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画九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至少西周中期，就流传着“天命禹敷土”的故事。到了孔子编订《尚书·禹贡》，把这个故事具体化了。《禹贡》说大禹治水以后，将天下划分为九个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冀州包括山西南部和河北；兖州不是现在的兖州，而是指山东西北部和河北东南部。
青州指山东半岛；徐州不是现在的徐州，而是包括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扬州也不是现在的扬州，而是指江苏南部以及浙江部分地区。
豫州基本上指河南，可能涉及湖北北部少数地方；荆州同样不是现在的荆州，而是指湖北西部和湖南地区。
梁州指陕西南部和四川盆地；最后一个雍州指陕西和甘肃地区。
《禹贡》还表示，大禹划定九州以后，要求各个州根据物产情况纳贡，即“任土做贡”。据此，大禹划定的九州都是其控制范围之内，需要每年照章纳贡的地方。
两千多年来，儒家都奉孔子编订的书籍为经书，几乎没有人怀疑《禹贡》的真实性。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派学者抱着科学验证态度，彻底将其归入了不可靠的传说之列。
最近几十年，随着考古学发展，有人开始从考古学角度，去讨论“禹画九州”的可能性。李民、邵望平仔细对比后，认为《禹贡》九州与龙山时代的晚期文化圈大体吻合，存在“禹画九州”的可能性。只不过，大禹恐怕只能控制很少的地方，不可能要求各州都定期缴纳贡物。
相对来说，韩建业的看法激进很多。他运用考古学研究，去比附传世文献的说法，比如“禹伐三苗”，“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然后得出结论说《禹贡》所说的九州，应该都是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据此，不但“禹画九州”是真实的，大禹要求各州“任土做贡”，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韩建业是考古学专家，拥有专业精湛的考古学知识。但是客观地说，他用考古学研究去比附传世文献，存在很多逻辑薄弱之处，有些地方甚至难以成立。比如，他仅仅依据稷放丹朱和禹征三苗时间巧合，就猜测夏禹和后稷存在约定，进而认为雍州、冀州属于夏朝统治范围，明显存在逻辑缺环。
根据《尚书》，后稷似乎是与尧舜禹同时代的人物，但是后稷到底是哪个地方的领袖、什么时间的人，没有任何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即使能够证明，并且后稷与大禹关系良好，曾经做过政治交易，也不意味着大禹统治了后稷的地盘；即使统治了后稷的冀州，也不意味着统治了西方的雍州。
至于根据夏朝初期东夷文化与三苗文化分道扬镳，就推论东夷势力归附大禹，参与讨伐三苗；根据四川宝墩文化和中坝文化受到王湾三期文化冲击，就推论梁州落入夏王朝控制之中，更是太过牵强。文化是文化，政治是政治，两者不是绝对一回事。文化可以通过经贸来传播，而政治必须先征服才能谈得上。
既然如此，大禹划定九州和要求九州纳贡，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说法又是怎样来的？
根据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学研究，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夏王朝的控制范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国与国之间拥有明确的边境线。我们只能根据考古挖掘，推断大禹可能控制的大体区域。
再具体地说，判断大禹可能控制的大体区域，也不太可能。考古学没有办法将夏文化分布的区域，具体到大禹所生活的年份。事实上，我们连大禹具体的生卒和出生地，都吵得一塌糊涂，没法一锤定音。
所以，我们只能笼统地谈夏朝最盛时达到的控制边界。大禹开国时，肯定比这个控制边界小得多。
