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号螺郡”的怀柔，是燕山南麓，京城之北的山水之地。域内有白河、汤河、天河、怀河等二、三级河流。
在古文人笔下，这些季节性河流，常以“水吼石梁断”，或“潺潺唱清谷”的情态展现在诗文之中。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自然的山川谷地自从有了人类活动，就被深刻了社会文明。因此，那些纵向傍河临水或与河流横向平交的崎岖古道上就出现了“津梁”、“渡口”等人文符号。
旧时，怀柔的河水虽比不得江浙、湖广地区的“千里烟波”“浩浩汤汤”。但每到仲夏初秋，也会有几个月可观的涨溢奔流。
诚然，千百年来，纵横在怀柔区域的河流，虽然淤淀了村镇文明，但也没少干涸或派发洪涝，也曾给世居此地的人们制造过无尽的凄苦悲愁。
不仅如此，旧时代的河水，以其自然任性，无时无刻地限制着人们的活动空间，长期制约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那些被夏季河水隔离于河道两侧的人们，在婚丧嫁娶、走亲访友、探母归宁、求医访药、耕播收获、商品买卖等社会生活中常被河水所困。
然而，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必然有“非过河不可”的时候，所以也必然会想方设法而“涉渡”。
“涉”，就是不借助载具，以趟水、游水方式过河。“渡”，则是借助“津梁”、“舟筏”、“悬索”等设施过河。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怀柔河道上根本没有固定的桥梁。匮水季人们多是寻浅处搭木叠石，或挽裤褪衣涉水而过；丰水之时，除青少年可凫水过河外，而大多数人只能望水兴叹，愁待水落石出。
然而，生活中总会有病人、老人、妇女不得不过河的情形。结果就出现了“笸箩渡”。
在那宽漫河水十数日不消的日子里，一旦有老幼或病人必须过河时，村人就让老人、妇女坐进一个椭圆形柳编的大笸箩，由两个水性极好的青壮一前一后，凫水牵萝送渡。
以笸箩为载具的渡河之处多是近村的临时“渡口”。据山地耆老忆称，怀柔山地白河上的“笸箩渡”主要在宝山寺、东西帽湾、马圈子。而汤河上的笸箩渡则以汤河口、河东、长哨营等处为多。
这一极具特色的渡河方式，曾在怀柔山地河道上延续使用了两百多年，直到新中国建立人民政府在河上架起了坚固桥梁之后才终止。
古代，怀柔地区以“舟筏”为载具的过河之处虽是不少，但多数都因年利用时间短而不被称为“渡口”。
如，今属北房镇的大小罗山、围里、郑家庄；杨宋镇的耿家新庄、泉河屯，以及怀柔镇的钓鱼台、白庄、潘各长、郭家坞一带都有过以小船送渡的历史。但小船的停靠、驶离地并没有“渡口”之称。在清代诗文中仅被称之为“野渡”。
怀柔东部潮白河附近罗山村东曾有设有船艘临时停泊地。在明代文书中被称为“水次”。
意思是舟船临时停泊“卸载”漕粮之地。其实，这已经能算渡口或码头了。可就是因为属于季节性设施而不能被冠称为“渡口”。
如今，怀柔域内被当代史志界定为“渡口”的水陆交汇地，仅梭草、两河、东大桥、马圈子三四处而已。
其中“两河渡口”，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怀河渡口”，位于两河村东部。旧时人们根据河流自然变化情况一直采取“冬桥夏渡”方式过河。即，深秋至次年仲春搭设临时简易桥梁，春夏之交桥拆后以木船送渡。其经营性质为“官管民办”。
梭草渡口位于怀柔县城东南，梭草村西。村名源于俗称“三稜草”的植物。顺义县志记称：“三稜草”为“蓑衣原料”，产于潮白河滩，村人割而编之，略如衣形，为一种雨具，售之于市。
梭草渡口近在潮白与怀河交汇处，属于怀河渡口。明清、民国时期地属顺义县，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改入怀柔。
清康熙四十二年，京承东御道开通。御道出顺义在梭草村西南过“古白河汊”即怀河之末尾，御道所经，属怀河、潮白汇流河口之地。因水面宽深而不得不设官办渡。据《顺义县志》，渡口常设"渡船三只"。“每遇皇帝过往，须另搭临时木桥。
康熙四十六年，御道改走西道，梭草渡口送渡依然至清末。民国年间，渡口位置稍向上移，并由官办改为民办，置渡船一只。
新中国建立后仍为民办。再后，河道水量渐少，每年秋末村户集料搭建临时桥梁，次年汛前拆桥免毁，雨季水丰有需要者，仍以船渡。1956年至1970年，所搭临时桥梁、渡船等改由农业社、人民公社集体筹办。
1981年，梭草渡口修建了长120米，宽6.45米桥梁。梭草桥是由市公路处出资、怀柔公路管理所设计、杨宋庄公社派出劳力施工的民办公助工程。
清代的东大桥渡口，指今怀柔城东，北房村西旧京密路与沙河平交的一处渡口。
