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
1968年秋，已“停课闹革命”两年多的笔者，被“上山下乡”至溧阳农村插队落户。在此期间，也曾多次参加过生产队、大队和人民公社的各种批斗会。
在农村中，人们每日例行数次的“早请示，晚汇报”之过程中，所有被列为“黑五类”的人员，不管是多么苍老，还是多么体弱，都必须面对着领袖像，匍伏趴地进行“早请罪，晚请罪”。因为，按照当年的社会标准，这类政治“贱民”，始终皆是戴罪之身、有罪之人，也是属于罪该万死、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
当年的城市之中，即使在批判大会上被列为声讨对象的“阶级敌人”，一般只是站着低头认罪，或者是挂牌示众就行了，笔者还从未见过有人下跪或匍伏趴地之事呢！
如此一来，使得我们这些刚下乡的城市学生一时惊骇不已，目瞪口呆，心灵上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感觉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气氛浓烈之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思维想象！人与人之间不同政治身份的区分，真是天差地别，像似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今后生活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之下，需要格外地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了！
笔者经历过这么一次的批斗会，心惊肉跳，令人细思极恐，不寒而栗，至今亦难以释怀！
那是在1970年3月的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正当笔者拿着农具准备下田作早工之际，突然接到了大队的紧急通知，全体社员立即去大队部的操场参加现场批斗会，会议的主题是：学习大寨经验，狠抓阶级斗争，掀起春耕生产的新高潮！
在大队部的操场上，当人们三三两两基本到齐，并按惯例自动围成了一个大圈子。大家正在相互交头接耳地揣测，不知哪位倒霉鬼是今天批斗会的标靶？
这时，早已在场身着旧军装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民兵营长唐某手持“红宝书”，满脸的趾高气扬，其锐利的目光对着人群来回扫视了两圈。然后，他猛地高声喝令杜某（一位富农子弟）站到场子的最前面来，以充当批斗会的斗争对象。原来想避嫌而一直躲在人群后面的杜某，也只得唯唯若若，磨磨蹭蹭，蹑手蹑脚，慢吞吞地走了出来。性情暴燥，不可一世的民兵营长嫌杜某的动作太缓慢、太拖沓，感到自己的崇高权威受到了侵犯和漠视，便勃然大怒，厉声责骂道：你他娘的是小脚女人，还是害了痨病走不动路哪?
待杜某走到了场地中间，现场批斗大会便正式开始。是由另一位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某担任本场批斗会的主持人，他首先威风凛凛地运足力气挥臂高声领呼：“敬祝伟大领袖M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L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向Z恩来总理学习、致敬！”“向W革旗手XX同志学习、致敬！”接着领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领读了“红B书”中的数段“最G指示”，再领喊“W化大革命万岁！”“无产J级专政万岁！”“牢记血泪苦，不忘阶级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学习大寨精神，战天斗地！”等等口号。
一阵阵高亢激昂的口号声还未停歇，从人群中便跳出了一位满脸怒气的“贫下中农”代表叶某。他先是气势汹汹地指着批斗对象杜某的鼻子，泼口大骂，口沫纷飞。他手舞足蹈不停的骂着骂着，一对小眼睛发红，头发竖立，其满脑的仇恨一时扰乱了正常的思维，则始终翻来覆去地重复当地土语中的一句恶毒骂语，竟想不起第二句言词。显然，他的思维已陷入了紊乱，但是其内在的仇恨情绪却莫名其妙地激昂高涨起来。只见他在场地上来来回回的快速走动，好像似勾起了心中深仇大恨的“阶级怒火”，满腔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猛然爆发。这位情绪激动而异常愤怒“贫下中农”代表的叶某，忽然情不自禁地冲上前，对着原地弯腰低头的杜某，就是一阵激烈的拳打脚踢，手脚并用，打得杜某连连后退。围观的人群中也有多人发出狂叫：“打！打！打！打的好！打的好！打死这个杜老G日的！”
