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泰 | 从 TikTok 到小红书：网络新生态下的全球互联与认知变革

美国最高法院于1月10日开始对TikTok禁令进行口头答辩，多数法官明确支持国家安全优先的立场，TikTok面临在1月19日被禁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大量TikTok用户开始寻找替代平台，小红书成为众多TikTok用户的首选，由此迅速登顶美国苹果和谷歌等应用商店下载榜首，并在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下载排行榜中的排名迅速上升。新华社刊发报道“在美国，小红书红了”；《人民日报》刊发评论道：“这一新闻让人们更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大势，什么是人心。美国老百姓要正常生活，中国企业要正常发展，中美两国民众要正常交流……这就是人心，这就是大势。”这种大势背后，也反映出网络平台成为数字基础设施后诸多值得关注的新规律与新趋势。

近年来， TikTok的中国背景被美国政府与主流舆论视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尤其是在数据隐私与信息安全领域。美国政府担心TikTok收集美国用户的数据，影响美国的社会舆论与公共决策。为缓解这一担忧，美国已经针对TikTok出台了多项管制规定，包括对TikTok的禁令和对其数据使用的审查等。

TikTok部分用户转向小红书的现象，其实是对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话语绑架的反叛，并基于网络自组织机制形成了大规模的网络集体行动。这一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用户迁移，而是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动力和网络行为，体现了集体行动、个体自主性与平台治理之间的互动。网络自组织机制是在没有中央控制或指挥的情况下，个体通过局部的互动与协作，形成一种自发的集体行动。这种机制在数字平台上较为常见，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内容共享领域，用户行为通常不是单纯依赖于平台规则或政府干预，而是通过个体的自主决策和信息流动，形成具有集体性质的反应。

在TikTok用户的转向小红书现象中，用户的迁移正是通过数字网络中的自组织行为实现的。他们通过讨论、信息分享和模仿等方式，迅速形成对平台迁移的共识，并挑战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话语。特别是在美国政府的监管压力下，用户不再仅仅作为受制于政策的个体，而是通过集体行动和选择展示出抵抗的姿态。

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角度来看，网络自组织机制不仅能促进个体之间的互动，还能通过信息流动、情感共鸣等方式，促使一群个体形成共同行动，甚至挑战既定的社会或政治秩序。从具体机制来看，这种反叛行为首先体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即用户的转向通过去中心化的网络互动形成。与传统的社会运动或抗议活动相比，这种机制更具分散性和隐蔽性，但同样具有强烈的集体动能。其次，这是一种自主选择与抗议。用户迁移至小红书的选择是一种自发的、基于个体自由选择的行动，而非完全依赖于特定机构的组织动员。通过这种个体性行为，有力挑战了国家安全话语中的“安全”与“隐私”框架。

根据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的使用，还是权力的表现和运作机制。在国家安全话语中，政府通过立法、审查和监管对信息流动进行管控，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然而，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的社交媒体与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信息的流动和话语的建构超越了国家的传统控制框架。TikTok用户的集体迁移，反映了话语权力的分散化。他们通过选择使用小红书这一平台，实际上是在重新塑造自己的话语权力，挑战传统安全话语的主导地位，所以这种反叛不仅仅是对平台选择的抗议，更是对话语控制权的反向行使。

因此，基于去中心化互动和集体自发决策，TikTok用户的集体迁移行为不仅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话语的挑战，更是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用户通过平台选择重构了话语权力与社会治理的机制，这展现了数字平台成为信息流动和社会行动的重要场域后，用户在去中心化网络环境中进行集体行动的新趋势。

这也说明，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中，平台本身的“坚固性”变得越来越弱，而流动性越来越强，其具体表现就是用户和信息的持续流动，跨平台的“数字移民”现象不断发生。网络空间的流动性意味着平台积累的舆论控制或信息主导优势，并不等同于持久的影响力，用户的信任、认同才是决定信息传播效果与平台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传统上，国家或文化的控制往往是通过平台和信息的结构来实现的。信息流动性较低时，控制者可以通过主流媒体或社交平台控制信息，从而影响公众的认知和行为。然而，在今天的信息流动环境下，网络空间流动性和跨平台的信息传播打破了这种单一控制。随着社交平台的去中心化特性、用户互动的自由化以及跨国信息流动的加剧，阵地的争夺已经从“平台”转向了“人心”。或者更具体地说，面对网络空间的流动性，人心才是真正的阵地。如果仅仅专注于占领某个平台、获取流量或控制信息，可能会在表面上“占领”了一个数字空间，但由于信息和用户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平台的去中心化特征，这种占领是短暂的，甚至是虚拟的。用户对平台的忠诚度、参与度以及互动内容的质量，才是决定“阵地”真正归属的关键因素。

