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真的是涨得头晕目眩了。

国庆假期里，港股的第一个交易日，做多中国的情绪再度被点燃，恒生国企、恒生科技纷纷暴涨，一扫此前几年熊市的阴霾。

腾讯作为港股的带头大哥，不仅彻底进入上升通道，而且已经站上2022年以来新高，曾经700元高点，似乎也并不再遥不可及。腾讯向来对员工大方，股价大涨，对南山和海淀的房价都是大利好。腾讯对股东的友好，也已经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标杆，而重视股东回报，可能正是中国股市下一轮牛市的核心驱动力。

港股券商的涨幅则更激烈的反馈了做多中国的热情，招商证券单日大涨60%，尽管招商证券H的流动性并不足，但这也简直要把国君和海通的小股东们急坏了：你们先别鼓捣什么合并了，先复牌迎接这波涨幅。

曾几何时，地产板块是港股最特殊最重要的独特供给，2017年那一波轰轰烈烈的地产股牛市，也曾掀起造富狂潮。但这轮调控下，港股地产板块早就奄奄一息，今天雅居乐、旭辉这些行业的幸存者，却也用近乎翻倍的单日炸裂涨幅宣泄情绪。

在港股通没有打开的交易日，又出现如此激烈的涨幅，只能说明外资买盘汹涌。而就在一个月之前，在美国银行的美国机构调研统计中，做空中国还是仅次于做多美国big 7的拥挤交易。

短短几天，“今天你爱搭不理，明天你高攀不起”的爽文剧情上演，一方面令人欢喜痛快，另一方面也难免引发思考：如此暴涨，除了政策面引发的基本面预期反转之外，有没有什么是和以前不一样的？

《大时代》谭咏麟唱的主题曲，第一句歌词我很喜欢，用在这里好像也很合适：如此年代满障碍，如此时候预计将来，骤眼望几许悲几许得失，逝去不再。

这是“战争年代”

短视频和算法极致的提高了信息分发的效率，但也有啼笑皆非结果，谣言分发到相应认知水平人群的效率也提高了。面对这轮歇斯底里的牛市，有说法将之与中国前些天的洲际导弹试射强行联系了起来，认为中国实力崛起和金融战胜利是牛市的催化剂。民工老师的朋友并不是孤例，视频平台上这类言论应者云集。

这种线性归因的说辞当然不值一驳，止增笑耳。但话分两头，这类言论如此拥有民意基础的背后，也恰恰说明时代巨轮已经转向了。如果思维定式停留在过去的范式，将思潮的变化简单斥责为愚昧，才是不理性的。

Zoltan Pozsar在他战争系列研报最后一篇中，引用了托尔斯泰的名言：“最复杂的事情，一个迟钝的人只要事先对其没有任何概念，仍然可以向他解释清楚；然而哪怕最简单的事情，只要一个聪明的人已经有了自己固有的想法，那么就无法向他说明白。”

没有人质疑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之中，但所有人却又都很难甄别，哪些潜意识的思维是来自上一个时代。

自冷战结束以后，几代投资者都浸泡在单极的宏观环境中，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美元的流动性和利率是一切大类资产的锚。无论是股票、债券、大宗商品还是其他金融资产，其价格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元供求关系和利率水平的影响。美联储的政策变化，比如加息或降息，往往会引发全球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的波动。

然而自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以来，中美夫妻论的裂痕渐渐无法调和，修昔底德陷阱摆到台面上来之后，猜疑链在跳跃中被无限放大。而过去那套围绕在美国叙事下的全球贸易体系，也骤然在各种阴差阳错之下变得脆弱。而中国强大且廉价的工业体系，逐渐以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为框架，构建起了崭新的合作机制。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持续扩大影响力的结果，毫无疑问就是美元体系根基的动摇。没有人会怀疑美元的机制未来依然将深刻的影响全球，但一种与“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相关的新机制，也正在改变着世界。

我相信这并非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妄念，而是一种事实。在俄罗斯被踢出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时，一切就已经在发生变化。美元不再被天经地义的视为各个国家外汇储备的首选，黄金被全球央行疯抢，人民币在全球越来越多地方被当做结算货币。说野火燎原可能夸张了，但被美元体系所冰封的各种民族国家情绪是在解冻的。

两种机制之间，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与冷战不同的是，两种机制还处于脱钩的过程中，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地缘上的缓冲也比上一次更足。相同的是，这种角力注定将围绕围绕金融、科技、供应链和代理人战争展开，深刻的影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意识形态。