虽然杜某一直在忍声吞气，不敢作丝毫的抵挡，只是一味左闪右躲的避让，但这位杀气腾腾，打红了眼的“贫下中农”叶某，在“革命群众”一片叫好喊打声的极力助威之下，也更加的肆无忌惮，越战越勇，毫不停顿地乘胜追击。而被打的杜某则连挨重拳，鼻青脸肿，既不能还手自卫，更不敢奋起反抗，他惊慌失措，无计可施，狼狈不堪，无奈之下，也只得转身抱头逃窜！
岂能让罪恶的“阶级敌人”逃脱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顿时，围观的一些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的“革命群众”，在“打！打！打！狠狠地打！”的一片狂热声浪中，趁势一哄而上，拳脚交加，棍棒齐下，大打出手。这位无辜被群殴的“阶级异己分子”杜某，自然是无路可逃，瞬间被打翻在地，皮开肉绽，鲜血飞溅，凄厉惨叫！
此时，站在一旁的杜某家族的多位人员，神色怆然，满脸悲戚，黙不出声，更是不敢有所动作，而是个个蔫头耸脑，低头垂手，有的闭目，有的暗自抽泣。只有受害者杜某的老伴，这时泪流满面，悲愤难当，气得浑身发抖。她也顾不得任何的政治忌讳，一边对着场上的众打手不停地大声哭骂，一边用手连连指着茫茫的天空，好像似在向上苍、向神灵、向老天爷，痛心疾首、捶胸顿足地控诉着这种人间的不平，天理的不公！
笔者刚在农村落户时，叶某是手握大权的生产队长。一年后，他因过去贪污生产队公款之事败露而被撤职，受党内严重警告之处分。叶某虽是一个不甚光彩，犯有贪污行为的人员，但不属于政治错误之范畴，却依然是“贫下中农”队伍里一位极其活跃的积极分子。一旦若有“大批判”“忆苦思甜”之类的政治宣传活动，叶某必然也还是可靠和信赖的“革命动力”。
笔者曾听村中的老人叙述过：杜某家的这顶“富农”之政治帽子，也真是够冤枉的。早年一贫如洗的杜某先父率家人，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地辛勤劳作多年，好不容易才在这荒山僻壤中，开垦出了数亩薄田，土改时被评为“下中农”的成分。讵料，脾气耿直，不善言辞的杜父为一琐事，冲撞得罪了某一乡干部。这位有权势的乡干部，为了发泄私愤，报复杜父，竟然将其由“下中农”的成分，硬是改成了“富农”。此事非同小可，“下中农”尚属于劳动人民之列，而“富农”则成了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一员，归属于专政管制对象。这两者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其政治待遇可说是云泥之分，天壤之别。
当杜父得知自己的成分被恶意篡改后，立即上诉，据理力争，要求乡政府派人调查，给予纠正，恢复原“下中农”之成分。村子上知根知底的众乡亲，也纷纷挺身立据作证。
对于杜父的申述，根本无人搭理。既然杜父的“闹翻案”不成，也就成了一个“富农分子”的铁定事实。为此，性情倔犟，勤劳辛苦，忙碌一生的杜父竟被活活的气死。据说，蒙冤受辱的杜父咽气时，两眼不闭，确如其生前所说的“死不瞑目”！
这位补划“富农分子”的“阶级敌人”虽早已过世，但其“黑五类”家庭成分的沉重帽子，却一个不少地牢牢套在了众子女的头上，影响整个家族及后代。
叶某和杜某都生活在同一个自然村落，其祖上皆是十九世纪末从河南逃荒至溧阳山村落脚的。这些逃荒来的难民，因受当地原住民的歧视和排斥，长期以来一直相互帮衬，抱团取暖，艰难为生的。其关系融洽，休戚与共，互有婚嫁，也都有着诸多错综复杂，沾亲带故的血缘关系哩！但在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甚嚣尘上的浓厚政治氛围中，他们之间曾经同甘共苦、患难之交的亲情关系早已被撕裂，并逐渐淡化，以致完全荡然无存，消失殆尽，彻底让位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阶级斗争之属性了！从而彰显了一段千古名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笔者当年在溧阳农村之插队期间，受当地乡亲们的惠顾不少，尤其是来自杜某家族方面的温暖和关爱甚多，真是铭心刻骨、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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