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秀芳 | 作为精神生产资料的媒介：意识构序与社会意识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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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产；社会意识；媒介生产；媒介现象学；历史现象学

一、提出问题：媒介——精神生产的物质基体

劳动生产与文化传播是一个勾连已久的话题，不少学者对其都做出过深入分析，例如雷蒙德·威廉斯企图用“文化唯物主义”来将文化与实践熔铸一体；丹·席勒也提出“生产力劳动（productive labor）”试图从劳动与价值生产的视角去重新梳理传播的理论史，从而弥合劳力与劳心的裂痕；而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等人的“非物质劳动”、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等人的“数字劳动”概念也在信息时代焕发出新的理论张力。但其实，生产与传播的联系可以进一步往上追溯到马克思所提出的“精神生产”概念之中。

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即人们基于一定历史条件，以物质资料与物质生产为基础，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关于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精神生产实际上即与社会存在相对的社会意识的生产。但马克思也指明：“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众文化与传媒事业并不发达，因而马克思的着眼点在于普遍性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中，对于精神生产做出的是一些基础性的概念规定，如“一定的社会存在（社会定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宏观分析，但社会存在如何形塑精神世界的具体路径，马克思并未深入分析。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更迭，人们已然处在当今这样一个媒介世之中，世界的精神、思想与交往几乎被无处不在的媒介技术体系所架构。因而，人们或许有必要以媒介的新视角去重新理解马克思，马克思对于生产劳动的历史现象学分析路径也对重新理解媒介与传播提供了另类视野。

张一兵指出，历史现象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用以分析社会的一种思考方式，其路径是面对现存的历史之中的实体之物相（存在者）之时，透视其所发生的非实体性社会实践（存在），从而解析出蕴藏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社会存在不是对象性实体，也不是人们物化生产所创造的物性产品，而是人们发生于当下并不断重构的活劳动与生活交道，以及在此之上不断建构与解构的关系场境与支配这种场境的实践功能有序性，因而一切的社会系统、社会基础设施，离开了人的活动即是非存在的。晚期马克思则认为，人们“怎样”进行劳动与存在总是由一定的生产资料（核心表现为生产工具）所制约的，生产资料不是一种客体死物，而是一种形塑工人劳动的上手性装置，意蕴着一种作为存在姿态的“怎样劳动”，它铭刻着生产者过往的经验技艺，从而成为一种生产者技艺外化的义肢性持存，生产者唯有凭借着生产资料才得以通达其劳动世界。生产资料犹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之天命与时代的座架，形塑了人们的劳动之存有。

从历史现象学视野来看，一方面，精神生产同样归属于生产一般，本质上是一种非实体的产品创制活动，因此历史现象学对于物质生产的透视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另一方面，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总是内在于物质之中的，而作用于精神的独特物质便是媒介。在精神生产之中，媒介物不仅仅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物质行动者，而是首先表现为一种象征世界得以生产与存有的物质性基体。媒介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生产劳动的创造，媒介存在首先是一种生产式存在，而精神世界正是在媒介生产之中创化与绵延，媒介的象征性与物质性密不可分，正是有后者才得以创生出前者。

因此，本文以马克思历史现象学对于劳动生产资料的分析为理论视野，意图重新审视媒介，将媒介视作一种“精神生产资料”，从而进一步理解：媒介的物质性与象征性如何在精神生产劳动实践之中勾连？媒介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运作将存在化为意识，又进而散播为一种社会意识，并塑造人们的精神交往？进而，媒介又是如何作为一种物质性架构反向形塑人们的精神存有？

