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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白英（1911年10月4日—1983年2月18日）是一位英国诗人、战地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一生编著撰写一百多部书，覆盖多个主题。1941年12月他来到中国，1946年8月离开中国，为期约五年，先后在战时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赴美定居后，一度出任美国阿拉巴马学院英语教授。1954年定居纽约，成为专职作家，1983年2月18日白英在美国百慕大去世。他游历过中国很多地方，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游记和报告文学，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介绍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除此之外，白英还向海外译介中国诗歌，同时从事一些散文与小说的翻译。
“未来就藏在这些黑暗的窑洞里”
---《红色中国之旅》节选（完整版）
罗伯特·白英 著
郭金凤 译
北塔 校译
我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三大抗战中心——重庆、昆明和延安。重庆是国民党的首都，延安是共产党的首都，昆明是学生人数最多的文教中心，这里有最好的大学，也是美国势力最集中的地方。昆明不得不走中间路线，所以人们对于昆明的印象似乎是：“愿你们两家都遭瘟疫，让我们拥有和平，让最好的人执政。”
我们很少听说延安的消息。偶尔会有报告传来。在我的印象中延安是北方的一个神秘山谷，在战争时期无人能靠近，广岛原子弹事件发生后，国共两党不宣而战，就更没有人能靠近延安了。共产党人知道这里是陕甘宁地区的行政中心（陕甘宁代表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的解放区）。其它一些地方也有同样奇怪的名字，比如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1]，或许还有二十个这样的名字。在这些地区，共产党声称他们管理了几乎和美国一样多的人口。在这些地区的边界上，共产党和日本或国民党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八年。在北京的美国航空当局善意帮助下，我两次拜访了共产党的领土，一次去了延安，另一次去了张家口。对共产党人的采访进行了很长时间，然后在深夜或可以说是凌晨我写下这些日记。我主要想知道如何能阻止不断蔓延的内战。我没有试图进行统计调查，也没有评估工作中会出现的阻力。我感兴趣的是人、风景和人们的希望，还有他们的诗歌、大学、舞蹈和歌曲。共产党人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他们都很真诚，谨慎却不专横，他们都是学者型的人物，对采取的政策十分小心。他们握手坚定，眼神清澈，安静有力。 1946年6月8日，延安之旅。在清晨沿着从北京到西山的长路走下去。阳光下的麦田金黄笔直，到处都是大理石的纪念碑，有的是石狮子，还有龙和乌龟。你告诉自己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之一。北京的城墙摇摇欲坠，整个皇城的屋梁都长出了草，皇帝的宝座化为灰烬，锦缎被撕成碎布，很快这里就会成为只剩满地废墟的老院子。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但这时空气清新，蓝色薄雾遮掩着群山，在这种环境中残垣断壁似乎已经不重要了。这里充满活力，有鸟儿、宽阔的方形田野、农用车和劳作的人们，空气异常的通透，各种颜色也异常鲜艳，在这样的美景下，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要离开北京，到陕西这样一个废弃的老城市去。碎石铺成的公路直通西郊机场[2]，地上至少停着50架飞机。他们被喷成绿色和土黄色进行伪装，提醒你战争还没有结束，看管飞机的是一群年轻的美国人，他们穿着短裤，看起来十分高大，皮肤非常白皙。飞机上还坐着一个医生，一个将军，一个穿红色印花连衣裙的女孩，还有一些士兵。机舱里棕色纸袋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飞行员冲到机舱去找厕所，降落伞吊带开始左右摆动。我们看到颐和园的金红色屋顶渐渐消失，很快我们就越过了穹庐，山峦像大象的皮肤一样皱皱的，投射下深绿色的阴影。到处都是农民，他们在陡峭的山坡上开辟空地用来居住和耕作。这些山脉土地贫瘠。你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的贫穷，山上的白色水痕让我十分震惊，那里曾经有河流流淌。尽管现在没有水流，秋天会有。跟北京那片富饶黄澄的平原相比，这里贫瘠荒凉，艰苦无用，却色彩鲜艳，蓝绿交错。飞机飞快地掠过宝塔。机场是一片绿色的田野，舱门打开的瞬间，你首先注意到的是空气中灰尘和青草混合在一起的甜甜的味道。这就是延安。我一直都没找到这香甜的味道是从哪儿来的。里面混杂着薄荷、欧芹、花的香气和清新的山间空气。我只看到了山脉之间长而低洼的平原，根本没看到花。北京城外的空气比我了解的任何一个南方城市的空气都要干净，那是一种只属于华北地区的空气，柔和、甜美而又清澈明亮，但这里的空气甚至比北京城外的还要干净。可事实上这里到处都是灰尘。山谷也是黄沙的颜色；无论是平地上的小茅屋、石桥、商店，还是有时被灌木丛覆盖的小山，从远处看都是黄色的。从1939年到1943年，从延安的断壁残垣延伸出去的三个山谷不时会遭受狂轰乱炸，几乎什么都没留下。这里几乎没有树，后来我在一个院子里发现了桃树，还有一些梨树，可以用来酿制成一种很可口的酒。当地人也做枣酒，但整个山谷只有一片枣树林。剩下的都是坚硬的贫瘠土地，这个季节河流水位太低无法灌溉农田，但一到秋天，河水就会漫过河岸。在世界上，这里是你最不可能想到的共产主义帝国的行政中心。 这里有一条河但是里面没有舢板。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服，孩子们在河里淌水玩，老人拼命地把住滑溜溜的脚踏石。这条河太小了，当我们飞过它的上空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里的黄土悬崖十分陡峭，在阳光下全天都发着光，日落时候最亮。你的四面八方都是黄土峭壁，有时它们显得强硬而凶狠，其余时候它们轮廓柔和，又显得妩媚动人。它们的颜色总是在变化。山丘上深浅不同的黄色层层叠叠。不难想象，男人们很乐意呆在那里。在日落余辉下和黎明时分，这些黄土峭壁有着完全不同的颜色。中午，在灰尘和高温的雾霾中，似乎就没有阴凉地了——阴凉地像是正在破碎，或者已经破碎。黄土地十分松软，甚至你可以用指甲挖进去，但偶尔在山脚下能看到一层层坚硬的白色岩石。人们穿的暗蓝色衣服和这片土地非常相配，他们似乎本应属于这里，就像普罗旺斯人属于法国南部一样。这片土地看起来十分破旧，似乎劳累过度了：偶尔你会遇到一些看起来比土地还古老的农民。夏天的时候，这里光秃秃的；冬天霜冻和洪水泛滥的时候，它一定看起来贫瘠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即便如此，在它周围逛几天，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呆下来，深深扎根，静静观察季节的变化。几天后。我一定是来到了世界的尽头，因为我们被囚禁在这黄土丘陵之中，几乎无法相信除了这里世界上还会有别的地方。这是给人最奇怪的印象。你会觉得你来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古老。这里很像在战争前你看到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一切都在缓慢地进行，人骑着马缓慢地穿过山谷，越过河流。北京人走路很慢，那是出于习惯；但在这里人们走得慢，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天空异常的深蓝。欧椋鸟在柳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树叶一动不动。狗和猪躺在石头的阴凉下。这里大概生活着六万人，但是你见不到他们，因为他们都躲在窑洞里。当然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地方。正是在这些奇怪的平顶黄色山脉中，中国人开始了他们的新征程。这些山脉看起来和北京的寺庙十分相似，这让我感到很惊讶。人们认为寺庙是按着帐篷的样子建造的，但却没有记录显示中国人曾经住在帐篷里。当冬小麦成熟的时候，这些山丘就和皇家宫殿上闪闪发光的屋顶一样。6月9日，朱德在枣园。朱德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一条蓝色的棉裤，戴一顶蓝色的帽子，从枣树间的小路上走来，略微有点跛。这时正是黄昏。昏暗的光线下，他的脸呈古铜色，相当黑，他的年龄比我想像中要小。他咧嘴一笑，过来和我握手，然后你惊讶地注意到他和他早期的肖像不像了，他老了很多，你只能从他那孩子气的微笑和骨折的鼻子认出他来。 在延安，我们只能看见茅屋和窑洞。离开茅屋和窑洞，我们一路走了很远。暮色中，椋鸟乱飞，窑洞消失，只剩下黄土峭壁的黑色轮廓。天空一片漆黑，有时你会看到一只狼在远处徘徊，或者看到一个戴着白头巾的人独自骑马沿着河岸走来。之前人们说朱德住在一个枣园里。但是走了几英里，我都没有看到枣园的迹象。