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吴龙丘先生画竹》新考：抗战时期的一段画界往事 | 社会科学报

文史之旅

《题吴龙丘先生画竹》初刊本、再刊本的发现，可以弥补朱光潜研究存在的不足。同时，抗战时期一段不为人知的画界往事也由此浮出水面。

著名美学学者朱光潜通常以白话文写作，《题吴龙丘先生画竹》是其稀见的一篇文言短文。文章写于抗战时期，朱光潜借苏东坡诗文阐发了自己的绘画美学观点，并赞许吴龙丘画艺“超凡脱俗”“来日当能自成一家”。该文失收于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朱光潜全集》，亦不见于中华书局版《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共30册，已出版15册）。2000年，该文由学者陈学勇先生发现并公布于《新文学史料》杂志。其后，中南大学王攸欣教授、安徽大学宛小平教授等均在此基础上，对《题吴龙丘先生画竹》予以关注与解读。不过，吴龙丘究竟是谁？朱光潜为何写下这篇文言文？该文发表于何时何地？对于这些关键问题，学界尚无确论。

陈学勇先生表示：“我不懂美术，不知吴龙丘其人其画如何，曾求教几位擅于丹青的友人，皆无以告。又求助于几种美术、美术家、文化名人的辞典，亦均不见录。”

其实，吴龙丘的姓名乃是吴雅之。吴雅之生平信息虽见诸多种书法家、篆刻家、美术家辞典，但均沿袭自俞剑华1963年编、1981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该书收录有湘籍书画家徐鑫龄撰写的吴雅之略历：“吴雅之（1899—1953）字嘉惠，号龙丘，湖南醴陵人。自幼颖悟，喜绘事，故善画，并工书，且能篆刻。书自秦汉至于魏晋，无不手临心摹，其得力处在于方笔。画山水、花卉竹石等，亦无不精到，尤长于花卉竹石，早驰名于京、津、宁、沪间。抗战军兴，至成都，与书画篆刻家曾默躬相友善。四十岁后中疯（按：原文如此，应为‘风’），右半身不遂。”另据吴雅之书画落款，其亦使用“吴惠”这一署名。

吴雅之1924年前往上海，后加入海上停云书画社、海上书画联合会等社团，并参加1929年在沪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艺苑渐有声名。1931年，《申报》刊登了一则《吴雅之先生书画增润》，程潜、于右任、朱孝臧、王一亭、黄宾虹、谭泽闿、任堇叔等七位名流联名推介吴雅之书画。“一·二八事变”后，吴雅之回湘，曾在长沙与画道同仁组织潇湘书画社，参加该社第二届展览会，时人评价其所绘花卉“气概雄伟……亦不可多得之作”。1937年7月初，西安《西京日报》曾报道“国画名家”吴雅之由湘赴太原游览后抵达西安，并介绍吴雅之书画风格：“其花卉初宗林以善、陈白阳，后又肆力于石涛；书则初学六朝，嗣复追摹晋人，论者谓其有王孟津风致。”该报还透露，吴雅之“日内将往长安、咸阳各名胜古迹游历，即再往嘉陵江绕道川省返沪……重度书画生涯”。但恰在此时，全面抗战爆发，上海亦“山雨欲来风满楼”，吴雅之经蜀返沪的计划势必受战事影响，他可能就此停留在成都。

陈学勇先生称，《题吴龙丘先生画竹》刊登于“四十年代上海的《春秋》杂志”，“若联系当时‘孤岛’已经沉没的上海时局来看”，该文或传达出“美学家的气节意识”。2019年出版的《朱光潜年谱长编》进一步指出，该文于1944年1月“在《春秋》1卷6期上发表”。

事实上，朱光潜此文与上海时局并无关联，其初刊本见于四川乐山《诚报》1943年1月16日第4版。该版右上方写有“吴龙丘先生书画展览特刊”字样，依次刊登了刘永济《观醴陵吴君龙丘画记》、凌叔华《谈文人画题吴龙丘先生的画竹》、朱光潜《题吴龙丘先生画竹》、袁昌英《素衣战士的胜利品》四篇文章。刘永济时为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叔华系武大眷属，朱光潜时任武大教务长，袁昌英乃武大外文系教授。

《诚报》创刊于1942年元旦，由驻防乐山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韩文源创办，1948年停刊，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乐山发行时间最长的日报。1938年至1946年，武汉大学曾西迁乐山办学八年。该校不少师生校友曾参与《诚报》编辑工作，还有部分武大师生为《诚报》撰稿。因此，《诚报》不仅是观察乐山地方社会的窗口，亦是特殊时期武大师生作品重要的发表平台。

