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丨从时钟到巨机器:芒福德的人文主义技术观

体娱   2025-02-02 05:48   浙江  





文 _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长期以来,在传播研究领域,芒福德(Lewis Mumford)都是一位知名但不重要的人物,原因是他讨论的是一般性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对传播技术着墨不多。他的理论和研究风格多由麦克卢汉引入传播研究,虽然他对麦克卢汉的评价不高。然而以今天的媒介概念来看,技术也是人与世界的中介,[1]是人类存在的环境,[2]讨论技术与文明的关系就是在探讨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芒福德

在芒福德写作《技术与文明》的20世纪20年代,人们更常用的词是“文明”,而非“文化”或“社会”。那是一个讨论西方文明应该何去何从的焦虑的时代(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文明不仅代表着人类的理想状态,还是用来概括时代精神或感觉结构的整体性概念,社会就像是一个有机体,它的不同部分彼此影响、相互映射。因此,对于芒福德而言,无论是对技术还是对城市的关怀,说到底是对人类境况和生命的关怀。


芒福德不像海德格尔那样认为技术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宰制性力量,而是将它嵌入人类的意义与文化体系中。现在看来,这样的立场过于人类中心主义,有点过时,但是在20世纪初,《技术与文明》却打开了一个从文化视角理解技术与社会复杂关系的新领域。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开创了两个表面上对立的传统:一个是技术形塑文明,另一个是社会形塑技术。过往的研究者往往各取所需,却忽略了它们如何在芒福德的理论中有机地融为一体。重读《技术与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如何突破技术与社会二元论的机会。


技术与文明

[美]刘易斯·芒福德

中信出版集团 2024

有趣的是,芒福德的文明整体观本身也受到技术的影响。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城市规划科学的创始人格迪斯(Patrick Geddes)对学生时期的芒福德影响至深。格迪斯曾在爱丁堡买下一处建筑并将其改建为“瞭望塔”,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城市的全貌、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他在第六层塔顶处增建了角楼并安装了一个暗箱——这一中世纪颇为流行的光学设备能够将城市细节投影到黑暗空间的白板上。通过将现实呈现为陌生、清晰、色彩亮丽的图像,暗箱唤起了观察者的艺术眼光,看到建筑和环境之美。[3]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观察者的技术》中所说的这个将观察者置于机器之中并将世界客观化的技术及其背后的理念深深吸引了青年芒福德。

观察者的技术
[美] 乔纳森·克拉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参观者在暗室观察完毕后,格迪斯会引导他们沿阶梯向下,参观下面五层博物馆,分别是爱丁堡美术馆、苏格兰展厅、大英帝国及英语世界展厅、欧洲展厅和东方文明展厅。这一空间布局将城市规划放在更大的文明背景下加以理解。可以说,这个建筑物是格迪斯整体论思想的具像化,它和格迪斯的专著《进化中的城市》一起,形塑了芒福德研究的风格与主题。

进化中的城市
[英]帕特里克·格迪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芒福德认为技术并不孤立,而是与文化构成了复杂的体系。他在格迪斯分类的基础上,将20世纪初以前的技术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始技术(水能—木材系统)、古技术(煤炭—钢铁系统)、新技术(电力—合金系统)。技术只是特定文明的表征,而非其本质。这种技术体系就像福柯所说的“知识型”或库恩所说的“范式”,其结构充满了断裂性与有机性。

在社会有机整体观的引导下,芒福德对马克思的技术观提出了批评(虽然他的解读并不全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被他解读为过度强调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他甚至认为马克思对人的定义,即“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也存在技术至上的偏见,过于强调改造世界的、进攻性的工具的影响,忽略了生存性技术的影响。

生存性技术的代表是容器技术。动物也能够使用精致的容器技术,如蜂巢、蚁穴等,这并非人类的专利。[4]容器技术更具有女性特征,它是孕育生命的、生存的、家居的技术,与男性的、进攻性的,兼具破坏性与创造性的工具技术形成鲜明对照,今天对容器技术的忽略也是男性话语霸权的体现。

