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 ），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社会世界》（Soziale Welt）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问题、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个体化、全球化等。代表作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1986）与《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2002）。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1946— ），德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埃尔兰根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变迁与家庭制度的改变状况。代表作为《半衰期》（Das halbierte Leben，1980）、《家庭之后是什么？》（Was kommt nach der Familie? ，2000）。
在当今西方世界“为自己而活”的愿望几乎比任何其他一种愿望都要强烈。如果一个旅行者到过法国、芬兰、波兰、瑞士、英国、德国、匈牙利、美国及加拿大等国家，他可能会问：促使这些地方的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是什么？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可能是金钱、工作、权力、爱情、上帝或其他来源，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对“为自己而活”的期许。金钱是你自己的金钱，空间是你自己的空间，你可以将生活中最为基础的条件归为“属于”自己的。个人自己有离心倾向的生活需要爱情、婚姻及亲子关系来加以维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每日为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已经成为西方世界中的集体经验。它表达了我们共同体情感中的残余部分。
驱使人们追逐生活目标的动力是什么？这种新的人生方向只有在个体意义上才有意义，但它为什么会产生，并且与一种纲要模式（schematic pattern）相一致？热情、恐惧、狡诈及确定性令绝大多数人感到不愉快，这该如何解释？对很多人来讲，答案很明显就在人们自己身上——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不断膨胀的预期、他们永不满足地渴求新的生活经历，他们对服从命令、行走窄路及作出牺牲的准备日益降低。然而，如此草率的解释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如何解释在许多国家中，人们突然并且同时想要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一事实？人们在生活中所践行的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个体化色彩，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语言与城市中都是如此。这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流行病，极度的自我狂热。这种自我狂热能否通过每天不断的伦理操练及对公共美善的比照加以克服？不管为自己而活这一理念有多诱人，这些个体能否充当深层次变革的急先锋？他们是否指向了新的彼岸？是否指明了迈向一种全新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奋斗路径？这是本章将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之中，民族国家、阶级、族群及传统家庭所锻造的社会秩序不断衰微。个体自我实现的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处于最有力的位置。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着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潜藏在家庭与全球性别革命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而这两者与工作和政治有密切关联。任何试图创造新的社会联结的尝试都必须从承认下面这一事实开始：个体主义、多元化，怀疑主义已被写入西方文化。在这个失控的世界中，为自己而活的重要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五个要点。
1.为自己而活的冲动及其可能性源于社会的高度分化。因为社会已经分化成几个相互分离的功能区域，这些功能区域之间既不能互相交换也不能互相连接。人们只能通过他们所拥有的部分才能整合进社会，比如纳税人、司机、学生、消费者、选民、病人、生产者、父亲、母亲、姐妹、步行者等。人们的行动逻辑不断发生变化，并且相互之间不相兼容，所以他们被迫牢牢地将有支离破碎之危险的那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为自己而活”。现代社会并不会将人们塑造成一个全人，并整合进其自身功能系统；这是因为，个体总是在不同的功能世界中徘徊，他们只能部分或暂时地被社会整合。为自己而活的社会形式一开始指的是一个真空区，是一个分化的、开放的区域。其间充满各种不相兼容的东西，而传统则被抛弃，被毁坏。曾经是确定无疑的社会空间现在失去了强大的能量，变成一个人们自身生命堆积起来的场所。许多西方人会说：
