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刘珈如｜2024年国际传播领域理论热点与实践创新：多元交融、数字共鸣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传播正经历从以国家为主导的单向传播模式，向数字技术驱动、多元主体协同的全球传播体系转变的重要阶段。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加速融合的背景下，权力、文化、技术三大维度的互动推动了国际传播的范式革新。回顾2024年，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聚焦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全球传播治理中的规则协作、数智全媒体矩阵的构建、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共鸣，以及中华文化话语体系的全球认同等议题。这一系列探索，不仅深化了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国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角色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国际传播 全球化 媒体融合 中华文化

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不仅是跨文化交流的工具，而是国家之间话语权竞争的重要场域。国际传播也不再局限于跨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更涉及权力博弈、数字技术对传播模式的重塑以及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

本文通过梳理2024年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热点与实践创新，旨在探讨多元化发展趋势下的传播策略和技术变革，揭示国际传播在权力、文化与技术三大维度中的深层次变革与未来发展方向。

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探索，聚焦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全球话语权的竞争与重塑，以及文化与技术融合推动的传播创新。这一系列研究试图为中国在全球传播中的角色重新定位，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国际传播场域的话语权匮乏本质上源自知识生产的主体性缺失。国际传播需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以摆脱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理论框架，通过自主性确立，推动知识从分科向整体的转变，以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和传播格局。胡正荣提出，要构建我国自主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推动我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由自在向自为的超越。

借鉴贾文山和刘长宇提出的“文明型亚洲研究”范式，通过文明互动与共生推动知识体系的构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马立明的“概念地理”视野强调，通过传播中国自主概念，可以在全球文化竞争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韦路和李彰言提出了“协同传播”的概念，指出这一范式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基于中国实践的协同传播研究不仅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添砖加瓦，也为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智慧。方兴东、钟祥铭等将全球共通确立为国际传播的本体，使得国际传播超越了跨文化传播、对外宣传、国际新闻、国家形象、全球传播等过去相对分立的层面和领域，得以实现更全面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吴飞提出全球共通倡议，从理论上，创新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中，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可能性。

作为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竞争与重塑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全球传播中的话语权争夺不仅依赖于软实力的传播，更需要通过理论构建、策略设计等多层次努力，在全球传播中抢占有利位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国际传播已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重要场域。任孟山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三大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当前的国际传播实践，寻找到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的理论耦合之处，推动国际传播研究回归国际关系的现实语境。在此背景下，方兴东、何可等指出，信息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使得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界限逐渐模糊，提出了国内—国际融合传播的新模式，以适应全球传播环境中的新需求。

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则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开拓了新的视域。田丽的研究打破以往跨文化面向或媒介平台面向，从网络结构特征出发研究国际传播效能。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优化信息传播路径，增强中国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周敏提出的“韧性传播”理论，则更加强调中华文明在全球媒介传播中的适应力和持续性，认为这一文化韧性能够为中国文化在全球传播中的长期影响提供保障。

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的今天，“全球南方”话语正在崛起与分化并存。“全球南方”不仅是抵抗传播霸权的力量来源之一，而且日益成为国际权力博弈的斗争场域。史安斌指出，“全球南方”媒体通过构建“替代性叙事”积极汇入全球发展大变局，形成当代国际传播的“地方知识”，打破美西方主导性叙事的迷思，推动了国际传播超越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南方转向”。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提升提供了重要平台，其中价值观的传播与塑造逐渐成为关键因素。中华文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传播，不仅有助于推动文化互鉴，还推动了全球传播规则的协作与创新。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其国际传播能力，也增强了它们在全球传播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媒介治理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在全球传播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侯迎忠、玉昌林提出的“媒介共治”概念说明，全球传播治理正从权力主导转向合作共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推动语言政策和跨文化传播的标准化，为全球传播媒介治理的规则制定提供了框架支持。此外，国际组织通过艺术传播和人文交流，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对话，打破了西方传播霸权，展示了合作与协作的重要性。这种国际组织和媒介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不仅提高了全球传播的包容性，还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在全球传播规则中的体现。