突然间，在沙色小山的映衬下你看到了蓝色，然后看到枣树林和一堵又长又矮的土墙。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部。他看起来几乎有六十五岁，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拍摄的照片一点也不像。他没有刮脸却几乎没有胡子，只是下巴上有几根细细的硬毛。乍一看，你会以为他是个饱经战火的老农，在临死之前来陕西枣园度个长假。他看上去不像有权力的样子，只给人一种庄重、沉着、安静的感觉。你看见枣树里有电报线，很好奇这里怎么会有电报。他有一双明亮的小眼睛，按照埃德加·斯诺的描述他应该是大眼睛，但实际他却有一双小眼睛。他有点像小鸟一样缓慢地一瘸一拐地走向通往窑洞附近的一片梯田，在那儿你可以俯瞰黑暗的山谷。他摘下帽子后，你看到他的头发稀疏，但还是乌黑的。当他笑起来时候，他有着一副小男孩般的牙齿，但却有着一张老农民的面容。他是个好人，你很好奇他为什么在这里安排了几个士兵。他说话平静又自信，声音沙哑，有时还带着一种我不理解的令人不安的忧郁，可能因为他知道枣树长生不老，人终究都会死去。他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好农民，所以他成长中发生的传奇故事才会让你异常的惊讶。他真的带领过长征吗？他协助蔡锷废黜袁世凯的事是真的吗？他曾在云南生活的很阔绰，有妾室，还抽鸦片，坐拥巨额财富，这都是真的吗？他真的指挥过百团大战吗？还指挥了无数战斗？这些确是事实，但一开始确实很难将这些传奇和这个老农民联系起来。 天渐渐黑了，月亮升了起来，只有一个士兵像影子一样靠着矮墙站着。四平保卫战在一个星期前结束了。这场血腥的战役持续长达一个月。共产党撤退。国民党官方报纸宣称双方都有10万人伤亡。这是一场激烈的阵地战。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曾引用彭德怀将军的话说：“必须避免静态战争。在长时间的阵地战中，敌人占有一切优势，一般说来，游击队员取胜的机会会随战斗时间而减少。”他们认为国民党有三十辆坦克和十架轰炸机。至此，共产党还没有打过任何大规模的阵地战。为什么要现在和国民党杀伐呢？朱德回答道：“为什么不呢？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前进，不然他们会越来越自以为是。他们忘了我们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是能够打阵地战的。很多战略理由都能表明我们应该阻止他们。四平是一个重要的控制中心。敌人不知道我们会防守，不了解我们的实力，然后就盲目地落入了陷阱。这场战争持续了一个月，消耗了他们很多的力量。我们实际伤亡的人数比国民党宣布的少。我们损失了一万人。他们的损失更多。”对于俘虏，他说：“他们会杀死俘虏。我们不需要也根本没必要。他们是法西斯。”他说“法西斯”的时候语气中带着淡淡的苦涩，将他真正的苦涩隐藏其中。他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语气也越来越强硬。“他们到处杀戮抓人。到处都是他们的监狱和特务。我们必须处理掉这些特务，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如果国民党在二月份履行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的协议，就不会有内战了。这场会议提出了三个协议，分别是按照民主路线改革政府，军队重组和停火协定。国民党违反了这些协议，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坚持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他们的独裁统治，并声称要统治我们的解放区。在政治协商会议庆功会上，他们雇佣暴徒攻击了大诗人郭沫若和包括李公仆在内的其他六人[4]。你喜欢这样吗？郭沫若在中国就像你们的萧伯纳。你能开心得起来吗？” 朱德讲话有力却又很平静。天渐渐黑了。桌上放着一盏牛皮纸灯罩的油灯，周围是一些茶杯。一个士兵走过来，把一件薄外套披在他肩上。在油灯光下，你只能看到那张黑黑的脸。他继续说道：“我们是不想打内战，但国民党的军队攻打我们，他们查封了我们在北京和上海的所有报社，还不断逮捕和暗杀我们，不断地违反协议。除了反抗，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特意说他们是法西斯。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我们怎么可能实现和平？”我说：“目前双方的态度都强硬了，在我看来，内战可能要持续十年之久。”“如果不能建立民主政府，这场内战很可能会持续十年。国民党必须遵守他们的政治协议。如果他们能按照外长会议的决定建立一个民主政府[5]，内战就能立即结束。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由一个人和一个小集团统治的法西斯政府存在。我们只想要民主，别无他求。至于美国人对国民党的帮助，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会为过去的事争吵。美国如果不给国民党的飞机加油，不给他们的军队提供船只，国民党就没法攻打我们。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支持一个独裁政府。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主都面临着问题，民主就意味着联合政府。民主意味着再没有特务、独裁、酷刑和暗杀，各处再不会有人口失踪。” 他本来一直平静地讲话，但一提到特务，他的声音就提高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提到他们，以至于在晚上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中，“特务”这两个字就像伴奏一样一直出现。我说：“现在出现了僵局，我们必须把它解决掉。”“怎么解决？”“我了解的不多，但我猜有三件事是必要的。立即将整个中国军队缩小为象征性部队。中国军队是无法对抗美国、英国或俄罗斯这些大国的。把这些军队放到中国边界，他们是没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在国内只能打中国人。你是准备把共产党军队全部解散，还是让它成为一支小型象征性部队？”他想了一会儿，笑着说：“是的，如果国民党也愿意将军队缩小为象征性部队的话。我同意我们无法与外国势力作战，我们的军队只能胜任内战。既然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不能对抗外国势力，为什么不将他们打散呢？”“在我看来，还有两件事很有必要做。”我继续说道。“双方领导人都应该下台。一个民主国家最好由普通人来管理。现在的领导人威望太高了。阿里斯泰德[6]就是因为在古希腊威望太大，所以人们除掉了他。我想丘吉尔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他的人民需要摆脱他。国家太小是没有办法承载伟人的。如果国民党领导人下台，共产党能做到吗？”他很快就回答：“这不仅仅是罢免一些领导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有120万党员。国民党党员也很多。领导人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政党。”我又问道：“如果双方领导人的巨大威望带来了实际的危险。如果国民党的领导人下台了，你和毛主席也准备好了吗？”“是的，如果威望确实会带来危险，我们会做好准备下台。”“第三，必须像美国和英国一样进行自由选举。”他的脸亮了起来。 “我完全同意，但政府不应该是一个实行‘虚假民主’的政府，现在国民党的民主做法都是虚假的。”我们没有继续深入交谈，因为在中国当下，这三个建议似乎都不可行。可能目前没有其他解决方式，所以这些想法可能有必要，但却在近期都不太可能实现。中国正任由人民无法控制的力量摆布。但是很高兴朱德认可了我的主张，他认可如果威望会带来危险，领导人可以下台。他搓了下下巴，笑了笑，喝了些茶。茶很浓。透过油灯，我仍只能看见那张深红棕色的脸。此时，朱德看起来更像一位老农了。他已经年长了，经历了很多战争，现在他愿意在他的枣树林间生活。他望着远方，远处月亮已经升起，挂在黑色的悬崖上方，那个士兵仍然站在矮墙旁。“说回来，”他说。“我同意我们必须打散军队，或者至少缩小规模。但我们怎么击垮他们的特务？我们没有特务，也没有拷问室。我们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摆脱这些。但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民主政府？美国有势力在支持蒋介石与人民对着干。我见过马歇尔将军。他来过延安。我们信任他，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支持国民党来反对我们。如果美国停止支援国民党军队，只要一个月，内战就结束了。”我说按照行政首脑当局的说法，双方都有违规行为。他说：“我绝对否认我们曾经违反过停火协议。”我有点惊讶，我问会不会因为共产党所在地区分布较广且分散，所以有时会给通信上造成一些困难，来自总部当局的命令也许并不是总能得到执行。“命令传达可能会延误两三天。”他回答说：“但是沟通上没有困难。我们有无线电。”他说：“如果当下或者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们能够延长休战时间，就可能实现和平。