我的生活不是一个连续体，它不仅是被白天和黑夜切割成黑白两个世界，而且当我从事不同的活动时，展现的是不同形式的自己，比如去车站、坐在办公室、阔步穿过树林、预约别人、写作等；我得关心所有事情，而这些事情哪个跟哪个都不挨着：我得跑步、抽烟、杀人、听广播、向首长说‘是的，先生’。
这样的人被称为“一个充满着闪亮快照的文件盘”（Arno Schmidt，Aus dem Leben eines Fauns）。
2.为自己而活并不是一个人特有的生活。事实上恰恰相反，标准化生活融合了成就与合理性，其间个体的旨趣与理性化的社会是合一的。民族国家的扩张带来并加强了个体化，并有社会化的教条和教育制度与之相匹配。这就是我所说的“制度性个体主义”悖论。福利国家的法律条款使得个人而不是群体成为福利繁荣直接的接受者，因此，这些规则的实施迫使人们不断将他们的生活组织化。人们出生于传统社会，处于一定的社会阶级和宗教传统中，而今天，即便是上帝自身也处于被选择的境地。无处不在的规则是，为了在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人们必须变得主动热情、有创造力并显得足智多谋，这样才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理念，才能比别人更快、更敏捷、更有创造力——这种情况不是暂时的，而是持续性的、日复一日的。个体变成自身传记和认同及其所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演员、建筑师、行骗者和舞台监督者。
3.属于自己的生活完全依赖于所处的制度环境。在有约束力的传统面前，制度的引导作用体现在它能编织你的生活上。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差别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古老的法团与农业社团将人们的私人生活压制到最低程度，而与其相对今天则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限制力量。恰恰相反，正是在现代性的官僚和制度丛林中，人们的生活被牢牢限定在一系列引导和规范的网络中。关键区别在于，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引导力量事实上强迫人们进行自我组织化与自我主题化（self-thematization）。比如，早期欧洲存在一些非常精细的婚礼规则，致使在一段时间内欧洲某些地区有一半左右适婚年龄的人仍然保持单身。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许多引导性的社会设置——不管是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或是福利国家——都要求个体为自己而活，即使在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也必须如此。
4.为自己而活意味着标准化的人生轨迹成为一种可选择的人生，人们可以选择“随自己意愿而过的人生”、充满风险的人生、破碎的人生等。在充满安全和繁荣景象的背后，可能潜藏着生活中的坍塌与腐败。甚至是在外表看起来相当富足的社会，人生轨迹的变动与崩解都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在个体化与福利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别。个体化过程中伴随着丰富的制度资源，像人权、教育等。福利国家可以应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意识形态带来了政治意愿上的原子化。
5.尽管（因为）有着各种各样的制度引导方针，并且常常伴随着各种不可计算的不安全感，但为自己而活是充满活力的。即使失败了，为自己而活在需求的结构化上仍是一种有活力的生活。充满活力的另一面是，即使失败也只是个人的失败，而不再被认为是“贫困文化”的阶级经验。这种充满活力的生活同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自我责任。虽然疾病、成瘾行为、失业及其他偏离规范的行为在以前被人们认为是命运的打击，但今天人们所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而不是命运的作为。为自己而活因此使得人们必须为自己的不幸与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负责。这不是一种个人的认知，而是文化上的约束。相应的情况反映在社会这一层面上，就是个体不再是其所处环境的消极影像，而是自身生活的积极塑造者，这种塑造活动发生在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下。
6.为自己而活——意味着失败也是属于自己的。结果，社会危机现象，像结构性失业等（现象）所带来的风险可能转嫁给个体。社会问题可能直接转化为心理问题，像罪疚感、焦虑、冲突和精神衰弱等。吊诡的是，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联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诸如失序等社会危机被认为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或者只有在非常间接的意义上是）社会层面的问题。这在已然整合如一的社会中黑暗的一面——下层阶级和被排斥者的新的集体地位——也同样如此。这是一种集体性的个体化。这是一方面原因，不管是现在或是未来，暴力现象的爆发使得受害者（“外国人”、残障人士、同性恋者、犹太人）发生变化。研究者在“life story”与“biography”之间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事实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后者指的是各种事件的叙述形式，两者不一定相互一致。因此，如果“biography”讲述的都是些“命运的打击”、“客观条件”及“外在力量”对个体的“压制”、“事先决定”及“强迫”的话，这将会有力地驳斥我们既有的理论框架。因为个体在形成自我认知时，必须将自己构想为是由自身力量和外在条件形塑而成的，甚至是各种关于失败的表达。“为自己而活”在其理论中有一个虽粗糙但实用的指标，就是个体主义基本要素的呈现，以及个体自身生活史的一种积极的叙述形式。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主要并不是归结于“外在”因素，而是归结于个体自身因素（决定、不做决定、遗漏、有能力、没有能力、成就、妥协、挫败等）。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出现错误意识的可能性。
