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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长江经济带人口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近日,庆祝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成立45周年学术活动暨首届“长江人口论坛”在上海举行。
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何文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友华、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围绕银发经济、养老保障、延迟退休以及区域发展的主题作了主旨发言。
原文:《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双向高质量发展》
图片 | 网络
杜鹏:银发经济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要义是要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的同时,充分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而发展银发经济恰恰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相契合,是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的双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素涵盖财富、劳动力、产品和服务、科技创新和老年友好环境等维度,要求我们把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当前,由于银发经济涵盖各年龄人口,具有全生命周期性,在政策体系、需求发掘、供给能力及科技支撑等方面,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从多个方面共同发力:在观念上转变发展理念;在制度上完善银发经济制度设计;在需求侧激发银发群体的消费潜力;在供给侧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在科技支撑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银发经济中的技术创新。同时,银发经济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发展机遇:转变发展理念、催生新经济形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
那么,如何通过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首先,要打破传统发展理念,以全新视角看待银发经济发展。对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银发经济的内涵要求,融入《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具体工作任务。其次,在政策行动上精准发力,完善银发经济的制度体系。必须进一步完善银发产业政策体系和制度规范,同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银发经济,制定银发经济统计分类目录,建立专项统计制度。最后,深化供给侧改革,以创新引领优化银发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要发挥人口研究的优势,对不同队列的老年人特点进行深入了解与预测。在激发和扩大需求的同时,通过供给优化提升,激发需求升级换代,实现供给与需求在更高层次中的动态均衡发展。
何文炯:基于共同富裕的养老保障体系优化
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是惠及面最广、所需资金量最大、社会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社会保障项目,因而养老保障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养老保障体系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障、照护保障、无障碍环境和精神慰藉等项目,合理而有效的养老保障体系有益于社会财富增加,有益于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也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有益于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养老保障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实现了制度转型和惠及范围扩展。而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看,现行养老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现行养老保障体系项目不完备、反贫困功能不强、个性化保障缺乏,难以满足老年人需求;二是现行基本养老保障制度难以提增社会成员的消费信心和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三是现行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对缩小三大差距、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贡献不足。
未来,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增强养老保障制度的反贫困功能、收入再分配功能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优化养老保障体系结构,改进基本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创新养老保障运行机制,建设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养老保障体系,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具体政策建议如下:一是要确立国民基本养老保障权益平等的原则,按照“抑峰填谷”的思路,控制和缩小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差距;二是要健全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发展照护服务和心理服务,提高规范化程度,逐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三是要增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包容性,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四是要改变以老年人为中心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思维,充分注重养老保障领域的代际均衡,保持基本养老保障各项制度合理的待遇水平,从而保持合理的制度运行成本和各用人单位合理的筹资负担,为社会成员就业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进而促进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陈友华:延迟退休制度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就业年限持续缩短,从1987年的38.12年下降至2020年的32.97年,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教育的扩张。此外,老龄化的快速加深、劳动力人口规模的迅速下降、受教育年限的普遍延长以及退休年龄相对于预期寿命太早,都对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追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1958—2020年男性、女性领取退休金年龄与期望余寿的数据可以发现,国际上最初设置的退休年龄都普遍较高,且多数国家实行男女同龄退休或差异较小的退休制度,而我国男女退休年龄差异较大,且女性退休年龄设置太低。此外,国际社会还存在弹性退休制度和较为完善的退休激励制度。然而,即便是建立健全了社会福利制度的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因人口结构老化造成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负债累累的局面。
2024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确定“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建立职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的制度,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挂钩,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与个人实际缴费挂钩,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个人退休年龄、个人账户储存额等因素确定。
中国延迟退休改革带来的好处包括可能提升养老金待遇、缓解劳动力短缺压力、增强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以及促进个人发展与社会参与等。然而,其缺点也不容忽视,如可能加剧就业市场竞争、对年轻人就业产生一定影响、加重健康与家庭负担以及引发养老观念与心理适应问题等。基于此,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延迟退休改革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逐步延迟退休年龄,以避免社会震荡;二是把握劳动力快速下降期的改革机遇;三是逐渐降低中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比例;四是逐步提高最低缴费年限;五是实施弹性退休制度。当前,中国延迟退休制度改革仍存在诸多不足,表现在延迟退休年龄的时机把握不准、未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激励机制模糊、延迟退休制度改革严重滞后、未同步出台配套支持措施等。
王桂新:推进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正常持续发展
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省际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发现,迁入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口流入的正向作用最强,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省际人口迁移流向的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以泰尔指数表示的中国1952—2023年间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区域(省际)发展差异曲线可以看出:第一,计划经济时期区域总差异大,改革开放以来区域总差异缩小;第二,区域总差异的缩小主要是各地带省际差异的缩小决定的;第三,东中西三地带之间的差异总体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略显增大并从2000年开始超过带内省际差异;第四,改革开放以来总差异及带内省际差异均迅速缩小,但从1990年开始转呈扩大趋势,到2004年又开始迅速减小。大致从2012年开始缩小趋势减缓,2019年开始又进一步缩小并保持相对稳定态势。
考察区域发展差异对推进未来区域经济正常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未来推进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正常持续发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发挥“长江优势”,开发和利用好“长江黄金水道资源”。二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确定各地地位和优势发展方向,如上海作为全国和长江经济带的首位中心城市,就应该发挥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建设人才、科研创新高地和金融、经济中心,更好地发挥对其他地区的辐射作用。三是搞好“内循环”、促进“外循环”,坚持经济发展“内循环”“外循环”双轮驱动。“内循环”是指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竞合),“外循环”是指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与经济带以外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四是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城市体系,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明确长江经济带大、中、小各级各类城市的定位和功能,建设以直辖市、省会城市与重要结节城市为中心城市的两级城市圈;提高城市化质量,尽快实现常住人口城市化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的统一。五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实施财政支付转移,上、中、下游互利共赢,建设“一体化”绿色发展体系。六是正确认识和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优化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与环境,实现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应主要依赖民企和市场的力量。民营经济期待完善的市场环境,市场机制能保证区域经济按自身规律正常发展。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26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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