2023年，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 “Connected Global Media（CGM）”项目组抽取了国际上200余家媒体，采集其在X（Twitter）平台数据，研究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传播扩散过程，发现全球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和网络结构指标都呈现出明显的幂律分布特征，呈现出突出的“马太效应”，网络社交平台进一步固化并强化了西方的话语霸权。

项目组通过对全球主流媒体在地区和收入层级上的划分，考察了区域之间的信息流动情况。分析发现，高收入地区的信息主要流向了中低收入地区媒体（51.19%）和相同收入层级地区的媒体（34.52%）；低收入地区的媒体信息全部流向同收入层级地区的媒体；中低收入地区媒体绝大部分的信息（95.59%）都流向相同收入层级地区的媒体；中高收入地区大部分的信息（75.68%）流向了相同收入层级地区媒体，少量信息（16.22%）流向了中低收入地区媒体。

另外，通过对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流动分析发现，东亚地区绝大部分（92.65%）的信息流向了同地区媒体；欧洲及中亚地区大部分的信息（66.67%）流向了同地区媒体；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所有信息都流向了同地区媒体；北美地区比较特殊，在不考虑自环的情况下大部分的信息流向了中东及北非地区媒体和欧洲及中亚地区媒体；南亚地区媒体绝大部分信息（95.45%）流向了同地区媒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信息都流向了同地区媒体。

上述结果说明，全球各地区媒体绝大部分的信息流都是对内的，这些地区的媒体与其它媒体的关联模式高度同质化（北美地区除外）；高收入地区媒体信息较为均衡的流向了其他收入层次，而除了高收入地区以外的其他收入层级媒体信息大多数“回流”到了相同层级媒体处，尤其是低收入地区媒体的所有信息都流向自身。由此可见，发达地区的“信息辐射”和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回流”是全球媒体宏观信息流动的主旋律。在这种格局下，发达地区的声音可以被世界各地所知悉，也可以轻松地实现对不同收入层级、世界地区之间的跨圈层传播；而欠发达地区地则形成了信息孤岛，绝大多数的信息流都只能被同类媒体所转发、互动，无法突破信息壁垒，最终导致这些地区媒体传播内容高度同质化。

但TikTok上的美国网民流向小红书的现象，标志着跨国网络互动格局的重大转变，意味着网络流动的逆向趋势，其背后反映了全球信息流动模式的关键变化，说明平台间的竞争和流量逻辑已经成为全球社交媒体生态的重要推动力。流量逻辑，即在平台上获取关注、点赞、粉丝等的机制，已经成为了数字平台文化的核心。在数字化时代，平台的流量不仅仅代表了用户的活跃度和参与度，还直接影响到平台的经济模式与内容创作者的收益。因此，网红和内容创作者越来越依赖流量来获得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这种流量导向的文化使得平台用户，尤其是内容创作者，追求更广泛的曝光与影响力，导致他们不断寻求新的平台和更广泛的受众。因此，美国网民对中国平台的兴趣不仅仅是对内容的好奇，也是对流量经济的需求。无论是网红还是普通用户，他们都在追求更多的曝光、互动和社交资本。这一点在TikTok的美国用户转向小红书的现象中，体现非常明显。

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语境中，尤其是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背景下，全球信息流动和文化交流往往受到严格的政治管控和限制。然而，随着平台算法和社交媒体的多样化，流量成为了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因素，任何地方只要有足够的用户基础和互动性，便可以成为流量中心。内容创作者们已经不再拘泥于地理或政治边界，从而创造了跨国别、跨文化的流量场。这说明流量逻辑已经成为超越政治、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壁垒的强大力量。平台的算法更加注重用户的兴趣和行为，而非政治身份或国籍背景。因此，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等“藩篱”在流量面前显得相对脆弱。网络平台通过流量的全球化布局，将内容创作者与用户的互动拓展至全球范围，甚至跨越了中美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鸿沟。