7.人们极力想为自己而活，但却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可理解，不可逆转，在全球范围内被网络化。即使最自然的行动——呼吸新鲜空气——最终也必须以工业世界秩序的革命为前提条件。这将我们引向人生轨迹的全球化。在全球化阶段，为自己而活不再处于次要地位，或被限定在某一特定地方。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过的是一种旅行生活，这既是字面上的含义，同时也是一种隐喻，人们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游牧生活，即汽车、飞机、火车、电话或网络等由大众传播媒体所支撑的生活，超越了地理上的国家边界。个人生活越来越超越国界，这是国家主权被架空及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学过时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这种地方与社区或社会之间的联合很快就会到来（Beck，1999a）。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人们的生活总是穿插在不同的世界之间。人生轨迹的全球化意味着（一个人所待过的）地方的多配偶化，人们同时在许多地方“举行婚礼，地方的多配偶化反映在生活史上就是，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地方之间进行切换。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的过渡，同时也是地方的一夫一妻制向多配偶制的过渡。为了理解全球化施加在个人生活层面上的社会特征，有必要关注个人生活伸向的各种发生冲突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全球玩家，还是身处芝加哥的印度司机、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都过着一种跨国生活。人生轨迹的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带来了各种新奇的冲突与各式各样的分隔。地方民族主义的激增及对地方认同的重新强调可被视为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不像一开始人们所认为的是与全球化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第七个要点意味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全球化的生活。民族国家的框架变得太大或太小。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与全球范围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之间、挑战与时尚之间有着太多的关联，有时个人生活是对后者的一种抵抗。
8.全球化的另一面是去传统化。为自己而活同时也是一种去传统化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不再发挥任何作用，恰恰相反，传统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传统必须被重新选择、重新发明，并且只有通过个体的决定和经验才能起作用。集体和群体的认同和意义的来源有着工业社会的印记（像族群认同、阶级意识及对进步的信念），而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安全理念巩固了西方民主与经济，但最终却因丧失魅力而消失殆尽。那些生活在后国族（post-national）、全球化社会中的人们总是希望抛弃旧的分类体系而形成新的体系。由此产生的认同和文化的混杂带着个体性的特征，这最终决定了社会整合。通过这种方式，认同得以产生并与其他认同发生冲突。
上述情形与20世纪早期齐美尔、涂尔干及韦伯所做的历史和文化分析有什么区别？主要区别是，今天的人们远离了工业社会世界中法团宗教宇宙论的确定性，从第一现代性中的国家工业社会进入世界风险社会中超越国界的混乱中（Beck，1999b）。人们希望过一种充满多样性和矛盾性的超越国别的生活，由此形成个人的认同与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去传统化，反之亦然：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中，及对多种传统的发明。因此，复归各种形式的田园生活，像祖母的水果蛋糕、勿忘草（forget-me-nots）、共有社会主义生活等，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即便是传统的解释体系（比如宗教）也不能使人们免于遭受各种事情；他们这些生活在怀旧的田园之中的人也会相互冲突并以公开的竞争与冲突结束，这既发生在全球层面，也发生在地方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原教旨主义同样是对个体化和全球化的一种反应，不管是欧洲的还是欧洲以外的变体都是如此。这里的要点在于，公共领域不再与集体决策相关。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团结或责任问题，而是一个冲突性共存问题。
