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18世纪末发表功利主义理论时，将前人和自己的研究结论汇总成一句话：最好的道德选择，可以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这句话也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至今仍被视作功利主义基础理论。
古典哲学体系看似简洁，但在面对现代性生产关系冲击时，往往显得过于理想，比如大家在工作时一定听过“今天我以公司为荣，明天公司以我为荣”的宣传口号。
从组织架构角度分析，公司的成功，当然来自每一位员工的辛勤奋斗；这种奋斗又会以奖金的形式，反馈给具体的员工个人。考察公司-员工系统的“最大幸福度”，“努力奋斗”的宣传逻辑，原则上满足功利主义理论框架。
但将观察角度微观到具体个人后，假设某位员工今天上班“摸鱼”，公司大概率也不会遭受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员工“摸鱼”放松后，还增加了他个人的“最大幸福度”。公司（基本）没亏，员工反而更幸福，那公司-员工系统的“最大幸福度”是不是同样增加了呢？
我这种每天浪费15分钟，思考“中午吃什么”的凡夫俗子，肯定想不出这种问题的答案，幸好各位学者已经形成了一定共识：包括艾兰·多纳根、迈克尔·桑德尔在内的众多学者、教授，从结果和过程两个角度，将当代功利主义归纳为两种流派：
托马斯·维德《三体》“只送大脑”——规则/结果功利主义，“混蛋的”远视主义者；
王永彬《围炉夜话》“论迹不论心”——行为/过程功利主义，“愚蠢的”短视主义者。
爱因斯坦说过，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学科之母。金融学做为社会人文学科的分支之一，显然脱离不了功利主义的“小小乌云”。在讨论金融伦理学之前，首先需要确认的，自然是其中的规则/结果/远视群体，与行为/过程/短视群体。
一、基金公司的短视倾向
塞思·卡拉曼将《安全边际》一书分成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的核心观点可以总结为一句话：金融机构与投资者的利益并不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零和博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金融机构“旱涝保收”的商业模式。
华尔街如何做到“旱涝保收”呢？证券投顾不断提示投资者可能的交易机会，因为自己的工资、奖金全部来自客户交易抽佣；这一过程中，客户甚至不需要产生盈利。哪怕大部分客户甚少具备选股、择时能力，交易越频繁，越容易产生亏损，但只要交易频率提高，至少投顾自己可以赚到盆满钵满。
《安全边际》成书于1991年，彼时华尔街已经有投资经理认识到了金融机构责任、义务不匹配的现实，并尝试做出改变，比如先锋领航集团的创始人、“基金教主”约翰·博格。
在约翰·博格看来，既然市场无法预测，投资经理们不能向客户承诺稳定盈利，那么至少应该出让一部分“旱涝保收”的管理费，一定程度上做到与客户“同甘共苦”。基于这一理念，约翰·博格通过推动指数化投资，成功将美国共同基金行业的平均管理费率，从1.5%/年拉低至0.1%/年。
约翰·博格的被动投资方法，可以看作一种远视主义么？至少塞思·卡拉曼对此并不认可，其认为，指数编制规则中的派式加权（市值加权）方法，原则上会放大市场波动，最终助涨助跌，进而导致投资者出现重大损失。
投资中的无奈，往往就像塞思·卡拉曼和约翰·博格关于指数基金长期好坏的隔空辩论——没人知道什么是最优解，所以大多数情况，投资者只能基于自身认知，选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差的方法。而某种方法能否成为行业阶段性共识，就需要少数“泰斗级”人物一锤定音。
2005年，巴菲特在《致股东信》中提到，主动管理基金长期总体表现不如被动指数基金，主要原因是管理费太高。
不买指数基金的巴菲特，通过表扬约翰·博格的指数基金商业模式，“批评”了自己的“头号粉丝”塞思·卡拉曼。这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可能也不弱于“闪婚赘婿竟是龙王三太子”的雷剧桥段……
数据来源：伯克希尔哈撒韦官网；统计区间：2008.1.1-2017.12.31
总之在2008年开始的十年赌约中，巴菲特以标普500指数，战胜了FOF基金经理Ted Seides构建的5只FOF——后者涵盖了数百只主动管理对冲基金，管理人基本是全球投资者耳熟能详的投资大佬。
这里我个人补充个数据，根据伯克希尔哈撒韦官网的公开数据，其2008.1.1至2017.12.31间的累计投资收益率，高达226.87%，甚至超过同期标普500指数125.8%的累计涨幅。Ted Seides还是“过于体面”，不敢真刀真枪质疑业内泰斗，否则我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矛，戳沃伦·巴菲特的盾，试问阁下如何破局？
2023年底，被动指数基金规模正式超越主动管理基金，成为美国最主流的基金形式。基于美股1980年代至今的长期牛市，金融机构在指数基金上降低的管理费，通过规模扩张，又成功的赚回来了。至少在美股这一“特殊”的长期上涨市场，哪怕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整体短视，但金融机构-投资者系统的“最大幸福度”并未减少。
