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青的叛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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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日子，北大荒的一位原农场领导来上海玩，一些上海知青念旧情，设宴款待他。一位和我关系挺好的女知青也去了，她是上大学离开农场的，走得早，而这个场领导来得晚，不熟悉她，错把她当成食堂卖饭票的。她就解释，我是和沈乔生一个办公室的。
哪想到，这领导脸色陡变，脱口而出，“沈乔生是叛徒。”
转了几个弯，传进我的耳朵，我差点昏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是叛徒。叛徒这个词，在汉语语汇中，是个恶名很重的词，能想到的是长篇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想远一点，大概是向忠发、吴三桂一类。在农场时我和这个领导也不熟，为什么他唯独认定我是叛徒？我背叛谁了？
是我背叛了北大荒农场？1969年3月3 日在上海公平路码头，我和几千个上海知青坐上改装的运煤货轮，驰向大连；1978年11月，离开北大荒回上海读大学，其间10个年头，在调入宣传科前的几年，我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和大家一起劳作，临风沐雨，辛苦劳作。春天站在播种机上，寒风把尘土吹得像波浪一样。张开嘴，除了牙齿白的，舌头是红的，整张脸都是黑的；北大荒的夏天短暂，我们在大田里锄草，小咬不停地向我攻击，绿色的豆垅像感伤的诗伸向无尽的远方；秋天遇上淫雨，收割机下不了地，我们下到大田里，挥镰割麦，淤泥没过了脚裸，一只脚费力地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进去。隆冬时节，西伯利亚的寒风像北极熊一样扑过来，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陆地之一。天没亮我就随着刑满释放留场人员，赶着牛车进山伐木，冷空气化作晶莹的纤维，挂满我的下半个脸。北大荒啊，北大荒，这是你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
但是，这些换来了什么，难道换来半个世纪之后叛徒的美誉？这个原先的场领导已经年近8秩，怎么会说我是叛徒，莫非他看过的我写知青的文章《一个知青的声音》《五类分子的子女》《知青返城后》等等？如果没有看过，又是哪阵风刮过他的耳边？
我心中像塞进一团乱草，连日被苦恼缠住，夜里做乱梦，农场的往事像一群扑向灯火的飞蛾。
一天清晨，我醒了，晨曦从窗叶中透进，屋里变得隐隐约约，窗外传来飞鸟清脆的鸣叫，我静静地躺着，由着思绪流淌，脑子里慢慢亮了，接而透亮了，犹如醍醐灌顶，突然想通了，我怎么不是叛徒？原农场领导没有说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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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运煤的货船载着我们离开上海公平路码头，在海上航行了两天两夜，驰入大连港，我们下得船来，一眼望出去，都是欢迎的人群，手里拿着红旗和标语，最瞩目的是一批乐队，人人穿着雪白的制服，用喇叭、小号和洋鼓，奏出了热烈、昂扬的欢迎曲。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在农场待了10年，在大田里劳动了3年，就调入了农场宣传科，负责采写知青的优秀事迹，我和同行们创造了不少口号，记得起来的有：扎根农场一百年，黑土地里埋忠骨！一颗红心忠于党，黑土地里干百年！亩产不超黄河，不回家过年！
口口声声都是不离开农场，但是现在呢，还有几个人在农场坚持呢？
那年，我们还种扎根树，好好的松树、柞树、桦树，我们却把它们统一叫作扎根树，用红布裹住树身，不是作茧自缚吗？我们用大红纸写决心书，据说还有人咬破了手指，挤出鲜血， 一笔一划写。当年写过决心书的，现在还有几个没有回到大城市？包括当年的知青连长、场长、局长……
说好不走的，说扎根百年的呀，突然都反悔了，离开了。
这个原农场领导没有说错，如果从他固守的角度看，我当然是叛徒。不仅我一人，无数知青都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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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最高指示说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曾几何时，我们虔诚得像个教徒，这话不知念过多少遍。一千遍？一万遍？
但我心里却有疑惑，很多贫下中农大字不识几个，没有科学文化，我们怎么能一辈子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农民是什么，什么是贫下中农？他们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吗？当然不是。我亲眼看见，有诚实、善良的，有些干部把知青当成子女，家里割了肉，包韭菜饺子，总要叫我们去。但也有奸诈、狡猾的，当年强奸女知青的，大都是贫下中农大队长。再看当下，农村中的恶性灭门事件，基本都是“贫下中农”干的。那么，我们知青当年怎么能进了庙门，不辨菩萨和小鬼，到处乱磕头，统统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呢？这无疑是荒诞滑稽的。
对于诚实、善良的农民，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朴素感情，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哪怕是原始的生产技术。对于邪恶的，我们只有唾弃，或者还是那句话管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现在我们都清楚了，以私有财产的多寡，来划分人们的阶级立场和行为，是极为错误的；对一个阶级的成员不作具体分析，看作铁板一块，同样是错误的。
