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怀柔政协宋庚龙先生2018年的采访资料撰写】
我要是这样说，你兴许跟我闺女、儿子们一样不明白。
按实理儿说，你们想的也对，再过三两年我都九十了，还想着我那个党员的事儿干啥？但不知咋回事，这两年里头，岁数越大，想这事儿想得越多。
可前就在几天，我冷不丁地咂摸透了，闹半天我不是想非得恢复党员身份，其实就是想跟你说说自个儿小时候经历的抗日和解放斗争的事儿。再不说，等我死了，那年月中的“细事儿”就没人知道了。
现如今大伙都知道怀柔城西北不远儿有个“慧缘谷”，山沟里头有庙也有庵。那些庙、观、庵早就有名气，其实沟里的甘涧峪村更有名。
明朝、清朝时有名，是因为怀柔甘涧峪和属于昌平的口头村搭界。甘涧峪的庙跟口头的圣泉寺，芦庄红螺寺都有牵连。但年轻人不太知道，抗日和解放斗争时期的甘涧峪也是共产党平北的一处根据地。
甘涧峪是个小村，三面挨着大山，一面临着河。从村头起顺着小河往南的小道走七八里地，拐好几个弯儿才能走到山外边。
要是往北登山梁，过了山口就能去长园那边。村藏得很深，那时侯由南向北，从外往里瞅，根本瞧不见住户。
1942年，日本和满洲军在这边闹得最厉害，是抗日斗争最苦，最不容易的时候。
那时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经常在怀柔、昌平、滦平一带搞抗日。因为甘涧峪村让山围着，特别隐蔽，有情况儿便于人员撤离，所以，昌滦怀地区的抗日领导们经常来村里开会，发展队伍。
我爸爸叫李明福，我妈没正式名字。他们老实本分，不爱说话，嘴严实。所以我们家就成了共产党八路军干部的落脚点。
领导们开会或是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动员参加抗日时，我爸、妈就轮换着在家周边干杂活，其实就是“瞧情况儿”。如果瞅见远处山顶八路军岗哨有信号，就赶紧回院子报信儿。
我是父母的独生女，大名叫李淑英，1942年我十二岁。由于父母的宠惯，自小就胆子大，整天上山下河。有时候我想替父母“望哨”，爸爸不允许，说我贪玩，他不放心。
但我没事时就跟在那些干部身边缠着他们说故事，起初我觉着他们在这里就是来陪我玩的。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原来他们干的都是大事情。
1943年，怀柔，顺义，昌平地区成立了八路军岭东支队，支队长是梁岐，政委是郭声九。
当时，岭东支队的领导和家属经常在甘涧峪驻扎。梁歧支队长是老红军，郭声九的爱人王群同志负责妇女工作。
我至今记得，郭政委和王群的婚礼是在我们甘涧峪村举办的，我也参加了那个简单的婚礼。那天，我一直跟在王群大姐的身边，还吃到了两块至今难忘的糖。
再后来，好像是43年底，王群见三十来岁的梁歧队长整天扩军，练兵，打仗，生活上的洗衣吃饭没人照料，就做牵线红娘，把做妇女工作的王木兰介绍给梁歧，不久他们也结为夫妻了。
由于我的脾气秉性活泛，不怕事，有主意，又整天跟着那些女干部跑来跑去，王群大姐在工作中不但逗着我玩，聊天、说笑话，还让我帮助她干些杂活。一来二去，他们再说工作上的事儿时，也就不怎么避我了。但个别时候还会把我支开，有时还告诉说要知道“保密”。
那时我认识很多八路军游击队的干部，如：田华、贺岩、肖尊一、卢化民、刘治平、杨磊之、李芳龄等……
卢化民是当时二区的第一任区长。1943年秋的一天，我从钓鱼台村往家挑白菜，在回村的路上，正好碰到卢化民区长。卢区长30多岁，大高个子，这以前我听他说，他老家是河北省任丘的。
那天，卢区长挎着枪和身后的警卫员，正好从坡上往下走。迎面后我刚要说话，卢区长就笑着说："你怎这时才回来，我刚在你们家吃了饺子，你赶紧回家吃饭吧，给你留的饺子还热乎呢……"。说完，卢区长便一溜烟地下坡了。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竟是我和卢化民区长的最后一次见面。
原来我这天我遇见卢区长时，他正在去苇店。晚上卢区长在苇店村公所组织骨干群众开会时，却不想被村里的汉奸告了密，遭到驻渤海所日军宪兵队长宾内所率日伪军的突袭。
在战斗中，卢化民击毙了日军宪兵队长宾内，可卢区长也牺牲了。