《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本书把当前的现代性诊断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生存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正是由工业社会所制造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的承受者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图源：douban.com]
9.如果我们将全球化、去传统化与个体化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为自己而活是一种试验性的生活。人们从父辈那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与角色原型不再起作用。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历史模式可以参照。个体与社会生活（既表现在婚姻关系与亲子关系中，也表现在政治、公共活动与付酬工作中）之间需要恢复和谐。这个世代充满令人焦躁不安的东西，因为没人知道如何才能做成这些事情。
10.为自己而活是一种自反性生活。社会的自反（social reflexion）——一个充满矛盾信息、对话、协商及妥协的过程——几乎可以等同于为自己而活。在需求充满冲突及全球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积极管理（这个词似乎是恰当的）对于生活的引导是必要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决定不仅仅是个体的目标，同时也是公共的目标。问题的另一面是，所有的局部系统都将责任卸载在人们身上，并一下子就要求他们要变得“成熟又负责”。强迫自我实现，与为自己而活的外在限制的撤离是同一个过程，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是，人们被整合进世界背景中。个人的独特性通过与社会危机的结合而表现出来，因为在社会危机中，人们需要去思考、行动，才能获得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会去检视各种纷杂的事物；比如，人们在生活中会发现许多相互重叠的认同，这些认同的叠合构成人们的生活。个人全球化生活的社会结构伴随着不断的分化与个体化——说得更详细些，就是伴随着阶级、族群、核心家庭及标准女性人生轨迹的个体化。在这个意义上，由国家设定的工业社会中的社会范畴就被文化消解或转化了。传统的社会范畴变成“僵化范畴”，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成为过去，但却仍然有其生命力。个人生活的传统条件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人们的决定，但却仍然逃脱不了被选择、需要辩解的命运，最终人们只是以一种个人风险的形式活着。在当前社会，不仅仅是转基因食品成为危机来源，人们的爱情与婚姻，包括传统家庭主妇的婚姻也出现危机。
11.在后现代情境下，为自己而活意味着一个人能享受极高的自尊。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在传统以国家为边界的封闭社会中，个体只是一个物种概念：是整体婚姻中最小的单元。通过去传统化，全球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多元功能逻辑，这使得个体在社会空间和意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对个体抱持积极正面的评价是现代性兴起后的一种现象，与此同时充满着与各种社会评价之间的争斗（如“我优先”、“连推带挤”的社会等所示）。纵观历史，个体主义行为一直被视为是有偏差的、甚至是白痴的行为。当个性处于世界图景的意识中，就变得有瑕疵和缺陷。在古希腊和欧洲中世纪早期，个性被看做是越轨的、应加以避免的有罪行为，情况更是如此。这种抨击和排斥个性的情形在后来的布尔乔亚世界中继续存在，直到出现萨特《恶心》（La nausée）一书中这样的箴言：
这种类型根本不具有社会价值，它只不过是个性的。
《恶心》（La nausée）萨特在书中设定主人公得了一种病症，并指出这种病症是每个人都可能得的，因此罗根了有时处在不适状态中而犯“恶心”，我们也可能犯“恶心”。罗根丁在搏斗，他企图摆脱他的真实存在，与过去的一个或某些艺术品、甚至一段爵士音乐来认同，去达到某种自由。这就是萨特在此书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存在与自由”。[图源：douban.com]
个人这种最简明的存在形式本身是与浪漫主义复兴早期所表达的个性本质相对立的（Frank，1988，p.611）。颇有意思的是，接下来这种对个性的重估赋予个性极高的价值，其原因恰恰与数个世纪以来赋予它较低价值的原因相一致：个体并不是对整体的偏离。当前的观点是，整体只能靠人们的推测想象，与个体的可证明性（verifiability）及久远性（immemoriality）相比相形见绌。“个性的本质”因此可被认为是“彻底的无认同”（radical non-identity）。
12.属于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彻底的无认同生活。过去文化由传统来界定，今天文化应被界定为一种自由的领域，它守护着各种类型的个体，有能力生产并为自身的个体化进行辩护。具体而言，文化就是一个场域，我们在其中可以求同存异地生活在一起。
13.为自己而活意味着生活在激进民主传统之下，第一现代性的许多概念与规条在这种生活方式里变得不充足。没人知道彼此冲突的跨国认同如何可以在政治上加以整合。没人知道人们对家庭亲密感需求的不断增加，是如何与男女及孩子对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新需求关联在一起的。没人知道对个人负有责任的大众组织（如政党、工会）需求，如何能同个人参与及自我组织和谐共处。人们更习惯于对未来充满期盼，而不是指望现有的社会制度及其代理人。