当年还有一句话，也像一条鞭子，无情地抽打我们稚嫩的脊梁。“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明白，卑贱者，是指精神萎靡，还是没有财产？怎么就聪明了？高贵者，是指拥有财富，还是精神孤傲？怎么就愚蠢了呢？我想不清楚，那时也找不到高人请教。
所以，照他说的，努力地卑贱，去赤脚踩牛屎吧，切莫有丁点的高贵！
现在我住在城里，早已脱离贫下中农了，更遑论接受再教育，这还不是叛徒，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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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去温哥华参加知青大会，组织者胡建周先生对我说，因为临近知青下乡50年，那段时间他们在网上看写知青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唱青春无悔，都肯定上山下乡的伟大成绩。某一天，看见了我的文章《一个知青的声音》，眼前一亮，这是他看见的第一篇对青春无悔提出异议的文章。
我也回忆起来，那视频是朋友转来的，是一场知青晚会，会上的标语和舞蹈几乎和半个世纪前一模一样。我顿时就觉得不对，激奋地敲击键盘，不到半天写就文章，题目是《一个知青的声音》。立刻在公众号《虚构与未来》上发出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前前后后我写了十多篇论知青的文章，如《知青返城后》《五类分子的子女》《知青老了》等，总阅读量达一千多万。这是不是对知青的背叛呢？
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有一幕场景。那年小兴安岭发生山火，我参加了扑火大军，在山里转了七天，因为救火的人多，晚上我睡在老乡屋里的地上。幸亏下雪，不然山火不知要烧到哪一天。分场的蹦蹦车把我们接回去，刚开出就下雪了。我们一个个戳在敞开的车厢里，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挨床睡过，也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大家又饿又疲惫。我的眼皮粘上了，被寒风一吹，醒过来，大雪纷纷落下，披在我们的双肩，盖住了车前车后的路，不知是谁，带头唱起歌，大家跟了上来，二十条年轻嗓子一起拉开了，唱的是国际歌。我有个有趣的发现，那年代当我们无歌可唱，或者不知道唱什么的时候，就会唱国际歌。歌声是那么悲壮，滚动着青春的血液：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歌声飘过广袤的原野，飘进了白桦林，向远山飘去。
就这样，我在黑土地上慷慨地消费青春。我深深地怀念青春岁月，但无法无悔，因为这发生在我被迫中断学业的前提下，是在狼一般的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我怎么可能无悔？
我的大学同学、女作家嵇伟说得有道理，“当时是全体学生下乡，个人没有选择。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去的，下乡是无奈之举，不存在悔不悔的问题。”我补上后面的话，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悔不悔是个人的问题。你可以无悔，也可以有悔。
那么，我反对的是什么呢？我反对的是遗忘历史，把历史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
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有的小学还没有毕业，就离开被砸烂的学校，中断了学业，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我们的青春都献给了刀耕火种。而国家的科学事业也因此中断了10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无数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遭到残酷的迫害……我们怎么能无视这些基本的事实？在这个视频中，舞台上跳着的还是一队穿军装的红卫兵，挥舞红旗，还在唱“航行靠舵手”，大讲“很有必要”，大喊＂青春无悔＂，依然沉溺在昔日的荒唐之中，情和理都何以堪！
后来，绝大数知青都离开农场返城。但是离开了，还认为青春有悔的，肯定只是部分人。而认定了还要写文章批评青春无悔的，大概少之又少。
我写的文章我认账，原农场领导不说我是叛徒，能去说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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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受再教育”互为孪生兄弟的，就是阶级斗争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虽然我们来到遥远的北疆，但仍然没有逃离阶级斗争的战场。＇
我们下乡的知青中有一个姓孔的青年，是从社会上来的。当时我们都17、18岁，他已经26岁，我们都叫他老阿哥。老阿哥带着一幅毛泽东去安源的画，装在镜框里，是街道知青办送给他的。一路上他都捧在胸前。当我们驶离公平路码头在海上遇到大风时，运煤船急剧地颠簸，桌子都翻掉了，我们都倒在草席上，呻吟着呕吐。而老阿哥却顽强地爬起来，站直了，对着去安源的画像，一次一次挥动小红书。就这个老阿哥，下乡才几个月，不知犯了什么事，可能是他讲了一些话，被人掐头去尾联起来，就组成一句反动话。知青们就组织起来，开他的批斗会。几十个上海知青挥动小红书，一遍又一遍地怒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老阿哥身子抖得像一片树叶，腊黄的脸上堆满了惊恐和痛苦，额头上滴下大颗汗珠。
在以后岁月中，我们始终还在实践仇恨和斗争，但是，越到后来，越接近离开农场，这种气氛自然而然淡下来。