但假如对金融机构商业模式的讨论，并不局限于美股这呢？
二、基金投顾实践了远视主义么？
2024年9月26日，紧随着一行一局一会重磅表态后，《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
在对《意见》的解读中，各家媒体均重点摘录三句话：降低公募基金行业综合费率，推动公募基金投顾试点转常规，引导基金公司从规模导向向投资者回报导向转变。基金投顾业务的重要性再度确立，并被视作实现金融机构-投资者系统“最大幸福度”的有效路径之一。
政策对基金投顾业务的期待，或许来自美国基金投顾业务的蓬勃发展。根据海通证券量化金工团队分析，美国基金投顾业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基金公司赚钱，基民不赚钱”现象的纠偏：与左手提供金融产品、右手提供交易方案的基金公司不同，基金投顾公司并不提供标准化金融产品，其盈利途径理论上只有一条——帮助客户赚钱，随后抽取管理费。
有朋友可能会问，基金投顾公司不还是旱涝保收抽佣么？原则上确实如此，但因为存在行业竞争，假设A基金投顾公司提供的超额收益长期低于B公司，投资者自然会用脚投票，转而成为B公司客户，这就是基金投顾公司与投资者利益绑定的基本原理。国内投资者对这一原理的“理解困难”，更多因为国内基金投顾业务尚处于发展初期，不论从大众接受度，还是行业规则制订层面，均缺乏全面共识。
聚焦于基金投资层面，基金投顾公司同样帮助客户降低了持有成本：海通证券综合咨询机构Advisory HQ的统计，发现美国基金投顾行业年度平均服务费率位于0.59%-1.18%区间，即使加上共同基金公司收取的0.1%/年管理费，综合费率也显著低于1980年代1.5%/年的水平。具体降费幅度取决于投资者账户规模，原则上规模越大的账户，整体费率越低。
而翻阅Betterment、Wealthfront等美国头部基金投顾官网后，确实可以感受到客户服务的“远视主义”倾向：除强调均衡配置、长期主义等老生常谈内容外，基金投顾公司甚至为客户提供了包括合理避税、家庭支出规划在内的整套财税方案，而不仅仅局限于投资组合构建本身……
相较于美国的金融混业经营，中国财富管理的买方模式依然还处于探索当中，被给予厚望的基金投顾，路漫漫兮其修远。
在实际政策执行中，我国基金投顾目前采用了第三方机构+基金公司双管齐下模式。而发布于2024年9月12日的《机构监管情况通报》，或许为考核标准确定了大致框架。
综合媒体报道，本次《通报》主要围绕公募基金管理人分类评价制度修改展开，其中与投资者关联度最高的一条，可能是“增加逆周期布局指标，对高位发行规模较大、投资者体验差的管理人予以扣分，反之加分”。
根据《通报》要求，综合评分前30%的公募基金管理人可获A级评级，并将优先参与创新产品/业务试点；而综合评分后20%的C级公募基金管理人，原则上不得参与创新业务/产品试点。
贯穿9月的中证A500 ETF的募集大战，朋友们可能记忆犹新。我在咨询几位业内朋友后得知，首批获批中证A500 ETF发行资格的公募基金公司，均为新标准下的A类评级机构。
目前国内基金投顾的发展还有很多路要去趟，公司亲自下场基金投顾业务是正确路径吗？个人牌照会放开吗？如何吸引更好的人才加入？但就像西游记主题曲所唱：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辣。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1980年代至今的美股牛市，保证了美国各项金融创新的顺利落地。毕竟巴菲特与对冲基金经理们对赌的最后，双方绝对收益均为正数，至少都没亏钱。这种“完美环境”中诞生的金融理论，可能并不适应A股这样的发展中市场。但至少在商业模式规划上，中美两国的基金投顾公司们均采用了“远视主义”视角，力求实现金融机构-投资者系统内的“最大幸福原则”。
三、最后的话
伦敦大学音乐教授朱利安·约翰逊在评价现代主义音乐作品时，指出了两种现象：音乐家们总是在作品中表现出对未来的强烈憧憬，或者对过去的无限留恋。部分音乐家对此的解释是，自己是在向音乐史上的大师经典“致敬”。
但约翰逊并不认可这些观点。在其看来，现代性正在撕裂音乐家群体的自我认知：大家完全理解当下和过去的不同，但出于对未来的迷茫焦虑，只能假借“致敬”之名，模仿经典作品，以避免在短视主义和远视主义思潮中“站队”，进而保全自身名誉。
“流动的现代性”理论，落地到金融系统的功利主义层面考察，恐怕同样难以得出明确答案：投资者、金融机构的共赢当然是“最大幸福原则”的完美结果；但在具体实现路径上，究竟应该偏向投资者视角，扩大基金投顾业务（哪怕它可能并不适合当下的A股环境），追求数量上的远视主义？还是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做大做强，通过二级市场交易高效配置实体经济发展资源，追求质量上的短视主义？
2019年的一期《奇葩说》节目中，黄执中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越高，他听到的哭声越遥远。但李诞随后反驳：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为了一些所谓宏伟的事业，去不计后果牺牲别人的行为，反而频频让我们这个世界陷入大火。
远视主义者可能都是混蛋，但短视主义者中也不乏蠢货。是非功过，或许也只有交由后人评说，对当下的我们而言，可能也只有选择一条自认为“没那么差的路”，然后坚定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