或许以后我们还可以和国民党聚在一起，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式。” 天色越来越暗，天气也越来越冷，我们走进了窑洞。没有家具，没有地图，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三个破旧的沙发，沙发的弹簧穿过布伸了出来。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白色的墙壁反射着油灯的光，所以我能更清楚的看到他。他看起来更沧桑了，但却更强壮。他说：“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府，只是一个临时政府，没有领事，与国外也没有任何官方往来。但是解放区有一亿三千万人民。我们想要进行国际交往，开展贸易，但我们只有三个港口，威海卫、芝罘和龙口。我们希望外国人能来这儿，我们会保证他们行动自由，保证所有传教士的自由。我们希望开展贸易，开展国际贸易。我们不会没收商品，也不会违反我们的协议。我们边境地区的商品产量正在稳步增长。”我请朱德给中国的共产主义下个定义，很明显，中国的共产主义和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是不同的。他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民主加资本。”听到这，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这很好解释。”他继续说。“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满足人民的需要。目前还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被应用在实践中——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如今在中国我们是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因为现在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制度还仅仅是一个理想。共产主义只能在遥远的未来有实现的可能。现在说要实现共产主义者是不现实的。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现在，能够实施的且人民需要的制度是资本能够自由发展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开发资本资源，增加人民财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些目标只能通过工业化和吸引外商投资实现。我们一直在寻找人民的需求然后满足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日本人。我们不会没收资本家的财富，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大的托拉斯存[7]在。我们想要民主，想要自由选举，想要结束国民党从满族人继承下来的封建统治。” 说着，他戴上了一副角框眼镜，看起来不再像老农夫了。他像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说话声音平静而清晰，略带倦意，仿佛他事先就知道，国外十分不信任红色中国，他们不可能使人们意识到共产主义不再是当下目标。他接着说道：“没有资本，我们怎么生存？我们的生活水平很低。我们必须找到生产资料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没有资本就没有生产资料。我们不反对私人资本，我们不能效仿俄罗斯的模式。”然后他说：“这不是共产主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天色已晚，油灯在摇晃的桌子上摇曳着，他看上去更像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了，像是刚结束了一场十分耗力的讲座。一个士兵进来递给他一张纸条。他看了一眼，一声不响地递了回去。我们还在这刷白的低矮窑洞中。他又谈到了长征。“国民党当时一直以为我们是小型游击队，”他抱怨道。“其实我们不是，相反，我们是一支比较庞大的军队，所以我们的战斗和俄国游击队的战斗不一样。随着越来越多村民的加入，我们的军队人数不断增加。整个长征过程中，我们依靠村民给我们提供情报，他们还提供了食物、交通工具和补给。我们那时很少有时间训练，主要是依靠实战。我们有一些训练有素的军官。彭德怀和我原来是旧国民党军官，后来我们意识到国民党不过是一台压迫人的机器，就投靠了共产党。辛亥革命时，我是连长。护国军[8]推翻袁世凯的时候，我已经是团长了。我还是孙中山先生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它是国民党的前身。那之后我们经常和军阀们作战。我们首先是普通的战士，然后才是党派领袖。” “我们的战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部分来自我们正规军的经验，还有一部分来自书本。有一本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书给我们的印象极深。但最有用的并不是书本本身或技术知识，而是群众的创造能力。我们为政治目的而战，我们采取的战术取决于我们的政治目的。长征的时候我们想尽快到达东北，因为在那里遭受了日本人最大的威胁，人民盼着我们赶紧到。我们有大炮、山炮和迫击炮。我们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游击队，我们在湖南、贵州、四川、甘肃是打过阵地战的。当时我们就是一支真正的军队，现在也是。”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中国书法的美，也一直喜欢通过中国书法分析书写人的性格，所以当他给我看一些他的字时，我很高兴。他的字迹同我想象的差不多：字体厚重有力，字体间距很近，向下的笔画厚重而坚定，每个字都超过一英寸高。文字中能看出他的粗犷美和深思熟虑，最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坚定决心。那是他的一个普通的本子。他慢慢地翻动那厚厚的书页，那是一种当地制造的纸张，在拇指和食指下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每一页上的字体反应出的性格都和我的分析完美契合。然后，他慢慢地放下那本书，天知道里面有什么外交和军事秘密，我们出门走到院子里，经过矮墙上的唯一的岗哨、枣树和小门。我没有看到警卫。星星闪烁着，一些云低低地从西边的山谷里飘上来。朱德的意思是“红色的美德”，他绝对不像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他不会装腔作势，也没有表演天赋。不知怎的，我从来没有在照片上看出那张晒得黝黑的脸上还有一种浓重的红褐色。照片上他没有微笑；我看不出他的坚定，也听不到他低缓的声音。他的伟大不是浮于表面的，他看起来一直像个老农，接触久了你才能发现他的耐心和沉静，才能发现从那直率的纯朴中暴露出来的天生的力量。和冯玉祥不一样，因为冯玉祥的淳朴是极其复杂的。而他就像一个种树的农民，无论遇到什么风暴，都坚信这些树木会茁壮成长。 朱德的伟大不能按照我们之前的方式去衡量。我认为，他不会突然任意地行使个人权力。他不矫揉造作，因为他已经杀死了身体内的傀儡，抑或是他太老了，傀儡已经无法控制他了。当你已经六十五岁，耗费了一生去战斗，却还看不到战斗结束的可能；如果继续用戏剧的方式思考，就会很奇怪。你不会再有幻想，剩下的只会是极大的不耐烦和悲伤。有一次他被抓了，他就把一条白毛巾缠在腰上，大喊：“我是厨师。我能给你们做美味的食物，为什么要杀我？”。然后他就成功逃脱了。但是今天，他再也不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厨师了。他似乎不再留恋权力，只有从那偶尔穿的一件带破皮领的淡紫色宽大外衣才能看出来他是总司令。你只有问心无愧，才能像个孩子那样去笑。在枣林中，在寂静无声的窑洞里，他就像一个老农民，简单地将他心里的事情娓娓道来。我们出去的时候，一只狼正在院里的围墙上徘徊；它站在那里，在月光的映衬下，毛发粗糙杂乱，身体瘦弱，黑乎乎的，然后突然跳开消失在灌木丛中。吉普车穿过尘雾向河边驶去时，又出现了几只狼，但也都散开了。一阵冷风吹过山谷，枣园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只能看见月光、山丘，黑暗的悬崖之间平原也是一片黑暗。一次在山腰高处的一个窑洞里，我看到有一支蜡烛在闪烁。蜡烛熄灭后，山谷看起来异常孤独。6月10日。一个士兵肩上搭着一个灰色的包袱爬上了山丘，蓝色棉质军服沾上尘土变成了亮黄色。他的圆脸上泛着苹果一样的红色。他穿着共产党军队的制服，和中国所有其他士兵的制服一模一样，帽子上是青白相间的搪瓷帽徽，象征着青天白日，同样的外套剪裁，同样的绑腿；但他的一只胳膊上有一个白色的小方块，上面写着：18 GA。原来的八路军已经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这个士兵约莫十八岁，看起来和南方的士兵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他看起来吃得更好。他走上山去。 我们看着他离开了那条路，有些狗在路上睡觉，马在岩石上跳来跳去，躲避着那天唯一经过的一辆汽车。这个士兵走到河边，脱下草鞋，洗了洗脚，然后淌水过河爬上河岸，向着山上的一个窑洞走去。