不夸张的讲，未来五到十年，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都与这种机制战争相关。相应的，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大类资产的定价或将不再仅仅由美联储的政策所决定，而是要在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多极化的国际环境中运行。

解释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必须要更多的从“战争”的视角切入。那么如何理解这轮中国资本市场的的暴动呢？我觉得除了过去围绕经济的叙事外，要加入两个层面的思考：战时管制和中立人下注。

忽左忽右

战争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我们轻率的在讨论S3时，却没有系统性的思考过战争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转的，因此我们需要回溯历史以寻找方向。

阿兰米尔沃德（Alan Milward）在中文互联网声名不响，这位英国经济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现代经济史和国家与战争关系的深入研究而闻名，被视为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经济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战争、经济与社会：1939-1945》，全面研究了二战对主要参战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其中关于战争如何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做了大量论述。

我认为其中有关经济运行的，最值得重视的两个叙事就是：战时管制和中立人下注。

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ZF会对国家的所有资源和社会领域进行全面控制和动员。自由市场机制无法快速有效地满足战争的庞大需求，所以无关于市场经济是否更高效更合理，战时ZF的全面干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战时管制的核心在于调动一切资源获取胜利。

在二战期间，主要表现为指令性生产，优先满足军事需求；非必要的民用生产被削减，资源和人力转向军事生产，间接的也鼓励了技术创新和工业升级。另一个重点在于，战时管制也会强调社会福祉，强调公平分配资源。

二战期间英国就尤为重视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同时利用广播、报纸、电影等媒体，宣传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鼓舞民众士气。《国王的演讲》、《至暗时刻》等经典电影中，都不同侧面的表现了英国在鼓舞民众上的巨大努力。

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满足竞争需求和提高社会福祉，都需要巨大的资源，都极具重要性，可以想见的是，这两者必然是动态平衡的，有的时候甚至会呈现周期往复性。

从全局理解两者的对立统一，就不会陷入线性外推当前趋势的陷阱中。

除了参战双方，中立国是战争中非常重要的另一重力量。中立国的处境微妙，往往面临来自双方的压力，必须在经济利益和政治风险之间权衡。相应的，也拥有更灵活柔软的身段，会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地理位置，与交战各方进行贸易，获取经济利益。

葡萄牙是钨的重要产地，钨是制造硬质合金和军事装备的关键材料，在二战期间，葡萄牙会同时与轴心国和盟国进行贸易，利用其资源地位获取经济利益。这种微妙的，不直接站队的中立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使葡萄牙避免了直接的战争破坏。

米尔沃德强调，中立国在战争经济中扮演了复杂而关键的角色，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旁观者。

中立国对于战争的态度，姜文在《让子弹飞》里有非常好的总结，谁赢他们帮谁，在战争结果趋于明确之前，他们的姿态都非常值得玩味。墙头草的特征就在于，风往哪边吹，草头往哪边倒。

《雍正王朝》里，智商仅次于编剧的佟国维说过一段关于夺嫡之争的名言：天心能左右民意，民意也能影响天心，但最终拥有决定权的仍是天心，而天心从不受任何外物的影响与控制。

如果把“战争的时运”比作天心，中立国的态度就有点像“民意”了，不一定决定最后的走向，却阶段性的决定场面。当形势变化，中立国的下注也会随之摇摆，虽然不直接决定战争走向，但其下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战争进程的动态平衡。

战时环境中的特殊性，导致了形势总是忽左忽右，如果把注意力放在表面形势的摇摆之上，往往就会陷入情绪的大起大落之上，最终做出错误的判断。

最后的话

过去几天，我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接下来买不买？卖不卖？现在怎么办？

我理解这种面对狂潮的恐慌，但时代浪潮之中，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善泳者可以勇立潮头，普通人爬在舢板上或许也能安全到达彼岸。重要的是评估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了解如何适应当前的环境。

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我们普通人也有一些应对变化的通识。在我看来，资产配置领域很重要的一点是仓位。没有买够仓位，市场涨跌与你无关；仓位太重，些许颠簸就会前功尽弃。

应对一个相较于美元时代更加复杂资产定价环境，我给普通人的金融资产配置划了一个大致的锚定比例：25%现金、25%债券、30%股票、20%大宗商品（黄金、石油）。

相较于涨跌，先看看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