第二天，区小队的同志向怀顺联合县肖尊一县长汇报这次事件和战斗经过时，我就在现场。所以，至今我记得卢区长牺牲时的一些细节情况。也就是经过这次的事，我好像突然长大成人了。
卢区长牺牲不久，日伪军又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开始对甘涧峪一带进行一次次疯狂扫荡，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敌人进村后分拨闯入各家，把没跑成的老幼百姓赶出屋子，卷起各户的炕席当引火柴，把全村的房都烧了。
一天早上，我刚睡醒就被日伪军哄赶到村中心，我发现全村的青壮年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些孩子和老弱病残，日伪军端着枪，把人往一块归拢。
人群里我没看见家里的大人，二婶、四婶也跑了。婶子两家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二婶家的小弟弟才一岁，四婶家的两个弟弟也就四、五岁。这年我13，我只能身上背着一个，手里拉着一个，身后跟着一个，在人群边上站着。
这时，日本人让满洲军喊话，意思是问八路军和区干部往哪儿跑了，粮食、衣裳藏哪儿了。
因为都是老人，孩子。小孩子吓得哇哇哭，乱哄哄的。看敌人的各色穿着打扮，站在我身边的应该是参加扫荡的伪警察，这些警察见圈来的都是老人孩子，就把端着的枪立戳在地上，松松垮垮地抽烟卷。
过了一会儿，日本人继续命令满洲军逼问时。人群后边一个伪警备队长趁鬼子不太注意就冲着乡亲们说：你们赶紧往山沟里跑吧，我们往天上放枪，打不着你们。
可当时没人敢跑。由于我和八路军接触多，胆子也大，就扫了一眼前边的日本鬼子，趁鬼子没往这边瞧的时候，我背着、拽着孩子就往南边跑。
我一跑，警察没拦，后边也有人四散着跑。警备队的人这才一边嚷站住，一边拉枪栓，好像也放了几枪。我一口气就跑到了郭家坞村。
第二天早晨，大人们回村后，到处打听我们的下落。傍晚才找到我们姐弟四个人。
到了1944年，我满14岁了，在王群和杨磊之爱人焦季平的影响下，我正式参加了人民政府的组织，担任妇女民兵队长，王群说我岁数还小，不算妇女主任。
这期间除了动员周边群众积极支援和直接参加抗战外，也担负防特、防奸等部分保卫任务。
当时，八路军支队已经改编为怀顺县大队了。在县大队扩兵过程中，我们女民兵为参军的家属做些服务和保护工作。时过不久，梁岐支队长也调走了，新来的大队长姓李，名字记不起来了，政委是赵文相。
县大队扩编后，新兵统一到甘涧峪村训练。整个县大队编制为三个连。甘涧峪村的民兵组织也有变化，有的选进了县大队，但也有新参加的民兵的，民兵队长是房海，政委是房萧。
这期间，我还认识了区长助理许建荣、王耕和苏文民。当年，这些小助理都很年轻，也就比我大个六、七岁。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有说有笑的，特别高兴。
1945年8月中旬的一个前晌，肖尊一县长带着警卫员又来到我家。
这天肖县长情绪很不一样，他非常高兴，说日本鬼子投降了，请我母亲随便给炒个菜，他带了一壶白酒，说是要喝酒庆祝抗战胜利。
那时，家家都穷，没什么像样的菜，大碗里盛得最多的就是老咸菜。但我母亲还是出去串了两三家，借了几个鸡蛋，用一小块腌了很长时间的肥肉擦擦锅底，摊了半碟子鸡蛋。肖县长让警卫员也喝一口，那个警卫说，不能违反保卫纪律。县长就催他多吃鸡蛋，吃高粱面饼。
肖县长喝酒多吃菜少，喝了一头汗，边喝边说：日本投降，赶明儿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我和母亲就在一边听着的不停地说，也没搭话。肖县长太高兴了，见没人回应他的话，就顺手拿起一个碗倒了点儿酒，把我叫到桌前命令说："小英子，端起碗，我和你碰一下“杯”，你得把这点酒喝干了。
我赶紧说："我可不敢喝，嫌辣。"我一边说，一边躲闪着。
"不行，非喝不行，小鬼子都投降了，今儿得庆祝。你就当是白开水……"
我转脸看我妈正一边用衣大襟不停的擦手，一边啥话不说地乐。我也就豁出去了，接过碗，憋住一口气，扬头就把酒灌了下去。
这年我才15岁，一个女孩子，长这么大，哪喝过酒呀，只觉着那两大口酒又苦又辣。
杨县长见我皱眉咧嘴的样子就哈哈大笑。不一会儿，我就头晕目眩地赶紧跑到西屋，顺身趴在炕上睡着了。睡梦中脑袋里仍是嗡嗡地响，一会想起杨县长说将来的好日子，一会儿脑子里又出现乐呵呵的卢化民区长，等我醒来时，天黑透了，肖县长他们早就走了。