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能听到他在唱歌。几天之后，你还记得那个灿烂的微笑，记得那从暮色苍茫的山谷传来的歌声。6月11日，桃园[9]里的舞蹈。秧歌有着古老的历史，可能和历史悠久的中国一样古老。人们可能就是随着《诗经》中的一些歌曲跳一些简单的舞步和鼓点。秧歌通常是在拔秧插秧、庄稼丰收或婚礼上表演的，只要有盛大的宴会和仪式，就能看到秧歌表演。几个世纪以来，秧歌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如今正在改变。秧歌保留了下来，但是共产党人正在发明一种新式舞蹈，它开头和结尾是秧歌表演，中场是短剧表演。这些歌舞剧偶尔会单独表演，随着人们对戏剧的兴趣不断增加，秧歌剧就发展了起来。如今，共产党人正有意用秧歌和秧歌剧表演改变农村的旧习俗，有的秧歌剧旨在反对迷信、文盲和其他一些坏习惯，有的用来展示增加产量、合作社和提高村庄医疗工作和卫生的必要性。老式秧歌里，伞头撑着一把伞，后面跳舞的男孩和女孩排成长长的队伍，他们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彩，穿着华丽的戏服。他们从一家院子跳到另一家，唱着歌，随着猪皮鼓的鼓点起舞。情爱舞蹈是最好的。男孩女孩排成两列面对面跳着舞，他们撩人地摇摆着身体，手掌在膝盖上拍打着，或向前弯腰或向后跳去，小丑表演着滑稽戏，观众也随着鼓点打拍子。有时表演中还会放烟花。每个村庄的秧歌会略有不同，但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上前三步后退一步的慢舞，随着秧歌表演的深入，舞步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有时村庄之间会有比赛。此外，音乐伴奏在闲暇的时候也会更换，并不时会有新的曲目被创作出来。从本质上说，它是年轻人的一种求偶的舞蹈，排成两列的年轻人以各种舞步交织在一起，这可能起源于一种生育崇拜。 共产党人第一次来到陕北时，他们看了秧歌后并没有改变它们。如果没有对日战争，他们可能也永远不会改变秧歌的形式。1939年，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秧歌可以在宣传开始和结束时候表演，形成一种新的表演方式，帮助他们宣传到解放区的所有村庄；因为大家都知道村民们特别喜欢秧歌，他们在任何可能的场合都能创作出秧歌。共产党尝试性地用一个携带农具的农民代替了之前撑伞的伞头（这位伞头之前可能代表皇帝)。共产党允许人们继续表演情爱舞蹈，但是他们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将里面的小丑换成了日本人或叛徒。第一个用来宣传增产的新式秧歌就被设计出来了，人们称它为“兄妹开荒”。这个名字很聪明，因为中国民歌中的“兄妹”有着“爱人”的重要含义。在旧式秧歌中加入戏剧纯粹是实验性的。舞者里面挑出的一小部分人会在露天表演歌舞剧，而且它们必须写得极其简单，这样所有村民都能轻松地跟着跳。这不再是传统舞蹈。它们是在中国舞台经典传统的基础上即兴创作的。表演中农民可以踮起脚尖，用手挡住眼睛上方来表现山的存在；机关枪的噼啪声可以用钹来表现；动物是戴着面具的人演的；但是剧中的演员都穿着普通的蓝色棉质服装，观众怎么区分他们呢？当然，你可以让他们告诉观众自己是税务员、政府官员、农民、劳工英雄或从日本人手底下逃出来的人。这并不难，但会浪费时间，传统的中国舞台早已克服了这个困难，演员通过刻意的动作技巧和戏装就能展示出他们的身份。在毛泽东居住的小屋旁边有一片桃园，那里正好有秧歌剧表演。这里的环境很棒，因为最近刚下过雨，桃树的叶子散发出浓郁的香味。观众在舞者周围围成一圈。一边是小提琴和二胡正一起演奏，另一边是钹和笛子。舞者涌了进来，高大的陕西男孩穿着白色及膝马裤和绿色衬衫，腰上绑着鲜艳的腰带，头上戴着彩色的方巾。他们跳得非常好，一边敲打着对面队列的鼓，一边唱着欢迎之歌，后来就唱起了歌颂民主与和平的歌曲。鼓声越来越响，鼓点越来越密，男孩和女孩们脸上涂着浓重的腮红，随着小提琴、钹和鼓的曲调，在园子里舞蹈着，编织出像魔法圈一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图案。尽管歌词已经变了，但还能看出其中情爱舞蹈的舞步。男孩女孩们还是排成两行，舞到一起又分开，跑着步，拍着手，大体上遵循旧式秧歌的舞步。虽然歌曲变了，但对求爱的模仿却保留了下来。突然，随着一阵密急咆哮的鼓点，男孩女孩们各自分开，鼓点停下了，宣传员站在了他们原来的位置。 表演中有两次中场休息被用来进行宣传。第一个是反文盲的喜剧。一个年轻农民从镇上给他的老爹写了一封信，说菜豆的价格涨了。但是他爹不识字，就去找另一个农民求助，这个农民却告诉他说是豌豆的价格涨了。他知道庄稼马上就要丰收了，如果这时候离开，可能会失去他的庄稼，但豌豆价格涨了这么多，所以他贪婪地决定带着豌豆去镇上卖。他去了镇上后，没找到他儿子，而且发现豌豆的价格根本没有涨。他骂骂咧咧地回到田里，发现儿子已经抢先一步回来了，庄稼也毁了，他的儿媳妇识字，笑话他说根本没必要再活着了。这些台词有些是说出来的，但大部分是唱的。这位老爹几乎要哭出来了，到最后甚至还激烈地反对学习书本。“你不能靠书本生孩子，不能靠书本来种庄稼，这都是浪费时间。”看到这些，观众们哄堂大笑。他带着悔恨痛苦地转着圈跳着舞，摇着头，神经质地点燃他那长长的银烟斗，永远困惑在他误解的文字之中；直到最后，他带着初学者幸福的微笑，承诺一定要学会识字。这是一种道德，简单得可笑，但显然很有效。这不是一个发生在理论上的事情，反而是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演员们善于模仿农民的姿态，把它演得生动而富有戏剧性。他们说着当地方言，有时候会讲纯粹的当地笑话，尽管村民开门的姿势和在中国舞台上表演的一样，从村子到镇子步行十二个小时的路程在舞台上两分钟内就演完；但很明显，观众还是明白自己和演员是不同的。 宣传结束了，舞者们又涌进来，又开始跳起舞来。鼓声又响起来了，涂着厚厚油彩的脸又出现在人们面前，男男女女的裙子和裤腰扭动起来，歌手们的声音又清晰起来。他们的脚踏在地上，砰砰地震起一小团一小团的尘雾，巨大的鼓声在人们的脑海中久久萦绕。这些舞蹈似乎很适合这里粗壮的人们。他们的舞蹈中没有专业可言，带着一种自然随意性，因为他们喜欢跳舞，也因为他们年轻。在孔子的时代，他们就会这样的跳舞；当我们现在所有的争吵结束后，他们还会这样跳舞。6月12日，共产党将军。他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虽然给人一种高大的印象，但他实际并不高，他的皮肤和延安几乎所有的人一样黑黝黝的，笑起来像个孩子。他很久之前就得了胃病，但看上去很健康，甚至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穿着普通的麦草鞋和褪色的蓝棉袄，上面没有徽章。他走路沉重却坚定；手很纤细但上面布满了数不清的黑褶皱，他说话时有时眼里似乎充满痛苦。他就是彭德怀将军，从十八岁起就开始战斗生涯。解放区的军事领导人没有什么特别特征；但我和他们相处久了，很快就会注意到：他们分成两个主要的类型，一种是像朱德一样的，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当过农民，但是看上去却是一副农民的样子；另外一种是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的，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教过书、也没有在学校学习过，但看上去就像是学者一样[10]。彭德怀肩膀粗壮，手被太阳晒的黝黑，看上去就像个膀大腰圆的农民。他似乎不像朱德那样，在人世间完全自在，但他也不紧张。他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激情的人，但同时头脑清醒，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有着巨大的驱动力。参加长征的四支军队中的一支曾是他率领的。而现在，当他提及那些已经变成传说中的日子时，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悲伤。苍老的声音从那张依然显得年轻的脸上传来。或许滑铁卢战役爆发前，拿破仑的将领们在回忆起意大利和尼罗河战役的胜利时也曾是这样。 他愉快地回忆起往事，讲了三个多小时。“如果追溯到很久以前，你就能看到我们的革命是如何开始的。那时，孙中山还活着，黄埔军校还在建立过程中，我们正计划从广州向北开始长征去讨伐军阀。那是1923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实现了和平，像周恩来、林伯渠和李富春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在黄埔军校内工作。”“孙中山曾宣称，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与北方的军阀作战，事实上，从广州出发的就是人民的军队。从北伐初始到部队抵达武汉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保持完全合作的。北伐有三个主要目的：抵抗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建立民主政府。但是到了武汉我们才知道：国民党右翼不准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他们实际上准备向外国帝国主义示好。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了政变。”