14.文化悲观论者乐于谴责的价值衰落，事实上开启了人们逃脱“更大、更多、更强”这一信条的可能性，从而也就超越了其生态学和经济学含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自我总是从属于集体模式，而新的“自我”取向则带来了一种类似于合作利他主义的个体主义。为自己而活及为他人而活曾被视为相互矛盾，现在则被认为是两者之间有着内在关联。事实上，独居也就意味着群居。基于护卫个人生活的政治坚决反对其对手，一边是强大的市场体系，另一边是将纯洁与同质性强加于个人的地方自治主义。
15.为自己而活的支配性优势带来了社会的开放性及亚政治化（subpoliticization），同时也带来了国族政治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这两种状况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构成极大的挑战。社会的开放性与亚政治化带来了一种普遍性的信任，这使得政党（及其他集体行动者）能够动员公民与党员，引导他们盲目的、独立的个人偏好及其生活中所关注的议题。国族政治的去政治化指的是集体行动者及其内在同质化的有限性。在个体化的进程中，此二者都遭到了质疑。人们既不能假定公民都是党员或者党员都是行动力极强的军队，也不能假定政党与工会本身就有能力达成共识，因为规模庞大的组织内部在具体问题的立场上都会表现出极化的倾向。在个体化与全球化进程中，集体行动者本身被挖空并被纠集到隐藏在不变的幻象（比如新劳工）之后的程序革命中。然而，在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层面上，变幻莫测的困境丛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批判代议制民主时已经指出的那种趋势正在迅速发展：民主将个人视为法律的制定者，然而代议制这种形式却漏掉或者压制个体意志的表达，这是一种两难。一方面，“为自己而活”的社会赋予个体——并且只赋予个体——国家政治的核心角色，个体是民主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在法团组织与代议组织等利益协调机构中，就重大事件作出政治决策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行动者，这些个人的行为是与宪法保持一致的。相反的是，不可能允许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政治权力的游戏中，因为这会导致冲突的多元化，从而降低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协商机构的数量不可能无限增加，许多协商机构本身并不能带来整合一致的决策。因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由文化民主化带来的社会的政治化根本没有转化成政治上的活跃。现代个体主义者对一系列地方性活动与网络（从运动俱乐部到排外活动）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投入对现代社会的塑造在功能上犹如大型组织或民族国家对传统政治形式的投入。即便是广为流传的“网络的网络化”也无法模糊这样的事实，即社会的政治结构越来越碎片化，是通过以下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的个体化及传统大型组织在整合与聚集大众力量上的式微。社会组织结构的碎片化削弱了有目的的动员和引导的政治社会潜能（Greven，1997，pp，246ff.）。通过冲突（这是国家民主的基础）实现的整合在此崩溃了。试图保证民主的两个方面：基于自由协商及冲突利益代表的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达成共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第二现代性中真实存在的政治两难。一方面，政治想象与政治行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只需想象一下那种包罗万象的改革，它赋予社会国家（social state）一个全新的基础，这一基础照顾到各种形式的失业及那些有工作但仍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或是想象一下在国家层面上重组议会民主制中关键的制度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才能对跨国认同、生活状况及经济关联更加开放；更不用说一直以来完全被忽略的从社会生态上改革自主的、快速发展的经济机制问题。另一方面，个体化进程正在不断侵蚀形成政治共识的社会结构条件，这种政治共识恰恰是使得集体政治行动成为可能的条件。吊诡的是，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微观层次上的政治持续增加，以及底层控制的亚政治社会在社会议题与社会行动上越来越成为主导力量。国家政治封闭的空间不复存在。由冲突空间所构成的社会和公共领域立即被个体化，并跨越国家边界，与原有国家边界内的理念相对立。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各种文化群体既在检验着也在进行着融合。
〇本文节选自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第二章， 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不同特征的线条人物，代表着“个体化”。[图源：strengthssch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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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审核：悦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