1943年1月8日，吴龙丘携近作六十余帧抵达乐山。1月15日，《诚报》刊出两条涉及吴龙丘书画展览会的消息。一条是简讯：“三湘画家吴龙丘氏已应此间友好之请，拟自明日起假公园民教馆开个人书画展览会三日。”另一条是广告：“吴龙丘书画展览会。日期：一月十六日起至十七日止；地址：嘉州公园新运促进会。”两则消息对吴龙丘书画展览会时间、地点的说明略有差异。

根据吴龙丘同乡廖有为的回忆，吴氏来乐山举办个人书画展览，“应此间友好之请”是表象，深层次原因则是为了推销作品，解决生活困难。《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云吴龙丘“四十岁后”中风，则其中风时间当在1939年后。醴陵人汪泽楷1950年在日记中称：“听说邑人画家吴雅之兄近年生活艰苦，尤以右手中风，不便写作，颇以为苦云。”国难时期，知识分子普遍生活窘迫，1943年吴龙丘的经济困境，或许还叠加了健康状况不佳的因素。刘永济在《观醴陵吴君龙丘画记》中直言，其撰文动因是吴龙丘“且索余一言以为之介”。《题吴龙丘先生画竹》等4篇文章在吴龙丘书画展览会开幕当天同时见报，蕴含着广而告之、襄助吴龙丘解决生活困难之目的。宛小平教授在《“意在笔先”与“意到笔随”——谈朱光潜意言一致的画理观》一文中认为，《题吴龙丘先生画竹》是在批评吴龙丘“‘匠人’的功夫还未尽到”。这无疑是对朱光潜写作动机和文意的误读。

吴龙丘书画展览会吸引了不少观众，开展次日，在乐山城外乌尤寺主持复性书院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入城观展。吴龙丘书画最终被销售一空，他的生活困难暂得纾解。朱光潜等人的宣传推介，一定程度上对吴氏书画的热卖提供了有力支持。

吴龙丘结束乐山之行后，又于同年4月携书画约百幅前往陪都重庆。4月26日至28日，吴龙丘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书画展览。《题吴龙丘先生画竹》又于展览首日在重庆《中央日报》刊出，这是未被披露的该文第二个版本。

重庆市档案馆庋藏有1943年4月的《吴龙丘先生书画展览启》和一封写给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的观展邀请函。《吴龙丘先生书画展览启》领衔推荐者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程潜（湖南醴陵人），致函康心如的则是聚兴诚银行重庆总行的一位吴龙丘同乡友人。

朱光潜虽然两次宣传吴龙丘书画展览，但现有史料表明，两人并无其他交集。从未刊档案展现的吴龙丘人际网络来看，湖南同乡是为他书画展览捧场的重要力量。为吴氏乐山书画展览撰文的四人中，刘永济、袁昌英分别籍隶湖南新宁、醴陵。朱光潜虽是皖人，但与校内湘籍教授较友好。朱光潜为吴龙丘撰文，刘、袁或在其间发挥了相当作用。

查阅原刊不难确认，《题吴龙丘先生画竹》刊登于《春秋》之确切时间是1944年3月15日。《春秋》1943年8月创刊于上海，但在战时面临着“征稿与取材的范围愈趋狭窄”的困境。编辑该刊的陈蝶衣感慨：“战后，多数作家都散处四方；由于山川的间阻，邮递的梗滞，在上海要想获读一些内地作家们的作品，成了一件不易如愿的难事；编者也曾多方尽力，企图从遥远的边陲获得一些珍贵的材料，呈献于读者之前……”1944年1月出版的《春秋》刊登了茅盾的一篇文章，不过据陈蝶衣称，这是“接得方浪琴先生的来札”，由他帮忙征集的，茅盾的那篇文章“虽然曾在内地刊物上发表过，却是近作”。吴龙丘并未赴全面沦陷的上海举办过画展，可以推断，《题吴龙丘先生画竹》被《春秋》刊登，应与茅盾作品出现在该刊类似，并不是朱光潜有意为之的投稿，而是纯属转载。

《题吴龙丘先生画竹》初刊本、再刊本的发现，可以弥补朱光潜研究存在的不足。同时，抗战时期一段不为人知的画界往事也由此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