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一篇不思考、自由书写的随性记录。守灵的后半夜，长辈坚持不住了，忍不住地瞌睡。而我用写作对抗睡意，坚持到鸡鸣天亮。全文约3200字，阅读约需11min。
前几天姐姐精神出现了一些异常，说来也巧，在奶奶去世前两天，她特别容易笑。每次看到我做事，不管是什么事，她就忍不住地笑。
开始我只觉得有些夸张，并无其他异常，似乎还有些好玩。后来，我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她笑得太过分了。任何过度的事情，都有事出反常的可能。
恰好是奶奶去世当天，姐姐开始睡不着了，接下来的两天，她笑得越来越少，直至完全变得暴躁、惊恐、焦虑。晚上，她最多睡着半分钟，然后突然醒来，如此往复。
她手心里尽是汗珠，浑身肌肉僵硬，嘴里不受控制地呼唤一些人，爸爸、奶奶和其他的名字，激动时还会惊叫起来，用力地捶打身边的东西。
妈妈安抚了她几个晚上，但也顶不住，连续三四个晚上姐姐都没有好转，反而我妈被连带着整晚睡不着，两个人都疲惫地像瘫软的海绵。
我决定帮家里减轻压力，晚上也陪在姐姐身边，无果，我整晚都把灯打开，但姐姐仍是恐惧。一晚上过去，我的脸上多了四道抓痕，被铁拳锤了五次，一夜无眠。
姐姐的眼神既惊恐又无助，很无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特别熟悉的人因为精神原因变得陌生，湘西人普遍迷信。有几个晚上，睡觉安静的小外甥突然止不住地哭，与我姐姐失眠的时间高度重合；而我房间阳台原本青翠的吊兰，一夜之间变得枯黄。
我妈怀疑这是某种征兆信号，对应着老人的去世。她的神经也紧张兮兮的，晚上之后不敢一个人起夜去上厕所，因为奶奶的房间就在厕所旁边，床也仍在原来的位置，如果不关门，仿佛还有人睡在里面。
我妈问我有没有异样的感觉。我认真想了想，回答说有一些，但我从科学的角度跟她分析：奶奶的房间因为空间布局的原因，从卧室玄关经过时，刚好透过房间的门能见到三分之一的房间，这会带来某种神秘感，让人忍不住地往里边瞧瞧看看有什么；而这个房间恰好又是采光最少的房间，相比另外两间卧室，奶奶的房间最冷，这就是人为什么会有阴冷的感觉。
这个解释不能解答我妈心理的紧张感，但能说服我自己。我没有太多恐惧的感觉，因而有精力来处理我姐和妈妈的问题。
因为某种文化背景和单纯的环境，加之天生性格胆小，亲人离世使得我姐姐的心理受到冲击。
也许是应激障碍，也许是急性的惊恐障碍，甚至可能如线上问诊医生提出的：因为新冠感染后引起的病毒性脑炎带来的精神障碍。而在他们医院，已经出现好几例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但眼下，奶奶的丧事未完，而我们县城显然不具备处理精神疾病问题的能力，我们腾不出人手照顾我姐。当下之急，是让姐姐睡着，让陪护的家人得到休息，先挺过这最繁忙的一周。
听起来好像不够人性化，为什么人死了，不能把精力第一放在活人身上。似乎，我们总在协调一些事情，尽量兼顾所有的需求，做好所有的事情。尽管做好所有事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的人仍然朝着这样的目标去做。
在湘西的文化中，死人的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活人也很重要，但如果失去了仪式、失去了文化、失去了传统的东西，湘西人不知道自己该称之为谁。
我们带着姐姐回到了乡下，远离奶奶这十几年住过的房间。她好像转好不少，但今晚我将代替我爸去守夜，所以我也不知道姐姐是否能顺利睡着，我给她吞服了一些治疗失眠类的药物，但愿有效。
守灵是我很感兴趣的事情。上一次，是我在五岁的时候，但我好像没怎么守，很快困得不行，下一秒睁开眼就已经看到自己躺在床上，太阳已经出来了。这次我不会错过，我坚定地要替父守灵。
冬天的村里冷冷清清，我大约七八年没回过祖屋了，我们家小时候的小卖部已经坍塌，破败在原地，也没人想着清理。门框墙壁朝一面倒下去，像个卧倒的村汉，无力起来，躺在原地。
奶奶的灵堂就在倒塌的小卖部后方。一个大棚子撑了起来，里面是七八张大桌子，用于吃饭也用于打牌，只有几个叔伯在里面，今天轮到他们守夜。
在灵堂里，我讶异的是奶奶的遗体没在棺材里，就放在席子上，席子铺在地上。她戴个深色绸缎的帽子，浑身紧紧地被某种布料包裹起来，脚上换上了新的鞋子，正下方放了一根蜡烛，用瓶子装起来的蜡烛，长明不灭。
脸部，她被一叠纸钱盖住了，仿佛符纸一般。我看不到她的遗容，但我得拜一拜，俯下身去的时候，我没有闻到什么特殊的味道。奇怪，她的尸体已经放了七天了，今天是她的头七，很干净，没有任何的味道，头低下去靠近她遗体的一瞬间，我想这奶奶遗体上会不会使用一些防腐的物质。
