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有个村出事儿了。确切说是一个“生产队”出事了。因为这事儿出在一九七五年，那时候不叫“村镇”只称公社和生产队。
既然是“出事儿”，总不是啥光荣的事。尽管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有的当事人还健在，所以一直不太好说。
今儿在怀柔南大街看到了一位坐着电动轮椅的老人，他是当事人之一，细想他该八十岁多了。所以就有了想说说的想法。虽然想说但得考虑当事村和当事人的感受。
几经权衡，就想使用“文革”初期这个村的曾用名“红星生大队”。当事人的人名就按百家姓开头的赵钱孙李往下顺着来，谁赶上啥就姓啥。
一九七五年六月下旬，农业生产队最要紧的任务是“夏管”和“夏种”，再加上刚完事的“夏收”，这季节就是中国华北地区的“三夏”了。
但是，当时公社和生产队除了“三夏”，还有更大的任务，那就是要搞“运动”。
七五年下半年要紧的运动有“基本路线教育”和“普及大寨县”。到秋凉时候又增添的“学小靳庄”、“评水浒批宋江”、“批小生产”以及“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
有运动就得有搞运动的“工作队”。红星大队第二生产队出的“事儿”就是工作队发现的。
红星生产大队是公社确定的重点，驻的是“市、县、公社三级工作队”。工作队主要队员来自于市、县委办局或院校。
当时由于运动多，公社干部少，有经验的干部都被派到各村队催收催种催养猪了。公社党政班子没辙，只好派刚从空军部队转业为公社武装部长的老赵参加了“三级工作队”。
老赵说不会搞运动，公社书记就说，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开会搞运动听市县工作队领导的，平常主要掌握生产队干部是不是“以粮为纲”，是不是派劳力私下搞副业，是不是放着交公粮的大田不管理，去开荒地种杂粮，为本队谋私利。
老赵说，那好办，反正我也不会讲理论，我天天跟着大拨劳力下田就能掌握情况。
市县工作队七八个人进驻红星大队后，大队委一如既往，派了支委负责安排工作队的生活，配合工作队搞运动。近几年里，这位支委已经配合过好几拨工作队，有经验。
工作队在一家闲置院落安顿好后，就分派队员下到田间地头或走家串户“摸情况”。
所谓摸情况就是寻找发现“运动骨干”，有了骨干就可以通过“个别谈话”、“小范围座谈”等形式了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新动向”了。
工作中，工作队一旦发现大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轻农业重副业”、“集体资产流失”、“私分瞒产”、“多吃多占”、“右倾保守”等倾向性问题，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路线教育，就得“抓典型”、“写材料”，“开现场会”，登报纸或上广播。如果涉及到具体的人，就得审查、批判、处分。
红星大队在公社眼里算不上最落后，是个不温不火的生产队。上交公粮年年能完成，但超卖粮很少。相对其他大队，集体积累不多但给社员福利不少。社员工分的分值不高，可总体上说多数人家的日子不赖。因此，公社就怀疑这个村有问题，就被确定成了运动“重点”。
中秋节过后，红星大队在生产方面已经从除草灭荒、积肥逐渐转向秋收秋播了。秋收主要是收玉米，收了玉米得赶紧整地播小麦。
此时，工作队已经进驻俩多月。用工作队钱队长的话说，“路线教育”在这个大队很难铺开。看着同一公社的“东风大队的粮食，前进大队的猪，红旗大队的政治最突出”。都抓出了成绩，心里很不是滋味。
尤其人家驻红旗大队的工作队，在“批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方面已经找到了靶子，抓出了典型。红旗工作队还联系所在大队的实际在市报上发表了《小生产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
