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关心周人与羌人的关系，争论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族群。有人推测说，周人乃羌人中的一支，后来倒戈归附东方商王朝，并帮助商王抓捕同胞作为人牲，属于羌人中的带路党。
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有一定学术依据。四十年前，刘起釪写过一篇《姬羌语氐羌的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猜测的滥觞。
刘起釪的名气，仅限于专业研究圈子，一般人不太知道。其实，他是顾颉刚最为赏识的学生之一，长期担任顾颉刚学术助手。顾氏去世后，就是他整理顾氏遗稿，并融入自己的研究，出版了经典的《尚书校释译论》。
刘先生是顾颉刚最虔诚的学生，也是最虔诚的学术苦行僧。他晚年不仅失去听力、生活困顿，而且在“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思潮中孓然独立，形影相吊。然而，就是在这种种的不如意之中，他始终捍卫老师开创的“疑古学派”，完成多本经典著作，属于不折不扣的《尚书》研究和中国上古史研究权威。
根据刘起釪的分析，周人先祖和羌人先祖，在少典、有蟜以前本是同一族群，后来才分化为氐羌两大氏族，并成为世代通婚的两大集团。进而推论，周人与羌人皆从西北原始部族发展而来，算是远亲。只不过，周人追随夏人迁移到晋南甚至豫西，商灭夏后才又循渭河西上，回到了西北老家。
饶宗颐觉得刘氏仅仅以“周”“氐”通音，便将周人溯源至夏人，证据不足。因此，他在1992年评论许倬云《西周史》时，除不满许氏秉持钱穆“先周源于晋南”的旧说外，另一个意见就是希望他详细说说周人与羌人关系。
许氏《西周史》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论述薄弱。该书虽专门列有一节，名为“周人与西方羌族的关系”，但由于资料不足，许氏重点论述的是羌人活动范围，即从陇右到豫西晋南的河谷山岳之间，而没有详细说明羌人与周人关系。他只是以“居渭水流域的一支与周人融合”一笔带过。
不过，近年来考古学的发展，毕竟提供了更多细节信息，让我们不必像刘起釪等老辈学者那样，纯粹在传世文献中深文周纳，而是可以依据这些碎片化的考古信息，去做更合理的推断。
刘起釪的分析，起始于一个“不证自明”的大前提，即“周人明以自己和以前夏王朝作为同一族，周族是从夏族传下来的”。可是，这个大前提真不证自明吗？周人以夏人自居就意味着他们是夏人后裔吗？
暂且抛开有无夏人不说，即使存在夏人，这个大前提也不一定成立，因为周人以夏人自居不等于他们真的就是夏人。而且，沈长云已经指出，文献中不止一处显示，周人曾自别于夏人。
更重要的是，目前考古学已经证明，先周文化的源头不在夏墟，至少核心源头不在夏人故地，而是在关中的陕西武功或者长武。这意味着周人先祖与夏文化关系较淡，他们对夏人的知识和情感，都是后来习得或培养的。
怎么个习得和培养？为什么要习得和培养？秘密恐怕隐含在古公亶父等周人领袖的战略谋划之中。从文献来看，古公亶父率众迁岐以后，完全是为了联合夏人后裔翦商，才故意向夏人靠拢。
古公亶父和季历父子时代，需要借助商王朝之力打击北狄，所以季历娶的是商人贵族之女太妊；等到季历打败北狄，致命威胁变成了商王，他便给儿子周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娶了夏人后裔太姒。太姒是陕西合阳有莘氏部落之女。由此，周人开始深度接触夏人群体及其文化。
周武王和周公兄弟两个，就是太姒所生，从小听着夏人故事长大。他们兄弟对夏人和夏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长大以后，更是意识到必须亲近夏人。
当时，黄河流域分为三大政治板块，东部是殷商，西部是周羌，中间是夏人后裔。周羌要想翦商，必须经过和借助夏人板块。
所以，周人与夏人确实存在血缘关系，但是不能算真正的夏人后裔。他们的血缘关系来自母系，属于夏人的外甥。他们向夏人靠拢，既来自天然的母系情感，更是对战略利益的考量。
如果周人不是夏人后裔，那是不是来自羌人呢？说到这里，各位必须先搞清羌人概念。这个概念来自商王朝，商人将他们西部异己的畜牧人群，统统称为“羌人”，所以王明珂说它不是一个族群概念，而是一种生计概念。
但是，从商人所称的“羌方”“多马羌”“马羌”等方国来看，“羌人”又有一种狭义内涵，即特指关中西部及其以西的异己族群。这个族群内部可能千差万别，甚至相互攻伐，没有政治共同体意识，但是在种族和文化面貌上，大体是一致的。
考古也证实了这点。根据王晖等研究，商代晚期陕甘青地区存在刘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等人群，这些人群都采用屈肢葬，使用竖穴土坑偏洞室，袋足鬲属于同一谱系，炊器中都掺有陶末，明显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考古学界基本认为，这些分布在陕甘青地区的畜牧人群即羌人，他们的文化类型即羌族文化。其中，刘家文化人群即羌方。有考古学者甚至断言，他们是炎帝后裔，受环境所迫放弃或部分放弃农业，蜕变成了半农半牧族群。
这个陕甘青地区的羌人群体，显然不是简单的生计群体，而是一个具有明显文化和血缘联系的族群。为了与前面广义的羌人相区别，我们可以称之西羌。讨论周人与羌人关系，实际上就是讨论周人与西羌族群的关系。
目前能追溯到的周人最早居住地是豳。豳到底何在，考古学者仍然存在分歧，但是无论陕西武功郑家坡，还是长武碾子坡，都距离西羌非常近。而且，考古学界基本认定，长期与周人联姻的姜姓羌方，就分布在周人附近的宝鸡一带。
