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刚:七个音调的交响 ‖《诗人文摘》

美食   2024-11-09 00:22   北京  



七个音调的交响
《到林间云上去》编后的话
吕 刚
         

 

今年最开心的事,无过于《到林间云上去》这本令集的编辑与出版。这是我们终南令社七人令选的合集。
         

 

为什么把这些三行左右的现代诗叫“令”呢?
话还得从四、五年前说起。
记得2019年年底的一天下午,一个诗会后,我约之道兄、宁刚、雪雪到家里小坐。闲谈中,说到诗,大家都觉得当下的新诗,越写越长,越写越口水,常常遭人诟病。于是有人提议,咱们何不学学古代的绝句、小令,写写三行左右的短诗呢?恰好那段时间,大家都在读鲁米、阿巴斯的短诗,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等人的俳句,颇受些影响。几个人心领神会,竟一致决定,立马尝试。之道兄主持着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网刊——《诗人文摘》,操作起来很方便。他说,得取个名呀!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是大家商定,从我国宋元词曲小令,就地取材,拿出一个“令”字来命名。随后,之道在《诗人文摘》上辟了个“制令”栏目,专发令作,他还意味深长地把“制令”,纳入“写诗、填词、度曲”的诗“史”序列中。    
2020年新年伊始,《诗人文摘》发了我的第一组令作——《并肩行过一株高树》。三行一节(首),共十三节。
令按照一组十三节来编发,起先完全是个偶然。其时,我手头就这么多东西。后来发现,十三节令、三十九行诗句的长度,大体上正与多数人网络阅读的心理耐点(再多就厌倦了)相契合。后来大家制令,编辑刊发,基本上都循着这一模式。
其实,令的基本格式,就是三行左右的短诗。有时根据表达的需要,可以长些,或短些。最短一两行,最长不超出五六行的范围。
令因体制短小,铺排、腾挪的空间有限,不可能抒长情,发深思,刚好避免了当前新诗写作中情感泛滥、口水四溢的毛病,也可避免那些过度铺排的不必要的非诗因素。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短诗的传统。《诗经》中的国风、汉魏民谣、唐人绝句、宋元词曲小令等。多是篇幅短小的诗作。上个世纪20年代,冰心、宗白华,及以潘漠华、汪静之等为代表的“湖畔”诗人,也曾掀起过汉语新诗的一个“小诗”热潮。周作人曾在《论小诗》中评价当时“流行的一至四行的新诗”说,“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充满着没有这样迫切而也一样的真实的感情:他们忽然而起,忽然而灭。然而足以代表我们这刹那内生活的变迁。”周的话,是对小诗写作最好的说明。令社同仁的创作理念,大体上与此相同。可以说,令是承继了这个“小诗”的传统,并重新上路。
令的形式,如之道所言,“三言两语,四五六行”,最宜捕捉生活与情感上的吉光片羽,表达瞬间的灵光乍现。它要求写作者更加自觉地关注生活的日常与细微变化,在平庸与枯寂中,发现诗意,营造艺境。    
         

 

令是一种简省的表达体式。它靠什么来吸引读者?
我以为是美趣。主要表现为情趣、意趣、理趣与谐趣。几年来,令社同仁的写作,都基本循着这样的创作路径摸索前行。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看到治国刚刚发表的一组新令。顺手举例:
         

 

我的四月
和你的四月
今年没在同一个地方
         

 

这首令作就表达得很有情趣。落寞的情怀,以平实的语言道出。同一个“四月”、“你”和“我”的分离,好像时间因为空间的隔离,也起了隔膜。读来令人心动,又解颐。
再看萌萌的这首:
         

 

问一块磐石
多年来
你果真忠贞坚定吗
         

 

    
这里就颇显理趣。诗人借一块磐石来拷问人性。冷静,形象,不急躁,也不说教。
之道这首:
         

 

第一片
雪花,复制粘贴了
秋天的忧伤
         

 

就颇有意趣。自然摹仿人类。季候也染上了时代的坏脾性。这个想法很特别,诗人以克制、冷静的语言道出,读来令人莞尔。
看安娟这首:
         

