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数字技术与资本积累逻辑的结合催生了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经济形态，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导致了人类主体性的丧失。当下仍需根据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这一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理论坐标来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原文 ：《数字经济衍生问题的哲学追问》
作者 | 康翟
图片 | 网络
党的二十大以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哲学视野出发讨论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既有助于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负面效应进行反思，又能从根本上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经济哲学研究分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学科承办，《社会科学报》编辑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数字经济的哲学大视野”暨第四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30人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数字经济的社会存在论追问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与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不断涌现，这些问题无法由单一的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解答，必须坚持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才能找到解决之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单继刚研究员认为，诸如数字生活的效率与公平如何平衡、数字资本造福于人类还是裹胁人类、视频化生活的主观体验、感觉意识、审美艺术是真实存在还是虚拟嫁接以及数字劳动是摒弃劳动价值论还是重塑了劳动价值论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都需要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才能得到解决。
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数字技术助推下经济形态自身的演变，更是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深刻变革，这就需要从社会存在论的角度追问数字经济范畴的哲学意义。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张雄指出，从哲学视野审视数字经济为我们提出了五个观念更新的问题：第一，数字化生存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生活世界的体验；第二，人类生存异化进入第四次形式化的高峰期；第三，数字经济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希望和最大忧患是AI所具有的“永动机”原理，即AI的自我生成与迭代原理；第四，数字时代下人类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第五，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经济学开启了面向无形经济崛起的新时代。
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为人类带来的现实挑战和难题，除了要坚持跨学科的方法之外，还需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小萍研究员指出，经典与现实、文本与当代，是在当下数字经济时代破解现实问题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并没有脱离资本与市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同样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另一方面，与高科技和数字经济相伴而生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也需要我们重新分析和认识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
在哲学社会科学对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问题的追问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当前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的现实挑战及其伦理风险。
新质生产力的唯物史观解读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抢占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增强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阵地，本质上代表先进生产力，是支撑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其核心在于创新，即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对现有产业进行改造，开辟出新业态、新行业。在当前催生新质生产力的迫切需求中，关键是要平衡好计划与市场、国有和民营的边界和关系，使优越的生产关系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创新发展。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都被定义为新质生产力，这些数字化时代的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区别与联系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出了挑战，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构建适应于时代需要的新的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对由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产生的劳动生产性及技术性失业问题也必须给予重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指出，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使人类面对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必将产生大量的人口剩余；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和消费的相对性，社会发展的消费空间又需要强化人口生产。这一问题本质上就是劳动生产性的问题，其核心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的上手性问题，比如在新质生产力下，生产和消费越高端，手工性和上手性越强；另一方面涉及劳动观念的转变问题，在普遍新质生产条件下，劳动本身可能变得比较稀缺，劳动变成了一种享受和权力，从而，传统的劳动模范的概念便需要重新定义。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数字经济促进了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才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传统农业、政府组织结构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改造上。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程指出，数字工业推动传统产业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数字农业可以利用各类信息技术实现对农作物、土壤从宏观到微观的实时监测以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作物产品和质量；数字政府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政务新机制、新平台、新渠道，全面提升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履职能力。
数字经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性改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代性地表现为数字劳动批判与数字资本批判两大理论范式。以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两大范畴分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中的雇佣关系、资本权力、价值衡量等问题，不仅有利于推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诸多基本原理的当代化，还有益于揭示扬弃数字资本主义的可能路径。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延云教授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者以数字劳动为切入点，对当今数字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可以为思考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适用性、克服数字媒介资本的负面效应以及防止人类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商品化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毛勒堂指出，数字劳动在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遭遇的社会正义困境，本质地构成数字劳动正义出场的存在论境遇。数字劳动正义的实现需要深化数字劳动研究以破解数字劳动“黑箱”，打破“数字”垄断以消弭“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劳动规制以促进数字劳动公平，激活数字劳工主体性以抵抗数字劳动霸权。防范权力与数字资源资本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龚天平指出，权力和资本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权力资本化会弱化权力的文明性、阻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因此，防范资本权力化需要坚持人民至上，恪守社会公平正义，规范权力行使，厘清资本和权力的合作边界以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数字技术与资本积累逻辑的结合不仅催生了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经济形态，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导致了人类主体性的丧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当下仍需根据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这一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理论坐标来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27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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