一天晚饭后，一筹不展的钱队长和工作队孙副队长商量怎样才能有所突破。孙副队长说，前两天有个“运动骨干”报告说第二生产队在麦收之前就偷偷派劳力、牛犁到河滩涝洼地开地种水稻。
现在正是秋收、积肥备播小麦的大忙时节，可二队的队长李瑞普整天派十几个劳力去河边稻田拔水稗子草，二十几亩稻田地得用工150多。骨干还说李瑞普派人在夜里用小船往稻地送过化肥。
钱队长一听，就警觉地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很显然，二队把劳力和化肥投入到大田以外非公粮地，是“路线问题”。
因为一个生产队每年两季上交的公粮数，以及公社自定的超交数是按既定的亩数和预估的亩产量确定的。
如果生产队所种的亩数不足或劳力、水肥投入少，所交公粮就没有保障，更难实现公社自定的“超额交售”的贡献数。
而生产队利用水肥条件差的边缘地生产的杂粮、土豆白薯类除了作为集体牲畜和养猪饲料外大都分给社员弥补口粮不足，或做豆腐制薯粉条子卖钱。
想到这里，钱队长就让市物资局老孙赶紧安排人进行详细调查，写调查材料，准备召开工作队全体成员会讨论定性。
就在这时，由市粮食局抽调的工作队员周淑容报告说，她在入户走访时有人反映第二生产队的副队长吴六志俩月前在一天擦黑的时候从大队磨坊用手推车分两次推走了两大袋子白面，每袋都有七八十斤。可最近他家根本就没往磨坊送麦子排队磨面。
周淑容去磨坊调查时，磨坊开电磨的说吴六志推走的是二队集体磨的面。现在二队送来的麦子还有三四百斤没磨完。进而周淑容就发现了二队送麦子的一条麻袋有问题。虽然麻袋经过了清洗，但仔细瞅，麻袋上的“中粮”二字仍然可辨。
然而，麦收已过，夏季公粮交纳完毕，国家粮库按数额发下来用于征收小麦印有“中粮”标识的专用麻袋已然随所收公粮再次回到了粮库。可二队怎么还有明显经过清洗后的麻袋呢。
工作队钱队长一听，瞬时兴奋。心想这事不小，说不定能以此为突破口发现这个大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于是立即让周淑容去找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通报情况。并要求大队委马上通知二队的副队长吴六志到工作队驻地接受秘密询问。
可大队书记说，吴六志中学毕业回村几年来表现特别好，入了党，当了两年副队长，上个月村里有了招工指标，就让他填了张表格去市铁路局当工人吃商品粮去了。
钱队长说，那更好办了，可以安排外调，通过对方组织进行调查。于是就安排周淑容和另一位同是来自粮食部门的队员带上公社党委办开的介绍信立刻起身去市里调查取证。
周淑容外调组很顺利，先到铁路局换了介绍信，然后就去了某机务段，找到了吴六志。
工作队的周同志，很有经验，先是对王六志说明了利害关系，如果不如实配合调查，很可能被开除工人身份退回生产队继续当农民。劝吴六志要“竹筒倒豆子子”把知道的哗啦啦说得一干二净。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吴六志一时有点懵。也不知道事情严重到啥深度。工作队的周同志提到了“中粮”麻袋的事，让他把所有问题说清楚。
憋了十几分钟后，王六志想到了夏收交公粮时的那十四包，两千八百斤小麦。听工作队的意思是二队干部把小麦贪污了，但自己心里知道二队谁都没贪污。
但这十四包麦子毕竟是应交的公粮。最后却让队里给截留了，真没准儿是个大罪过。于是就吞吞吐吐不敢说。过了将近一个钟头，吴六志在工作队和铁路机务段保卫科长的压力下不得不说出了原委。
那天是六月二十号，红星大队第二生产队应交的最后一批16000斤小麦已经晾晒合格。大队管生产的大队委及时联系粮食收购站来场院验质。
当时，为了全力支援三夏，县、社领导要求各部门都要为三夏服务。粮食部门更是要求各公社的粮秣干部协调粮站为各大队交售公粮、余粮提供方便。
