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深丨两个世界之间：芒福德与新大陆乌托邦

体娱 2025-02-02 05:48 浙江

文 _ 侯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922年在世界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虽然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各国政要仍在唇枪舌剑中胶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在城市上空散去。现在，没有多少人仍然记得在这一年，胰岛素第一次被用于糖尿病的治疗；或者节育运动的号召者桑格（Margaret Sanger）第一次来北京大学演讲；或者乔伊斯、普鲁斯特、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在重建的巴黎大华酒店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相聚欢宴。也鲜有人记得在这一年，斯宾格勒出版了其划时代的巨著——《西方的没落》第二卷，通篇弥漫着1918年第一卷的末日色调：金钱在庆祝胜利，恺撒主义昂然挺进，但“我们没有奔赴这一目标或那一目标的自由，而只有做必做的事或什么也不做的自由。历史的必然性所安排好的任务，将要由个人来完成，或则非其所愿地完成”。^[1]

西方的没落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

同成千上万生活在后一战世界中的知识人一样，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是斯宾格勒的读者，且深受其启发。不过，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情绪显然并未蔓延到这位生活在大西洋彼岸的年轻人身上。他是纽约的土生子，整个童年与少年时代都在这座城市中闲逛漫游，呼吸着它并不清新但始终涌动着蓬勃生机的空气，热切地观察着它似乎永不停歇的更迭扩张。

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街头。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1922年，他风华正茂，未及而立，已在著名的现代文学杂志《日晷》（The Dial）担任助理编辑数年。虽然那本最初在1840年由爱默生、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等超验主义者在新英格兰小镇创立的同名杂志，在创刊四年后便因总编的骤逝而停刊；新《日晷》在几经转型之后也已将总部迁往纽约，汇集现代文学的各种声音，不再是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同人刊物，但曾经流转在前者晷针与刻度上的光影依然是它所力图捕捉的变化。

《日晷》。图片来自网络

正如爱默生在创刊词中所写：“我们希望它如同一台以其欢乐而闻名的仪器，一台测量阳光而非时刻的仪器。……让它成为一部日晷，而非僵死的钟表面壳，让它甚至不是花园中的圭表，而是如花园本身那般的日晷。在那个花园的花叶中，突然惊醒的沉睡者被立即告知的不是死亡时间的片段，而是现在到来和将至的生命与生长状态。”^[2]

芒福德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写作。这一年，他出版了生平第一部著作——《乌托邦的故事》，自此开始了漫长而多产的写作生涯。半个多世纪后，他在一次演讲中回顾一生，言语间似乎深悔少作，但紧接着便提到这部书至今仍在刊行，大有辞若有憾，实乃深喜的意味。^[3]事实上，选择通过撰写乌托邦思想的演化史来向世界智识界宣告他的来临，对芒福德而言，绝非偶然。在他高度活跃、丰沃的大脑中，盘桓不去的是一种他所称的“乌托邦意志”（will-to-utopia）。伴随世界的改变，这种意志或强或弱，或明或暗，但是从未真正泯灭。正是这种意志的坚韧存在，让他在一次次文明与个体的灾难带来的幻灭中重整旗鼓，再获希望。

乌托邦的故事

[美] 刘易斯·芒福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在《乌托邦的故事》的开篇，芒福德写道：“乌托邦一直是非现实、不可能的别称。我们创造乌托邦以对抗世界。但事实上，令这个世界变得可以忍受的力量正是我们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人们梦想的城市与华厦是他们最终的居所。人们愈对其环境有所反应，愈以某种人类模式对之加以改变，他们便愈持续地生活在乌托邦之中；但是，当实物世界与乌托邦的悬浮世界出现裂隙时，我们开始意识到乌托邦意志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开始将我们的乌托邦视为另一种现实。”^[4]乌托邦并不在别处，就在乌托邦意志所塑造的现实世界当中。

终其一生，芒福德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寻找它们的平衡与融合。对他而言，乌托邦与现实构成的两个世界，既横亘在旧大陆的欧洲文明与新土地的美国文明之间，也存在于不断逝去的乡村世界与昂扬生长的城市世界当中，还栖息于无机的技术体系与有机的生态系统那里。强大而持久的乌托邦意志赋予他乐观主义的思想底色，但对他所生活的时代而言，这是罕见的。

