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战事迭起，秩序混乱。随着治安不断恶化，丰宁、沽源、赤城地区的一些牧主、地主武装也自立名号，不断南下劫掠。还有大量失业失地者，三五结伙或数十成群逐渐沦为打家劫舍的“绑匪”、“票匪”、马匪。当时，在紧邻怀柔的丰宁、沽源地区就有大拨土匪三十多股，匪众近万。据丰宁、滦平史料，当时坝上、坝下过渡地带，几乎民、匪难分。他们呼朋引类，昼眠夜饮，只要一人提议“走，做一杆子去”，便有十几或数十人，提枪上马，奔驰南下。这一时期，不但怀柔山地出没的土匪多如牛毛，而且长城关内京津平原地带的股匪零盗也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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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滦平县志记载，自民国十二年开始，包括今怀柔山地的县域，匪患成灾。
丰宁地区的匪首盖四省、荣三点大拨，四木匠、大喜字、麻子老七、刘疯子、金翅鸟、杈头子、小七点、九点、十三点等大小股土匪曾上百次途经或直接劫掠怀柔的琉璃庙、宝山寺、汤河口、七道河、喇叭沟门地区。当时宝山寺、汤河口一带属于滦平县第五区（亦称汤河区）管辖。汤河口警局以及地方保甲队的战斗力极弱，大股土匪一来，那些警员，练丁多是借故逃跑。据当地老人讲，当时在民众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别打，别打，我是保甲，要枪给枪，要马给马，要钱给大洋，要媳妇儿我给俩”。民国十七年四月，匪号“荣三点大帮”首领宝振荣，率马匪300 多人，由沽源方向进入宝山寺地区，虽然此次没在宝山寺村实施大规模劫掠，但是众匪强迫百姓为他们杀猪宰羊，备饭备酒。众匪暴吃狂饮后与盘踞在七道河的400多名土匪会合，去大甸子乡抓捕乡练队的吕练长。当时吕练长外出不在家，土匪便放火将吕家十几间瓦房烧毁。随后，又窜到喇叭沟门，烧毁原鹰手营大户彭大彩以及各户的瓦、草房180余间，并绑走彭明祥父子，枪杀了彭大和。据宝山寺村姜学信老人叙述，原宝山寺佟府庄园的发兴堂曾遭遇大股土匪三次“喊票”。所谓“喊票”就是土匪进村选定洗劫对象后，先鸣枪呐喊，等主人出来后，土匪举着火把，要钱、要马、要烟土。如果不赶紧交出，便立即放火烧房。每到这时，户主只能在极度恐惧中故作高兴的表情，并以久别遇亲人的声调，一边哭穷一边恳求少要些或缓些时日。尽管户主极尽可怜之态，发兴堂南院的十几间房屋，最终还是在一次土匪“喊票”后，被票匪烧毁了。
“大拨土匪枪马齐整，砸明火的目标都是阔主富户。小帮土匪家伙简单，除了大小头目有枪，其他人都是挥刀舞棒的二棒手”。小股土匪多是随机行动，没计划性，洗劫对象不分贫富。他们采取路劫、设伏、夜闯民宅、绑票等手段作案，得手后就地分赃。长期以来，“二棒手”是除土匪大小头目以外匪众的俗称。这类匪徒没有枪支，人手一根长短适用的硬木棒，他们每次都是按照土匪头目的指挥实施打砸抢。单独活动时也是狐假虎威，神气活现，痞性十足。现在，怀柔山地老年人聊天中，有时仍使用“二棒手”一词。旧时，民间常将个别好吃懒做、行走坐卧散漫、高声大气、出言不雅、斗狠动拳的个别年轻人，直喻为“二棒手”。很多时候，山地老人指责训斥不听话的儿孙晚辈，或同龄男子间玩笑调侃时，也会说：“你简直就是个二棒手”。这个指代比喻，与相邻地区训斥顽童时说的：“你这孩子，真是个活土匪”同义。由此，我们可从这种地方文化现象中想见到，当时怀柔山地的匪患是多么严重。民国前期，今怀柔北部属于赤城、丰宁、滦平的交汇地带，其行政管理近乎瘫痪，是百姓所说的“三不管”地区。