再往后，我继续担任村里的民兵副队长，我的主要任务是带领20多位女队员完成区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当时，除了帮助部队征粮、做鞋、做袜子，就是参与搞土改，完成土改工作团分派的临时工作。
抗日胜利后，村里到处都显得喜庆，家家都互相帮助修建被日本烧的房屋。那些日子里，我在土改、保卫、恢复生产、搞副业、渡灾荒、动员参军等活动中，一直按照组织的安排，积极工作。由于我积极肯干，区领导决定发展我加入党组织。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二区的区长马国良，还有后来的怀柔县委书记刘治平。他们抽空给我说了共产党是啥组织，成为共产党员的条件和党员的纪律等。
我永远记得我的入党仪式是1947年10月5日，在我们村山上一个庙里举行的。
参加仪式的除了介绍人，还有区里的两名干部。当我按照刘书记的要求宣誓完毕后，马区长反复嘱咐我说：为了革命，你入党的事要保密，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你的父母也不要让他们知道。
1947年入秋以后，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加紧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一天上午，二区的领导和区小队正在甘涧峪开会，商量秋季为部队收粮储粮的事，突然有情报说国民党第13军、24军的一部分军队从郭家务那边向村围过来了。
马国良区长立即终止了会议，指挥区小队组织群众赶紧突围转移。当时我提意见说：没必要往远处撤离，可以利用我们对甘涧峪山地熟悉条件，和敌人兜圈子。但马国良立即沉下脸，要我服从命令，我就不言语了，开始和大伙一起组织转移。
我作为女民兵队长，主要任务是保护妇女和孩子。区长要求，即使已经划成地主富农家的孩子，也不能丢下不管。
下午，我带着孩子、妇女好不容易翻过后山，走到了神堂峪，刚要停脚做饭，国民党军的枪炮就响起来了。
当时，柏崖厂、神堂峪这条沟里到处都是人。我带着一群妇女和孩子往东山上跑，过山梁后，再从河防口西沟，经半拉边长城，跑到峪道河、枣树林一带，孩子们已经累、饿够呛了。
好在到峪道河时我们遇了联合中队管粮食和物资刘国清，我就求他找了点小米，给孩子做了两大盆小米饭，孩子、大人都饿极了，大家你一把，我一把抓着吃。
饭后，为哄小孩子不哭，我又向中队文书陈雪生借了6毛钱，找当地老乡买了些花生，分给孩子们。晚上，又在联合中队的帮助下，给孩子和妇女们安排了简单的住宿。
第二天，我带着大家走了一天的路，又在山上住了一宿。最后从二道沟门登上了莲花池的山。在山顶上休息时，我让两个民兵到山下打听情况，得知敌人撤了，我们才返回甘涧峪村。
当时，国民党军为破坏解放区根据地，经常派出军队突然进村抢粮、抓人袭扰。区小队和各村民兵根据区委的指示，坚壁清野，躲避敌人的抓兵抓伕。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七那天，被老百姓称为“摸黑队”的怀柔国民党地方武装好几十人，按照反动分子提供的情报，突然闯进甘涧峪村，但这回他们没挨按户搜查，是想等天黑下来时直接上山搜捕。因为敌人已经知道了民兵和乡亲们就藏在山洞里。
这天晚上是我父亲李明福和一个叫房泉的大叔在村东山梁值哨。就在房泉和父亲商量谁值前夜，谁值后夜时。“摸黑队”就摸上来了。
当时房泉大叔站着，目标明显，被敌人一枪就打死了，我父亲坐在石头上正要起身时，胸口和右臂也中了枪，栽到石坎下了。
听到枪声，大多数老百姓都跑了，少部分人没跑成，被摸黑队人带走了。
我父亲的枪伤很重，但他还是连滚带爬地藏到了石坎下的一处凹坑里。摸黑队撤了以后，我和舅舅、舅妈、表哥到山头找到了血肉模糊的父亲，赶紧用担架抬下山，往大榛峪村送。大榛峪村有军分区的卫生所。
那时，人民政府曾以杨磊之县长的名义发过布告，要求无论是解放军、民兵受伤后都必须及时救治。
黑夜，我们抬着父亲到四道河村头时，我父亲就像死过去了，不说话，呼气，吸气越来越小，后背上瘀凝着一个大血块子。
我有个大姑奶奶是四道河村的，她儿子也八路军。我让民兵把担架抬先到大姑奶家。