二、历史现象学视野的生产劳动与生产资料

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之中的“存在”便是实践，而最基本的实践则是劳动生产。生产活动不是一种无谓的精力耗费，而是一种人有着明确目的（telos）的未来时间指向，以依据先在的意图——爱多斯（eidos）之相创制（Poeisis）对象的物相化（materialisirt）活动。爱多斯（eidos，ετδοξ），在古希腊哲学中意指创制（Poeisis）过程中给予质料一种相位，海德格尔则将爱多斯视作关涉交道活动中的“何所向”。在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之中，爱多斯（eiods）指对于如何劳动的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与时间先行性的谋划，谋划的结果则是某劳动对象经由劳动之后的未来存在态（相），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一个木匠在干活之前对于木料的劳动规划蓝图称之为“爱多斯之相”。物相，又称物态，是劳动造物存在的形式，马克思经常使用物相化（materialisirt）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之相）在塑形对象效用中的消隐，劳动生产之中的物相并非仅仅是物的存在态，而且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之中。在劳动的物相化活动之中，发生的是让劳动对象（材料）脱序于原本的存在物态，并朝向劳动主体目的进行物理塑形与功能转化的对象化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产品生发出一种价值增值与使用价值构序（ordering），即创构出一种超越自然物态而被人的实践所中介了的社会存在秩序，这种人之造物的有序性也被贝尔纳·斯蒂格勒称之为人类的“负熵（negentropic）”。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讨论的木材，被工匠依据一定主体爱多斯（桌子蓝图）将其从树木的自然存在物相之中砍伐下来，通过劳动劈砍成木料后进行物理塑形并组装成一种内嵌人之需要（forus）的功能之相（内相）的桌子物相，于是与人无关的“物”（Ding）就此转化为实现人之爱多斯、内蕴社会关系于其中的“事物”（Sache）。

在生产劳动过程之中，生产资料是塑形劳动材料的中介性传导装置与激活生产者在场活劳动的工具记忆模板，狭义的生产资料指生产的工具技术，广义的生产资料则包括场地、设备、基础设施等一切中介性的物质劳动条件。当生产者与特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便意味着一种特定劳动存在被激活。

首先，生产资料是生产者器官的体外延伸。生产资料往往诞生于对人肢体的模仿，而后则将其肢体劳作经验反向物相化为机器设备、技术物件等工具模板之中的功能内相。这也意味着生产者自身的技艺不再存于自身，而是后种系生成为一种外化的第三持存，它们铭刻着生产者的劳动经验、劳动技艺、劳动习惯，即一种“怎样劳动”的记忆惯性，生产者通过生产资料的上手使得自身的劳动活动被复构。因此，生产者的在世已经不再是直面劳动对象的世界，而是一种唐·伊德所谈到的“（人－技术）世界”式的通过技术具身才得以存在的中介化世界。生产资料成为活劳动得以存在的生命存续装置，唯有借助生产资料为助燃剂才能点燃劳动的活火，因而阶级的奴役总是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开始。

其次，生产资料是人与劳动对象之间能动关系的传导体（leiter），它是将人先行的劳动目的与劳动谋划的爱多斯之相编码入技术并继而作用于劳动对象，例如刀具的设计是为了劈砍，车辆的设计是为了远行。但安德鲁·芬伯格对此也指出，经由生产资料中介后的劳动活动已经是技术反向编码后的结果，例如从人手的拳头到上手的锤子的转换，其中劳动活动的形态已经被技术所塑形。生产资料的革命往往铭刻了特定生产记忆与工艺本身的更迭，它以工具的物相形式存留一定的劳动目的与“爱多斯之相”，将其固化为一种工具之中的先导性潜能，并在生产劳动过程之中以一种时间先行式的牵引，使其定格封存的生产姿态得以复构，因而生产资料是一种“怎样生产”的模板，也正是因此，马克思指明，生产资料是表征着一个时代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核心物性标识。

再次，生产资料本质上是一种过去“死劳动”的物相化沉淀，必须由活劳动的在场才得以激活，如果一个生产资料闲置未使用，则会脱序于特定劳动关系场境并失形于凝聚着特定使用价值的物相，例如机械的生锈、木材的腐烂，最终由“事物”（Sache）返归于“物”（Ding）的存在态。因此，生产资料的上手性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技术的物质属性发挥，更是将其纳入特定的社会生产场境之中，从而使自身内蕴的潜能内相得以在活的生产劳动中被激活。

最后，生产资料将促发特定的关系构式（configuration），这意味着生产主体与被塑形的生产对象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之中，人与物、人与人主体际的客观关系得到重构（再生产）。关系构式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协作之中的生产协作关系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生产材料的契合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人们通过生产（工具）实践为中介所实现的社会交往，而马克思则指认，这种交往甚至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生产力本身。