此外，众多学者从数字治理、安全议题、气候传播和生态理念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全球传播治理中的规则协作。史安斌和俞雅芸分析了全球数智治理的发展态势，认为中国通过数字治理推动了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形成。雷跃捷认为，全球安全议题中的传播协作至关重要，它将中国置于国际传播规则制定的中心。闫桥发现，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共识的紧迫议题，有着天然的传播潜力，可以成为“双碳目标”语境之下国际传播的新切入口。张鑫进一步指出，由于西方生态话语在全球治理中的滞后性和信任危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凭借实践基础和理论优势，迎来了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契机。

三、数智全媒体矩阵：技术赋能与情感共振的创新路径

在数智时代，国际传播模式经历了深刻的技术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成为驱动全球传播的重要力量。崔波指出，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进入国际传播生态，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成为传播新物种;人机共存、人机共有、人机共创将是国际传播的新面向。生成式AI和大数据技术正推动传播从传统模式转向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化。这种技术变革不仅优化了信息的分发效率，还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手段。

打造全媒体矩阵已成为推动国际传播和提升传播效果的亮点策略之一。全媒体矩阵不仅整合了短视频、微短剧、电视剧、电影、图书、网络文学等多种媒介形式，还通过内容生产、分发和反馈的协同联动，提高了国际传播的覆盖率与精确度。短视频作为全媒体矩阵中的关键载体，凭借智能推荐和数据驱动的精准推送，能够迅速将文化内容传播到全球受众， 从而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实现跨文化传播的高效化。王威分析了“洋网红”在短视频平台中的崛起， 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通过视觉和情感共鸣推动了全球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微短剧也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微短剧以其短小精悍的内容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传递具有文化深度的信息，尤其在跨文化传播中表现出较高的传播效果。国产电视剧与电影则通过平台化传播和情感共鸣的叙事方式，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黄雅彬在其研究中提到，国产电视剧通过流媒体平台逐渐从“走出去”发展为“走进去”，其文化叙事与价值观的输出在国际传播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外，数字出版、网络文学、和剧本杀等多种载体也通过全媒体矩阵实现了全球化传播。洪宇指出， 数字出版通过多语言、多平台的传播方式，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路径。网络文学通过翻译平台和全球社群的互动，逐渐成为国际传播中的新兴力量。网络文学有望实现精准有效传播，成为“注意力经济”秩序下深入人心的中国文化符号。传播路径直接决定传播的影响和效果，以剧本杀为依托的国际传播能够发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剧本杀在竞争激烈的文娱市场脱颖而出，有望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创新路径。

情感共鸣和共情传播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关键策略。通过短视频、微短剧等多种形式的传播协作，国际传播不仅打破了语言障碍，还通过情感共鸣增强了文化的吸引力和接受度。情感共鸣是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策略。通过跨文化情感传播，可以减少文化隔阂，增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对内容的理解和共鸣。共情传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应用可以增强文化间的理解与认同，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中， 通过共情策略提高了传播效果。这种共情传播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传播路径的讨论，还为未来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实践方向。

2024 年，构建文化话语体系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作用：“更深层次地看，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文化自信、文化输出和文化认同被认为是推动国家形象和全球认同的关键因素。文化自信强调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下，文化自信成为中国国际传播战略中的核心。文化输出的重点是通过展示中华文化符号，如春节、儒家文化等，增强全球认同感。这种符号化的文化传播不仅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推动了文化认同的实现。中华符号如黄河、春节、青花瓷、马面裙、熊猫等，逐渐成为国际文化舞台上的象征，并通过各种渠道展现出中国的现代化形象。

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城市传播作为文化话语输出的一部分，展示了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成就和文化软实力。徐翔提出“领袖城市”概念，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要善于通过作为关键节点的“领袖城市”来间接调节和影响其他城市的热门内容，从而进行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声音的复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 城市，应挖掘具有本土特色的“原型战略传播”资源， 平衡全球化、本土化属性，放大本国的制度和文化优势，才能有力打造多维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增强全球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文化认同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推动全球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认同。这一过程中，汉学家和中国文化出版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使得中华符号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得到加强。

在2024年，国际视野的国际传播研究展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发展的趋势，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国际传播中的复杂议题。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权力与传播策略、全球化与本地化互动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对传播的影响。