“大革命[11]失败了。当时人们都被笼罩于恐怖统治之下，数百人被捕被杀。国民党不再与革命势力合作，而是开始和封建势力合作企图推翻革命成果。” “随后，叶挺将军组织了南昌起义，并且得到了孙中山夫人和许多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支持。朱德将军当时只是叶挺麾下的一个团长。那时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后来起义失败了。朱德带领一千名幸存者穿过江西进入湖南。”“正如我现在讲的，这些战斗、地点和行军的过程并不振奋人心。但它们曾经激动人心，尽管老革命者已经逐渐遗忘了。最后，所有斗争都指向国民党。但是那个阶段还有一些我们记得住的战斗，也就在那时，毛泽东同志突然走到了舞台的前面。”“1927年毛泽东等自由分子组织农民自卫军在湖南进行秋收起义[12]。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武器，有的只是一些锋利的棍子、长矛还有刺刀。后来他们打算从湖南省部队那里搞一点步枪。他之前在湖南东边的平江活动，后来向南转移到井冈山，井冈山很大，不容易被占领，每年可以种植两三次粮食，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独立的生活在那里。所以，毛泽东把农民带领到那里，给他们重新分配了土地。朱德同志从南方过来和毛泽东会合。一开始，他手下连一千士兵都不到，那时他的兵力也不过两千多人。这两千多人再加上井冈山的农民组成了两个团，28团由朱德领导，31团由毛泽东领导。我已经忘了为什么给这些团这么编号了。也许没有理由，或者想让敌人认为他们有很多团。那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见朱德，从此人们开始把他们的名字合起来称为“朱毛”。“因此，有两个团在防守这座山，还有几支游击部队；他们都配备着一些古老的矛和剑以及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那是1927年的冬天。湘军、赣军被派去攻打他们，朱培德率领的滇军也参加了攻打。这是第一次围剿。我不在，但林彪在。林彪是湖北人，朱德手下第28团的一个营长。那时他还不为人知。以后人们就会听说他了。” “我们没有留在井冈山。我们完成突围后，就开始进攻。在江西东部边界永新县，我们消灭了朱培德手下的五个团，缴获步枪七千支。我们的兵力开始充实。后来，1928年春，朱德率兵去了湘南地区，将主力部队从山头撤出。井冈山的力量前所未有的虚弱，只有游击队和几支未经训练的部队在这座山上防守。湘军、赣军听说这山没有设防，他们集合了2万到3万人的军队攻打这座山，攻打毛泽东和约400个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13]。那是毛泽东拥有的所有力量，但是他的根基很深，平原上的农民都愿为他效力，他们努力粉碎了敌人的补给链。”“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铁路，没有坦克，没有卡车。守军熟悉地形，将粮食藏起来，突然发起毁灭性攻击，击退远胜于他们的军队，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有一套优秀的情报系统，战斗锻炼了毛泽东的军事能力，除他之外，我们有普通军官张子清，他后来在行动中阵亡。在黄洋界战役[14]中，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遇到了一支2万人的队伍。这次的胜利部分归功于当时的团长张子清，但组织农民、建立庞大的情报系统、指挥战役的是毛泽东同志。井冈山还在我们手中。我们已经没有进攻的力量了，所以我们等待着敌人发起另一场围剿。”“我说这些事是‘我们’做的，但实际上我当时不在场。在1928年冬天第三次围剿之前，我对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那时，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离开井冈山，去福建和赣南组织农民群众，我则负责留守保卫井冈山。” “1928年7月，我在湖南东北部的平江组织了一次起义。我听说了井冈山反围剿的事情，平江起义失败后，我率领大约一千人返回井冈山。这时我们的力量已经壮大了。我有一千人的部队，而且农民们都纷纷上了井冈山，所以我们总共有四、五千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刺刀和步枪。但与敌人相比，我们在人数上仍处于弱势。敌人公开表示，他们有6万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他们实际可能有4万5千人。那时，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还在福建西部的某个地方。敌人的指挥官都很优秀。他们的军官都是国民党的正牌军官。他们有三路大军，由朱培德带领第三军。但我们还是打败了他们，先是在数百次袭扰中取得胜利，后来是在战斗中。这是国民党第一次使用无线电。我们那时都没有电话。然而我们还是把他们赶走了。实际上，在1930年长沙战役之前，我们都没有配备无线电。就算我们那时有无线电也不知道如何使用。”“1930年，我们占领了长沙10天。我们先召开了平江起义的周年纪念会。何键部队来了，我们在六里外的位置发现了他并决定跟着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是他们那时候非常害怕。长沙由五个团防守，总兵力约3万人。用我们的1万兵力进攻长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城市很难进攻而且地形对防守者有利；但我们士气很高，我们下定决心要让军阀们看到农民能聚集足够的力量完成这件事。我们成功了。我们在离长沙十五里的南岭河上打了一场恶战，用刺刀去进攻他们（因为我们的主要武器是刺刀）。代价是巨大的。这次战役造成了2000到3000人的伤亡。在去往长沙的道路上，我们整个白天甚至在晚上都在和敌人战斗。我们进城后，城外还在打仗。这是一场艰苦的战役。10天之后，何键就带着大部队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只能撤退。”“我们开始的力量很小。我们的队伍规模一直不大。南昌起义时，我们的规模更小。在广东的战斗失利后，朱德部队仅剩约一千人，毛泽东带领的民间游击队仅装备着矛和一些自制的刺刀，比我指挥平江战役的时候装备情况有所好转。现在我们拥有大量的装备资源，开始认为我们是一支真正的军队。我们从长沙撤到赣南。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敌人开始发动了又一次围剿。我们打败了他们，俘虏了他们的通信员，开始学习使用无线电。我们占领长沙的时候有一万人。现在至少有一万七千人，因为随着农民和工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战斗中损失的人员已经大大得到补充。” “平江起义是完全独立的农民起义。直到1928年3月我才加入共产党。尽管在湖南军事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但是我没有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军校在传授技术知识方面很有用，但你在战场上学到的更多，而且战斗在很大程度上和队伍的士气有关，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仇恨驱使着我们前进。镇压力量总是在军事装备上更强大，但他们缺乏被压迫者的士气。美国独立战争持续了八年。我们以美国人为榜样，如果我们能在二十年后赢得胜利，我们就是幸运的。”“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过去的战争。我只是把我记得的告诉你，所有的细节没有办法记起。长征的时候，我是第三集团军的司令员。我们带了七万人从江西出发，到了陕北就只剩不到一万人。他们大多数死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在四川西部，空气稀薄到几乎无法呼吸，在草原上几乎没有村庄也没有人，那里就像沙漠，我们的人经常会被饿死。最精彩的战役发生在贵州乌江。那时我们被包围了。虽然我们已经过了河，但敌人在我们的两边。我们又被逼回到了河对岸，把一半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然后又向南岸的敌人发起进攻。这支国民党队伍由优秀将军吴奇伟指挥着，他过去打过许多胜仗，但我们消灭了他的军队。”“这条河宽约400米。国民党有五个团的军队守在岸上，所有的渡船都被调到对岸去了。我们先用自己的迫击炮和机枪压制了他们的炮火，然后安排一个人游过了河，带回来一艘船。在猛烈的炮火下，我们把载有20人的船送到河对岸，就这样往返着我们建立了一个300人的立足点。敌人知道我们已经成功登陆了，但在黑暗中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夺取了他们的渡船，把我们能派遣的所有人都派出去，击溃了他们。” 彭德怀没有记得在著名的横跨大渡桥[15]时发生的所有事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记不全了。我们过了很多江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得这座桥大约有140米宽，桥上有六七条铁链，每条相隔约30厘米。