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角
数字化不断增强的当代社会容易使人们聚集到单一封闭的空间——一个情感激荡的空间，一个情绪化的空间。这要求我们必须对自发的情感和社会塑造的情感进行反思。
原文 ：《我们需要转向更具理性的情感》
作者 |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编审 赵立庆
图片 | 网络
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社会，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已经发生数字化变革，传统真假逻辑让位于真实与虚拟，而且真实界也可以被编码以后完整复制到虚拟世界。“若有足够的数据，数字自己就会说话”成为数字社会的写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变革，否则就不会生存下去。这必然造成技术的加速更新迭代，数字化生产导致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流动的现代性的情感辩证法就是焦虑-抑郁或疯癫。
数字生存首先表现为生产的数字化与智能化。马克思所描述的冰冷的机器怪物如今变成没有温度的“数字灵物”，生产被数字所中介，机器获得由算法规则决定的自由形式。在非物质劳动领域也是如此，知识的生产、图像视频的制作和传播被网络平台主导，而其低层逻辑是数字技术。
其次，生活被数字技术所支配，甚至每个人都成为或潜在地成为行走的数据资源。正如蓝江指出的，我们的生存越来越被数据和算法所穿透，这种算法治理和数字图绘的方式，可以精准定位每一个个体的习性和倾向，从而为进一步在经济上、政治上引导和控制个体创造了可能。这是一种新的异化，即数字异化。质言之，我们变成了数据人。
在智能设备和媒介的操纵下，生活透明化和单极化。本来在面对消费社会时，人们还可以通过解构符号、赋予符号新的含义来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但进入媒介时代，技术不仅“忠实”记录人类的生活，而且重构人类的记忆。斯蒂格勒意义上的第三持存也不复存在，因为第三持存是相对于第一、二记忆而言的，而当生活被同步记录并共享时，生活本身就被取消了，变成了纯粹的数字。同时，观看者由于关注图像、视频，自身的生活实际上也被取消了。
人本身也被数字化，生命变成一串体温、血压、心率等被量化的数字，而且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自动记录-编码-反馈从而生成一个理想的数字自我。我们可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智能设备可以达到对人类心理活动、思维活动和情感活动全方位生成。最后数字化生存将改变人的社会关系。人的关系从表现为物的关系进一步抽象为数字关系，从拜物教转向数据崇拜。
情感是一种具有价值秩序的意向性感受活动，涉及感受善的能力和憎恶恶的能力。这种感受活动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即威廉·雷迪所说的情感的历史性。情感的价值秩序尽管含有理性的形式，但在各个时代，情感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情感的序列也不会完全相同，如是由内而外、由近及远还是反过来由外而内、由远及近，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情感的产生需要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体而言，情感不是一种抽象的感受能力或心理机制，它与“面对面”的交往密不可分，即情感的具身性，尤其是同情这种情感，无怪乎斯密与康德都举过相同的例子：我们对发生在身边的不幸产生强烈的同情，而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不幸可能无动于衷。
因此，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导致情感的无身性，在虚拟社会和细化的分工生产中，冷漠成为社会的情感特征。究其原因在于情感的秩序被资本和权力所重构。韩炳哲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当代情感研究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他认为，情感的发展趋势首先和经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韩炳哲准确地区分了情感与情绪，情绪资本主义恰恰利用了情绪的践言性特征。但是他认为情感是纯主观的和不具有践言性显然是错误的。情绪是表层的，并伴随一定的语言和肢体行为，而情感则是深层的价值感受和反应机制，因此是可以规范的。
数字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得情感的生成、发生机制和情感对象发生改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情感的产生受制于资本和权力，再加上数字技术的发展，情感被进一步精准化“投喂”和传递，媒体和平台会特意制造和渲染高度情绪化的事件，不停地激发和固化情感的生成和传递，形成情感风暴。一旦事件结束，情感反而无所着落，在心里产生下一个事件发生的期待。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外在客观的氛围，进而进一步形塑个体的情感。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是资本的增值，资本的增值必须通过竞争来实现，资本家之间存在竞争，劳动者之间更是存在竞争，因此，内卷就不可避免。内卷让整个社会处于压迫、对立的氛围中。