三、意识构序：媒介作为精神生产资料

精神生产同样归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范畴，因此，精神生产本身亦是一种凝结着主体目的与“爱多斯之相”的精神物相化活动。但精神生产不等同于意识活动。马克思看来，“意识即人对其环境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非镜像式复刻，而是一种“意识流”。贝尔纳·斯蒂格勒指出，意识活动往往由胡塞尔所说的对稍纵即逝的当下的感知滞留（第一持留）、对过往经验的回忆复构（第二持留），以及主体有目的的意向填充（前摄）所构成，意识活动便是在对过去－当下－未来所形成的认知之中的时间流。而作为一种创制活动，真正的精神生产劳动往往发生于人对于过往经验的有意向填充与加工之中，这是一种在意识流之中对于被意识的客体进行有目的的创制，并使得“现实的内容”化作“理想的内容”。

精神生产劳动过程是对精神生产劳动对象（材料）进行的一种符号化创制，赋予其一种为劳动目的与“爱多斯之相”所塑形的精神负熵质，这种精神负熵质便是信息（information），作为表征物的符号即精神生产劳动对于世界的爱多斯物相化显象，信息则是内蕴其中的使用价值。但信息作为一种负熵质是对于意识流的截流。斯蒂格勒指出，意识是一个不断建构与解构于时间流中的思维活动过程，这也意味着意识流逝如川，此在的意识片段将被即刻临在的意识片段所取代，并且弗洛伊德指认的无意识潜流与拉康所说的大他者暗流永远在澎湃汹涌，因而意识流的本身具有明显的混沌姿态。而精神生产劳动却是试图在永不凝滞的意识流之中截取一部分片段将其结晶化，以符号这种确定的存在物相将人脑中不可名状的意义、观念、想法、情感等意识流存在以信息的形式负熵化塑形，例如将自身的思维活动组织为一句话、一段表达、一种概念。但这个意识塑形的过程，却离不开作为精神生产资料的媒介。

作为精神生产资料的媒介既包含狭义的言语、笔纸、留声机、打字机、报纸、电影、计算机等符号技术，也包括广义的空间、身体、基础设施等中介性物质条件；之所以成为媒介，因其是一种作用于心灵的技术技艺。正是因为有了媒介，人们能够在自身存在之外组织意识，自身混沌的意识流成为一种可感可知的确定对象，因此，媒介之于精神生产的首要意义在于对心灵与意识进行塑形。

（一）意识塑形与对象化：媒介作为精神活动的义肢

作为精神生产资料的媒介，首先是人的延伸，正是有了媒介才使得人们的存在感知化为意识。这种延伸不是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对于肢体感官的延伸，而是以一种第三持留的记忆装置形式，成为人的精神义肢。斯蒂格勒以康德为例，指出康德的思想意识流唯有当他书写成为文字之时才能够形成，意识若要成为意识，就必须使得意识自身的痕迹能够外在化与客观化。意识流自身总是在不断消逝的，人们如若想对意识进行组织操作，就必须将其负熵化塑形为第三持留之中的客体图像（image－objet），正是这种义肢上的意识外化，才复活了已经消逝与即将消逝的意识时刻，给予了意识流一种暂定的确证。因而，任何一种作为观念与概念的“图型”，必须借助于第三持存的介质“图像”来展现自身，“我思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发生在人们脑海中的内在图像，而首先是第三持存的记录，“只有当某一意识投映到它自己外部的时候，它才能是为某人所拥有的意识”。在此意义上，西皮尔·克莱默尔所说的平面媒介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塑形术——“我们不是在纸上思考，而是用纸来思考”。

与物质活劳动类似，精神生产劳动发生的是生产者自身意识活动的对象化，意识在生产塑形构序之中不断与自身分离，例如将个体的思维外化与对象化为一篇文章、一本书籍、一段录音，但这种对象化的过程却必须借助媒介，给予其一定区别。马丁·塞尔看来，媒介为事物提供一定的种类区别（Unterschieden），在这个区别之中，某物才能够得到确证。正是由于媒介的区别，被媒介所塑形给予的意识片段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自指涉系统，不再是意识流之中能够被其他意识片段随意冲击的乱流，例如，当人们在进行一篇文章的构思思维活动之时，往往也会掺杂着和构思无关的其他意识乱流，而当这篇文章被创作完成之时，其已经成为了一个边界明朗的精神世界，不受其他意识的浸染。精神生产劳动给予不停息的意识湍流以一种历史暂时性规范的定在物相，它也使得自身的意识外在于自身，于是原本流动的时间化作了具体可感的空间存在之物，从而赋予了人们对意识进行构序的可能。