按要求，凡有生产队报告待交公粮已经晾晒好了，粮站技术员必须骑上自行车带上工具到现场检验，如果合格，交粮单位就派马车或手扶拖拉机根据本次预交数，按每条麻袋封装200斤的计划，到粮站领取印有“中粮”标识的麻袋。
那天下午，粮站人员在红星二队场院将小麦验质合格后，就开了领取麻袋的证明。生产队长李瑞普派手扶拖拉机手到公社粮站领回80条“中粮”麻袋。
随之，在粮站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将干透的16000斤优质小麦封装过磅码垛。只待外出的轮式大拖拉机回来后立即装运到国家粮库。
生产队长李瑞普见天色越来越暗，大队的拖拉机还是没回。就对公社粮站的同志说，今天不管多晚必须装车，不然粮食会受潮，你们两位受累多等会，先去吃个派饭吧。
粮站的人就说今天太晚了，粮站已经关门，即使装车也不能运送入库了，我们先回去，明天上午八点粮站开门后必须入库。
李瑞普就说，八点太晚了。明天已经定好了，大队的拖拉机排给我们二队用，起早送公粮，然后去燕山石化拉“氨水”给套种玉米追肥。
现在各县社都抢着去拉氨水，如果去晚了，根本排不上队。还得麻烦粮站夜里留人开门收粮，明儿早晨四点左右我们交了公粮，就得往石化赶。
粮站的同志说，这事大队委说过，我们也请示站长了，说是让我们把第二联收购单留给你们，夜里你们拿着收购单，去粮站叫门，按指定地卸车就行了。
粮站的两人说完，扯下了第二联收购单给了李瑞普，就推上自行车往场院外走，又不放心地抬头看看天气，边走边嘱咐说，半夜潮气大，装完车得苫好，另外别让装“氨水”的空胶囊紧挨着粮食。
吴六志说到这里，停了停。工作队周淑容问吴六志当时是不是在场。吴六志说，验粮过磅我都在，送走粮站的同志后，队长让我回家吃饭赶紧眯会儿，等后夜和会计一起随车去交公粮。
大约半夜三点多，吴六志被手扶拖拉机手叫醒，说是车装好了，得赶紧走。吴六志疑惑地问，不是用大队的大拖拉机吗。
手扶机手说，大拖拉机车斗上有氨水胶囊，不让离粮食太近，只装了66包麦子，剩下的14包得用手扶拉。
凌晨四点，摇摇晃晃坐在手扶拖拉机麦包上的吴六志发现手扶拖拉机在离粮站不远处的一个拐角停下了。机手停了车点上烟说，得在这儿等会儿，会计已经带大拖拉机进粮站了。
原来粮站没有安排专职收粮员，只让看门的给送粮车开门，并指引把粮包卸到仓场。
看门的看看收购单上是80包，眼前又是大拖拉机满斗装载，就以为货、单相合，没再一一过数。拖拉机手和会计，很快就把一车麦包掀下车，堆入仓场的几百个没及上仓的麦包堆中了。
大拖拉机卸了麦子，会计也谢了看门的就开出了粮站大门，等大门当啷啷关闭后，会计向远处墙角那边挥了挥手，大拖拉机就加速开走了。
这时，手扶机手马上吭哧吭哧摇着了车，回头对吴六志说，队长让我把这麦子先拉到我大姐夫家里，预备换麦种子。没容吴六志再问，拖拉机就突突地启动了。
吴六志车上想明白了，当时粮站如果对大拖拉机拉的麦子过数，就说在后面的手扶上还有。如果粮站不过数，就发信号把手扶上的麦子拉走。
天亮后，手扶拖拉机开到桥梓大队一户人家门口，机手下车进院取得联系后就把14包麦子搬卸到西厢屋，说是暂存一下，过几天换麦种。
吴六志随车回到红星大队后，立即到村北地找到李瑞普问这两千多斤麦子是咋回事。
李瑞普说这就是个“巧事儿”。并嘱咐吴六志，等过了麦秋再把麦子拉回来，如果有人问。就说是麦种子，拉到库房单记账，等入秋学大寨挖河或平地时正好给社员蒸馒头吃。但别忘了给石寡妇家送百八十斤面，石寡妇的爷们儿修公路砸死六七年了，仨孩子，都狼羔子似的能吃，家里没劳力，公分少，按人口分的粮不够吃，日子不容易，还有老郭家。
吴六志就说行，李瑞普在吴六志转身走时，又叫住他嘱咐说：你先去库房，让老保管把麻袋上的“中粮”字刷干净。
吴六志向工作队坦白交待说，队长李瑞普安排的这些都是自己办的，再后来就招了工，别的事儿就不知道了。
周淑容外调回来后，连夜整理了吴六志的口述材料，赶紧向工作队钱队长做了汇报。钱队长简单看过之后，第一感觉这就是“损公肥私，故意坑害国家”的行为，这无疑是“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再联系到最近从“骨干”得来的线索，二队已经从用作大田的指标化肥中，弄出五六百斤化肥在夜里运过河套，布撒给了稻田地。很明显，二队的队长李瑞普有问题。
