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东亚汉诗是中国诗学与域外文化结合的产物，又是可资反观中国诗学的良好镜鉴。汉诗的创作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度、跨时代，在世界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弥足珍贵，其发展规律值得探讨总结。
日前，由中国韵文学会、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东亚汉诗史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由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上海市国际比较文学创新团队联合支持，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参与协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近百位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原文 ：《讲好东亚汉诗中的文化故事》
作者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吴留营
图片 | 网络
东亚汉诗史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古代和近代的作家、作品，从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等方面进行探索尝试，是开掘利用东亚文化遗产的关键。中国韵文学会会长、浙江工业大学肖瑞峰教授指出，要以宏阔视野、多元视角，在旧著《日本汉诗发展史》基础上推陈出新。加强对王朝时期日本汉诗递嬗演变轨迹的考察与描述，更着力于“通变”，致力凸显“史”的过程与趋向；既重视以史料考辨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又注重从哲学、美学、文艺学等视角对汉诗作品进行多维度观照。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认为，主编《新文诗》系列杂志的森春涛父子是新媒体的编者，也是作者与评论者，在与众多名家交往、唱和、赠答以及互评互赏的过程中，形成了良性循环的运营模式。《新文诗》凝聚旧雨新知，助推日本汉诗再度繁荣。以杂志为阵地与平台，推动了日中汉诗交流的实绩与影响。日本早稻田大学绀野达也教授提出，汉诗文在东亚地区各国流行，经常能见到国际间的汉诗文交流。琉球的蔡大鼎也不例外，除了用诗文与福州人士交往之外，有时也向日本士族寄送汉诗。他能参考琉球先人的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文的传统吟诵诗歌。琉球汉诗人实现跨越中日琉三个地区的文学沟通，融合各地文化就是琉球汉文学的特点之一。
东亚各国的汉诗，整体上来说发源于中国诗歌。东亚汉诗发展总是受到发展中的中国诗歌影响，即受相同或相近时代中国诗人的影响。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认为，研究东亚汉诗应该多做方法上探究。东亚汉诗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度、语言与文化中汉字文学的移植，不能只采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东亚文言文学。日本汉诗李杜影响史及其与中国诗史李杜影响的不同，其实有许多深层的背景性原因。比如日本民族的审美倾向于优美，其中有一种“物哀”即感伤事物审美传统，这受到中国六朝的感物文学的影响。但中国文学是一种价值观鲜明的文学，尤其是崇高的文学传统，与日本文学的接受习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研究东亚汉语文言文学，要考虑到不同的文学环境。四川师范大学王红霞教授指出，高丽朝是朝鲜半岛接受李白的开端。高丽文人对李白的接受内容包括以直接赞赏和以李白喻当世人两种方式赞美李白的文采，在诗中使用李白的事典与化用李白诗歌，讨论李白诗歌的主题与艺术风格，在李杜优劣观中持李杜并尊的态度，接受李白的“酒士”形象。其接受内容丰富，呈现出全方面的对诗人、诗作的接受，多角度的感性的情感接受与理性的理论接受，这也奠定了李氏朝鲜文人对李白的接受的基础。南昌大学罗春兰教授认为，日本萱园派文人以杜甫为本派的汉诗典范之一，对其人其诗加以研读。纵观萱园学派的杜诗研究，自荻生徂徕开始，由服部南郭等高足继为发扬，在师徒之间递相传承，影响力很大。他们往往通过编选诗集、自注集注、自评集评等方式对杜诗予以研习并传播，形成了自为一派的杜诗观。
东亚汉诗是在接受、吸收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对东亚汉诗的研究方法自然不应局限于文学范畴。华东师范大学施锜教授提出，东渡日本的中国人士陈玄兴所画的黄檗宗禅师潮音道海的《七师七友像》，具有文化合流的特色。从画面到题赞包含了神道教和佛教的元素，文人画的旨趣和黄檗宗的样式体现了日本文化与中国儒释道文化的多种融合。不能单纯从图像出发，而是要结合题赞诗文的内涵进行画面解读。复旦大学博士后熊瑶、香港浸会大学副研究员李能知认为，朝鲜王朝初期的“诗画关系”书写以安平大君主导的“潇湘八景”“梦游桃源图”诗画唱和活动为主要内容，表现出群体性、宫廷化的特点。到朝鲜王朝中后期，“诗画关系”书写走向成熟，理论方面由虚转实的特点得到强化，即普遍从观念化、符号化、程序化的理论口号转变为具体的、综合的、深刻的理论分析，自主性和综合性大幅度提高。中国海洋大学田娟副教授指出，应该充分重视对朝鲜半岛涉华文学翻译的研究。通过纵观杜诗韩译的历史嬗革，考察不同语境下的三种翻译模式，可见翻译在朝鲜半岛诗歌史形成、发展、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2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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