更重要的是，平台之间的竞争使得它们更加注重流量导向的内容创作，而内容创作者则通过在不同平台之间的迁移和跨平台内容传播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平台之间的竞争，也是创作者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更大的流量池中获得更多的曝光，各类内容生产者会选择那些提供更大流量潜力的平台，即使这些平台位于不同的文化或政治背景下。小红书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社交平台，其平台上的用户活跃度和互动性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流量资源。许多美国网红发现，通过进入中国平台，他们不仅能够接触到大量的中国观众，还能够获得跨文化的关注和支持。这种跨国流量的交换，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和更丰富的互动空间。因此，内容创作者的竞争本质上造成了平台边界的模糊化。

这种流量的逆向流动所蕴含的用户用脚投票的意味，也代表了网络空间中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长期以来，中美在互联网空间中存在着激烈的博弈，尤其是围绕着政治话语权、平台治理、内容审查等问题。美国网民选择进入中国的社交平台，说明他们在有意识地突破信息流动的政治边界。这一行为有可能打破单一国家控制下的信息审核，以及基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过滤，表明网络流量与内容的传播越来越脱离国家的直接控制，成为全球范围内去中心化的力量。

不过，虽然流量逻辑促使平台和用户超越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但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对立仍然会对信息的流动产生影响。因为在全球信息流动的过程中，流量既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但也可能成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平台利用流量逻辑推动全球化传播的同时，政治和文化传统仍然在影响着平台运营与用户的选择。因此，流量和政治的互动并非单纯对立，而是一个复杂的共生关系，其中的空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另外，网络空间的流动性说明，虽然平台可以成为信息流动的载体，但用户的社会认同、情感共鸣与认知对齐才是影响力的最终来源。平台的粘性必须基于用户的认知结构和情感需求，否则即便在平台上获得了短期流量，也难以在长期内保持稳定的影响力。在“移民”小红书的过程中，虽然大量外国网民涌入并带来了泼天流量，但这种流量能否持久，则取决于平台是否能够持续满足他们的认知需求、文化需求、社交需求与经济需求。

在TikTok美国用户涌入小红书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有趣的中美网民“对账”现象。中国网友发现美国很多人的生活压力很大，需要打多份工才能维持生存，生活压力不比中国的996小多少。而美国网友则发现中国超市里的蔬菜水果蛋奶等生活成本极低，与他们之前通过某些渠道了解到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而意识到过去在媒体上了解到的很多信息都是不真实的，此前的信息茧房出现了裂纹。美国网友在小红书上晒出宠物、孩子、早晚餐、舞蹈视频等，表示自己将学习中文。中国网友也热情留言，互晒宠物或提供使用建议。有美国网友看到上海、重庆等城市夜景航拍视频后，表示“我从不知道中国是这样的”，并表示自己一定要去中国看看；也有美国网友询问“怎么把购物区调成英文显示的？我看到了太多有意思的东西，在美国根本看不到！”此外，平台上出现了中国学生向美国网友请教英文完形填空，美国网友向中国网民请教数学题的情景。这典型体现出两国用户通过跨文化交流以及新型的网络互动，突破各自固有的信息茧房，从而通过认知对齐迅速达成共识。

认知对齐（Cognitive Alignment）是不同群体或个体在认知框架、知识体系、信念体系和价值观等方面逐步趋同的现象。具体来说，认知对齐并不是简单的意见或观点一致，而是通过相互交流、学习与互动，打破固有的认知障碍和偏见，达成更为一致或互相理解的认知状态。在跨文化、跨国界的情境下，认知对齐涉及到的信息交流不仅限于表面事实的共享，还包括对对方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深层次内容的理解与尊重。在TikTok的美国用户涌入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认知对齐的形成过程。美国网民通过平台分享自己的个人生活、文化认知与中国网友互动，从而破除先前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并对中国的日常生活、教育方式和文化背景产生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与此同时，中国网民也通过这种跨国互动，获得了对美国社会更多的真实认知，尤其是在生活压力、成本以及家庭文化等方面。这种认知对齐的背后，是平台去中心化信息流动、算法推荐系统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以及社交平台上自发形成的文化共鸣和互动机制。两国网民在彼此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表达中找到了共鸣点，从而突破了传统媒体与政治框架带来的认知障碍，达成了新的跨文化认知对齐。