因而，人们的意识总是内在于媒介之中，看似是脱离媒介的意识活动，不过是一种媒介操作的经验内化沉淀。斯蒂格勒指认，人们的心理思维活动（内感官）总是先发生于一种媒介技术——第三持存的具身操作（外感官）之中，例如抽象的数学运算、逻辑推论等思维活动在被内化（内感官）之前总是要经过长期的物质性媒介操持（外感官），数学运算的诞生“先是用身体（手指）来数数，然后是在用于书写的石板上计数，然后是在纸板上计数，然后是以心理方式计数”。同理，被马克思称之为“意识的外壳”的语言是人们组织内心思维活动的必要形式媒介，但是语言并非先天给予，而是经过一个长期的口语言说、听觉触碰、书写观感等第三持存之中的物质性演练，才得以形成的内在意识。因此，媒介同样是一种精神生产劳动的生命持存，它铭刻着特定的精神生产劳动技艺，通过它才能够点燃精神的活劳动之火。

（二）意义构序与符号编码：媒介作为精神创制的传导器

精神生产劳动的过程通过符号对自身意识进行一种物相化并构序一种精神负熵质，但是符号的存在需要一种物质性外壳被感知，符号的存在离不开特定的媒材介质，因此媒介是符号的躯体。有学者指出，媒介的本质是虚拟性，能够将世界进行信息化、符号化组织呈现，但事实上，媒介的虚拟性正是其物质性的所在，媒介正是精神“爱多斯之相”得以物相化塑形的必要性物质外壳。例如，人们通过纸张或是平板电脑进行一篇论文的书写，作为媒介的书写工具不仅是人们精神生产劳动的传导器，也直接构成这篇论文的质料本身。如果没有媒介的书写场，那么也不存在相应的精神产品塑形。

而媒介供人们进行精神符号物相化的书写场所，便是界面。界面不是一个客观的物，不是构成书本的页面或是电脑屏幕的物理材质，而是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得以交汇，前者通过后者实现自身的一个抽象的意义时空，一张报纸的物理页面远远比手机屏幕要大，可是手机所敞开的精神空间却远大于前者。若以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视之，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身体的知觉场，在这样的场境中，人们脑海里的精神以各种能够触达身体感知的符号形式使得自身可见，于是精神不再是懵懂混沌的“欲说未说”的沉默的我思，而是被媒介界面所牵引拉扯，成为一种可见的精神图景。因而，界面其实犹如阿甘本所言的“姿势”：姿势是一种展现存在的纯粹性媒介，但姿势自身却并无目的；犹如书本的文字或是计算机的符码，其作为符号元素的自身存在是无根据的，如若把它们单个拿取出来并无意义，但是当它们经过组织化构序建立起内在的联系，那便是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图景外在化并徐徐展开之时。

与此同时，媒介的规则也会反向编码不同的精神生产劳动本身，因此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或许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一定的媒介不仅规定了世界如何被信息化呈现，而且首先内在地构序了人们如何进行自身的意识精神活动，文字有文字的意识之流，图像有图像的意识之流，影像有影像的意识之流，不同的媒介形式直接塑形了人们的精神意识活动，人们的精神交往总是受到媒介的制约，人们无法拥有超出自身所处媒介环境的精神形式。就如同文字发生之前，人们只能是通过图像、姿势进行形而下的简单意义表达，意识形态之于文盲而言，不是那种学术式的理论思辨，而是发生在其生活之中所能触及的媒介界面的意义投射。阿尔都塞所说的实践仪式化的意识形态，不是发生在人们的文字认知之中，而是发生在身体作为界面的意义塑形之中。同理，作为拜物教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发生于李嘉图或者斯密的经济学著作之中，而是在货币、商品的交换的意义投射之中，因此索恩－雷特尔指出，人们的交换行为本身已经是一种抽象，货币的铭文便是商品市场最早的媒介界面，人们的拜物教误认也由此而发。由此观之，德布雷的媒介域（media sphere）或许可以看作一定时代的精神生产方式，它不仅影响了“（精神）生产什么”而且定义了“（精神）怎样生产”本身，人们的精神创制活动总是内在于一定的媒介规定之中。