当天晚上，工作队钱队长召集包括大队党支委参加的全体工作队员会。可公社武装部长老赵没来。
据前去通知的人员说，下午老赵参加二队除草灭荒劳动期间，和几个社员下河捞了几斤鱼，收工后也没去吃派饭，就带着鱼骑上车回县城家了。钱队长一听微皱了下眉，没说什么。
会上钱队长通报了这些天收集的情况，然后宣读《关于红星大队第二生产队变相盗取公粮等问题的处理意见》，让大家发言讨论。
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大多数人认为二队的问题不小。最后钱队长归纳李瑞普的主要问题有四个。
一是在安排组织生产时重小集体利益，损害国家利益。
二是收集砍伐河边杂木去河北三河县换仔猪给个户饲养。
三是慷国家之慨，擅自给个户发送粮食。
四是偷奸取巧，故意盗取国家公粮。
钱队长继续通报说，昨天，已安排工作队的孙队长去县委“路线教育办公室”做汇报了。建议大队委立即停止李瑞普二队队长的工作，接受工作队进一步调查处理。
大队委面对工作队摆出的问题，也没啥话可说，只是强调眼下正是收秋抢种最紧张的时候，很多活茬儿都是根据不同地块庄稼成熟情况安排的，收割、运输、腾场院、晾晒、存储一环接一环，突然换人肯定耽误事。
钱队长一听就有了不高兴，提高声音说，不要只看丰收田野金黄，如果不走正确路线，到头来即使高产，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大队干部虽然不明白种地与作嫁衣裳有啥关系，但能听出钱队长决心已定。不得不执行。
第二天大队书记和工作队找李瑞普谈话，让他先放下生产队的事，给他两天时间在家里针对自己的问题深挖思想根源。大队派了一个支委临时支应二队的生产。
两天后，李瑞普在大队部找到大队书记说，我一个字都没写，就睡了两天觉。工作队说的都是事实，到底是阶级斗争还是路线斗争我不知道，反正我没贪污一分钱，没往家里多拿一把米。不让我当队长正合适。
前年那拨工作队整天一次次给我做工作，非得让我干。我虽然真心不想干，但总归自己是在组织的，就应承了。现在犯了错误，该撤就撤吧。
不过我得提个醒儿，村西那二百亩棒子可紧该收了，因为那块地离村近，可以把捆好的棒秸按人口分，每户一推，贴上条，限期让个户自己运走，这样弄腾地快，还能腾出马牛车往地里运底肥。
说着，李瑞普扭头往外走，边走边说，明天我就和社员一起下地挣工分了。工作队不是正在查粮，查账吗，有啥事可以随时传我。
参加工作队的公社武装部长老赵，听说李瑞普被撤了职，还可能被查办。就去找工作队老钱。钱队长说，那天工作队开会通报情况你没在。
现在根据调查结果，经大家讨论，一致认为李瑞普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故意盗取国家公粮问题。
下一步工作队的工作重点就是，联系红星二队存在的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大张旗鼓地，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基本路线教育。
当然作为具体的人，二队的李瑞普以及原来的副队长吴六志必须要为他们自己行为付出代价。必须在大队社员大会上做检查，接受批判直至开除党籍。
老赵听后，嗯了一声就往外走，他要去找李瑞普。钱队长追着对老赵说，咱们整的材料和报告定稿了，明天你回公社，把工作队的决定向公社党委通报一下。老赵又嗯了一声。
老赵刚从工作队驻地出来，吴六志的爸爸吴老六战战兢兢来找工作队。
吴老六那张愁苦的老脸硬挤着笑对钱队长说，求工作队抬抬手，就放过六志吧，那孩子一直有出息，一直听上级干部的话。
这回“偷公粮”的事儿，起始他一点都不知道。即便后来知道了，作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说啥，还不得听人家队长的。您就抬抬手，发个善心，大批判时就甭提六志了，如果大队和公社一批判，人家铁路准保把他退回来。您知道，农村孩子要是能吃上商品粮，那可是跟上天一样的不容易。