斯宾格勒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并非侥幸，其根源在于大西洋两岸智识界在一战爆发之后对“西方文明”纯真时代终结的集体哀悼。1922年，芒福德参与编辑的《日晷》第一次发表了T. S. 艾略特的《荒原》。那片被挤压在畸形城市中寸草不生的废地，成为荒芜、死寂的现代文明的象征。虽然城市在扩张，人口在增长，福特公司的生产线在丝滑运转，华尔街的股价牌在哗哗作响，但在巴黎的咖啡馆中、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里、伦敦的泰晤士报端，徘徊着的是质疑甚至否定现代性的幽灵。

然而，当同时代人在迷惘中陷入对现代文明的悲观，芒福德仍然保留着希望，他相信在这个威权主义与工具理性膨胀的现实世界中，始终存在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制约力量，一种新的源自自然与人类精神的创造性，因其存在，现实世界的丰裕与乌托邦世界的美好终将得到完美的结合。这种希望，或可被称为“新大陆乌托邦”，它肯定物质欲望的必需、技术文明的发展，但是不会任由它们肆虐，凌驾于自然与精神之上，令人及其栖息地——城市变成艾略特的废地或者斯宾格勒的恺撒主义之邦，或者芒福德自己所恐惧的“巨城市”（megapolis）。

芒福德并非这一乌托邦的奠基人，但就某种程度而言，他是这个乌托邦思想谱系的集大成者，甚至是最后的大祭司。在他之前，铺陈着一个美国乌托邦思想网络。早在清教徒决定跨越大西洋，前往一片他们要实现上帝的“山巅之城”的新土地时，这一网络便已慢慢展开。在芒福德看来，“在大西洋彼岸的定居是同一个过程的顶峰，它包括中世纪文化的解体与一种新文化的开端。……人类到美洲冒险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对物质财富永不停歇的求索，而在于开创一种真正意义的新文化”。^[5]那些戒律森严、信仰虔诚的清教徒从来不是一个否认技术与财富的群体，但是他们相信，在新的土地上，来自旧世界的技术与财富观念将抖去所来之处的陈腐气息，拥抱新的可能。此后，“新大陆乌托邦”不断编入新的思想线索，其中最可辨识的有宗教大觉醒时代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滔滔雄辩、革命时代潘恩的铿锵常识和建国初期杰斐逊的自耕农梦想。虽然他们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但仍然分享着“新大陆乌托邦”的共性：对新大陆能为人类开辟一种新文明的期许。这种新文明不是同既往的彻底割裂，更绝非欧洲文明在新土地上的简单重复与延续。在所有“新大陆乌托邦”的构建者眼中，在这片新的土地之上，没有什么是太好的，以至于普通人无法理解、拥有；也没有什么是太好的，以至于普通人无法创造、发明。相信每一个普通人的渴望，更相信普通人所具有的颠覆性力量。

近两个世纪的新旧更替终于令“新大陆乌托邦”的民主面向渐趋清晰，但是，这一网络的真正形成发生在芒福德所言的“黄金时代”——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一个属于超验主义的时代。芒福德热情洋溢地写道：“这个时代，一个极富想象力的新大陆诞生了，这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思想地理世界中一个新的半球。”^[6]它并非一个封闭的半球，恰与之相反，在这个时代，大洋彼岸的财富、思想、技术蜂拥而至，美国大张双臂，欢迎它们的到来，一如它渴望新移民的加入。甚至超验主义，虽然其源头可以追至清教主义，特别是后者脊髓中的叛逆精神，但是它背离、挑战，进而倾覆清教主义的思想依据，如现代科学，如浪漫主义，如佛陀梵天等种种异教观念，都并非新英格兰的本土产物。事实上，在芒福德的“黄金时代”的开端，这个年轻国家的文化如同它的社会与城市一般简陋而粗糙。从巴黎思想圣殿中走入美国“荒野”的托克维尔，一面不吝于对新大陆民主精神与制度的赞美，一面怀着高雅文化的优越感俯视着新文化的平庸。但是，在超验主义者眼中，托克维尔不无鄙夷的庸常代表着普通人的质朴生活，与为其注入生机的大地紧密结合，构成了“新大陆乌托邦”意志的现实基础。

爱默生

爱默生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巨人，也是让“新大陆乌托邦”成为界定美国文化的意志力的关键人物。与芒福德一样，他同样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浪漫主义的自然观与哲学观，另一个是科学与技术所构建的新体系。作为一位超验主义者，他理所当然地相信对世界的理解建立在人，每一个个体的人的直觉与体验之上。但是，爱默生并不拒绝在另一个世界中漫游，虽然他并非科学家或者发明家，但仍然信任科学背后的理性，接受机器为人类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与进步。