（三）场境激活与心灵意蕴：媒介的精神生产上手性

媒介作为精神生产资料，同时是一种过去的“死劳动”的积淀，需要人的活劳动进行激活，而这也意味着一种媒介之于精神生产的上手性意蕴。在此过程之中，没有人的使用，媒介就仅仅是一个永远不会被打开的死物。在媒介之上是一种现实物相与精神物相的叠加，只要在特定场合，任何物都可以化作媒介，例如冷战结束后柏林墙变成了一扇涂鸦墙与游客汇聚地，这是一种由物理物到象征物的复杂构序。因此，媒介的上手实际意味着一种意蕴（Bedeutsamkeit），意蕴即人与世界相遇“作为什么（das Als－was）和照面之如何”的场境。而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意蕴缘起于有目的的关涉性交道，因而人与媒介的照面总是带着目的性的何所向，媒介总是向着人的此在为我性（for us）地涌现敞开，并被纳入人的生命存在场境之中。

马丁·塞尔看来，媒介即给予，但事实上作为现象的媒介本身也将被意向所给予，因而即便是习得同一种语言体系、书写技艺，人们能够将其内向构序的思维活动也非完全一致，在王羲之心里浮现的文字图形会是潇洒灵动，而在颜真卿心里浮现的文字则是端庄肃穆；饱读诗书的康德与目不识丁的文盲同样用语言媒介所塑形的思维活动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采取相同的媒介义肢进行精神生产劳动，所处的生产状态也天差地别。因而在媒介交道之中，作为客体存在者的物性第三持存实际上仅仅只是一种对象，它无法自我实现自身，唯有待生产者将精神生产劳动有意蕴地投注其上，从而对其进行激活。

媒介的上手不等于人与构成媒介的工具性设备质料本身相契合，而是人们能够亲熟而流畅地通达媒介界面所敞开的意义空间从而进行着精神构序，如若一台电脑无法开机，一本书籍递与文盲，其物质物相并未失形，但是人们能够进行精神生产劳动的空间已然湮灭。因而，精神生产劳动通过媒介上手复构的不是一种绝对实在，而是一种被给予的实在，这种实在性唯有通过媒介才能够通达。对于个体而言，媒介的上手意味着，它不再只是一种物性存在的意识外壳，而是内化自身意识此在的非对象性的意蕴，这个过程实质上是媒介由对象到现象的过程，媒介不仅仅是个体实在遭遇的物性客体之“对象媒介”，而是成为了人之本有体验当中的一种存在方式的“现象媒介”，但这种存在方式并不存储于媒介物之中，而是就发生在即刻当下人们如何组织意识流的精神物相化活劳动之中，具体表现为意识流的空间片段（例如一个个文字、一句句语言还是一帧帧图像）与时间节奏（意识活动的快慢）。

而意识义肢化（媒介化）的过程，就是人们的内感官与外感官从同一性到逐渐分离的过程，先在的媒介操持（外感官）逐渐内化为一种有意蕴的意识惯性（内感官），因而人们脱离了言说、书写、图绘，脑海的意识流依旧可以通过这些媒介形式进行组织。这种意识时空存在方式经历无数次实践之后则会形成一种“确定的亲熟状态”，它是由人们过去“何所向”的媒介交道活动所生成的一种“特定的视野（Sicht）”，以一种先行时间来指引着人们未来对于世界的环视（Umsicht）。因而，当一个人亲熟了文字对于意识流的组织方式之后，被抛身于一个视觉化、图像化的时代总是感觉十分不适以及自身意识难以言说的局促，这是因为其所遭遇的媒介义肢已经不是所亲熟的上手持存，图像与影像媒介这种“对象媒介”所意蕴的时空规则与其内化于心的“现象媒介”所构序的意识之流发生了冲突，因此媒介便跌落于在手之中。

四、社会意识筑模：媒介作为次级精神生产（精神交往）装置

精神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目的与精神爱多斯支配之下经由媒介塑形成为完成时态的精神产品，例如一本书籍、一篇报道、一条短视频。当一种精神产品面向社会被消费之时，往往会引发一轮新的认知生产，有如五四之时《新青年》的出版带来一轮链环的思想革新，而这便是物质生产不具有的次级生产效应，这个过程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精神交往。因此，当人们借助媒介进行精神交往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再生产的过程，它使得人们内蕴于媒介之中的个体意识被复制，成为一种与他人分享从而实现共在的社会意识。而这个过程，同样离不开媒介的运作。

