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长（二排左二）与一团指挥员在老山前线
军长傅全有
（之二）
01
跟着傅全有军长下部队，不是训练场就是演习场或考核场，要不就是研讨会、观摩会或总结会。去得比较多的是一师，这是军里的主力师，军长许多新的构想都放在这里试点。比如1982年在三团搞了一次《加强步兵连坚固阵地防御》试验，主要研究构筑“点、星、网”相结合的网状阵地抗敌集群坦克攻击的战法。
遇到这类大型试验和研究性演习，通常是军长与冯处长带一大帮作训、炮兵、装甲兵、工兵和防化兵参谋一起去蹲点。这次也不例外，我和作训处尹义华参谋也全程参加，我还就此在《人民前线》报发表了研究论文。
也有组成小规模检查组进行军事训练检查的。比如1981年，军长与冯志道处长、仵景元参谋和我，在巡查军师团三级首长机关同步演习时，去看了机关参谋人员的夜间作业。当时也不知是谁拍了幅照片，才得以在多年后能记起这样的活动。因为是夜暗之中，我们几人是在小汽车上打开灯，我在背后用手电筒照明看作业。这种事很多，因为太普通不过了，所以天长日久基本都忘记了。
与军长单独出差的机会不多，所以印象特别深。比如1983年6月的无锡之行。这是他就任军长刚满一个月，首次去炮九师检查工作。
1981年我和傅参谋长、冯志道处长、仵景元参谋在三级首长机关演习现场观看参谋人员夜间作业
这次下部队一反常规，只有我与一名军政治部干事，以及他的驾驶员兼警卫员三人随行，乘坐的是绿皮火车的一个卧铺车厢。行车途中，军长兴致很高，主动给我们讲起了他的过往。
1930年，他出生于山西崞县（现原平）的宽滩村。这里是晋北高原的一个山沟沟，人们多以种植莜麦、山药蛋、谷子为生。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七八岁时就跟着父母亲下地干活。十三四岁上遇到疾病流行，父亲去世，他与哥哥分家后带着母亲和已经进门但没完婚的小媳妇单过。除了打理庄稼，还用农闲时间，赶着驴和骡子翻山越岭贩过几年煤炭。
日军攻占崞县期间，他受到过鬼子的暴打，遇到过狼狗的惊吓，还差点送了命。八路军武工队进驻宽滩村，他参加了民兵，为武工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
鬼子投降后，八路军在山里扩军。在母亲支持下，16岁的他参军到了晋绥军区独立二旅。这支部队名气很大，是由红军第二军团、八路军120师358旅发展而来的。
他讲述的一个让我记忆最深的情节是，母亲踮着小脚，含泪站在村口大树下送他去当兵的情景，极具画面感。
山西原平宽滩村。门楼的几个字是军长手笔
02
许多人写文章说，军长父母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能摆脱贫困，什么全都要有。其实这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实际上，军长的原名叫傅泉鱼，新兵下连时被连队文书听错了音，登记为傅全有。将错就错，从此这个名字便伴他一生。
入伍后，先是在山西参加了与国军闫锡山部的作战。尔后西渡黄河，在西北野战军彭老总指挥下参加了保卫延安，历经榆林、沙家店、延川、延清、清涧、宜川、澄郃、荔北、蒲城、陕中等战役。在陕北时，还参加过被毛主席向全军推广的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在我军战略反攻防段，他又跟着彭老总进军大西北，打了扶郿、陇东、兰州战役与“河西走廊追歼战”，立了不少战功，其中不乏“特等功”者。
我在想，英勇善战风头正盛威风八面的彭大将军，在他的千军万马中绝不会认得那个傅泉鱼，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手下有个连排级的年轻军官，在若干年之后能跃上他的那个指挥位置，并且恰好是在被他解放了的地方当最高军事指挥员。不过在1983年这个夏天的火车上，他自已也绝没想到过。
抗美援朝时的步兵营长傅全有
抗美援朝后期，一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番号入朝。在十九兵团编成内，先后进行了东海岸防御战、金城反击战，担任过九兵团预备队和志愿军总预备队。随队参战的傅全有，此时已经成长为一军七师二十一团的营长，全程参加了上述战役，直接与美国鬼子交手。其中他最得意的一仗，是创下指挥他的这一个加强步兵营，全歼美军一个加强连200多人的攻坚战例。此战例后来被载入有关史书。由于立功多，两次参加过志愿军党代表大会。
停战后，组织上让他进入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从此转型为既有实战经验，又懂军事理论的指挥员，一级一级到了现在的位置。
此后，他的经历就有点传奇了。那个时代一名中国军人能遇到的一些大事，都被他摊上了：打过国防坑道，参加过大比武，干过军垦生产，当过“四清”工作队长，参加过“三支两军”，制止过“武斗”，进过“五七干校”。
他说，在副师职这个位置的时间最长，足足有10年之久。他这人脾气倔，有时师长不给他分配工作，他就打起被包到连队去蹲点搞训练，一住好几个月。
火车咣当咣当地走了一路，他讲了一路。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他本人讲自已的故事。听得人津津有味，热血沸腾。
老山轮战时的炮兵，被步兵们直呼“炮兵万岁”
03
炮兵第九师1952年组建于常州，由原华东野战军、鲁中南军区、华东军区特纵各一部编成，参加过金门炮战、东南沿海应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紧急战备行动。