钱队长说，这可是路线斗争问题，不是我抬手就能过去的事，吴六志是党员，他必须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让他做好思想准备吧。
吴老六虽然还想恳求，但见钱队长那一脸严肃，就胆怯了，也不知再说啥好，愣了一下，又叹了口气，低头出了屋。
他走出院在街拐角处卷了颗烟，点上，使劲吸了一口，随着烟雾的喷出，又叹了口气。自语道，唉！没想到因为队上不好好交公粮，六志的商品粮也吃不上了。要是让公家给哄回来，那脸还往哪儿搁。想着，想着眼角就溢出了泪。
两天后，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市物资局老孙去“路线教育办公室”汇报回来了，带回了上级的意见。
针对红星大队的问题，上级原则上同意工作队“深入调查、严肃处理、以点带面，树立典型、召开在全公社路线教育大会”的安排。
但因为眼下的运动已转向“批宋江投降派，反击右倾反案风”。所以建议以红星大队为反面典型的批判活动规模不易扩大。对其中的具体问题和具体人，按一般程序处理就可以了。
钱队长对上级的意见虽然感到不太理想，自己抓出的“成绩”没能作为全县的“典型”。但上级毕竟肯定了红星工作队的成绩。所以就决定在“三秋”结束后，冬季挖河平地学大寨前把红星二队的路线问题做个阶段性结论，但无论大小也得造个声势。
1975年国庆节前，公社三秋工作动员大会之后，红星大队为落实公社“大批促大干，全面夺取三秋胜利”的指示精神，召开各生产队、农机组负责人参加的三秋会。驻村三级工作队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大队书记让工作队钱队长讲话。钱队长说，为夺取三秋全面胜利，为激发广大社员群众战天斗地革命积极性，在大队布置具体任务之前，工作队先通报一下二队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处理决定。
第一，撤销二队李瑞普队长职务，报公社党委，开除其党籍。
第二，发函给市铁路局，建议给予吴六志党内警告处分，至于辞退与否听铁路部门自行决定。
第三，立即收缴二队变相盗取的2800斤公粮，已消耗部分由二队筹办补足。并将擅自发给个别户的粮食作为“借粮”，在年末口粮分配时予以抵消。
第四，以十四条“中粮”麻袋为物证，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安排大会发言，大批资本主义，反击右倾反案风。届时请县、公社相关领导参加。
第五……
这时，钱队长的话还没说完，坐在大队部门口外台阶上的老赵，站起身挤进了进屋，对钱队长说：“对二队的事，我有点不同意见。”
没等钱队长允许或不允许说，老赵回头扫了一眼，接着说：
“我虽然不太懂理论，但觉着二队的事不是啥路线斗争，更不是啥阶级斗争的问题，大不了也就是个‘小集体’或‘小团体’思想比较严重的问题。
现在要定性的几个事，最严重的就截留十四包麦子的问题。这事明摆着是个错误，但算不上贪污盗窃，没有人把粮食拉家去。
再者说，粮食收购单位收粮入库时不留人清点，也是错误”。针对二队的错误，该批评就批评，到年底交秋粮时给补上也就行了。
至于把大田指标化肥用在稻田，把劳力派到白薯、土豆等非主粮地等更不是路线问题。
这些天我一直在地里转，拿着我那条十米长的军用背包带，和会计一起把二队田间地头预备的秋播肥，一堆堆都量了，按秋播小麦地总数，每亩三方没问题。
挖开肥堆瞅，肥料发酵得不赖，都是热腾腾的。秋收的准备工作井井有条。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腾出些劳力管理杂粮田地还有啥路线问题？
再者说，这些年生产队利用河滩涝地种些水稻分给社员，让大人孩子也能吃上大米，上级都是不鼓励不反对。吃商品粮的城镇人每月有米票面票，天天能吃大米白面，农村生产队自己种点稻米咋就成了路线问题呢？