 

立碑前
和先人说了几句
佑福自己的话
         

 

这就有些谐趣了。生活中有这样的经验,不妨开个玩笑,轻松一下。
         

 

当然,令的写作也并非仅仅着眼于生活中的“小”趣味。相反,它也关注发生在身边的大事件。比如疫情几年,恰是令社写作最活跃的阶段。其间,大家各自用诗笔记录了自己的观察、感受与思考:    
         

 

不知疫病的鸟儿
公然
聚众枝头
                  ——宁刚
         

 

春已老
疫情
还年轻
                ——雪雪
         

 

口罩遮住表情
留双眼睛
看谁都像含情脉脉
                 ——萌萌
         

 

口罩卸下
话多了
还戴上
                        ——吕刚
         

 

读这些令作,不能不触发人们对于刚刚过去的疫情生活的追忆与反思。可以看出,在以短小的令作处理诸如疫情这类“大”的社会题材时,诗人也会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因地制宜,表现得恰如其分,适可而止。这样“有节制”的表达,一方面因令的体制所限,往往是“点到为止”;另一方面,从阅读来看,这又何尝不是对有悟性的读者的些许提醒呢?其实,作者与读者之间,如果心有灵犀,很多时候,往往是一点即通,无需多余的絮叨与宣示。好的令作,于此能够表达得恰如其分。    
我写现代诗几十年,在体式上有过不少的尝试。曾经写过一行诗、两行诗、三行诗等。说实话,此前写作三行诗,我也只是把它看作自由体诗的一种形式,偶一为之。对这种诗体(如果可以把“令”看作一种诗体的话)的特征,没有特别深的感受与想法。近年来,我几乎是心无旁骛,倾力于此,感受与体会自然有些不同。我发现,制令日久,自己的思维与行为都受到影响。曾经与人开玩笑说,三行令写多了,现在是——
         

 

打破鸡蛋也三行
蛋壳、蛋清
与蛋黄
         

 

几年来,令社同仁得力于各自的执着与努力,每个人都写出了不少自己满意或较为满意的令作,《诗人文摘》的制令栏目在读者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一些诗人也加入到制令中来。我们的老朋友——著名诗人、诗评家沈奇先生,一直关注我们的写作。他说,令是“新诗新百年的一件小事”。虽说是“小事”,也算是对令的创作的肯定与赞许。    
终南令社刚成立时,之道兄举我为社长。其实,我什么事也没做过。《诗人文摘》的编稿、栏目策划,社里的活动组织,都是他一个人亲力亲为。我一直思谋着,该为社里做点什么,才不辜负大家的厚爱。去年年底,我与宁刚商量,约请陕西人民社的编辑彭莘、王彦龙,说说出版我们七人令集的事儿。没想到二位竟满口答应,同意申报选题。今年春上的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一家咖啡店里,把出版合同签了。其时,窗外春光明艳,木叶间,鸟欢花灿。我在心里说,事情就这样成了。
《到林间云上去》这个书名,是从我的一首令作中选取,由编辑确定的。这些令作既是数年来令社诸友日常生活的分行记录,也是我们之间纯真情谊的诗以为证。
令集收入萌萌、治国、安娟、雪雪、宁刚、之道和我——七个人,九百余首令作。七个人,七种不同的音调,集在一起,盼能汇成悦耳动听的交响。
最后,要感谢诗人、诗评家沈奇先生,感谢诗人周公度先生。他们二位长期关注我们令社的创作,并于繁忙的事务中,阅读令稿,拨冗撰序,为这本令集增了光,添了色。
         

 

2024年6月18日
10月29日改定

 
吕刚,陕西长安人。198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大海的真相》《秋水那边》、诗论集《诗说》、诗文集《诗文记忆》、文论选《东墙西向》等。诗作入选《现代小诗三百首》《新世纪诗典》《长安大歌》等选本。2014年《诗人文摘》首届“年度诗人”。
《终南令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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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七令·辛丑·渼陂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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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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