炮九师原为预备炮兵师，由南京军区直接指挥管理。1983年元月转隶第一军建制。这是全军第一个全新装备的摩托化炮兵师，编制有三个152加农榴弹炮团，一个130加农炮团、一个130火箭炮团，装备数百门大炮，火力强大。
如今这个不算“军事秘密”，因为这个编制在本轮军改中己经没有了。但在当年，这样的一个宝贝疙瘩被划到一军麾下，对战斗力的提升不言而喻，军长自然很兴奋，给炮九师官兵许多鼓励。
活动结束时，他讲了一次话，师首长机关、各团主要领导滿滿当当座滿了小礼堂。写好的讲评稿子他也没用，就站在那里开讲。我在前排右侧听他侃侃而谈。
时过境迁，他讲的内容大多不记得了，但其中有两个观点，让“战争之神”的军官们受到极大震动和启发，用“顿悟”“如梦初醒”“醍醐灌顶”形容不为过。
1986年我与冯金茂副军长在嘉兴南湖“红船”
一个是，炮兵要以合成作战为中心建设部队。他发现，当时炮兵的训练，多以技术和内部协同为重心，眼睛只向内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少考虑与其他兵种联合作战。于是要求炮九师从师长开始到基层连队，大家都要跳出单一兵种的小圈子，树立合成作战观念，以合成军的需求为需求，以合成作战的胜利为胜利。
一个是，炮九师要解放思想，动脑子下功夫搞好生产经营。该师身居闹市，但经费不足，没什么家底，部队很穷，也没有搞生产经营的胆量。与一军其他师相比，在这方面有点保守，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开创不足。他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手里有了钱才能弥补训练、生活之不足，战斗力的生成才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这两个观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大胆超前很新颖。不能不说，军长在短时间内就抓住了九师部队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是在炮九师编入合成军初期的一次很关健的点拨。尤其是关于生产经营的说法很“另类”，炮九师的人闻所未闻，听者无不群情高涨，心服口服。我也有同感，敬佩之心油然而生。时任炮九师副师长冯金茂说，这是接受了一次思想观念的重塑。
没过多久，冯副师长直接升任一军分管兵种的副军长。这位首长满口的无锡话，要使劲听才能听个大概。他早年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在副军长任上协助军长指挥了一军老山轮战。打完仗后我也随他搞过很多军事活动。后来他在江西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任上，指挥协调过1998年长江抗洪和九江堵口。
老山轮战期间一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们
04
军长抓战备和训练，总能有些新点子，新主意。他似乎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些事。有些新办法总能有一些“石破天惊”的效果，引领那个时代全军训练改革的大潮。
作训处内勤还负责训练器材仓库的管理。那里曾存放着一组“组合式可变沙盘”。沙盘用泡沫塑料制作，1平方米一块，共12块。每一块放在不同位置，就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地形。这便是他担任参谋长时，偶然一次从路边堆积木玩的小孩子那里得到灵感，与时任一军教导大队王聚生副大队长一起研究琢磨出来的。
军长在三师当参谋长时，王聚生便是师警卫连长。当副师长时，被张霖军长指定为“东海1号”演习训练组长，带着王聚生去当假设敌。这次演习，是一军从中原调防江南后的首次海上训练和演习，关系到这支擅长陆地作战的“旱鸭子”部队，能否在担当东南沿海未来作战任务中成为一支“海上蛟龙”的战略转变。正是从这次演习开始，王聚生便开启了充当“蓝军”指挥官在战术训练中与“红军”对抗的生涯。
蓝军司令王聚生利用沙盘布置战术
从研制出组合沙盘开始，一军在营以下开展对抗训练的基础上，将“红蓝军对抗”概念引入团以上首长机关战术作业、团以上规模的实兵演习以及军首长机关战役训练，终结了红军“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老打胜仗的弊端。这套沙盘曾经放在我办公室对面的司令部大会议室很长时间，司令部开会不得不围着沙盘坐。
有一阶段，傅参谋长与冯处有事没事就在说这件事，并给了王聚生一个“蓝军司令”的标签。那时，南京军区倡导在训练中开展“兵对兵、将对将”式的对抗，军区向守志司令员听说了王聚生这件事，专门到一军调研，看了王的演示，大为赞赏。军区在一军召开了推广普及“蓝军司令”现场会，《解放军报》头版连续发文报道，被认为是我军军事训练的重大突破。“兵对兵、将对将”提了一阵子也就偃旗息鼓了。
王聚生一炮打响，由插插蓝旗，放放炸药包，打打空包弹、当当假设敌和情况显示员，成功转型为能按敌军编制装备和战术原则，与“红军”进行面对面、背对背自主较量的”蓝军司令”，从此誉满全军。
傅参谋长是发现王聚生的“伯乐”和成就“蓝军司令”的“导师”。
未完待续
甬上话
曾经的职业军人，退休后在行走中探究历史，追寻前人留下的足迹。在本号连续推送系列文章，回望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体味他们或波澜壮阔或悲壮痛苦的精神世界，吸引了众多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