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怀柔区县志，发现怀柔区域内有为数不多的“果姓”村民、居民。似乎仅北房镇小周庄和汤河口镇东帽湾村各有一支。
2021年春，笔者与闫国强老师因小事去汤河口，闲时在东帽湾村东桥头与防控疫情的村民聊天。
当问及东帽湾“果姓”村民情况时，正巧其中的一位就姓果。他还说这里的果姓与小周庄村的果树德、果树旺等同姓同宗，前些年还有联系。
由此看来，怀柔山区东帽湾的果姓，与长哨营老沟的宁姓、黄花甸子的郭姓以及老虎哨的王姓等族群一样，都是在清代中前期或清末，从关内的密云、怀柔平原地区逃荒到口外滦平县山地落脚求生的百姓。
至于是因清初关内的“圈地”还是因为其它，今且不论，这里单说东帽湾村的果永才。
其实，也不是具体说果永才这个人，只是借多年前一篇通讯稿中涉及果永才的事儿，记录一下涉及怀柔山地的历史。
1979年12月5日《北京日报·内部参考》第2540期，刊载了东帽湾村社员果永才“单干”的事。
没想到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就以“非常能启发我们考虑问题”为评语，将内参批给了国家农业委员会。1980年1月8日，《农委简报》第十七期，全文转发。
这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讯的作者是北京日报记者李守仲，撰写过程中，怀柔县宣传干事郭吉东一路随之采访。
通讯共写了八个“神通”。其中“单干”十五年，粮食产量增加二十一倍多，被列为第一“神通”。
通讯稿详细介绍了东帽湾大队在十几年前的1964年，针对社员果永才一家实行“包沟到户”以后，生产成效显著的情况。
总的说，东帽湾村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1984年期间落实经济承包责任制的。但由这篇通讯可知，实际上东帽湾的“承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这比全国农村体制改革典型安徽小岗村早了14年。
据说，东帽湾果永才的承包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山区落实包产到户，起到过积极的示范作用。
《东帽湾村比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早14年》 李守仲 提起“包产到户”，众所周知的是，1978年11月的一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一份承包责任制的文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了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也同时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 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64年，北京郊区怀柔县汤河口公社东帽湾大队，对社员果永才一家就实行了“包（山）沟到户”的政策，果永才“单干”15年，粮食产量增加21倍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市怀柔县委员会，改变了过去用90%的精力去抓仅占全县面积10%的平原、用10%的精力去抓占全县面积90%的山区的做法，大胆支持符合山区特点、对发展山区经济有利的政策，社队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 1979年晚秋，我和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郭吉东同志一起，深入到该县北部山区一共九个公社中的六个，包括最远的喇叭沟门及汤河口、长哨营、崎峰茶、碾子、八道河等，前后七八天，走社队，串农户，采访到不少新鲜做法实行后效果不错的事例，同时也就某些政策问题与这一带当了十四年公社党委书记的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明瑞同志交换意见，进行探讨，所见所闻，印象十分深刻。 然后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主标题，以“怀柔县落实山区政策的一些见闻”为副标题，撰写了一篇3700字的稿件，署名“本报记者李守仲、本报通讯员郭吉东”，于1979年12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540期《内部参考》上。文章重点放在了“八仙怎样过海 各显什么神通”，一共写了八个方面，其中“‘单干’十五年，粮食产量增加二十一倍多”被列为第一“神通”，介绍了该县北部山区汤河口公社东帽湾大队，对社员果永才一家实行“包沟到户”政策后成效十分显著的情形。 果永才一家九口人，两个半劳动力，住在离主村东帽湾大队十里地远的砬子沟里。1964年“四清”运动时，生产队将他家所在的一条山沟交给他管理，他和家人不用每天来回跑20里路去队里“领活上班”了，平时自己干活自己记工，收的粮食、果菜交给生产队，年终全家参加集体分配。自己管理自己，果永才一家成了不是“单干户”的“单干”，这极大地调动了全家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十几年里，果永才一家起早贪黑，打坝阶、修梯田，可耕地由原来的六七亩扩大到30亩，不算应季的瓜果蔬菜，光粮食产量一项就由原来1964年的700斤增加到1979年的16000斤，增长了21倍多。1978年果永才一家所包的一条沟，还生产各种干鲜果品18000斤，自家还卖了三头肥猪。 这个在改革开放初被发现的北京市怀柔县北部山区里“包沟到户”的做法，比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摁下鲜红手指印搞“包产到户”，早了14年！果永才一家，在他们所包的一条山沟沟里，放开手脚，可谓显尽了“神通！” |
回顾中华千百年的农业发展史，中国农业土地生产经营方式一直在探索之中。其中的某种形式，只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就是成功的。
所以，当时曾引起中央领导重视的通讯内容，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对高层政策制定者和基层政策执行者产生过深刻影响。
毫无疑问，在工业现代化、信息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今后“个体承包”也许会在“设施经营”、“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的探索中走进历史。但毕竟曾是一种因地制宜、因生产力水平制宜，实事求是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