同大洋彼岸的浪漫主义不同，爱默生在新科学、新技术、新机器之上看见了一种彻底摧毁旧世界枷锁的力量，无论这种枷锁是以宗教信仰为名，还是以等级制度为形。这种信任的背后是务实的生活态度，是对现实和未来生活的强烈渴望，而这正是爱默生以及超验主义赋予“新大陆乌托邦”的重要特质。秉承这一特质的芒福德更清晰地表达了对浪漫主义反技术观的态度。他写道：“浪漫主义的主导精神是对的。它代表着被有意从科学概念和早期技术方法中剔除的富有生命意义、历史意义和有机意义的属性，并提供了必要的补偿渠道。由于历史的偶然而失去的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首先至少要在想象中得到恢复，算是实际重建的预演。……不幸的是，浪漫主义运动对于在社会中活动的各股力量理解不够。它对伴随机器而来的无情破坏痛心疾首，结果对有损生命和有利生命的力量不做区分，将它们混为一谈，一律排斥。”^[7]“新大陆乌托邦”的构建者在科学技术世界中同样发现了浪漫主义追求的生命意义、历史意义和有机意义。这场发现虽然由爱默生开启，但是它的真正完成者是走出瓦尔登湖的梭罗。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译林出版社 2020

在1845年美墨战争开始之际走入瓦尔登湖畔林间的梭罗，是一个求问生活根本性目的的迷茫青年。他选择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7月4日）出走，既是在回应69年前那篇响彻大西洋两岸的宣言，也在暗合四年前其精神导师爱默生的著名文章《自立》。彼时的梭罗在一个墨守成规、整齐划一的世界中拷问个人独立的可能，追寻素朴、自由与自我。但两年后走出瓦尔登湖的梭罗不再局促于人类生活的迷思，而渴望“了解一个完整的上苍和一个完整的地球”。正是在对自我意义和简约生活的追求中，他发现了独立自然世界的存在价值。

自然在爱默生那里往往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是与人的直觉相和谐的崇高存在。具象的自然则是供这个新国家的人群孜孜不倦开拓的土地，是支撑他们实现自立的财富，是展开年轻的美国的所有伟业大计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对爱默生以及所有“新大陆乌托邦”的想象者而言，这个乌托邦可能变为现实的根本原因便在于它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土地上找到了那个遗失的伊甸园。但是，自然之于梭罗不再是一个超验的存在，而是他呼吸的空气、溅起的泥浆、康科德料峭的春风唤醒的第一只土拨鼠、状如人类性器的蘑菇；它不是永恒的、既定的，在他的博物学漫步中，他已经发现了自然的历史性变化，而大洋彼岸的达尔文演化论令他清晰认识到自然之中承载着地球和各种生命漫长演化的历史。换言之，对梭罗而言，自然是一个有生命、有历史的有机世界。

终其一生，爱默生所求问的是在美国生活的个人以及这个年轻的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走出瓦尔登湖的梭罗真正关怀的是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以及和这片土地相联系的地球将会走向何方。在某种程度上，“新大陆乌托邦”更热情的追随者是在《草叶集》中在整个北美大陆上欢呼雀跃的惠特曼。但梭罗对“新大陆乌托邦”的形成而言至关重要，他用自己的生活直接实践着“新大陆乌托邦”的生活样态。芒福德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黄金时代》专为梭罗而辟的章节中，他写道：“梭罗不失时机地去思考真正人类生命的本质包含着什么。……他的发现在于，当人们迫不及待地获取一种文雅生活的炫耀性‘必需品’，他们丧失了在文明自身中获益的机会；当他们的物质追求变得繁复，他们的文化生活并未相应地丰富，反而变得更加贫瘠、苍白。”^[8]

芒福德对于“新大陆乌托邦”的理解也正在于此，他始终在思考如何在文明中丰富生命的浓度，而这恰恰在于需求上的简约——正是梭罗生活的真谛。“去耕种土地而非简单地从中获得一份工作，”芒福德写道，“获取饮食而非挣得金钱；去思考、梦想、发明，而非追名逐望；质言之，把握生活的现实，摈弃生活的阴影，这就是乌托邦生活的本质。……在这里，人的终极追求是成长为其物种的全貌。”^[9]但是，芒福德的“新大陆乌托邦”打开的世界早已同梭罗的康科德小镇大相径庭。在梭罗的世界中，每个人都还在梦想着西部广阔的荒野、不羁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而在芒福德开始写作的20世纪20年代，其乌托邦所栖息的大陆已经不复新鲜。1920年，美国在人口意义上成为一个城市社会，而芒福德所生活的纽约、新英格兰地区，早在其出生的20年前便已强烈地感受到梭罗的世界渐行渐远，新的城市社会已是人们必须直面的现实。