天天开会宣传让社员爱护集体，谁都知道。麦秋时，小麦上场院后，只要一打雷阴天，不等队长呼喊，也不等大喇叭广播，甭管是正在家吃饭的还是喂猪的，大伙不都是放下饭碗，丢下猪食瓢往场院跑，去抢盖集体和预备上交的公粮。
社员爱了集体，集体也得爱护社员不是，让社员吃上大米，多分些白薯土豆就是村集体爱护社员。不应该算路线问题。
这就和我们带兵打仗一样，这些年我们高炮连在胡志明小道中南部，全连战士整天光着膀子拉着机炮钻树林子做机动，蚊叮蛇咬打敌机，保护援越运输线。为完成任务，我们当连长的，当指导员的也得开会动员，但主要还得关心士兵。
不瞒大伙说，我当连长时，就截过运往越南的黄豆。那是秋八月，我窜上一辆路过的解放大卡车，一下子掀下来四五麻袋黄豆，分给各排扔到河沟子泡发豆芽炒饭吃。
错误是我犯的，指导员抢着担责任，替我写检查时说的就是“小团体主义”。虽然我们连不是先进，可我们连在树林子里三年多损失最小，战果最大，最后全连得了集体二等功。
这关键就是全连团结听指挥，不怕苦不怕累，勤伪装，多机动。但这证明不了连长指导员能耐大，只能证明干部关心当兵的，当兵的爱护连队。
生产队也是这个理儿，队长们关心社员，社员爱护集体，才能搞好生产。所以，我认为二队的李瑞普，吴六志不应该处分，做个检讨，秋后或明年麦收时把那两千多斤麦子给国家补上也就行了。
至于已经发给穷困户的粮食，更不应该再往回追。上级要求的大批判啥的该广播广播，该学报纸学报纸，大队没必要放下农活开大会”。
老赵一口气说了自己憋了好几天的话，停顿了一下，还想说民兵训练的事。但没容再说，钱队长就显有怒意地说：
“老赵的发言，只能代表他个人意见，最后还得按大队党支部和工作队多数形成的决定执行。”此刻，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场面有点紧张。
随后，钱队长转脸向老赵说，“你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老赵说，“我有意见，从不保留，既然我提出来，就会坚持到底。”
这时，工作队老孙看情况不好，赶紧打圆场说：“老赵从基层摸的情况和意见，值得讨论，关于红星大队的运动开展情况我在县‘运动办’汇报过，上级总的原则是不能影响秋收秋播农业生产。
我看还是先让大队布置一下近一个礼拜的收秋任务和农机安排，至于召开大会，可以往后推推。”
老孙说完就转脸以征询的眼神看钱队长。钱队长也不好再说啥，就点点头，示意大队支书说话。
支书很会说，先声色俱厉地讲了一段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然后才说到“三秋”。
最后各生产队长说了自己的具体安排，管农机的干部，要求各队申请使用农机时，不能让机械在地头空等着，浪费时间，就散会了。
随后就进入到了“三秋大忙”，再后就是公社组织的大会战，平地改土，挖河修渠。再接着就是周总理去世。
在这一个事接一事儿情形中，红星大队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就渐渐地凉了。春节前市县工作队撤走了，文字材料都留给了公社。
1976年的麦收，公社仍派老赵去抓红星大队。老赵不喜欢开会，让大队书记在家预备点酒菜，把副书记和管生产的支委叫过来，边吃边喝边说工作。
老赵说：还得让李瑞普当队长，他不想当，我去做工作。去年他截留的公粮，我得让他亲自去还。
大队干部都同意老赵的意见，还说到村里最近捋定了五六家困难户，大队想用储备粮或公益金按人口补助一下。老赵就说，好，好！你们回头和公社管民政的打个招呼，按正规手续办。
秋后，老赵犯了错误。入冬时他用民兵训练的手榴弹在红星大队河边渠道上的“到虹吸”炸鱼，有人说他破坏了水利设施。不久，老赵就被调走了。
四十多年后，人们再见到老赵时，他多是开着电动轮椅，叼着烟卷儿在怀河边柳树下待着。
2021年防疫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