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逝世百年
荒诞是逃避不了的，学会面对荒诞、接受荒诞就是超越荒诞。如果说“慰藉”，这大概就是卡夫卡给读者带来的吧。
原文 ：《“微生活”时代的卡夫卡》
作者 | 山西大学 曾艳兵
图片 | 网络
2024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德语犹太作家弗朗茨·卡夫卡逝世1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卡夫卡：布拉格、柏林、维也纳、里斯本、北京，还有山西太原。7月3日在卡夫卡的生日，我们成立了“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卡夫卡的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写道：“卡夫卡是20世纪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他逝世后近100年间，他对混乱的、个体难以理解的现代世界中人类的存在和命运独一无二的看法，让世界范围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深感不安……卡夫卡已经远远跨出了自己深爱的布拉格和中欧边界，成了世界级的文学巨匠，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我们时代的知识氛围。”
百年来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卡夫卡主要生活的那个国家奥匈帝国早已不存在了，现在的奥地利也早不是当年奥匈帝国的奥地利。我们已经从机器复制时代进入数码复制和AI时代，以年轻人的话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微生活”的时代，然而，人们依然在读卡夫卡，说卡夫卡，从90后已经不断感受到的“卡夫卡时刻”，到00后对卡夫卡的追捧、在新媒体中用卡夫卡当嘴替，卡夫卡与我们的社会现实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今天阅读卡夫卡，能从他那里找到的“慰藉”是什么？
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荒诞
19世纪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与20世纪的犹太作家卡夫卡各自代表一个时代。1836年，负债累累的巴尔扎克不惜花费700法郎买了一根手杖。他在手杖上刻下：“我摧毁一切障碍。”卡夫卡借用了这个典故，写道：“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巴尔扎克与卡夫卡形成鲜明对比，卡夫卡敏感自卑的气质给了他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他从不高高在上，像巴尔扎克那样俯瞰巴黎社会，但从他的视角，可以发现不一样的景象。
既然“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那我不必等待它们来摧毁我，就直接躺平，所以，“我最擅长的事，是一蹶不振”。其实这种对卡夫卡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准确、不全面的，这只是卡夫卡的文字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卡夫卡还是一个很专业、很称职、很敬业的职员。卡夫卡的专业水平在保险公司无人能及，他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堪称一流。他撰写的报告堪称典范，他的语言天才和能力更是无出其右。卡夫卡的传记学家施塔赫说：“卡夫卡在保险局公开出版物中写的文章堪称官府通告公文中的沧海遗珠，代表保险局写就的公函也无可挑剔。他早已超越所谓‘出色法务人员’，而是将技术、保险和法学领域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相当难得，他也由此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干将。身为为数不多能够应付棘手案例的人，卡夫卡很快升为部门二把手……卡夫卡在调解方面的口才日臻完善，近乎完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险公司里的所有德意志人都被辞退了，而他们还是保留了卡夫卡的职位。
卡夫卡深知一个小职员的烦恼。《变形记》《海神波塞冬》等作品都直接描写了身为职员的感受。卡夫卡关注小人物、小动物，在他的小说里，人们的确可以看到普通人的烦躁、不安和焦虑，因而其可以引起现今读者的共鸣。然而，仅仅通过抽离上下文的“名人名言”去理解卡夫卡仍是不够的。卡夫卡的许多语句、许多作品的确呈现出弱与自卑，但他的“弱”是建立在他的完美主义追求之上的。卡夫卡绝不是不上进，反而是极其上进。卡夫卡通常是拼搏之后躺平，他是通过真实地描述躺平状态，使自己超越了躺平的窘况。
而且，正因为有了卡夫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荒诞。而一旦我们对这个社会增加了理解和认识，它一方面变得容易接受了，另一方面也就有了改良和改进的机会和可能。荒诞是逃避不了的，学会面对荒诞、接受荒诞就是超越荒诞。如果说“慰藉”，这大概就是卡夫卡给读者带来的吧。
唯独没有逃离写作
卡夫卡是一百年前上班族中的一员，他一边在保险公司按部就班地上班，一边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写作、画画，这种生活是否构成了卡夫卡对他所厌倦的日常生活的一种逃离？
卡夫卡在生活中有许多逃离的经历，譬如逃离家庭、逃离父母、逃离工作、逃离婚约、逃离布拉格，但他唯独没有逃离写作。1911年底，卡夫卡的父亲以卡夫卡妹夫卡尔·赫尔曼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公司──布拉格赫尔曼石棉有限公司，卡夫卡在这家公司里也有投资。卡夫卡也想分红赚钱，从而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彻底地逃离出来，专门从事自己所钟情的文学创作。卡夫卡的父亲要求卡夫卡只要有时间就去工厂监视那些工人，这当然几乎剥夺了卡夫卡业余写作的时间。工厂于是成了对卡夫卡的一种折磨，他感到自己就像一条受鞭笞的狗。当这种压抑和冲突进一步升级时，卡夫卡想到了自杀。
1912年3月，他写道：“前天由于工厂的缘故受到责备。我在睡椅上躺了一个小时，只想从窗子里跳出去。”5月份工厂开始亏损，父亲又斥责儿子很快会毁掉家庭的未来。1912年10月7日，卡夫卡在一封给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再次表达了自杀的念头。这封信震动了布罗德，使他觉得有必要从中进行斡旋。他将信复写了一份寄给卡夫卡的母亲，朱丽亚·卡夫卡的心显然也被震动了，她必须改变这一切，但又不能违背卡夫卡父亲的意志。于是，她一边让丈夫相信他们的儿子这时候正在工厂里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一边又悄悄地雇佣女婿的弟弟来从事这一工作。这样一来，卡夫卡得以从工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逃离的生活经历给了卡夫卡灵感，创作了《变形记》这样的小说。
对于卡夫卡而言，日常生活就是一把双刃剑：没有日常生活，卡夫卡根本就无从写作，写作也缺乏题材和对象；但是，日常生活也消耗了卡夫卡太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由此感到身心疲惫、痛苦不堪。卡夫卡就是在这种痛苦中挣扎，在挣扎中写作，最终成了独一无二的作家。
他的独一无二具有普遍性意义
卡夫卡的独一无二又具有普遍性意义。这正如卡夫卡没有一般人所具有的那种国家立场、民族立场，因为他的身份和立场变动不居，从来就不是确定的。他的身份可以说就是没有身份，准确地说，就是没有明确确定的身份。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不可能有什么立场，因为他原本就没有立“足”之地，何来“立”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自己曾经说过：“我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与我自己几乎都没有共同之处。”卡夫卡的个性和独特性使他很难与其他人保持一致立场，他就是他自己，甚至和他自己也不一样。
卡夫卡是值得反复阅读的，并且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处境时阅读卡夫卡总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收获，在“微生活”时代阅读卡夫卡的感受也必定有所不同。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26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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