在城市社会不可避免地到来之后，“新大陆乌托邦”思想网络中开始融入对城市的思考。美国有着源自英格兰乡村绅士的悠久的反城市传统，杰斐逊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代言人。进入超验主义时代之后，与其说反城市，不如说城市从未进入梭罗的思想领域；爱默生对城市持一种审慎的友好态度，但是城市并不在他的思考核心；惠特曼对发生在新大陆的一切——城市、荒野、乡村、人民、科学、机器——都毫无保留地歌颂，但并没有真正思考城市在新文明，或者在“新大陆乌托邦”中应当处于怎样的位置。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主义者，如芒福德所言，是奥姆斯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奥姆斯泰德

他的精神气质可能同芒福德最为接近，尽管奥姆斯泰德所经历的是美国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时代，而在芒福德出生之时，城市便已是他的家园。但是，当奥姆斯泰德时代的美国社会主流在城市中看到污水四溢、病菌横行、道德败坏、罪恶丛生，试图逃避甚至阻止城市时代的到来时，奥姆斯泰德却在城市中看到新文明所意味的民主、平等、美好、便利，总而言之，现代性得以焕发光彩的可能。而令此可能变成现实的依据在于城市的自然化，即让城市在宽广的自然世界中找到汲取生机与营养的方式，它可以是城市自然公园的创造，也可以是远离城市的荒野的保留，由此成就城市的文明化。^[10]同所有“新大陆乌托邦”的倡导者一样，奥姆斯泰德也是在两个世界之间创造他的乌托邦的，但是这一次，两个世界转化成为城市与乡村、技术与自然。

在某种意义上，奥姆斯泰德也是“新大陆乌托邦”的实践者。但是，梭罗实践的是他个人生命的乌托邦，而奥姆斯泰德将他的艺术禀赋与实用知识用于对景观的改造，由此改变了美国城市的风貌，进而促发在城市中切实生活的个人生活的变化，以及对于在现代社会中人如何与自然相处的反思。对奥姆斯泰德而言，太多现代城市的问题才初露端倪；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天才的设计师，但不是一位伟大的写作者。事实上，他一直承认，写作于他是一项痛苦的挑战，与其将思想以文字形式加以表达，莫若将之内化在其所设计的景观与城市当中。因此，真正对他敦促人们反思的问题进行思考并远远超越了它们的人是芒福德，那个在奥姆斯泰德亲手设计的中央公园旁长大的纽约土生子。

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中央公园。图片来自网络

芒福德生活的世界远比他所承继的思想谱系中的任何一人所面对的世界都更加复杂，更加撕裂，就如同规模在20世纪呈爆炸式膨胀的他的家园——纽约。芒福德95岁的人生横亘近乎整个20世纪，从1895年到1990年，见证了这个历史变化最为激荡的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城市社会的崛起、汽车时代的来临、核武器的发明、绿色革命、人类登上月球，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文化变革，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大转换。如此喧嚣的百年对一个思想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结的人而言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劫难：它为思想者提供了拷问社会发展的最高福祉与最坏限度究竟何在的现实对照，也让其在对各种可能性的纠结思考中痛苦不堪。

芒福德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芒福德是过去百年间最伟大的思考者之一，是一位被我们当下的时代严重低估的智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太过博学，精通文学、艺术、建筑、技术、历史、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景观学、城市规划学，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知识淹没了他的思想：人们必须从他涉猎的层层叠叠的知识圈中进行爬梳，而每个人都在投己所好的欣喜发现中，忽略了另外一些可能对之有所启发的思想。

芒福德的内心同样是矛盾的，或者说，这百年间的变化令他愈来愈陷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的对话当中。能够令他始终不去否定那个比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今日之我更为乐观的昔日之我的关键原因，并非敝帚自珍，而是他从未丧失承载其全部思想的根基——“新大陆乌托邦”意志力。他始终相信这种意志力奠定了另一种现实的基础，这种现实根植于有机的、整体的生命。他从“新大陆乌托邦”的思想谱系中承继了贯穿始终的民主信念，爱默生秉持的对科学、技术与道德、精神实现结合的务实态度，梭罗追寻的个体生命的简约与丰富，奥姆斯泰德笃行的城市主义精神。当然，他还承继了这个乌托邦从未或缺的对美——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技术之美、生命之美，甚至人性之美的热情。当芒福德进入这个思想谱系时，他所做的并不止于将此前的思想在新的时代中加以整理、综合，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用一种20世纪的新科学思维——生态学思维——来融合他所面对的两个世界。