从考古学研究来看，刘起釪称姜姓为炎帝后裔，属于羌人中的一支，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不是夏人、氐人后裔的周人，会像姜姓羌方一样，属于西羌族群吗？考古学家胡谦盈从青铜器、陶器和埋葬习俗入手，比较了先周文化和甘肃寺洼文化后，认为周人应该来自西羌族群。
胡谦盈先生的文章写于1982年。那时候，先周考古大幕刚刚拉开，分子人类学研究更是无从提起，他的参考资料还相对有限。现在看来，他认为周人来自“戎狄”是合理的，只不过周人所属的戎狄，应是北狄而非西戎。
众所周知，周人与姜姓、姞姓、姒姓、妊姓部落都通过婚，姞姓是北方密须国族群，姒姓是东方夏人族群，妊姓是东方商人族群。显然，周人在联姻上非常讲究实用，完全不在乎对方是否为同一族群。这种联姻观念，决定了他们与姜姓羌人，不必然是同一族群内的两大氏族。
从羌人角度来看，周人同样不可能是羌人。读者尹力分析过，与周人通婚的有吕氏、有申氏和有邰氏三大羌人部落，似乎彼此之间从不通婚，坚守着“同类不婚”原则。如果周人是他们的同类，姜戎不可能与之长期联姻。
反过来，假设周人与姜姓都属于西羌，那么羌人必定知道周人的底细。在这种情况下，周人向东方靠拢，以夏人后裔自居，等于自挖祖坟，认他人为父，必定为羌人其他分支所不容。
当然，仅靠逻辑推理否定周人为羌的可能性，力道远远不够。真正能够说明周人非羌的证据，是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研究。
目前，考古学已经基本确定，陕西武功郑家坡遗址或长武碾子坡遗址，即先周人群的文化遗存。从这些遗存来看，先周文化固然受到西羌文化的影响，但是根本上与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不是同一个谱系。
考古学界公认，袋足鬲代表的是姜戎文化，联裆鬲代表的是姬周文化。两者最初界限分明，后来才融为一体。
至于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结论，更是令人震惊。为数不多的几个检测，都显示周人贵族的父系染色体，拥有高比例的Q或C单倍群，倒是作为黄河流域中上游土著的O单倍群，占比最小。这意味着，周人先祖来自北方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土著人群。
如果周人既非夏人后裔，又不是羌人中的一支，那么他们究竟来自何处何族群？
我非常赞同读者朋友尹力的看法。他认为，周人应为来自北方的白狄先祖，远古时期同宗于李家崖文化人群的先人，后来接受了较高级的文明文化，自傲而看不起狄人同族，并演变为时代仇雠，遂混入羌人之中，以便争取对抗的资本。
徐中舒、沈长云等名家，更是曾撰文明确论证周人来自白狄。
目前几个角度的学术研究，都能为这种看法提供支撑。分子人类学研究在周代墓葬中检测出的Q和C单倍群成分，证明周人父系存在系草原人群南下的可能性。基于传世文献的历史研究显示，白狄人群存在姬姓，与周人属于同姓。考古学研究则显示，春秋时期的白狄，就居住于陕北李家崖附近，据此推断，白狄的祖先，应该也分布在陕北或者与其相邻的地区。
这三个学科的研究信息，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有力结论，即周人与白狄同族同祖，都是从北方草原南下的人群。从这个角度，可以很好地解释周人迁到岐下后，为何在农耕上实现了突飞猛进。
距今4200年到3500年前，内蒙草原边缘地带有一个人群，被考古学称为朱开沟文化人群。他们曾经是定居农民，后期才向半农半牧经济转型。这意味着商人开国之时，朱开沟文化人群还拥有丰富的农耕知识。
从地缘上来看，赤狄和白狄的远祖，就是他们上方的朱开沟文化人群。作为白狄之分支的周人先祖，骨子里本就拥有农耕基因。他们迫于环境恶化，不得不半农半牧，但是一旦迁入适宜环境，再加上与擅长农耕的夏人后裔有所交流，就能很快恢复农耕传统。
公元前16世纪左右，朱开沟文化人群南下时，必定分裂为不同的族群，一个应该为赤狄先祖，一个应该为白狄先祖。赤狄先祖演化为陕北李家崖文化人群，也就是殷商所谓的鬼方等；白狄先祖则演化出周人先祖。前者人群众多、势力庞大，而后者规模有限、形只影单，屡遭受前者欺负，遂脱离旧邦、愤而南迁，与羌人联姻结盟而图自保。
脱离北狄的周人先祖南下关中，在多元文化中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渐渐蜕变为一个开放而又独具特色的小族群。他们既保留了北方青铜文化，吸收了殷商文化京当类型，还受到夏人后裔文化、姜戎文化的熏陶，是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结晶”，自然是人才辈出、进化迅速。
以羌方为代表的西羌力量分散，缺乏可以进行军事动员的政治组织，在殷商、鬼方等外敌面前吃尽苦头。他们的族人，常常被商王抓去作为悲惨的人牲。如何对付殷商，摆脱凄惨的人牲阴影，始终是西羌族群的第一等大事。
他们自然希望在东部多一个盟友，多一个出路。主动找上门来的周人，虽然只是一个人数有限的小族群，但是拥有异乎寻常的见识、组织和农耕技能，恰能弥补西羌之所缺，因而受到姜戎的热情接纳。
由此可知，周人与姜戎的结盟，实质是北狄后裔与西羌或西戎的联合。他们联合的初衷仅仅是抱团取暖，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两种力量的结合，竟然改变了整个黄河流域，甚至大半个中国的政治格局。
进而言之，他们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奠定后世三千年中华文化的新面貌。怎样个改变法？这就是下一讲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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