（一）社会意识关系构式：媒介作为精神交往的枢纽

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在于，精神产品的内容往往是可复制的，精神生产者真正生产塑形与构序的不是构成某个精神产品的物质性外壳，而是其内蕴的精神空间，一本书籍可以重复印刷改版、一篇报道可以多网页转载，可是其内蕴的信息空间并不会损耗。在此过程中，精神生产者将自身的意识流通过活劳动对象化与物相化于其上，使得精神产品本身具有一种内嵌的事件更迭与时间流逝，因此，在精神产品的外部物相存在之下，实质是一种对于社会记忆意识流进行支配的功能内相，于是精神产品本身亦成为了斯蒂格勒所说的一种作为时间客体的媒介。而受众在对精神产品进行接触之时，便是借助这个时间客体的内在时间秩序来实现观看当下片刻的意识塑形与构序。

精神生产劳动最终的构序对象不是对于物质材料的塑形构序，而是对于人们当下感性存在社会意识的修剪。虽然从总体上，社会记忆能够凭借媒介长存，并不会因为精神生产劳动的挪用而损耗，可是人们感性存在的当下记忆与注意力却是有限的、可侵扰捕获、可删改的，因此它可以成为特定精神生产所祛序与构序的塑形对象。媒介的意识流总是向受众涌现，一旦人被影像媒介所捕获，内心的语言组织则发生逃逸，意识被屏幕的语言所填充。由于受众的注意力总是有限的，沉迷于此意识流则忽略了彼意识流，因而，真正的文化工业不是一种霍尔式的符码编译与葛兰西式的霸权谋合，而是占据对受众当下片刻意识物质外壳的争夺，用户可以完全不认同媒介所呈现的内容，但是当其思考的媒介外壳被占据之时，便是一种大他者的无意识投流。当用户的意识塑形在一种特定媒介之中沉浸日久，其他的媒介感知就会退化，这也是为何触屏时代人们提笔忘字，读图时代人们语言能力退化的原因。

正如德勒兹指出，大脑即屏幕，人类大脑的意识流便如同电影一帧一帧的记忆片段所组成的时间－事件流，而精神生产的最终目的，便是通过媒介这个“时间客体”内在的时间片段来修改受众的记忆片段，对其记忆进行脱型／塑形、祛序／构序，从而以自身的内在记忆取代受众的记忆，于是某一精神产品所蕴含的社会意识不再独属于自身，而是向公众进行意识投流从而成为一种集体的社会意识关系构式（configuration）。也正是因此，某种精神产品具有了超出其物质媒材的价值，因为，决定某一精神产品价值的不仅仅是单个初始生产者的活劳动塑形，还有社会集体在场活劳动关系构式之中所合流的集体精神生产劳动时间。媒介的意识投流得以集体化之时，也是人们实现特定的精神交往从而使得自身存在化作共在之时。正如马克思指出，精神交往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而是凭借特定信息所实现的人与人的关系连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集体，“交往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它本身是一个部落或民族独立存在的黏合剂”。因此，媒介的意识投流造就的不仅是一个共同参与的当下时间片段，也是一个被给予的共同世界。马克思所指认的“意识就是人与自身环境的关系”之中的“环境”首先表现为一种媒介环境，这种环境不是形形色色的媒介物种，而是一种被媒介所给予的共同面对的社会实在，人们在这个媒介实在之中对世界进行实践关照，并由此形成自我的周围世界。媒介实际上不仅使得人们的意识共时化为一种社会意识，也使得人们一定的社会存在在此刻同一化为一种共在。

（二）社会意识结构筑模：媒介成为先验的精神架构

马克思指出，特定物质生产方式成熟到一定时期将会产生一种结构筑模（modeling），即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与生活交往沉淀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有序性结构，并以一种模板般的惯性方式维系自身的再三运作。这种筑模并非可见的实体，而是发生于人们当下实践活动连接的动态社会场域之中，犹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可见的权力机构，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稳定功能运作的权力支配本身，但这种结构的运作却离不开作为物质持存装置的生产资料的发动。