位置约在怀柔县城东5公里附近。清代，人们长期将县东的这条河与怀柔城西时称“西大河”的怀河相对而称为“东大河”。
《日下旧闻考》载：“西大桥在县西一里；王化庄桥在王化庄东；东大桥在房家庄西北”。
所谓的东大河，就是近代所称的沙河或大水峪河。也是明代中期以前的白河故道，尽管明嘉靖中期白河改道后不再经此，而明清一些史志涉及此地时仍延续旧称为“白河”。
康熙四十六年，因京承东御道泥泞等因，朝廷又开辟了“西御道”。西御道入境怀柔后经县城南门外东行、王化、北房、梨园庄出怀柔境入密云。
当时，每当皇家龙车马队往返之际，要提前在东大河临建跨河20孔木桥。木桥长约60米，宽4米，高3米。并设有船渡，备船2只以及20名水手。
清代县志所说的东大桥，并非固定的桥梁，而是每年暮春在皇帝出口巡幸之前，或深秋皇帝回京路过前，必须搭建好的临时桥梁。
康熙时期，东大河桥是桩梁、木板结构，皇家车马过桥之后，必须在汛期水发之季，拆撤桥梁，以免被冲。撤桥之后，凡过往差使，用船只送渡。若遇要紧皇差急务，仍须搭桥伺候。
到了乾隆时期东大河常用的已是“船桥”，即“浮梁渡船”。
“浮梁渡船”不同于“渡客船”。梁船只用于顺水排列固定，架梁铺板代为桥。因此浮梁船只求坚固耐用，无需考虑搭乘舒适。
另外，因皇帝一年内总在热河及京师两地“理政”，圣旨奏折等文书驿递频繁，撤桥之后乃须备船送渡。所以，清乾隆时期的怀柔东大河渡口在夏季，既需要预备“桥船”。也要常备的渡船水手，
京承御道怀柔路段上的河渡、浮桥，在清代两百年的时间里，是皇帝出行中的一个麻烦，更是京城差官、怀柔地方官的心病。
有时船桥刚搭好，皇帝还没到，船桥就被大水冲垮，木料散漂而下。沿河追捞，泥岸拖拽都是重役。
当时，驻昌平城霸昌道以及怀柔县署最盼的就是皇帝出口，最好在雨季之前，或是桥搭好后，皇家车队正好赶到。
然而，在乾隆中期，也许因为皇帝出行时间过晚，要不就是大雨年份过多，事情总不那么顺利。清代文献中多处记载着，皇帝出行因水受阻，以及驿传失期事件。
至清末民初，东大河渡口不再搭设浮梁船桥，人们多是“夏船东涉”。因为冬季水量极少，一般情况下叠石履冰可过。1939年～1941年，日伪建了混凝土漫水桥，船渡遂止。
马圈子渡口属于山地白河渡口，位于今汤河口镇马圈子村北，今“汤河口公安检查站”东侧，旧怀丰公路与白河平交处。
清代中前期，民间曾以木筏、笸箩等简易载具为渡。清后期及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67年为“冬桥夏渡。”
据当地老人们忆述，马圈子渡口最早使用船渡时间约在清咸丰年。而关于渡口及渡河细节的忆述，老人们说的主要是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事情。
清末民初，多数年份的丰水之季，马圈子渡口的水面直线宽度都在60米以上。然而，渡船上、下行时都是根据河水流速，尽量借助水的冲力斜向“撑”向对岸。所以，每船渡一次的距离都是百米左右。
马圈子渡口木船不大，长不足两丈，上宽约八九尺。船枋、板、篙等多以当地的硬杂木为料。船家、船工也是当地人。
在马圈子渡口从事摆渡营生时间较长且有一定名声的是渡口左岸小黄塘村的吕家。吕家自民国初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一直兼营夏季摆渡。另外，亦有东帽湾等村的村民在渡口附近断续经营“笸箩渡”。
马圈子渡船以渡客为主，虽载货物但多是乘客随身背负携带的少量生产生活用品。
如果乘船人所携物品为用于销售的坛酒、篓装油、土产等商品，就须按“件”另行收费。
那时汤河口街上有几家小本儿微利小店，其中一位刘姓店主去怀柔趸烧酒回来时，为省下一两毛船钱，每次都预先和渡口船家说好把脱下的衣裤免费带到对岸，自己头顶酒坛下水，一手扶坛，一手划水“踩泳”过河。游到深处，岸人见那酒坛沉沉浮浮很是悬心，但终归人家水性好，每回都能安全渡河。
马圈子渡船也载单匹马、驴、骡驮子。但不载牛羊猪。少量的猪或牛过河时，哄猪或赶牛者都是把猪、牛直接驱赶入水，猪牛们行至水深处即可凫水渡河。
羊不能游水自渡，但有着几十只或上百只的羊群，一般都是中秋以后才会从坝上或坝下丰宁，一路沿沟谷向南入关内出售。赶羊人也不着急，边赶边牧，待行至马圈子渡口时，时已秋末冬初，虽河床有水未冰，但水位下降了许多，相比夏秋，水势细弱。那些赶牲人经验丰富，总能找到宽漫平浅处哄羊群过河。等到了牛栏山牛羊市场，时令正是小雪前后，羊肥出售，畅然而归。
1933至1945年的日伪时期，马圈子渡口官管民办，设2只渡船。新中国建立后，渡口仍沿用。1956年至1967年改民办为农业社，公社集体经营。
1968年，国家在原涉渡之处，建了全长136米固定式桥梁，至此，使用了两百多年的马圈子白河渡口，就随着滔滔白水消逝在不息的历史河流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