这些铁链一直在摇晃，桥下水流湍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木筏或浮筒渡江。于是，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挂在桥上，手拉着手搭人梯过去。他们只有手榴弹和手枪能用，步枪这会没法用。水流十分湍急。这座桥距离水面有100米。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记得人们掉进水里，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后来我们一起吃了午饭。他吃的很少，只喝一点牛奶和粥；长征的经历让他得了胃溃疡，现在还没好。他又谈到了共产党军队最近的战术变化。“我们打了20年游击战，但我们也一直在打阵地战。国民党还以为我们是游击队员，但四平保卫战给他们上了一课。我们现在有了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式装备了。”“我们不可能被打败，但我们也可能赢不了。我们不可能被打败，因为我们有人民的支持，他们是我们的士兵，为我们提供物资和情报。他们可以牵制敌人，让他们找不到情报。我们还有另一样东西是敌人没有的，那就是将士间的密切配合以及他们自我牺牲的决心，而且我们给予指挥官极大的灵活性。”“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有过重型装备，有些是从日本人那里抢来的；然而我们不会用，所以只能毁了。现在有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我们没有汽油，没有零配件，没有修理店，坦克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把它烧了，因为如果被敌人夺回去，他们就要用来对付我们。我们也毁了一些重机枪。所以，我们一般避免打阵地战，因为我们部队的装备不如他们好，在人数上也经常处于劣势。我们不像国民党一样有稳定的补给。四平保卫战刚开始时，我们在城内只有一个团，援军二十天后才到。国民党虽然有美国的装备，但士气低落；这样，我们没有花什么大力气，就把他们的进攻阻挡了一个月。我们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我们现在是一支军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硬和坚定，因为我们正在为民主而战。” 6月13日。毛泽东的头。我刚开始以为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毛泽东。他们说他很忙，中国内战带来的威胁愈发险恶，他整夜都在写文件和快报。你提醒自己延安是个一亿多人口的行政中心。在那些晴朗的夏日早晨，空气明亮而死寂，虽然看上去并不是这样，但确实如此。在南京，在延安这个小小的黄色的被全世界遗忘的穷乡僻壤，中国的命运正在被改写。我到延安的那天，毛泽东坐在一辆超载的吉普车上，从我面前飞驰而过。他穿着蓝色的棉布衣服，看上去很健壮，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我看到在车辆驶过黄沙坑的时候，他的大手紧紧抓住吉普车的侧面。人们耸耸肩说：“你可能见不到他。”在这里我还能见到其他人，还有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可以读。这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奇特的书，整本书有一种冷峻幽默的风格，并不辛辣。内容很多，他们说毛泽东曾经讲过这本书，讲了一天才讲了200多页。有那么几个时刻，你和毛泽东面对面相见，你发现他的动作平静却有激情，一点也不浮夸。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感觉他的形象开始变得更加高大，但更有人情味。你开始了解他的思维方式。 “我们的出发点。”他写道：“就是要真诚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永远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或⼩集团的利益出发：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致性。过去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还有：“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概不了解。许多时候，⼴⼤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 迫切地需要前进⼀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部分落后分⼦的意⻅，并且将这种落后分⼦的意⻅误认为⼴⼤群众的意⻅，做了落后分⼦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的⼀切⾔论⾏动，必须以合乎最⼴⼤⼈⺠群众的最⼤利益，为最⼴⼤⼈⺠群众所拥护为最⾼标准。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只要我 们依靠⼈⺠，坚决地相信⼈⺠群众的创造⼒是⽆穷⽆尽的，因⽽信任⼈⺠，和⼈⺠打成⼀⽚，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也不能压倒我们，⽽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最后，是书中唯一一段语气中充满激情的抗议和信心的，他写道：“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独⽴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百多年来⽆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志愿，⼀定要由我们 这⼀代⼈去实现，谁要阻⽌，到底是阻⽌不了的。”与此同时，内战还在秘密持续。重庆和延安在收音机里激烈地互相指责。我们坐在收音机旁，思考着未来哪个事件会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内战的开始。此时既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只是断断续续的出现紧张的形势，我们屏住呼吸，祈祷着最终决战[16]不要爆发。 我到延安后第三天，去看了一场由《水浒传》的一个故事改编的戏剧。观众席中，毛泽东就坐在我的前面，他不难认；他留着蓝黑色的长发，颧骨纤细，前额巨大宽阔。他看得十分开心。没人给他带来关于内战的电报消息。在演到地主辱骂农民首领的时候，他咯咯地笑起来，把脸转向他的同伴，似乎要从凳子上滑下去了。这出戏精彩绝伦很容易懂。你知道农民队伍的首领必然会占领那个白脸封建地主的堡垒，那个封建地主和他的儿子们都会消失。你知道，或者你以为你知道，好的德行是会有回报的；只要再等四个半小时，好人就能有好报。弧光灯照射着巨大的蓝色方形布做的舞台布景。假如我一直盯着舞台四个半小时，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很有必要保证眼睛不会瞎掉；所以我就看看毛泽东的头来休息一下眼睛。这是一个很好的脑袋，表情十分丰富。肩膀看起来很有力，而且也许因为他是湖南人，所以他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情绪。我看过一些男人的背部照片，背部比脸更容易暴露性格。乐器的铿锵声、高亢的嗓音以及舞台上绚丽的色彩，我现在都不想看不想听；我告诉自己，或许可能仅仅从观察他的头就可以了解他的一些情况。我还有其他的想法。这出戏主要讲的是道德，就像《世人》[17]一样，简单而原始。同时它又与时代息息相关，观众席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感到疑惑，他们知道农民力量的首领就是毛泽东，那个脸涂成白色留着长长的灰色胡须的老人就是蒋介石。但是这出戏主要是讲品行的，剧中人物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美好的品行：不仅有农民、士兵和驾着战车的将军，还有厨师、仆人、门房和官员。这是一部描写人民凭借激情和美德最终获胜的戏剧。英雄们穿着最好的丝绸做的戏服，上面画着龙；恶人则戴着丑陋的红白相间的面具，看起来像一只只老虎。这是莎士比亚式的、一往无前的浪漫。毛泽东几乎要笑吐了，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尽管他的演讲经过深思熟虑、组织得特别好，言辞辛辣，读起来像西德尼·韦伯[18]先生的作品，但他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 首领们戴着飘飘的羽饰和绿宝石的王冠，穿着飘逸的装饰着玉和纯金的长袍，带着他们的妻子和臣民走上舞台。我上次见那个英俊青年的时候，他穿着红宝石长袍；现在他穿了一件绣着黄龙的白色长袍进来了。在每一个场景中，主角们的服装都有变化，你几乎没有注意到背景不过是一层晃眼的天蓝色的被单。音乐就像咒语一样，让你半睡半醒，这是一种一直重复的音乐，没有和声，没有旋律，更没有任何主旋律。这时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盯着舞台看了三个多小时了。这场戏剧没有暂停过，没有中场休息。丰富的色彩、嘹亮的号角声和观众的笑声向你袭来，观众们现在已经完全和演员们融为一体。