芒福德对“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另一个批判在于,使用工具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其他动物也可以使用工具。不同之处在于,人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能逐渐适应工具,调试自己的大脑,能够自我操控、自我设计,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和斯蒂格勒一样,他赞同法国人类学家勒鲁瓦-古尔汗(André Leroi-Gourhan)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演化史离不开对工具的使用。技术的真正产物不是外在的复杂工具,而是人类的大脑与身体。因而芒福德所说的技术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它总是体现为感觉、思维和行为的模式,是与人体结合之后产生的文化技艺。

不过上述观点是他晚年时的看法。在《技术与文明》中,他对技术的定义仍比较狭隘,把技术和自动化的机械等同,排除了有机体,认为技术外在于人。这种二分在他晚年得到了纠正。

当芒福德把技术放在更大的人类文明背景下思考时,其影响就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他认为在特定技术出现之前,文化已经为其准备好了条件。最能体现这一观点的,莫过于他对机械钟表技术的分析。芒福德认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机械钟表能自动运行,这是机器与工具的区别。另外,机械钟表具有标准化、精密的齿轮结构,可以精确控制,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新的信仰,意味着可以用中立、客观的方式度量世界。人在时间中存在,机械时间对有机时间的替代,意味着人类不再在事件的流逝中感受时间,而是以抽象的框架感受时间,抽象时间成为显示人的存在的媒介,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芒福德敏感地抓住了技术的关键,到今天,时间控制仍然是数字技术和平台技术底层逻辑的关键,“996”、加速社会、内卷正是机器时间在社会层面的体现。


对机械统治与机器文化无限扩张的担忧是《技术与文明》的主题,不过芒福德认为,早在机器统治世界之前,机械时间的统治就已经在修道院里出现了。在中世纪,为了抵抗世俗世界的战争、血腥、动荡等不确定性,僧侣们在修道院内按照天国秩序建立了井然有序的世界,严格规定了作息时间与生活流程。他们通过钟声安排活动,这种对独立的、秩序化的世界的向往成为时钟发明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文化条件的准备,技术就不可能被发明。

另一个例子是对于魔法的接受。只有相信存在某种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对世界的改造,才能接受技术的可能性。同样地,修道院、军队对于群体的组织,也为工厂的出现和建立在机器基础上的官僚统治提供了条件。换句话说,文化是技术的因,而非技术的果。多年后,英国文化研究先驱之一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此提出了一个更精细的版本,他认为技术总是内嵌在社会文化之中,它是社会意图的体现。作为文化形式的技术,必须与特定社会的意义体系结合之后,才能够产生影响。


在技术与文化之间,芒福德更强调文化的影响,但当时的读者(比如麦克卢汉)更关注的是技术的影响。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的确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探讨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在他看来,虽然社会为技术的萌芽准备了条件,但是当技术逐渐成熟、向全社会扩张时,技术对社会的反作用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因此,芒福德的技术与文明的模型是一个扩散模型:在技术发展的初期,文化对技术的影响超过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但在技术的成熟期,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则后来居上。

芒福德笔下的技术不只是具体的技术物,而是特定的感知世界、思考世界和行动的模型,它们引导着人类按照其意向改造社会。他认为时钟促进了机械秩序的建立,玻璃使人类产生了观察自然的中立立场,望远镜和显微镜促进了抽象主义,镜子促使人类自省,蒸汽机促进了集中与垄断,电力打破了集中、促进了灵活性与个体性,机械化和工厂体系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统一化、标准化……芒福德甚至调侃说,牛顿担任铸币厂总监绝非偶然,它象征着科学至上的机器文明必然导致社会的功利主义与文化的滑坡。[5]