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崛起，认知对齐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跨国平台，用户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域内的信息流动，而是通过平台跨越国界、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形成了多样化、去中心化与自主化的认知对齐机制。例如，平台的算法不仅仅按照国家或文化的逻辑推送信息，而是更加注重用户兴趣和互动。在这种环境下，中美网民能够更直接地通过个人体验、日常生活和观点分享来接触到对方的信息和观点。这种信息流动打破了传统的媒体过滤和国家间的政治框架，使得用户能够接触到更加多元的信息，从而实现认知上的相互对齐。

举例来说，在此次TikTok美国用户涌入小红书的事件中，美国网民开始接触到中国用户分享的生活成本、城市景观、文化活动等内容，逐渐认识到自己此前通过传统媒体获得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并不完全真实。相反，中国网民也通过与美国用户的互动，意识到美国社会中普遍的生活压力和成本问题，从而达成了一种基于互动的认知对齐。

此外，网络社交平台不仅促进了信息的流动，还帮助用户从文化的共鸣中实现认知对齐。在传统的跨文化交流中，文化差异常常导致误解、偏见和刻板印象。然而，通过社交平台的互动，用户能够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对方文化中的共同点和相似性，从而在日常生活、兴趣爱好、亲情关系等方面形成认知上的共鸣。例如，中国网友通过小红书分享家庭教育、饮食文化、娱乐活动等，许多美国网民表示，他们从未意识到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多元文化。反过来，许多中国网友在看到美国网友分享的育儿方式、宠物文化、娱乐活动时，也产生了深刻的认同感和共鸣。这种文化共鸣帮助中美网民在各自的文化框架之外，建立起对彼此生活方式的尊重与理解，促使认知逐步对齐。

中美网民之间的认知对齐现象表明，在数字平台的帮助下，传统的认知隔阂和误解能够通过直接的互动、文化交流和知识互助得到有效的突破。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跨文化理解和认知调整的过程。通过社交平台，用户不仅获取到了更真实的跨国信息，还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找到了共鸣，推动了两国民众的认知对齐与相互理解。这种现象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交流与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范式，展示了数字平台在塑造全球认知格局中的潜力，并很有可能随着认知对齐现象在各领域的延伸而引发一系列广泛的连锁反应。

具体而言，随着认知对齐的推进，国际间的文化误解和偏见有望得到缓解，这将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改善，尤其是在中西方国家之间。长期以来，文化差异和误解常常成为国际政治冲突的根源。随着中美网民及其他国家之间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互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对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找到共鸣，减少刻板印象与敌意。例如，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往往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的不了解，而通过直接的民间交流，这种误解可以逐渐得到修正，减少因文化误解而产生的政治对抗。此外，认知对齐还有助于塑造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国家间的外交政策，尤其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等全球性问题方面，增加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在中美网民的持续互动中，小红书既成了英语角，也成了“情报角”和相亲角，不断有网民感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并获得了众多点赞，这表露出的是一种对全球人民在共同挑战下团结一致的渴望。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尽管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文化、政治、经济等差异，但在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面前，我们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小红书、TikTok等网络平台让用户能够直接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种全球化的互动增强了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共同关注。这种认同感促使网民在互动中更易形成同理心，并产生对“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理想的共鸣。特别是当前全球面临的许多问题，如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政治动荡等，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来解决。通过这种跨文化的互动，网民不仅在情感上认同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也在实践中体验到文化交流如何帮助消除误解，增强人类团结的力量。

不过，虽然各国网民在小红书平台上的互动确实具有突破“巴别塔效应”的潜力，但认知对齐在兴趣层面容易实现，而在涉及更深层次文化和价值观时则极为困难。每个国家的网民都带着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参与互动，因此某些深层次的价值差异，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与秩序等，都容易导致跨文化沟通上的障碍，甚至引发大规模的争论。正如此前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普遍发生的那样，即使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上，在短暂的热情寒暄后，用户仍然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或互动对象，从而形成新的“数字巴别塔”。因此，世界网民的深度互动仍然面临文化深层差异以及价值观冲突的持续挑战。

本文转自 | 探索与争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