根据考古研究，兖州、青州和徐州都是东夷人群范围。东夷人群又可分为海岱地区、鲁西豫东和鲁南苏北三大部分，其中鲁西豫东东夷部落毗邻华夏族群，很早就与华夏族群碰撞联合。大禹建立的夏王朝中，应该包括一些鲁西豫东甚至鲁南的东夷方国。换句话说，兖州的主体部分，可能属于夏朝政治附属。
从鲁西豫东东夷部落联合殷商先祖讨伐夏人来看，这些东夷方国并非由夏人直接控制，应该仅停留于附属国地位。夏朝向东能够直接控制的边界，仅局限于豫东杞县附近。
鲁西豫东的东夷部落，夏朝都没法直接控制，泰山以东和泰山以南的大部分东夷，肯定更不可能受夏朝直接领导。这意味着，九州中的青州和徐州，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夏朝的疆土。
结合考古研究，夏朝向南方的扩张最为明显。豫东南周口的平粮台遗址、时庄遗址，豫西南南阳的八里桥遗址，都明确显示夏人势力抵达今天河南南端，甚至进入江汉平原灭掉了石家河方国。不过，现在没有证据说明夏人完全控制了江汉平原，更没办法推论他们占领了湖南。
所以，豫州大部在夏朝手中是可以确定的，荆州却不太可能。即使夏朝进入，恐怕也只能控制荆州北方边缘。
夏朝存续期间，巴蜀之地恰处于宝墩文化衰退、三星堆文化崛起之时。宝墩文化确实受长江中下游文化滋养明显，他们的创造者，甚至有可能就是溯江而上的屈家岭文化人群。三星堆文化则是个大拼盘，四面八方的文化痕迹，都能在其青铜器上得到体现。但是，古巴蜀文明与中原的关系，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能够说明夏王朝远征过巴蜀，或者收到过古巴蜀的贡赋。
从三星堆文化来看，即使后来强大如殷商，古巴蜀文明也是自成一系，没有受到外部力量主导。
所以，九州中的梁州是不可能归属夏朝的。
西方的冀州和雍州，无论从考古学还是传世文献来看，都与夏人存在密切关系。大禹部落甚至可能是从雍州起源的。但是，那是五六千年的事情，到了4000多年前，早已自己人不认自己人。
4100年前左右，太行山以西存在两个超级方国。雍州北部是石峁方国，冀州西南是陶寺方国。当时，他们势头正盛，远非被视为早夏文化的豫西新砦遗址所能比拟。同时，从文化遗存来看，石峁与陶寺双雄并立，属于竞争或敌对关系，学界甚至认为石峁南下才导致了陶寺的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石峁和陶寺不可能同处一个政权之下，更不可能同处力量明显偏弱的夏政权统治之下。充其量，我们只能推测大禹可能来自陶寺，夏国与陶寺方国关系良好，或者是政治联盟。
这样看来，雍州绝对不会是夏朝的附属，冀州西南部有可能是夏朝的盟友。
冀州东部是现在的河北。上一讲提到，夏朝早期的河北境内尚是一片荒芜景象，除了北部有一些零散的村落，连像样的地区性中心聚落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夏朝没有必要去占领和控制它。他们的北方边界，基本尚局限于豫北的黄河北岸。至于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他们恐怕根本不敢想象。
所以，冀州大部应该也不是夏朝的控制地。
总起来说，大禹能够直接控制和进行统治的地方，最多包括九州中的豫州全部、兖州大部分，冀州和荆州的很少一部分。其他各州都是独立于夏朝之外的，不可能向大禹纳贡。所谓的“任土做贡”，纯粹是修饰夸张。
如果纳贡是空穴来风，那么大禹划定九州呢？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它的真实含义，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大禹不可能控制那些地方，怎么可能去强行划分九州？它的真实含义可能是，大禹为了疏通河道、治理水环，派遣各路人马到各地进行勘探调查，了解山川河流走势。
对了，那个时候中国境内还没有驯化的马匹，只能靠人徒步去勘探。所谓的人马，是大禹派到各地调查的部落亲信。
等到各路人马回来以后，大禹主持绘制了一幅天下山川河流示意图。为了方便治水，又将示意图标注为九个部分。这恐怕才是“禹画九州”的真实原型。“画”是真的从地图上画，不是行政上的划定。
西周统治者为了凸显夏的正当、商的无道，竭力去夸大夏人的功绩和疆域，才出现了大禹划定并拥有九州的传说。事实上，连强盛时期的殷商都控制不了九州大半，何况是夏朝初创时期的大禹。