同理，当一定的媒介形式成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主导性的意识外壳之时，当某种媒介意识内容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临的精神境况之时，那便会形成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媒介结构筑模（media－modeling）。对此，斯蒂格勒也指出，正是作为媒介技术的第三持存，使得特定的历史经验被持留与扩散，成为一种非历史化的先验精神构序，而这便是康德笔下先天综合架构的由来。一方面，这种经由媒介所架构的先天综合，将成为每个人的意识所萌发的历史性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这便是人们一定的社会定在所不得不遭遇的历史先验条件，也是海德格尔所指认的那个已经此在，即人们的当下存在总是不得不背负的一定历史条件。另一方面，这个媒介内蕴的历史先验精神架构也成为了每个人进行自我精神生产的象征界大他者，它总是建构一种镜像式的伪主体。因为任何一种媒介的呈现都是一种可见性的编排，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不可能穷尽存在的表达，但经由媒介的中介，原本构建精神负熵的精神塑形构序却仿佛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被符号物相化的斑斓世界。并且，媒介进一步具身式地上手从而使得自身也遁入觉识之外的幽暗，于是，媒介编排的精神世界却仿佛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永恒世界。因此，人们的精神存在从一开始便是一种被媒介所架构的幻象与不可能存在之真。

而当媒介成为一种精神筑模装置之时，也是人们精神交往的物象化与物化的开端。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之中，物象化（Versachlichung）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物与物的关系得以呈现，犹如人们的精神交往总是内在于特定的媒介之中，精神与精神的交往实际是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勾连；而物化（Verdinglichung）则意味着物背后的关系凝结被遮蔽抹去，原本是社会关系的物相凝结，却仿佛成为物的自身属性，人们把媒介的精神架构当作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而忘却其背后的生产构序。媒介物化并非人们对于媒介的一种主观误认，媒介还进一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崇高客体，人们将自身的交往关系与交往制度建构于媒介之中。在古代，西方的教会与东方的宗庙都不仅仅是虚幻的意识形态表征，而是物化成为构造人们社会实践的枢纽，人们围绕其建立社会场域与游戏规则。在当代的深度媒介化世界，人们与世界的关系连接更是被新闻报道、视频直播、数字账号等广泛的媒介所架构，甚至人们可见可及的数字世界也已然是算法媒介所编排，一旦离开了媒介的持存，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世界存有几乎将化作空无，而这便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人们身处一个“人对物”依赖的时代所无可回避的存在之命运。

结语：回到马克思——媒介的生产与生产的媒介

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之中，生产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生产的内在语义不断流变、生成，在生产之中发生的是世界万物在劳动者的心力流涌中不断地祛序与构序，最终生产者与世界发生一种全新的存在重组。而德勒兹则进一步在生命存在层面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改写为欲望机器的生产，生产即是生命存在的内在驱力——欲望实现自身的过程，而机器则是生命存在的有机体，欲望唯有在机器装配完成之时才得以实现与存续，因此，生产即一种生命自我实现的基本存在姿态。由此观之，生产的逻辑毫无疑问与媒介的逻辑所暗合，因为从媒介生态学视域来看，可供性即媒介性，这意味着原本异质的事物经由媒介的中介连接重组，并生成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可以说，连接即生产，中介即媒介的生产方式。如果说生产意味着机器与机器的装配，那么生产资料即是这种装配得以实现的元机器。但与一般机器所不同的是，媒介首要连接的是人们的心灵与世间万物，媒介所开辟的是人们的精神存有。

生产是一种生命心力的流动，但却并非一种泻水置平地的汹涌乱流，每一种生产最终的生命流向其实都内在于生产目的与爱多斯的指引，并且被生产资料所框定。如果说，德勒兹所看重的是生产之中事物之间的连接创化过程，马克思则更加看重生产的最终指向，即混乱无序的且以一种与人“漠不相关的形式（Form des gleichgültigen Bestehns）”存在的事物重组为一种以“有用的形式（nützlichere Form）”而持存的社会历史之序。弗卢塞尔（Vilém m Flusser）亦有类似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类的信息传播与存储即是为了抵御生命的熵增，传播即用符号生产起一个超脱于自然的、属人的意义世界，以此抵抗孤独、遗忘与死亡。从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生产视野来看，传播本质上就是一种从无到有的精神生产构序、从而创构社会历史负熵质的创构活动，而媒介是人们筑模精神世界的物性持存与义肢延伸。理解媒介，正是要撇去那些流于表象的符码浮沫，去重新发现精神世界得以建基的物质性架构。因而，当人们孜孜不倦地对媒介与存在进行追问之时，回到马克思，发现马克思，或许能够为新的视野掘进与理论建构开拓一种更加精彩的可能。

（本文原刊于2025年第2期

已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