拜完奶奶，我又拜了拜灵堂上的太公太婆，长辈在旁边念念有词，像是跟祖宗介绍我的身份。毕竟是久未归家的游子，听他念完我就出去了。
奶奶还躺在地上，她还得这样躺个五天，外面很冷，但我同时很庆幸这是个冬天，否则制冷的费用会多花一大笔钱。
只有四个长辈跟我一起守夜，我们没打牌，取而代之的是聊天，虽然打牌容易让漫漫长夜缩短，但他们很好奇一个晚辈的经历。
在我聊天之前，我先询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守夜的是大爷而不是家族的年轻人？
我们家族是一个大家族，光是我这辈在村里的年轻人，就有十六个，我排行十五。怎么说我们都不缺年轻人守夜，眼前这几个长辈，平均年龄都有六十几岁。
一晚上的熬夜，我怀疑长辈能否坚持住。此外，气血不足也是个问题：附近有只猫，我们绝不能让猫接触奶奶的遗体，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几个长辈的阳气也许很难镇得住。
但他们没讲清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母辈的丧事，子辈得是主力，不能由孙辈代劳，我猜也许是这样。但也有可能，是城市化的进程让孙辈们外出务工了，未到年终很难回来。总之，只留下我几个长辈在这。
我二伯和二堂伯是从小的发小和弟兄，二伯老实、本分，二堂伯则冲动、直爽，喜好打架。即使在守夜的日子，他们之间仍然维持着当年的感觉。
我还没说几句话，二堂伯就开始回忆自己的打架人生。从村里一路打到广东，又再打回来，每到精彩之处，必会艾特我二伯，问他记不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自己的辉煌事迹。以前他总随身携带砍刀，直到今日，六十多岁了，他的车上仍随时放着一把新式斧头。
二堂伯是我们文化里争强好胜的典型。他壮实、头戴一顶绅士帽，一身皮大衣，一看就是不好惹的角色，哪怕谈及孩子的成就，他也不甘示弱。虽然自己的小孩没二伯小孩有钱，但自己过了一场激情人生，比二伯快活的多。对此，我二伯只是默默烤火，不作回应，他不喜欢把自己拥有的事物摆在台面上谈。
还有一位守夜的长辈，是年纪更大的大伯父，快七十岁了。他仍然精神，甚至承包了村里的“多多买菜”和“美团优选”，每日最让他感兴趣的事情仍然是做生意和挣钱。
在我们老家，老人总是很难停下来，他们辛苦劳作一辈子，不断地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所有的钱财都会被留给子女。有时候也让人扼腕，比如我大伯父，亲耳听到他说出：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要依靠子女。这样的话仍会令人叹息，我不得不多劝劝他给自己多留点养老钱。
村里的文化让我有些陌生，也许是太久没有回来。掐指一算，从去县城读书开始，我在老家的时间总共也不过一年，也就是说，我离开我们村的文化快二十年了。
一切都让我陌生，我从小睡的床、我的菜地、我帮厨的灶台，一切就好像缩小了三四倍，那个小时候我畅快肆意玩耍的大房子，现在变得拥挤，虽然木质的材料仍然让我觉得舒服，但我像一个庞大的胖子突然掉了小人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在长辈谈论爱情、婚姻的时候，他们会谈论我，会谈论什么是好的结婚对象。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婚姻里没有人，只有物，婚姻里有各种比较，相应地，幸福也能比较，我们都是某种物体，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不重要，家族式的集体更重要，家族式的信念更重要。
天亮得很慢，守夜是个辛苦活儿，早上七点多会有人来做饭。在不远的过去，村里的人都是依靠着亲人和族人度过一场场悲伤的、快乐的仪式。
现在变得困难了，人心愈来愈难聚齐，大家需要一些机缘和技巧，才能凑在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有些东西在颓败，我敏锐地能感觉到。
再过一代，也许我们会忘掉这个残留着原始痕迹的文化，我会忘掉这个让我有些陌生的文化。随着上代人的逝去，它慢慢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沉寂下去。尽管此刻它还活着，等到鸡鸣天亮、做饭的火升起来时，女人们相继起床，忙碌和生气又会充斥此刻这个小小的灵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