1934年，芒福德完成了其皇皇巨著《技术与文明》。在此之前的12年中，他已经写就了《乌托邦的故事》《枝与石》《黄金时代》《赫尔曼 · 梅尔维尔》《褐色三十年》等著作，之后还将有20部著作问世。但是，《技术与文明》在其智识生涯中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在这部书中，芒福德开始了建构自己的“新大陆乌托邦”的努力，期冀融合两个世界。

技术与文明

[美]刘易斯·芒福德

中信出版集团 2024

在芒福德构思这部大作之时，斯宾格勒在1931年出版了《人与技术》一书。^[11]无疑，芒福德看了此书，并且受其影响：两部书在标题上高度相似，对technics的定义也颇为一致。除去体量上的不同——《人与技术》仅有寥寥120页，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对待技术和文明未来的态度。斯宾格勒之书演绎的是其一贯的悲剧性叙事：西方文明在其发明的机器奴役他者时，注定为机器所统御，而后被战争与物质主义摧毁，不能遏止，无法回头，只能坚守在其已然遗失的位置上，接受无从逃避的命运，这是最终的伟大。“只有梦想家仍在幻想出路。乐观主义是懦夫之所为。”^[12]

芒福德当然不是一位懦夫，但是他并未因斯宾格勒的警告而舍弃其乐观主义。其书最发人深省之处不在于对现代机器体系形成起源、阶段及背后动力的创造性阐述，而在于当他所处的智识圈弥漫着斯宾格勒式悲观时，芒福德仍然对机器，特别是后新技术时代的文明怀有信心。这样的信心并非对机器的天真盲从，或者对工具理性不加甄别的接受，而是源自一种典型的“新大陆乌托邦”思想对日常生活的高度重视和对社会关系的务实观察。他从来没有否认，当人类的生活模式、思维方式、道德精神追随机器的逻辑、步调、秩序，而非让后者适应前者的真正需要时，文明会遭受物役、僵化的威胁。但是，他同样以实用主义的眼光发现了机器为人类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对人类劳动的解放，这将使更多普通人拥有休闲、阅读和不再仅为生计劳碌的权利，更多人可以有更好、更美、超越单纯物质欲望的追求与道德。而所有机器的发明都与孕育它们的文明的气质相一致，一旦文明的整体追求发生了改变，不必要的机器将无用武之地，满足人们真正需要的机器则将与更好的文明相协调，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与文明、工业与工业，以及人口发展的动态平衡。^[13]因此，他写道：“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有一天，通过智慧和社会合作把毒气和成块的废料这些毫无用处的机器副产品用来为生命的需要提供服务。”^[14]“不可能做到吗？非也，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无论距离实现本身的潜力有多远，都至少教给了人类一点，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15]

在写作《技术与文明》时，芒福德已经离开纽约艺术家的大本营——格林威治村，搬入他自身思想的产物：位于纽约皇后区的阳光之侧花园（Sunnyside Garden）。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花园城市运动影响下设计的社区。这场运动起源于英国，此后席卷大西洋两岸，带有浓厚的乌托邦特质。芒福德一直将苏格兰生物学家、区域规划者格迪斯（Patrick Geddes）视为他的导师，后者的有机区域规划思想对芒福德的城市理念和技术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同其思想谱系的先行者，当大洋彼岸的思想新知源源不断到来时，他们吸纳、诠释，最终将之融入新大陆的文化—生态系统之中。芒福德亦如此。当格迪斯的有机区域规划思想进入他对城市与其区域的理解中时，芒福德将之与在美国同时期兴起的区域规划思想家，特别是设计了阿巴拉契亚步道并建立了荒野协会的麦凯（Benton MacKaye）相联系，更深刻地反思城市如何在其广阔的自然机理中运转，如何为文明以及文明人提供真正的生命必需的问题。

阿巴拉契亚步道亦称阿巴拉契亚小径，是美国最长的徒步旅行步道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他的思考直面的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城市社会，而非爱默生、梭罗的乡村，甚至不是奥姆斯泰德面对的那个城市初露峥嵘的时代。所以新的机器体系需要去适应的不是乡村的结构，需要达成的平衡也不是乡村的环境。继《技术与文明》之后出版的是《城市文化》，二者的联系显而易见。