不过,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不是单向的,文化也会对技术做出回应甚至反抗。这种影响及其反作用塑造了文化的特征,就像格迪斯所说,每种文化的特征“不是它对环境的适应,而是造反”。和格迪斯一样,芒福德也深受拉马克进化论的影响,认为环境的变化会引发反向运动与逆转。机器文明的特征是“时间的规则化、机器生产力的增加、商品的丰富多样、时间障碍和空间距离的克服、产品和业绩的标准化技能转化为自动操作以及集体互赖的加强”,这导致人的疲倦与反抗,从而造成文化的补偿与逆转。破坏机器、浪漫主义、崇古、民族主义、原始崇拜、神秘主义、对性的追求、文学与电影的兴盛,乃至战争的频发,都是对统一、标准、乏味与功利主义的机器文明的反抗。

然而芒福德并不认为这种反抗会对机器文化造成实质性的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有可能导致机器文化的加剧,比如战争、体育、文化工业等强化了机器的统治、纪律与组织化的行为。芒福德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人类对机器的同化,并以达盖尔的照相术为例说明了这一观点。要拍摄成功的照片,拍摄者就不能像画家一样以人类的主观感知为中心,必须尊重外部的照明与环境,同时理解客观、冷静、中性的照相机的运作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机器一起创造出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品。换句话说,超越机器的能力取决于人同化机器的能力。这个看法得到了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的响应,他在论述技术图像时,也以照相机为模型,对具有机器逻辑的技术图像的潜力予以肯定,前提是人类能够重新适应这种建立在机器感知与计算基础上的新型文化。[6]

技术图像的宇宙
[巴西]威廉·弗卢塞尔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不过到了晚年,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有所转变,他提出巨机器(megamachine)的概念。这是一种整齐划一但又包罗万象的全球性的组织结构,它自动运转,人类被剥夺了人格与主动性,只能成为消极被动、无目的、服从机器操控的动物,化为机器的填充物。他发现现代技术复合体与传统的技术有所不同,会造成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这既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也来自他在20世纪70年代对电子技术与计算机影响的预测。

他认为巨机器的源头既不是工业革命,也不是中世纪,而是遥远的古代。古埃及的金字塔工程就是一个巨机器,成千上万的人在统一的组织下日复一日地机械地消耗着生命。《三体》里由秦始皇军团组成的人列计算机,通过有组织地驯服人类的身体而建立了一个人肉机器,也是对巨机器最直观的演绎。因此,巨机器在本质上是基于集权主义逻辑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现代国家是古代巨机器的翻版,只不过加上了机械技术与官僚管理体制。

随着电子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芒福德认为巨机器正在成为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芒福德终其一生都在讨论工业时代机器文明及其社会后果,麦克卢汉将他的讨论延伸到了电子时代。今天,平台和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巨机器,它们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不同的是,这个巨机器的组织逻辑不再是统一化、标准化和可替换的机械逻辑,而是在算法与移动网络的作用下变得个体化、去中心化、移动化。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人作为填充物被困在系统中的境况。芒福德提出的从时钟到巨机器的技术发展脉络,非常准确地勾勒出了从抽象机械时间到数字巨机器的发展逻辑。

当然,芒福德并不是一个反对技术的卢德主义者,他对技术的批判并不是反对机械本身,而是强调机械化不是现代文明的全部。这是一种具有深沉人文关怀又不失乐观的态度。同样地,今天的数字化、智能化也不是数字文明的全部,还要为人的价值留出空间。芒福德提醒我们,要警惕人类机器化的危险,人类的福祉才是我们要真正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胡翌霖. 什么是技术[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 19.
[2] 彼得斯. 奇云: 媒介即存有[M]. 邓建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3.
[3] 米勒. 刘易斯·芒福德传[M]. 宋俊岭, 宋一然,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65.
[4] 芒福德. 机器神话(上卷): 技术发展与人文进步[M]. 宋俊岭,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3.
[5] 芒福德. 城市文化[M]. 宋俊岭, 李翔宁, 周鸣浩,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102.
[6] 弗卢塞尔. 技术图像的宇宙[M]. 李一君,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弗卢塞尔. 书写还有未来吗?[M]. 朱恬骅,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4.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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