称同盟双方面对混合第三方特别是混合第三方是大国盟国的盟国且是小国盟国的对手时，小国盟国会因为混合第三方的存在而产生有可能失去大国盟国支持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随着混合第三方的增多而增加，进而促使小国盟国强化与大国盟国的合作以争取大国盟国的支持，由此使得小国盟国与大国盟国的政策一致性不降反增。这两个结果提示我们，既不能因美国不同盟国间的分歧而低估美国同盟体系的凝聚力，也不能因美国与其盟国间共同威胁的存在而过于悲观地看待中美关系的前景。

第四，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和中美关系走低会削弱美国盟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这提示，中小国家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观望和两面下注也适用于盟国这类国家，并且会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而突显。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明确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但在此后的一段时期，许多美国盟国并没有明确追随美国与中国交恶。拜登政府上台后尽管重新重视和修复同盟关系，但美国盟国中同样存在与中美博弈保持距离的自主倾向。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提出区别于美国“脱钩”战略的“去风险”概念，明确表示在确保自身安全和战略自主的前提下，欧盟并不拒绝与中国和世界保持更广泛的经济联系。

本文从关系和网络的视角探讨了影响美国与其盟国政策一致性的因素，核心理论逻辑是关系产生权力，权力反过来又会影响关系与政策一致性。具体而言，一方面，美国盟国对美国存在军事和经济层面的一阶依赖，美国盟国和美国对其他国际行为体存在高阶依赖，这些依赖所产生的权力会抑制美国盟国政策的自主性，增加其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美国盟国在不同领域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又会导致其他国际行为体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依赖，进而形成美国盟国的社会性权力，这种社会性权力又会增加美国盟国政策的自主性，降低其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换言之，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同时受到美国盟国多阶依赖和美国盟国自身社会性权力从两个相反方向的拉扯，两种因素的“合力”塑造了美国不同盟国在与美国政策保持多大程度一致性上的差异性。本文的实证研究基本验证了这一理论分析。

在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加深对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一致性影响因素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美国盟国在军事同盟网络、贸易网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其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低；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越强、与美国的共同盟国数量和与美国的混合第三方数量越多、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越多，其与美国的政策一致性越高。这说明，在各领域社会网络中位置重要的美国盟国以及对美国军事依赖程度较低，与美国拥有的共同盟国、混合第三方且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较少的美国盟国是美国同盟网络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这些国家的存在构成了美国依靠同盟体系推行对外战略的潜在障碍，值得重点关注。在学理层面，从多元关系而非仅从国家属性和双边互动层面入手能更完整准确地解释盟国间的战略一致性问题，并对盟国间未来的政策互动做出更可靠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