你开始观察毛泽东的后脑勺，还能看到前排一些人的后脑勺。前面坐着朱德，还有延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他长得像个银行经理；还有共产党驻重庆代表董必武，他像个教授；还有副主席李鼎铭，像一个老地主，戴着一顶蓝棉帽，不停地吸着一杆银烟枪——尽管他已经六十七岁了；还有彭德怀将军，他曾领导队伍参加过长征，是四支军队中的一支。他长着一张粗犷又粗糙的农民脸，满脸都是笑容，却有一双纤细的手，是在场的唯一一个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共产党游击队员的人。 毛泽东的夫人也在看戏，她比蒋介石夫人更美丽——尽管没有人相信这一点。毛泽东穿着剪裁精良的棕色中山装，身体前倾，双肘放在膝盖上，看向演员不断地咧嘴笑。在他们身后，有大批的士兵、女孩、雇农、农民、政府官员和学生。毛泽东没有发表演讲。城池最后被攻破时，拿着木剑的演员们在舞台上蹦跳着欢呼；封建地主或死了躺在地上，或跪在地上乞求。城墙消失在耀眼的硝石火焰的烟雾中。然后，躺着的演员都站起来跑向两边。最后，一队善良的农民和微笑的英雄们在舞台上围成一个圈，观众们都站起来走到夜色中。我只看见一个士兵拿着刺刀，他是朱德的卫兵，被称为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们没有得到有效地保护；也许根本没有必要保护他们。毛泽东向他认识的几个人鞠了鞠躬。过了一会儿，他又从我面前经过，看上去脸色发灰，外面已经有卡车在等他了，在黑暗中他把自己蜷起来挤进去。他点头示意，然后就坐车走了。两辆吉普车的前灯亮了起来，夜晚再次被灯光照亮。 6月14日，人们的脸。所有人都被太阳晒伤了，在山谷里，除了窑洞，几乎没有什么阴凉地，而且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田里干活。大部分人都长着北方人的脸，皱纹很深，方额头，五官俊秀，但我也经常能看见有人长着北方突厥部落后裔的鹰钩鼻子，这是你不曾想到的；他们的肤色更深，而且一般都更高。 延安山谷多年来一直位于边境上。从北方来的部落与这里的种族通婚，从南边来的西安人向北方逃去。就像在维也纳和冲绳，还有那些有着多个血统的地方，后代往往是最英俊的，所以延安人里的混血人更加英俊和强壮，超出了平均水平。在这儿我见过的女孩都很好看。古老的中国唐朝壁毯和绘画上描绘的女孩和女人都是梨形脸。我一直以为这种美已经消失了，直到我来这儿后看到一个走路的女孩，长的很像壁毯上的梨脸女神。人们说在延安这样的女孩有上百人，但是现在似乎越来越少了。人们叫她们瓜妮子，当她们是宫廷美女的后代，在当时西安还是首都长安的时候，她们曾是最漂亮的。我从没见过男人有这种脸型，但我见过至少四个这样的女孩。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狂野地骑在马背上，那马是唐代绘画中常见的一种笨重的马。他骑着马在尘土中穿行，活像一位王子，他的脸很红，胡须浓密。马鞍是亮蓝色的，上面绣着波斯玫瑰。他穿着亮黄色袖子的衣服，肩上披着一件红色披风，看起来就像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 延安的风景。天气热的可怕。灰尘看起来像燃烧的火焰一般升起，梵高应该会喜欢画这种风景。然而生活还得继续，一辆大轮子的农用小推车被推到河边，几家草席搭成的铺子在营业，人们在街上走的很慢，扬起的尘土就像亮黄色的扇子一样。那天早晨，一架国民党飞机在延安上空飞过。我们出去看了看，为什么国民党的飞机会出现在这里？能发现什么呢？这里只有炙热的山谷和滚滚的尘雾。如果国民党投掷炸弹的话，只能炸出几朵尘雾来。这里的河水每天都在变浅，有几匹小马缩在悬崖峭壁里，还有几个农民，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然而，国民党还是一直派飞机来，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有时这片大地似乎死了，没有一丝生机，没有植被生长，就像一个迷失的国度，没有一个探险家会找到它。屈原[19]写了一个关于桃花源的故事。在故事里，他穿过泉水旁的一个山间裂缝到了一个国度，那里长着很多桃树；在山的另一边，他遇到了一个民族，他们有着亚麻色的头发，是从秦王朝逃出来的，对汉朝一无所知。他们自己种田，将发髻梳成圆的，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生活着。延安也有桃树，你可以相信你已经到了这个未知的国度。人们看起来很满足。这里的小米和小麦够每个人吃，他们甚至还能吃上一点大米。人们在脆弱的土壤上艰难的耕种维持生活。他们在山坡上翻耕，每一个平坦的山顶上都种满了成熟的小麦。这里几乎没有阴凉地。旧城被炸毁后只剩下城墙和城门。中午人们要么聚在墙根底的阴凉地，要么坐在大门的影子里，一动不动，也不讲话。天气太热了，就算吉普车和卡车经过，他们也不会挪一下腿，甚至他们都不用扇子扇风。路上尘土飞扬，当一辆汽车快速驶过时，会扬起50英尺高的灰尘，绵延半英里长。人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去泥泞的河里冲个澡。我已经忘了那天我们为什么去河边了，只记得有三个男孩睡在岸边。他们已经洗完澡，身上还有没干的水沫。这儿没有阴凉地，他们就把衣服铺在身下，在头附近支起了一些树枝，把巨大的草帽挂在上面。这样他们的脸就晒不到了，但他们的身体仍然暴露在阳光下。奇怪的是，他们的胸部被晒成了深棕色，但他们的大腿是白色的，然后膝盖以下却又是棕色。他们约莫16岁，天气太闷热了，但他们睡得很沉，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靠近。他们是农场的孩子，他们的胳膊和手比胸膛还黑，伸在尘土里。每当我想起那些闷热的夏日，我就会想到那些酣睡的农场孩们，想到那时太阳直射在我们头顶上，有时候动一下都很困难。但在下午早些时候，生活气息又回到了这个富饶而荒凉的山谷。 窑洞里的学校。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是鲁迅艺术学院剩下的所有了。我们去的那天天气十分炙热，在学院附近，有一辆吉普车翻下悬崖，掉进一个20英尺高的猪圈。司机被甩了出去。他又惊又晕，眼前二十头大黑猪尖叫着四散逃开。太阳特别的亮，你看见满身油污的司机挥舞着手，而这些猪正试图扑倒他。一头猪被车轮压死了。一个农民带着一把三英尺长的刀过来，找到猪脖子上的血管一刀扎了进去，只剩刀柄露在外面。这次参观的开始并不美好。我们都惊呆了，有点晕头转向。鲁迅艺术学院也被称为“鲁艺”，大部分学生已经离开延安去了张家口，但是被称为延大的延安大学的一部分还保留在这里。教室和宿舍都设置在窑洞里，教授们也住在窑洞里，条件最好的窑洞是图书馆。之前，作为共产党地区唯一的大型学习中心，这所学院极其重要。在战争打响的几年内，和中国其他大学一样，它遭受了很大的苦难。什么都不够用，书籍，科学仪器，甚至纸张。学生们只能在工厂里制作粗糙的玻璃试管，在当地兵工厂里制作科研设备。但是鲁艺曾一度成为北方大部分教育工作的先行者。秧歌的创新就是在鲁艺发展起来的。那时歌剧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最好的歌剧都是在这些窑洞里创作出来的。其中最好的就是《白毛女》，讲的是一个佃农拖[20]拖欠地租，地主就抢他的女儿当小妾，后来又把女孩赶走了。那女孩一直躲在山里，只在晚上去寺庙里寻找食物，因为她从来不见阳光，渐渐地她的头发就变白了。她在那里住了20年，后来红军来了找到了她，让她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延大学生饮食很好，穿着和农民一样的蓝色棉衣，校方让学生尽可能与农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上的都是一些短期课程，会计课一年，法律课一年半，教育课两年。延大的教授们大多是从国民党地区逃出来的。战争给图书馆带来了一批奇怪的英语书籍。有约翰·巴肯的《三名人质》，罗伯特·威廉·塞顿·沃森的《慕尼黑与独裁者》，沃尔特·惠特曼的全集，四本《圣经》，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未来的样子》，维吉尔的诗，利德尔·哈特的《战争的轮廓》，蒋夫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消息》，二十本企鹅出版公司出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在政治科学方面，我只看到列宁的两本书、纪德的《政治经济学》和萧伯纳的《智慧女性社会主义指南》。一共大约有七十本英文书，根本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教授们没有薪水，但是会收到各种东西作为回报，甚至每个月的第一天就会有一条香烟送到他们桌上。我去了一些教授们住的窑洞。和延安的其他人一样，他们过的很舒适，窑洞刷得雪白，很亮堂，家具也很结实，全都上了漆。这里有一个管弦乐队，一个小诊所，一家服装店，学生和教授的衣服都是这家服装店供应的。我问他们是否接受这样没有薪水的工作，一位教授回答说：“如果你能免费享受所有服务，这会节省很多时间，因为几乎不需要购物。”这里我见到的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健康。 “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学校的校长跟我讲。“曾经我们有最好的教授和学生。现在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一年前来这儿，你能看到穿着蓝色衣服的学生们站在黄色悬崖上，但你看看现在。”