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
分散注意力让人们难以专注，阻碍深层次的沟通；信息茧房通过算法推送单一内容，限制不同观点的交流，导致社会极化；隐私泄露则破坏了信任，削弱了真实的社交互动。
原文 ：《数字媒介何以阻碍沟通》
作者 |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教授 陈广兴
图片 | 网络
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数字媒介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进行沟通的主要平台。然而，它们在带来方便和广泛连接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主要原因在于：注意力分散破坏深度沟通，信息茧房强化回音室效应，以及隐私泄露导致信任缺失。这些问题对个人和社会层面的沟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广泛关注和反思。
数字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设计，往往依赖于注意力经济，通过不断推送新鲜内容来抓住用户的眼球。这一现象在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一书中有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互联网的碎片化特性让人们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这对人际沟通尤其是深度沟通造成了负面影响。社交媒体通过推送各类通知、消息和广告，频繁打断用户的思维进程，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专注的能力。
这种“碎片化注意力”不仅影响了日常沟通，还干扰了人们对复杂问题的思考。吴修铭（Tim Wu）曾在其研究中提出，数字媒介通过定向设计不断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使其陷入短期满足的陷阱中。他认为，社交媒体的核心目标是占据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而这种竞争导致了人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深度交流上。
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通过成瘾性设计不断侵蚀用户的自由时间。肖恩·帕克（Facebook的创始成员之一）在公开场合承认，社交平台通过点赞和评论机制，利用人类对认可的渴望，形成一种强制性的心理循环，让用户持续参与。这不仅使人们无法专注于面对面的互动，还进一步削弱了人际关系的质量。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往往变成了浅层次的行为，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和理解。
除了对个人注意力的侵蚀，数字媒介的设计还改变了社交关系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完美的友谊”理论，强调友谊需要建立在对彼此德行的欣赏之上，而社交媒体上大量的“好友”概念却往往是虚拟的、数字化的关联。人们通过点赞和评论形成的社交联系，实际上削弱了现实生活中深厚友谊的建立。这种浅层次的社交互动让人们更加孤立于自己的社交网络中，失去了真正了解和关心他人的机会。
数字媒介不仅通过分散注意力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还通过信息茧房（Filter Bubble）的机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裂。埃利·帕里泽（Eli Pariser）在《过滤气泡》一书中提到，社交媒体的算法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兴趣和偏好，推送个性化的信息内容，这一机制让用户越来越局限于自己熟悉和认同的视角，逐渐远离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
信息茧房效应不仅限制了用户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还导致了所谓的回音室效应。在这种效应下，用户所接触的内容往往是与其已有观点相符合的，从而强化了他们的原有信仰，并使得不同观点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现象在政治讨论中尤为明显，社交媒体成为了极端化言论和情绪化表达的温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持相同观点的人进行互动，回避与不同意见者的交流，这导致了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对立和误解日益加深。
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平台的这种信息推送机制，不仅没有增加社会沟通的深度，反而通过强化既有认知分裂了社会。用户在信息茧房中不断强化自己的偏见和误解，很难接受新的信息，或者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反思。这样一来，社交平台不仅没有促进开放的公共讨论，反而成为了谣言、假新闻和极端言论的传播场所。
在现实中，这种现象的影响非常广泛。当今世界虚假新闻盛行，部分原因就是社交媒体的算法推送机制。这些平台根据用户的偏好推送信息，许多用户长期沉浸在与自己政治立场一致的内容中，难以接触到其他视角的报道。这不仅影响了用户对事件的客观认知，还削弱了公共讨论的基础。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同的事实基础，使得理性讨论几乎无法进行，最终造成了极化的社会环境。
隐私问题是数字媒介阻碍沟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艾伦·威斯汀（Alan Westin）曾定义隐私为个人对其信息流通的控制权，而在大数据时代，个人对隐私的控制权正迅速消失。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和数据收集，轻易获取并分析用户的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的流通往往超出了用户的掌控范围。
隐私泄露的风险迫使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得更加谨慎。唐娜·弗雷塔斯（Donna Freitas）在《幸福效应》中指出，人们往往在数字平台上展示出“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以避免私人信息泄露带来的风险。这种对隐私泄露的恐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表面化，用户在社交媒体上不敢展示真实的情感和经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幸福生活”展示。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个人之间的沟通，还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在数字平台上，用户时刻面临隐私被暴露的风险，一些用户甚至成为了报复性隐私泄露的受害者。在亲密关系破裂后，一方常常将另一方的私密信息公之于众，以之作为报复手段。这种行为不仅对个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还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基础。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更加难以进行真诚和开放的沟通。
隐私泄露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现文化。由于用户对隐私的担忧，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采取了自我品牌化的策略，将自己打造成“商品”进行展示，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认可。社交媒体成为了个人形象的广告平台，而非真实交流的空间。这种文化氛围促使用户不断美化自己的生活，展示虚假的自我，而非进行深入的情感交流。这种对注意力和形象的追求不仅让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感到疲惫，还逐渐削弱了人际关系的真实性。
此外，隐私泄露与注意力经济的逻辑相结合，导致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了个人数据的交易场所。用户的一举一动都被平台监控，并转化为数据资产，用于广告推送和商业化运作。这样的隐私暴露让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表达变得更加谨慎，许多人不敢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担心这些信息会被他人利用。这种恐惧感极大地削弱了数字平台上有效沟通的可能性。
数字媒介为现代社会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如促进全球交流、信息获取和社交连接,然而，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分散注意力让人们难以专注，阻碍深层次的沟通；信息茧房通过算法推送单一内容，限制不同观点的交流，导致社会极化；隐私泄露则破坏了信任，削弱了真实的社交互动。
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提高数字素养，帮助用户管理注意力并识别信息茧房。其次，社交媒体平台应改善算法设计，推送更多元化的内容，减少极化倾向。最后，加强隐私保护立法，确保用户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通过这些措施，社会可以在享受数字媒介便利的同时，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2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社会科学报》2025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
拓展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