大姑奶点起煤油灯，我浇了水，一点一点往父亲嘴角滴喂。到半夜时，他嘴唇、舌头慢慢地会动了。第二天快中午时，我们赶到大榛峪，军分区卫生所的医生立即抢救。
我父亲整整昏迷了八天八夜，最后在医生的救护下，终于睁开了眼睛。
至今我都记得抢救父亲的两位医生，一位姓孙，一位姓李。他们都在晋察冀医院工作过，曾是白求恩医生助手。我父亲在大榛峪村住了80天，才离开军分区医院回家。
到了1948年的秋后，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越来越好，东北、天津、张家口都解放了。
这时期，日本投降后单独建立的怀柔县扩大了许多，敌占区越来越小。这时的怀柔县长是杨磊之，县政府已经从沙峪村东移到县城附近的郭家坞，甘涧峪等村。而原县长肖尊一同志已经调到张家口工作了。
年底，我满十八岁了，经表大爷和大妈牵线，我嫁到了怀柔中富乐村的周家，丈夫是老实厚道的周兴。
这年刚入冬的时候，已经调到张家口的肖尊一县长听怀柔这边过去的同志说我已经结婚了，就托人带口信给我说，张家口那边的战后恢复工作很紧张，尤其是工矿业，特别需要人手，他知道我挺能干的，就建议我和爱人去张家口那边工作。
我和爱人一商量，他就同意了。在肖县长的安排下，我们夫妇俩先在建筑公司，后来又到建筑工程局做管理工作。
1961年，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为了减少城市供应压力，国家号召、鼓励城里人到农村去。在听了两次报告后，我和丈夫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到了离别13年的怀柔。
我属于自愿返乡回村的，不是工作调动，所以没有接收单位，只能回村。生活安顿好后我就找村、乡党组织，想按时交党费，参加组织活动。
可因为没有调动手续，没有组织关系证明，地方支部和党委不接收。时间一长，我的党组织关系断了。
后来，我曾多次找有关部门，请求恢复党籍，但这些部门都需要我提供当初入党时的证明。
可我是在战争年代秘密加入党组织的，没有文字材料。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马国良同志在解放初期就因伤病在张家口医院去世了。
另一位刘治平书记四八年随大军南下后，也杳无音讯。到了这会儿，已经没有人能给我做证明了。
当时我在甘涧峪村北庙里入党时，在场的就四个人，另两位区干部是外地的，当时见面认识但不知道名字。
就这样，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脱离了党组织。但我并没死心，一直想找到证明，可就在我写信让原来的老领导肖尊一给我证明，或请他帮我找不知音信的刘治平书记时，文革开始了，老领导肖县长也没音信了。
十年文革过去后，我心也渐渐平息了。虽不再想去找证明，可心里时不时地还是有点放不下。
因为我上辈的父母就心向共产党，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事。而我自小就接触党组织，接受过那么多革命干部的教育，还在战争中加入了组织，到最后我却成了组织以外的人，心里能是滋味吗？
就在我尽量不再去想这事的时候，1986年国庆节前，我接到了一封来自石家庄的信。
原来这是老领导肖尊一口述，他子女记录的一封短信：
“李淑英同志，我信你是个好党员，但我不能给你直接证明。文革初期我通过老同志联系过刘治平。可没容等到回音，我就从领导岗位下来“靠边站”了，那时我还总是搬家。细想刘治平那边情况也和我差不多，联系也就断了。
但是，很多认识你的老同志，包括我自己都承认你是个老党员。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你和你的父母为抗日、为新中国建立都出过力。你——小英子，在‘怀顺联合县’二区、三区的老同志心里永远是真正的‘共产党小八路’。”
闺女念完老县长的信，我的心猛地热了一下，就流下了眼泪，一旁的闺女、儿子、儿媳也哭了。
就是那一阵儿，我心舒坦极了，是享福的那种舒坦。因为在那些历经枪林弹雨的老领导们的心里，我永远是共产党员，永远是曾经的八路军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