在日常生活领域，情感变异为伴随着虚假的自由的情绪。在生产领域，情感被迫作为生产要素参与进来。工作制度要求员工学会情感控制：一方面是不能带有情绪，另一方面是以某种标准的情感形态服务。但被压抑的或扭曲的情感必须释放出来。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生成文本、声音、图像和视频，还可以模拟人类的情感，也就是人工智能伴侣。它通过对人类情感的算法、模拟，达到与人情感交流的目的。这种数字技术情感也是生成式的，即人工智能伙伴的“情感”需要人的喂养，才能不断生成和回应情感交流。如此一来，人机就处在一个封闭的情感空间内。尽管一开始人的情感是主动的，但随着人机情感关系的确立，人最终会对人工智能伙伴产生依赖，人的情感呈现为单一化、虚拟化特征。
情感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精神生活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费尔巴哈一章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仅仅限于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这说明，马克思并不否认爱、友情等人类情感的社会力量，只是情感不是决定性的。但情感是社会关系的纽带，具有维持或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包含情感文明，情感文明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指标之一。
情感的产生离不开与他者的共同生活，之所以在虚拟空间表现出极端情感，是因为虚拟空间本身是单一偏好的。情感虽然是一个价值秩序，但如果不以实践法则为规定，它就会被意识形态所牵引，即情感对象错乱。情感意向只是所发，至于投射的对象则是需要实践理性的规定。所以，一个由公正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是构建个人情感秩序和社会情感文明的基础之一。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间的交往才是人格平等的交往，才能够激发社会的友爱与团结。如果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建立在担心被惩罚的基础上，这就缺乏尊重，交往的纽带自然断裂。
共同生活与公共情感主要由政治文化所塑造。一种合乎情理（reasonable）的政治文化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三个维度，其中联结历史与将来的现实维度支配着民众公共情感的特质。努斯鲍姆由是认为，所有的政治原则都需要情感的支持，以确保它随着时间推移的稳定性；并且所有合宜的社会都需要培养同情与爱的适当情感，以防止社会分裂和等级分层。但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两种情感本身的问题，同情与爱受文化、信仰与交往的影响，在同一种文化、信仰与交往密集下，同情与爱会变强，相反，同情与爱会变弱，不足以引发道德行为；二是这两种情感极易滑向它们的反面，尤其是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一个人会对自己的处境缺乏清醒的理解，从而对他人所得产生妒忌，妒忌这种强烈的情感一旦产生就极难平息。所以，我们需要转向更具有理性的情感，即尊重。
因此，除了需要实践理性的规范外，情感文明还需要一个具体的载体或基质，即道德人格。在对待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的意义上，尊重是消极的，容易导致冷漠。道德人格才是构成尊严的基础，一个理性存在者自身包含了自在的目的才具有价值，才能称之为人格。在目的王国中，自律是人的本性以及任何理性本性的尊严之根据。人的尊严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任何对尊严的破坏就是对人的人格的破坏，每个人都是自我立法的，所以，被破坏的也是自尊。按照康德的观点，自尊也是一种理性情感。所以，情感文明的内在规定就是实践理性。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义务是通过他的实践理性立法所应当做的才会形成独立的人格。道德人格不是单子式的抽象个体的人格，因为作为目的王国的成员，他知道他与其他成员拥有平等的地位，他不会把他人仅仅看成工具。
我们往往会对自发的情感给予较高的评价，诸如启蒙情感主义者休谟、斯密的同情，努斯鲍姆推崇的比正义更重要的爱，以及吉利根基于女性视角的关切。但在数字化不断增强的当代社会使得人们聚集到单一封闭的空间——一个情感激荡的空间，毋宁说这是一个情绪化的空间，上述情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或有偏倚的导向。这要求我们必须对自发的情感和社会塑造的情感进行反思，尽管培育与某种情感对立的情感如与冷漠对立的关切是必要的，但冷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关切的缺乏或对关切的压制。所以，情感的反思性平衡不能仅仅依靠情感自身来实现，而应该基于实践理性对情感的审视以达到情感的规范性。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2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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