后者出版之时，芒福德与其妻已经正式离开了纽约，迁往该市以北近150公里外的阿米尼亚（Amenia），一个坐落在纽约州与康涅狄格州分界线上的小镇。在某种意义上，他离开了肉身从属的家园，转向更契合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小而美，能够满足生命必需，邻里友爱，贴近自然而并不远离文明的千人城市。与很多在大萧条中回归土地的纽约人不同，芒福德从不承认这是对城市的逃离，虽然他热衷园艺，但从未真正转向乡村的生活模式。他甚至在远离纽约多年后仍不讳言其对纽约的热爱，虽然那个最好的纽约已定格在他的青年时代。在1921年至1925年的某个三月的落日余晖中，他从布鲁克林大桥的一端走向曼哈顿，远处参差的楼群在晚霞的金光中高耸，自由女神昂然挺立，成千上万的人步履匆匆地赶往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此刻，我，”芒福德回忆道，“挺胸迎着三月春风，尽情地把我的城市和天空吸入胸膛；……给我全身注入一股神秘而伟大的意志力；这个意志曾经创生出这座城市和这块天宇，还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昭示了希望。”^[16]

当那个希望伴随这座欲望之都阿米巴虫般的扩张渐渐幻灭时，伴随纳粹主义、独裁集权、资本统御、原子弹爆炸、环境破坏的到来而被动摇的是芒福德曾经笃信的“新大陆乌托邦”。物欲毫无节制地增长的“巨城市”与权欲不受羁縻地扩张的“巨机器”（megamachine）紧密结合，留给有机生命的呼吸空间所剩无几。而这恰是芒福德试图为文明寻求重生的通道。

爱德华兹的清教乌托邦早已是新英格兰破碎的旧梦，杰斐逊的农业乌托邦在机器的轰鸣中无立足之地，爱默生的自立平等乌托邦在一个日趋严苛的权力等级结构中崩溃，奥姆斯泰德的城市乌托邦也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鲸吞蚕食。只有梭罗，虽然他多少分享着爱默生式乌托邦的失落，但是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他实现了自我在自然与精神中生活的乌托邦。芒福德的乌托邦呢？当他在深刻质疑“巨机器”的《机器神话》第二卷《权力五边形》中写下“在今日，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是生态的”，他仍然期冀着一种新的力量、一种从蓬勃的生态系统中萃取的生命力将为人类生活带来变革。

芒福德故居。图片来自网络

或许，乌托邦世界存在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它创造了另一个世界或者另一种现实，而是在同一个现实世界中，如梭罗所言，“让你的生活成为阻止机器运行的反摩擦力”^[17]。这样的力量从未真正消失过，也正因如此，耄耋之年的芒福德仍然在低吟他最爱的诗句：“来吧，朋友们！创造一个新世界，犹未为晚。”^[18]

参考文献

[1] 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吴琼,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2] EMERSON R W. The Editors to the Readers[J]. The Dial, 1840(1): 4.

[3] 芒福德. 刘易斯·芒福德著作精粹[M]. 宋俊岭, 宋一然,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479; 此处提到的演讲系1972年芒福德荣膺国家图书奖时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4] MUMFORD L. The Story of Utopias[M].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Inc, 1922: 7.

[5] MUMFORD L. The Golden Day: A Study in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Culture[M].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26: 11-12.

[6] 同上, 第92页。

[7] 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林华,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4: 243.

[8] 同[5], 第109-110页。

[9] 同[4], 第50页。

[10] 关于该问题, 拙著《无墙之城: 美国历史上的自然与城市》和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有大量相关讨论, 此处不再赘述。

[11] 芒福德在题记中注明《技术与文明》初稿完成于1930年, 二稿完成于1931年, 是更大的书稿 (很有可能是《城市文化》) 的一部分。《人与技术》(Man and Technics) 的英文版出版于1932年。

[12] SPENGLER O. Man and Technics: A Contribution to a Philosophy of Lif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32: 103.

[13] 同[7], 参见第八章第12节 "走向动态平衡" 。

[14] 同上, 第89页。

[15] 同上, 第366页。

[16] 同[3], 第41页。

[17] THOREAU H D.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A/OL]. (2024-11-20).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71/71-h/71-h.htm.

[18] 同[3], 第8页。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37期）

后台留言或邮件获得内容授权

再建巴别塔

青灯夜读，湖畔沉思。精读人文社科经典文献，探讨新闻传播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