权力与传播策略的互动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森居尔(Sengul) 与麦克斯维尼(McSwiney)通过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应对极右翼崛起的危机沟通分析，揭示了政府如何通过符号性政策，如禁止纳粹标志，来维护其多元文化形象。同样，奥瓦尔(Auwal)与埃尔索伊(Ersoy)运用和平新闻学框架，探讨了尼日利亚推特禁令在不同新闻报道中的呈现方式，揭示了政治沟通在缓和或加剧社会紧张局势中的作用。萨利赫(Salih)则通过分析伊斯兰国(ISIS)前领导人巴格达迪的人格崇拜，展示了其如何通过控制媒体形象来强化支持者的忠诚和神秘感。

全球化与本地化之间的互动在2024年的国际传播研究中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吉诺娃(Girginova)等人提出，全球传播可以作为一种认知立场，通过情境化、历史根基、权力关系和跨文化比较来深化全球传播的理论基础。对此，邱林川(Qiu)在回应中指出全球传播研究中存在的理论陷阱，强调需要通过批判性的方法克服存在于全球与本地文化互动过程中的挑战。拉曼(Raman)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讨论，探讨了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保持对本地文化的深入理解，强调了研究和教学中的开放性。汤斯(Towns)与扎兹(Qazzaz)则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全球传播中的“全球”概念，认为应重新定义国际与全球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全球传播的理论框架，还提出了全球与本地关系中权力和文化的复杂性。

技术创新对传播模式的重塑也是2024 年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学者们着重分析了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数字技术对新闻业及公共传播的影响。麦康奈尔(McConnell)等人研究了冈比亚女性生育团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通过瓦次普(WhatsApp)等社交媒体进行健康宣传，提出了“技术本土化”的概念， 认为社交媒体不仅是个人私域的工具，更是一种在公共领域获得权力的方式。这一研究揭示了技术如何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被重新定义和应用。同样，恩德洛武(Ndlovu)通过对津巴布韦AI新闻主播的分析，指出数字创新正在改变全球的新闻编辑室实践。观众认可技术创新的同时，也担忧其缺乏人性化表达及对传统记者职业的威胁。技术进步深刻变革了全球传播实践，改变信息跨境流动方式，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国际传播的未来。

2024年，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多元交融、数字共鸣的鲜明特征，体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的深度融合。

其一，在2024年，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核心特征，那就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全球传播领域一直被西方的理论框架所主导， 这些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传播的学术讨论和实践。然而，中国学者们正积极地发展独立的传播理论体系，如全球共通理论，就是从解决西方国际传播的冲突和战争观念的有力探索，是符合中国一再强调的和合理念的延伸。这种努力不仅是为了从中国丰富的本土文化和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资源，而且也是为了在全球传播舞台上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种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播现象，而且也为全球传播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为全球传播实践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二，全球传播治理正从权力博弈转向规则协作。这一转变既体现在国际关系的宏观层面，也深入影响微观实践。“全球南方”话语崛起及“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话语权、深化多边合作与文化互鉴提供了平台。媒介治理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推动了合作共治，强调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促进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各方通过协商制定规则， 强化治理的协同化与制度化，助力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推动传播从单向输出向个性化、精准化的双向互动转变，极大提升了效率与内容丰富性。全媒体矩阵整合短视频、微短剧等多种媒介形式，构建多元化传播平台，打破媒介界限，通过情感共鸣增强文化内容的全球影响力。这种技术与情感的结合，一方面使信息传播超越知识传递，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为国际传播注入了温度与深度，使得信息传播不仅仅是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更是情感和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使得全媒体矩阵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桥梁。

第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对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精心策划和传播一系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不仅能够有效地传递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且能够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同时促进全球范围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在中国文化传播实践中，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独特魅力传递给世界，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而且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具有深远的意义。持续深化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断优化文化传播策略，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国际传播研究深入问题本质，揭示其复杂性与动态性。学者们探讨了权力结构对传播策略的影响，全球化与本地文化的互动， 以及技术创新对传播模式的推动作用。这种方法不仅拓展了国际传播研究的视野，也为政策制定和实践者提供更广泛的参考。通过跨学科研究，国际传播环境将更加开放、多元，促进文化交流与全球和谐发展。

总体而言，2024 年的国际传播研究展现出自主性增强、治理协作、技术驱动与文化自信交织发展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全球传播环境的变化，也揭示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战略布局与创新路径。未来，国际传播将继续在多元交融与数字共鸣的推动下，朝着更加自主、协作与创新的方向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传播中的影响力和主动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ZD318) 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