而且地形复杂，河流交汇，濒河溪谷的路径畅达，是土匪南下北归，东去西走的必经之地，因此，商民长期遭受匪祸之害。
然而，滦平、丰宁等文献资料多是记载了土匪攻城，掠镇的较大事件，并未对怀柔地区频遭的匪患进行详细记录。当年土匪横行乡里，杀人劫货的惨烈场景多在山民中口口相传至今。
人们在长期与各类土匪周旋中，也渐渐熟悉了各股土匪的组织形式、名号、标志、人数、劫掠习性以及盘踞地。
据老人们讲，一拨或一股土匪最初是由一两个匪首（当家的）“拉杆子”而成，而在土匪内部也习惯将实施一次抢劫行动称为“做一杆子”。所以一股土匪，也俗称“一杆子”土匪。
一股土匪从开始拉杆子时的几个人发展成几十或数百人后，就是大股土匪。
怀柔宝山寺、汤河口、琉璃庙、长哨营、喇叭沟门地区习惯将大股土匪简称为“大帮”。
今宝山寺镇老人们回忆说，当时一杆子一杆子的大帮，一拨连一拨，最凶残的有荣三点（宝振荣） 、刘桂堂、小老刁、郭老八那几拨。他们常来常往，大帮一来，老百姓就得放下手里的农活，背着老人领着孩子往山沟里跑，由于跑的趟数儿多了，大伙就把躲土匪的事叫“跑大帮”。如果没跑成被土匪绑了，就成了土匪的“人票”，家里人只能四处借钱去赎人，如果没能按土匪限定时间把钱送去，土匪就会折磨被绑票的人，轻则打残，重则撕票。宝山镇四道河村的张文强就是由于腿有毛病，没来得及躲藏，被大帮抓住的。土匪硬是叫他家里拿500大洋去赎。500大洋不是小数目，一个农村家庭不可能拿得出。土匪每天都折磨人票，张文强每次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最后张文强被土匪活活打死。民国二十四年秋天的一个夜深，突然有三、四个人闯入我家，进院就大喊："李印岭，李印岭，出来"。这时，家人意识到是土匪，就让我躲进套间屋，我妻傅氏答话："李印岭没在家"。但土匪根本不听，硬往屋内闯，妻子在门口拦着不让进，拦阻中一个土匪抬手就是一枪，把我妻子打倒了，随后闯进屋，把我捆走了。当夜，土匪把我挟持到北宅峪沟村附近一个山洞里，我双眼被蒙，手被反捆，鞋被扒掉，由两个土匪近身看守。接着土匪就提出让家人拿钱赎我，说：“不交钱甭想好走”。第三天后半夜，乘看管我的土匪睡着时，我在身后的山石上蹭断了捆绳，光着脚跑出洞外，一直跑到怀柔城西北边郭家坞我表兄齐家。吃过饭后，我用针锥，挑出扎入脚内的砂子、荆莿，表兄把我送到刘各长村我岳父家。这时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我妻子当场就被土匪打死了。土匪如果抓住妇女便实施强暴，妇女稍有反抗就会被打死。
在土匪闹得最凶的那几年，鸡猪牛羊被抢光了，地也没人敢种，老百姓没有粮食，只能捋树叶、扒树皮、挖野菜、捡野果吃，饿死了不少老人和小孩子。
据《滦平县志》，在匪患肆虐之际，滦平县府虽然一再设立巡乡队、清乡队、乡练队、保甲事务所、保卫团等武装，但面对多股悍匪却无能为力。虽然军队亦曾数次协同地方追剿，但匪帮多是暂避锋芒，兵退匪还，继续为患。以致途经怀柔山地的商旅、村镇商铺、作坊、民户遭祸连年。1947年，人民政权建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府通过发动群众，积极配合人民武装，给予了各路股匪、票匪以有效的打击。至1949 年，虽然猖獗了数十年的匪患基本被铲除，但在五十年代初，仍有零星股匪活动。有记载的怀柔捕匪行动是在1953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