峥嵘的岁月啊，我怀念你，又赌咒你！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背叛了你，我能不是叛徒吗？
现在我们知道，比恨更有力量的是爱，没有爱的世界是一个冷酷的空洞的世界。在我28岁考入华东师大之前，这个社会教会我更多的是恨。要把恨转化为爱，是一个艰难的巨大的工程，是一个根本的叛逆。我学习得不好，还在慢慢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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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乡的第4年，我被调入农场宣传科，从此我离开了劳动第一线，进入机关工作。我负责通讯报道，开大会时，还会替领导写报告。
都是套路，开头一律这样写：在某某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指导下，在批林（或邓）批孔的战鼓声中，在农场党委和分场党总支的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 战天斗地……好了，到这里开始写正事，到底是春播，还是夏锄，还是秋收，可以见分晓了。
我对这套路不满意，曾经对人戏说，把条狗拴在这里，放一根骨头，它也会照样写下来。幸亏同事也都善良，没有人去密报。
那时，我们科室也组织评水浒，批判投降主义，批判人性论。开展评法批儒，大力宣传法家思想。我写的通讯稿和自己暗中写的小说，都是学样板戏，学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都是高大全一套。
年代久远，恍若隔世。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去了学校，去了省作家协会。我写小说 ，写散文和剧本，这时候我才认识到，艺术的本质是写人性，写人的生死，写人的生存状态。写作最重要的是真实，而我以前写的东西太假了！认识到了，不等于就会写了，以前那种方法在脑子里刻得很深，不容易摆脱，稍不注意就会溜出来，影响我，使我的文学作品变得僵硬，不真实。为了从这种模式挣脱出来，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我现在的作品，形式、思想上已经比较自如，以人为本，揭示人性的复杂和深刻，不是非黑即白，抨击人性的黑暗。和以前宣传科时写的比较，不是一个大背叛么？
尤其是我退休后，办起一个公众号《虚构与未来》，总共发了7百多篇文章，获得了广泛的阅读和好评。我写了其中的一半。由于平台的监管，其中不少已不存在了。
公众号的宗旨很明确：启蒙。正义，理性。
我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看到很多视频中底层的人们受苦受难，遭到殴打和侮辱，我就情不自禁地泪流，没法控制。可以说，我的许多文章都是情感驱动，理性主导写出来的。
公众号已经办了8年。我能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读者的热诚的支持，是他们让我认识到，我的文字是社会需要的，是民众需要的。读了无数真挚的留言，我心里就发热。这里不引用了，避免自夸之嫌。
啊啊，原场领导知道了这些，让他怎么评价我呢？说我叛徒还是轻的！
那年代经常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去解放他们。”连这个信念我也背叛了，这几十年，我去了不少国家，发现那里水不深，火也不热。回来后，我会对人说这些国家的长处。最近我去了一趟马来西亚，觉得马国社会稳定，消灭了贫困，各民族相处和谐，回来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颠覆我认知的地方》。这么做，怎么不是叛徒？
这么说来，我不应该责怪原农场领导，他反倒是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要不然我还不会回顾生平。毫无疑问，他没有说错，我是叛徒，的的确确是个不大不小的叛徒。但是，请注意但是后面的强调：如果我们不当极左思潮的叛逆者，不对民粹主义背叛，不做那个年代的背叛者，我们的国家怎么会进步？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人们怎么遂心如愿？
我想，人的一生都要背叛点什么。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能认识世界，认识真理，没有柳暗花明，没有幡然醒悟，没有突然生出一种重新审视世界的眼光，那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如果一生都不懂得叛逆，那只能终身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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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去一个朋友的家，客厅里挂着一幅对子，是书法家尉天池写的，送给他父亲的，写的是李商隐的诗句：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我心里一颤，感受到一种凛然、开阔的意境。那年我40岁。
多年来，这诗句不时从心头浮起。幽草，我们都是幽草，每个独特、渺小的个人都是幽草，不用感伤，自有老天怜爱。晚唐的朦胧诗人就有人文主义的萌芽。至于后一句，更是温暖着我们老年知青的心。
前些日子，我给一个农场的老友写道：
一个人唯有自救，没有他救。
这是说他，也是说我。回顾大半生，我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劫数，然而，一旦挣扎出来，从绝望中诞生，在叛逆中求索，那会感到十分的欢乐和充实。我将和许多知青和非知青的朋友共勉。我怀念农场，热爱这片黑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但不是无悔。而此时此刻，让我感到欢乐和充实的唯有写作，让身子和灵魂在特殊的语境中颤栗。
2024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