但当你抬头仰望悬崖时，还能看到穿着蓝色衣服的学生们，我想他们会一直留在延安，直到延安再次成为一个被遗忘的陕北村庄。 6月17日，死人。在延安，你看不到任何死亡的迹象。在中国其他的城镇里，你都能看到城北和城东的坟堆，有时四个方位都有，狗在草丛中嬉戏跳跃，坟地里还有白嘴鸭。这些坟地也是刑场，有时你去看朋友或者去附近的村庄，必须经过城郊，你经常有可能会看到双手被反绑的跪着的男人，身边还放着一个粗糙的松木棺材。但是延安没有坟堆，也没有死人。因为这里所有的土地都要耕种。没有地方埋死人。这里看不见死人，也看不到活人。有时我去延安郊区几乎看不到人，天气太过炎热，所以他们都躲在窑洞里。在那些晴朗炎热的夏日里，延安周围的一切都给人一种奇怪的空虚感。什么都没有。没有人从军事总部出来，你几乎忘了在这座山里，人们正穿着衬衫坐在电话前，记下来自世界各地电台的广播声明，下达着命令，为中国的未来谋划着。未来就藏在这些黑暗的窑洞里。 6月19日，万佛洞。蜂蜜色的沙子像浪一般涌到路边，让人感到窒息，但印刷店里很凉爽。印刷机在崖壁的高处，你要通过一扇绿色瓦片装饰的大门才能去那里。峭壁上刻着赞美佛祖的碑文，门边的一块小木板上写着：《解放日报》。这座古老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共产党日报的总部。 在北京、上海和南京，所有的共产党报纸都被停刊了。所有报纸都不能刊登共产主义的新闻；当时全国只有七份报道共产主义的报纸，而且都是在边区印刷的。这些报纸面向大众发行，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印刷机，所以有数百种党刊流通。其中《解放日报》大概是最有影响力的。我没有想过能在这些高高的窑洞里看到现代机械，更想不到能有这样的窑洞。它们不是从黄土里掏出来的，而是从岩石上砸出来的。每一面墙上都有佛像俯视着你。这里有一些黑色的小印刷机，有些用踏板驱动，有些用蒸汽驱动。它们轰鸣着，敲击着，旁边是伟大的守护神——真人大小，有的颜料还没脱落。另外一个窑洞有之前的二十倍大小，是一个大正方形，堆满了牛皮纸，摆放着几乎一万尊佛像。这里奇特而迷人，有的佛像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小佛像成排的从地板一直排到屋顶，到处都是。你能看到一个更大的唐代佛像，表情和姿势有着女性化的优雅，侧卧着抑或是在祈祷，时间并没有改变它。有些佛像上留存着淡淡的孔雀石绿，还有红色和蓝色。在唐朝艺术最鼎盛的时期，佛像都是彩绘的，虽然现在只剩一点点颜色，但它们保存得多么好啊!颜料已经剥落，但石像保留下来了。这里大多数是成排的小佛像，但至少有八尊比较大。成堆的纸张下面可能有更多佛像还藏在角落里。印刷机就是新的转经轮，而新的法师则是这些穿着褪色的蓝布衣服的男孩，他们为印刷机服务。这里的佛像绝对能有一件让世界上的博物馆馆长们目瞪口呆。一个佛陀以半卧的姿势躺着，一只手摸着他的石项链，另一只手似乎在向上苍祈祷。他的鼻子虽然已经断了，但你仍然可以看到头饰上的花冠和礼服上的希腊式褶皱。这个储藏室里只有油灯照明，随着天色渐黑，油灯的光打在佛像上，似乎佛像也发出了光。也许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因为按照奥莱尔·斯坦因[21]在戈壁的发现，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张的是佛教僧侣，所以可能在共产党人来到这里的一千多年前，附近的洞穴里就已经有成堆的纸和印刷机。 在这里发现佛像让人感到奇怪的不安。方形的寺庙，巨大的石头祭坛和被烟熏黑的屋顶，成千上万的佛像排列在墙壁上，这一切加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在延安见到这些都出乎我的意料，我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印刷机。
[1]译者注：华中解放区包括江苏大部，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各一部地区。[2]译者注：西郊机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部，西北四环与西五环之间，是我国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这里当年曾是日本侵略者疯狂肆虐的军用机场。1948年12月中旬北平西郊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管了这座飞机场。现用来专门接送党政军领导要员进出北京。 [3]译者注：旧政协。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等党派和社会贤达共38位代表。会议通过的多项协议案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是有利于人民的。[4]译者注：较场口血案。国民党于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发动的残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血案。意在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践踏人民民主权利。[5]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公报称：在中国问题上，三国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6]译者注：阿里斯泰德曾担任雅典城邦最高行政职务——首席执政官。后来雅典公民以其操纵国政、图谋建立君主专制为理由，用“陶片放逐法”将他放逐了。[7]译者注：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的企业合并组成。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加强竞争力量，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8]译者注：1911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遭到中国人民反对。护国军是指同年蔡锷在云南发起的护国运动中组织讨伐袁世凯的军队。[9]译者注：该处为原文本错误，应为“peach orchard.”[10]译者注：此处原文有误，毛主席曾经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五年。周恩来总理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就读并曾去日本留学。[11]译者注：指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12]译者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领导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举行的武装起义。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及时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13]译者注：为了扼杀新生的井冈山根据地，从1928年初开始，国民党军阀部队先后发动了四次对井冈山的“进剿”，结果均告失利，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14]译者注：1928年8月，湘、赣国民党军趁井冈山根据地兵力空虚，发起第二次“会剿”。8月30日，敌出动4个团的兵力进攻井冈山黄洋界，红军以2个连的兵力与敌激战一天，成功击退敌军，即黄洋界保卫战。[16]译者注：1946年6月之前，国共之间存在着一些有限的武装冲突和斗争。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标志着全面内战的爆发。[17]译者注：《世人》是英国中世纪的一部宗教剧。因以宣传教义、道德劝诫为主要目的，故称为道德剧(Morality Play)。[18]译者注：著名的英国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知识渊博的学者。[19]译者注：这里是作者的错误。此处指的是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20]译者注：佃农，通常是指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21]译者注：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原籍匈牙利。 北塔，生于姑苏，现居大都，诗人、学者、翻译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原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曾以诗人身份受邀赴美国等30余国参加各类文学、学术活动。翻译多部优秀作品，已出版诗集包括《滚石有苔》等各类著译约３０种，有“石头诗人”之称。作品曾被译成马其顿文等近20种外文，在国内外多次获奖。![]()
郭金凤，出生于1995年，河北省张家口人，河北师范大学翻译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