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杰姆逊是谁? | 社会科学报

文摘   2024-11-24 16:46   上海  


视域


他似乎像一面镜子,永远照耀不到自己。“那个杰姆逊是谁?”可能不是一个可以即刻画上句号的追问。


原文 :《那个杰姆逊是谁》

作者 | 北京师范大学    吴怡    姜申

图片 | 网络


2024年9月22日,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或译詹明信、詹姆逊)在家中去世,享年90岁。消息传到国内,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缅怀和悼念的文章,一些文艺刊物甚至为此开辟专题。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魂归道山,也提醒我们重新回望并思考他对于当代中国所意味的角色,不禁要问:那个杰姆逊是谁?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布道者?


故事要从39年前说起。1985年9月至12月,杰姆逊应邀在北京大学讲授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专题课,课程内容后被整理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于1987年出版。正是从这本书中,阿尔都塞、萨特、卢卡奇、列维-斯特劳斯一串人名和“表达”“形象”“广告”“平面感”等等概念跳跃而出,使中国学界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框架,给当时“新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震动。杰姆逊也因此暴得大名。乐黛云曾以杰姆逊比之1921年访问北大的罗素。有学者甚至评价道:“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后现代’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存在‘杰姆逊式的后现代’。”研究者曾指出,杰姆逊为中国学者确立了三个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极为重要的观念:“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定义;是一种文化分期的概念;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的主导形式”。


受杰姆逊影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诸多学者展开了对现代和后现代的讨论,中国有没有后现代主义成为焦点话题。孙津曾发问“后什么现代”,陶东风判断其“也是不纯的”。到了1997年,王宁从“全球化”的视野指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品,而有可能在某些局部率先进入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并且特别强调此时杰姆逊也改变了原先的观点,承认了这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学思潮和运动。这种“全球共同—普遍论”的转向也为五年后中国学者对杰姆逊上海演讲的强烈反响埋下了伏笔。



被误解的“第三世界文学”批评家?


1989年,杰姆逊发表《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提出“民族寓言”概念,《狂人日记》是他心中的最佳例证。他试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极性对立中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栖身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的殊死搏斗之中。”然而,他的理论却不能得到西方后殖民文化批评家的一致认可。阿赫默德认为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过时;“第三世界文学”掩盖和抹杀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本身就不成立。这一批判犹如致命性的一锤定音,宣告杰姆逊的理论被西方后殖民文论所驱逐。


在中国,情况却大不一样。这篇文章成为中国后殖民理论的滥觞:“第三世界文学”理论促使中国由后现代主义向后殖民主义的目光转向。它和“东方主义”一起构成了1993年后一度盛行的“后殖民”批评的两根台柱,被学者们执以为矛朝向第五代电影。但是其中的二元对立和本质性立场造成了许多误解,甚至将后殖民理论引向民族主义歧途。受杰姆逊影响,有学者曾努力寻找一个不借助于任何他者文化而独立存在的纯粹民族性。“出于善意的错误导向”“太缺乏历时性的视角”——这是九叶派诗人郑敏对杰姆逊的有力“反诘”。她点出1993年时杰姆逊的思想已由对抗转向多元,或许也不啻为对某种“中国杰姆逊主义”的提醒。


现代性的幽灵?


时间来到2002年,杰姆逊在上海做了题为《现代性的神话》的演讲,这次演讲引发了中国学界的强烈反应。有学者认为,从1985年用后现代理论给向往现代化的中国学者浇了一头凉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再次打击当代中国文人的自我意识,再到上海演讲声称“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对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杰姆逊的三记重锤,终于把一些中国学者逼到了底线,最终“谢本师”。但或许如何家栋所弥合、调解的那样,杰姆逊对现代性的重新诠释更具价值。杰姆逊强调“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并且揭示出现代主义的现代性都是“供别人效尤的东西”,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才是“自己的”现代性。全球有“好多个海洋”,现代性有“多重的落差”。这样来看,杰姆逊是所谓“全球本质化同质化思维的幽灵”吗?朱立元等说“杰姆逊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而始终是对后现代主义抱有清醒、冷静、客观态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视域转向中,我们尚需厘清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文化的级差。前者是积极坚守的文艺策略,而后者是深陷其中的文化境遇。杰姆逊的许多观念是站在文化前行语境下的“墨悲丝染”,其主体性或已偏离作者一隅。此时,我们站在后殖民立场上要求一个西方学者为东方举旗站队,已不现实。在北美,杰姆逊与琳达·哈琴就后现代性本质的争论,亦似乎从未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但不可否认,中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起飞,使其自身日益与欧美在文化景观上获得相互印证的可能。当杰姆逊笔下的怀旧、消费、仿拟、物象崇拜、风格的梦魇、历史感的消逝等一系列境遇在东方重现之时,我们或许可以重拾当代视觉文化叠映的光芒。


哲人其萎,泰山其颓。当我们试图梳理杰姆逊对于当代中国所意味的角色的时候,发现竟是如此不易。他似乎像一面镜子,永远照耀不到自己。“那个杰姆逊是谁?”可能不是一个可以即刻画上句号的追问。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27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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