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企业生物多样性风险、气候脆弱性和破产风险
Gbenga Adamolekun.Firm biodiversity risk, climate vulnerabilities, and bankruptcy risk[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2024, 97, 102075文章样本由70个国家的7949家公司个体组成，覆盖2002年至2021年的数据。其中，企业碳排放数据来自于Refinitiv Eikon（LSEG数据和分析），生物多样性风险采取Giglio等人（2023年）建议的措施衡量，对于气候变化风险和气候变化敞口，则依赖于Sautner et al.(2020）的命题，有关企业特定特征的数据来自Worldscope。
关于因变量的衡量，文章使用Z分数来衡量企业的破产风险：
其中WAC被定义为营运资金，TA是指总资产，Ret Earn是指留存收益，EBIT是息税前利润，MV 是净值的市场价值，TL 是一家企业的总负债。在估计企业的 Z 分数时，本文认为 Z 评分高于 1.81 的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较低，反之为具有较高的破产风险。
为了提高安全性，文章还计算ZM分数作为企业破产风险的替代指标：
等式中的 NI 是指企业的年净收入,TA定义为企业每年的总资产,TL是企业的总负债,CA显示每年企业的流动资产，CL 代表企业一年的流动负债。为了识别破产风险高的企业，ZM高于0.5的企业被确定为具有较高违约风险，反之则被认定为破产的可能性较低。
关于自变量，文章采用Giglio等人（2023年）提出的代理变量衡量生物多样性风险和生物多样性监管风险，企业气候脆弱性由企业的碳排放水平衡量，而碳风险的衡量遵循文献中的先前研究，通过将报告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量转换为其自然对数来计算。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考虑了基于文本的企业气候风险衡量标准，借鉴 Sautner 等人对企业气候变化风险敞口和企业气候风险的衡量标准，气候变化风险定义如下：
其中b = 0,1......Bit是指公司在某时间点成绩单中的二元语法。1[.] 是指示符函数。
公司气候变化风险则是通过管理者提及词语 “风险” 和 “不确定性” 或类似同义词来估计，它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S是指包含二元语法的句子，r则捕捉“风险”、“不确定性” 或类似词的出现。气候变化风险和气候变化风险敞口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气候变化中使用的二元语法是否更多地关注围绕气候不确定性的问题。
1. 基准回归
表5中的模型1报告了生物多样性风险与企业破产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风险与企业破产风险呈正相关。这意味着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敞口可能会加剧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此外，表5的模型2中研究了生物多样性监管风险与企业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同样发现生物多样性监管风险与企业破产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表明，生态退化带来的风险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财务困境。
模型3报告了气候变化风险敞口 （CCE） 与破产风险之间关系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风险与财务困境呈正相关。在模型4中，文章探讨了气候变化风险和破产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气候变化风险和破产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面临的气候变化相关风险越高，破产的可能性就越高。与气候变化风险敞口的关系相比，气候变化风险与破产风险回归结果系数更高。
最后，文章还研究了碳排放水平与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并在模型5中报告了结果，发现严重依赖碳的企业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破产风险。一种方式是通过碳密集型企业可能在获得债务融资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实现，信贷额度低迷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企业的财务状况。依赖于碳的企业的债务成本增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现金流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信用歧视的影响对于利润率微薄的重工业个体来说将更为强烈。最终，高借贷成本将缩小公司流动性，加剧破产的可能性。
表5
表6
在表 7 中，文章主要探究了财务约束是否会减轻或加剧企业气候脆弱性、生物多样性风险和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文章通过估计每家企业的时变 HP 指数来衡量财务约束。为了检验这个猜想，文章对企业气候脆弱性和生物多样性风险的不同矩阵与财务限制进行交互。在模型1中，当与财务限制“相互作用”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生物多样性风险会显著恶化或改善企业的破产风险。表7中的模型2表明，生物多样性监管风险在与财务约束“相互作用”时加剧破产风险。这表示生物多样性监管中嵌入的监管压力可能会对现金流和流动性产生影响，这为倡导在管理绿色转型方面进行监管干预的气候金融文献支持者提供了支持。
接下来，在表8中，文章评估了增长机会在减轻或加剧企业暴露于生物多样性或气候变化事件的破产风险方面的作用。这里增长机会由研发强度衡量。表8的模型1和2中的结果表明，增长机会与生物多样性风险的相互作用对破产风险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意味着增长机会可能并非是对冲生物多样性风险敞口的重要工具，也不能催化与生态退化相关的风险。模型3也表明，增长机会并不是企业对冲气候变化敞口的主要因素。
然而，模型4和5报告的结果表明，企业的增长倾向确实减少了碳依赖/气候风险对破产可能性的影响。对此的一种解释是，高增长企业有许多未行使的增长机会，能更灵活地驾驭他们的风险敞口。因此，与没有可行增长机会的同行相比，由于不利的风险条件而中断运营或从一项业务剥离到另一项业务对他们来说会更容易。这一发现加深了对企业生产率和破产风险之间交互作用的理解，在企业严重暴露于不利气候事件和碳风险的情况下，可以部署生产力来规避破产风险。
表9详细说明了碳强度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气候脆弱性和破产风险。模型1和2表明，生物多样性对碳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微不足道。相比之下，本文发现企业对气候变化风险和气候变化敞口这类气候相关风险的敏感性能减轻破产的可能性。因此，与碳密集度较低的同行相比，具有这种倾向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模型5结果揭示了碳排放、碳依赖性和破产可能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碳密集型行业中具有碳高度依赖性运营特质的企业面临的破产风险更高。
表10、11和12研究了企业的地理位置是否是影响破产风险的重要因素。
表10分析结果表明，气候变化风险敞口并不是欧洲和亚洲企业的重要考虑因素。然而，对于大洋洲、北美和南美洲的企业来说，气候变化风险敞口与破产风险呈正相关。
表11
表12研究了大陆、企业碳排放和破产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运营位置并不是欧洲和大洋洲企业重要的考虑因素。对于亚洲、北美和南美的企业，碳排放水平对破产风险有不同的影响。对南美洲的企业来说，碳排放会对破产可能性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对于亚洲和北美的企业来说，上述关系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上呈正相关。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文章构建了另一个破产风险衡量标准（ZM 评分），并再次使用模型(1)进行回归，表13报告了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风险和气候变化脆弱性会加剧企业的破产风险，说明前面所述结果是稳健的，生态退化和恶劣气候事件会危及企业的财务健康并最终增加破产的可能性。
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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